【摘要】基于爱情的亲密关系充满现代性想象,信任是其进阶发展中最渴求的品质。本文基于2007年、2009年、2012年和2013年的田野资料分析发现:当打工青年的亲密探索迈向婚姻时,个人与家庭的博弈表现为情境化信任与结构性不信任之间的较量,并呈现鲜明的性别烙印。女性在渗透于日常生活的负面体验中进行性别信心、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层面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而男性则发展出一般化与情境化的性别不信任。性别不信任预示自由恋爱的幻想破灭,而当婚姻依然是一种生活的必然时,相亲和自由恋爱互为替代性选择,刻画出亲密关系现代化变革的非线性轨迹。在此过程中,打工青年现代体验式与传统关系式交互生产的性别不信任彰显出相较于西方经验更为多样化、本土化的生产特征。
【关键词】亲密关系；性别不信任；体验式生产；关系式生产；乡城迁移
一、问题提出
基于爱情的亲密关系(intimaterelationship)是一种充满现代性想象的期盼，在真实体验中，它往往存在于汇集专一、忠诚和责任的积极面向与其对立面共同构成的张力之间[1]。从彼此试探到相互满意的互动过程中，信任成为亲密关系最渴求的品质之一[2]，也是关系得以滋养并走向婚姻的重要条件。然而，性别不信任(genderdistrust)使得女性对男人是否“值得一生的承诺”(worthalifetimecommitment)产生质疑，尤其凸显于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群体之中[3]。西方经验研究证实，性别不信任不仅对亲密关系的质量产生显著影响，而且成为结婚率持续下降的重要解释[3][4][5][6][7]。可见，信任或不信任在伴侣之间的持续互动中左右着亲密关系的发展。
打工青年对于浪漫爱情和自主婚姻的追求，常常被视为当代中国亲密关系现代化转变的重要构成[8][9][10]。择偶过程的“浪漫革命”[11](PP102-104)在乡城迁移中不断上演，但具备现代性要素的亲密实践并非一般意义上现代化进程的保证[12](P173)，文化变迁能够并且确实采取了非线性路径[13]。游移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打工青年往往处于阈限状态(liminalstatus)[8](P65)，“婚恋分离”的现实给他们带来诸多困扰和焦虑，无论返乡相亲还是自由恋爱都难以为婚姻所期待的外部保障和内在意涵提供两全策略[14]。打工青年在不同婚姻缔结模式之间的犹疑与徘徊，透视出传统与现代在亲密关系选择之中的角力。
二、文献回顾
(一)亲密关系中的信任
在亲密关系的发展中，当浪漫之爱(romanticlove)逐渐让位于夫妻之爱(conjugallove)时，意味着伴侣倾向于承诺一段持久、认真的关系[20]。然而，随意关系(casualrelationship)的兴起给认真关系(seriousrelationship)带来了深刻冲击，同时也突出了信任对于认真关系发展的重要性[21]。性解放和避孕技术的出现，强有力地推动了性行为与婚姻关系的逐渐剥离。现代化进程中婚姻的“祛魅”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2]，个体对于独立与自我的探索使得婚姻规范的约束力日趋弱化[23][24][25]。由于缺乏对于彼此内在渴望的确信，承诺持久的关系似乎变得颇具风险。阿诺特·范德里特(ArnoutvandeRijt)和文森特·巴斯肯斯(VincentBuskens)指出，嵌入(embeddedness)成为克服持久关系中信任问题的关键，而婚姻作为一种制度性嵌入(institutionalembeddedness)，本身便暗示着一种解决之道。尽管嵌入与婚姻机会(marriagechance)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层面存在不确定性，但实证分析却证实了其积极意义[21]。
(二)性别不信任与亲密关系
在婚姻去制度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ofmarriage)[23]的历史进程中，对于那些渴望亲密关系、伴侣和孩子的人而言，婚姻逐渐成为一种选择而非必然。性别不信任的讨论，正是源于对低收入单身母亲所理解的婚姻意涵及不确定本质的探究[3]。一般而言，性别不信任是对异性负面评价的概念化，聚焦于关系承诺(relationshipcommitment)和性的排他性(sexualexclusivity)的不信任[5]。它被描绘为一种弥漫于经济劣势群体的文化，带有鲜明的性别烙印，成为解释单身女性不愿选择婚姻的原因[3][4][6][7]。然而，尽管一般化的性别不信任(generalizedgenderdistrust)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证实，但它是否具有关键意义却遭到了质疑[26][27]。那些声称不信任男性的单身母亲并未真正脱离或持久或短暂的亲密关系，据此，琳达·M.伯顿(LindaM.Burton)等学者发展出情境化的人际信任(situatedinterpersonaltrust)。在他们看来，正是情境化的信任而非一般化的性别不信任促使这些女性做出貌似矛盾的选择[26]。
(三)中国乡城迁移情境下的亲密关系与信任
作为通往浪漫的新出路，乡城迁移承载着成千上万打工青年对于爱情、性和自主婚姻的渴望与追逐[8](P48)。不少研究记录了他们初婚年龄推迟、通婚圈扩展、婚前性行为和“闪婚”不断涌现等现象[8][12][15][29][30][31][32][33]。正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所指出的，浪漫爱情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过渡性现象，与传统包办婚姻的消亡相伴相生[24](P107)。压缩的现代性(compressedmodernity)在迁移情境下生动呈现，打工青年在被动接受传统社会准则与积极追求现代个体选择之间左右摇摆(dialecticdangling)，足见生活选择的多元化使得不同形式的个体性(individuality)得以想象与实践[10]。对于其中充斥的紧张与对峙，研究者往往从漂泊不定的生活方式、无力承担的消费主义与依然强大的家庭期待中寻求解释[8](P64)，刻画出打工青年在探索和体验亲密的过程中不得不妥协的现实。
就已知研究而言，乡城迁移情境下信任与亲密关系的讨论仅仅存在于片段之间。基于关系网络所获得的信任对于乡土社会婚嫁区间的固化具有积极意义[15][16]，同时也是打工青年返乡结婚的重要拉力[17]。相应地，缺少这一信任则成为自由恋爱难以走向婚姻的障碍之一[12](PP171-172)。这些研究中信任的对象都指向差序格局中拥有血缘、地缘关系的“熟人”，从而彰显出关系信任的结构性特征。翟学伟指出，在缺少流动性的熟人社会中，通过关系网络获得的全知性信息内含有强大的约束机制，使得生活于其中的人倾向于维持信任关系[34]。实证研究同样证实，无法随意解除的嵌住关系(trappedrelationships)，诸如家人和亲属，具有较高的失信成本，而诸如一般朋友或陌生人的开放关系则缺少必要的约束机制，因此给予前者更多的信任是理性的选择[35]。
(四)现有研究述评
纵观以上研究，信任与亲密关系的理论基础和经验积累都不可谓不丰富。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建基于人际信任之上，既包含不同的构成要素，又具有鲜明的文化特征。信任和不信任在彼此对立的同时实现了功能上的等价[36](P93)，促成了信任与亲密关系之间逻辑链条的完整。然而，中国乡城迁移情境下信任与亲密关系的具体分析却十分匮乏，性别不信任的讨论更是空白。这一议题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将直面快速现代化背景下打工青年就信任与亲密所展开的经验探索与文化对话。
三、研究方法
四、乡城迁移情境下的性别不信任与亲密关系
(一)亲密关系中的信任博弈与性别化质疑
打工青年处于自我探索的人生阶段。杰弗里·J.阿内特(JeffreyJ.Arnett)称之为“成年初显期”(emergingadulthood)[37]，浪漫关系的形成与情感体验的获得是他们关键的发展任务，其中充满了不断的变化和不稳定性[38](PP5-6)。乡城迁移进一步加剧了亲密探索的流动性与不确定性。介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移居空间(diasporicspace)充斥着乡土社会、移民同辈、城市消费主义和民族国家的规范与实践[9]，打工青年在传统习俗与现代价值的碰撞下迎接亲密关系给他们带来的不同体验。
1.婚姻意图与信任博弈
乡城迁移的流动性特质打破了以地域为基础的交往界限，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男女汇聚于移居空间的不同场景之中，为爱与浪漫的滋生提供了契机。恋爱体验固然是打工青年所处人生阶段的共同期许，与家人亲友的空间分离所带来的自主与孤寂更为他们探索亲密提供了空间与动力。相较而言，女性更多地将关爱、情感与慰藉倾注于亲密关系的期盼之中[12](PP159-161)，而男性对于浪漫的渴求和感受却有所不及。遇到新仔时他在东莞一家酒店做服务员，与上一任女朋友的相识则发生在珠海的一家工厂。
那时我进厂了，对厂里面什么都不懂。那个主管就把我分配给她，叫她管，就这样认识了。慢慢地就先是聊一聊天，然后就走到一起了，每天下班的时候就等她吃饭。反正说浪漫也不浪漫，就是该怎么行就怎么行，就这样。
——新仔(男，未婚，20岁)
随意抑或认真，对于亲密关系而言，一个重要的判别标准在于是否将婚姻意图纳入交往之中。小麦在东莞酒店任保安领班，虽然打工多年交过不少女朋友，但29岁的他依然未婚。于是难免感慨自己当年的“不成熟”，也开始重新考量对于恋爱和结婚的态度。
——小麦(男，未婚，29岁)
一句“玩玩而已”，透露出小麦曾经对恋爱持有的态度——随意、游戏、不负责任。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女友“想结婚”的认真。无论对于女友心境的还原在多大程度上贴近真实，都不影响婚姻意图对于亲密关系性质的重要意义。小麦过往与当下态度的转变与具体实践产生直接联系，揭示出恋爱与婚姻对于伴侣品质的渴望并不相同。而了解和熟悉成为对于伴侣以及关系的信心持续增强的关键，是婚姻取向的亲密实践不可缺少的部分。
阿珊和阿力是一对在打工过程中自由恋爱结成的夫妻。妻子阿珊来自贵州，丈夫阿力来自湖南，访谈时他们已经结婚11年了，育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当年，两个在深圳打工的年轻人仅仅相识了一个月便走到一起。当莽撞的爱情孕育出结晶，结婚便成为一种选择。阿珊形容自己“被爱情冲昏头了”，虽然父母、家人和亲友全部反对，甚至为她重新介绍了相亲对象，但她还是一意孤行地选择了阿力。她的选择杂糅了冲动的爱情、难舍的孩子以及交往体验中生产的信任。
当初他就这样说，我们家住在城市还有楼房，我相信他了。他还老实告诉说他没有母亲，这一点他还是没有骗我的。他说他在城市里面有楼房，我也很相信他。当初我们去湖南去过两次，他没有让我去老家，就在市里面他表姐家。后来去他表姐家的时候，我就说要去他们老家，他说不去，你要是说你是我老婆，村里就把你抓起来了。
——阿珊(女，已婚，35岁)
乡土文化之中，亲密和信任源于“关系”而非“交往”，其关键在于信息的全知性，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知根知底”[34]。相亲正是一种将信任置于关系网络之中的婚姻缔结模式，时至今日，在乡土社会依然得到广泛的拥抱和认同。尽管全知性信息并不一定借由关系而获得，但基于关系网络的信任本身便暗示着关系网络之外的不信任[34]。打工青年在迁移过程中对于浪漫与爱情的追逐，远远突破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的局限。当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亲密关系向婚姻发展时，便深深触动了传统文化之中“不信任”的神经，进而招致个人与家庭围绕爱与信任所展开的博弈，同时也意味着信任的体验式生产与关系式生产之间的博弈。尽管之后的事实证明，一场“错信”给阿姗的人生带来了无数的艰辛与悔恨，但在她与家人的这一场信任博弈中，体验式生产的信任压倒了关系式生产的不信任，婚姻得以缔结。
2.性别化的质疑
屈从于家庭而放弃一段自主探索的亲密关系，在打工女性之中并不少见，甚至获得了男性的理解与认可。毕竟，当一般化的社会信任机制尚未建立时，家庭依然是个体信任、归属与依赖的核心载体[44]。小翰是一位来自湖南的厨师，打工十年，谈过两次恋爱。遇到情投意合的老乡并没有想象中的容易，他的两任女友都是来自外省的同事。随着交往的进一步深入，家乡之间的距离与难以获得的“放心”成为他们之间最大的障碍。
两方一般的话应该是女方不怎么同意，女方的父母不怎么想女孩子嫁到那么远的地方，怕受欺负，是不是？很简单的就是怕受欺负。再近一点的话，至少见的到，很容易见的到，太远的话一年能见一次。家里的具体情况他们也不知道，所以说还是不怎么放心么。其实这个我也是可以理解的。
——小翰(男，未婚，27岁)
在信任博弈中，性别化的质疑一方面表现为女性及其家庭更为鲜明地持有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女性与男性的质疑焦点不尽相同。阿桂和宋志在工厂的同一车间打工，相恋两年。由于迟迟得不到晋升，宋志打算返回桂林老家寻求发展。他希望阿桂能和自己一同返乡，其中暗示了婚姻的邀请。阿桂虽然在情感上倾向于接受，但仍需征得家庭的同意，同时化解自己心中的疑虑。她试探性地向宋志提及曾有同村嫁到桂林，却发现那里很穷，这是以一种极为含蓄的方式表达对于宋志家庭经济状况的担忧。现实之中，不少男性打工青年因由个人与家庭经济实力的不足而不得不面对难以将恋爱引向婚姻的残酷[8](P56)。尽管会被指责为“现实”，但经济条件依然是女性择偶的重要考量标准，也成为她们在信任与怀疑之间的重要关切。
相较之下，男性常常声称他们对于妻子的期待重在懂事、孝顺、顾家，即传统意义上“贤妻良母”的典型特质。然而，在城市消费主义与女性商品化的交织下，真正带给他们信任危机的却是对女性是否卷入性行业(sexindustry)的怀疑。小峰是广东人，2009年退伍之后一直在深圳打工，受访时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对他而言，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正如他所说：
这社会打比方说，你找女朋友，起码你要对她特别了解，不可能随便乱找。如果在老家找，你也是经过别人介绍，或者你自己去找也有。但是说一个女孩子嫁给你，她是陪人家喝酒坐台的，拿身体赚钱也要嫁给你，你也不知道，你不了解她就不知道她干什么。
——小峰(男，未婚，24岁)
尽管移居空间对于性解放和婚前性行为的宽容度不断提升，但性工作依然作为一条难以跨越的鸿沟将参与其中的女性排除在合格妻子的人选之外。它优先于“贤妻良母”的特质，成为男性择偶考量的基础性条件。
可见，打工男女在信任博弈中的性别化质疑，往往体现出他们对于结婚伴侣品质与条件的差别化期待，同时与乡城迁移情境下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信任风险有关。男性打工青年可能通过隐瞒或虚构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而获得女性青睐，而女性性工作者则可能将空间流动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以获取经济利益和保护个人声誉[45]。信任是危险的，不信任是沉重的[36](P95)。对于资源匮乏的个体而言，他人失信的损失由于太过沉重而难以负担，因此不信任成为一种虽然消极但却有效降低风险的选择。在稳定与流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亲密关系的发展面临着性别不信任的挑战。
(二)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
信任的发生论认为，信任是在个体经验中习得的，高度信任往往是幸运经验的副产品[35]。相应地，人际交往中的负面体验是导致不信任产生的另一种可能。打工青年那些无疾而终的浪漫与亲密探索，并非都是向结构性不信任妥协的结果，亦不乏由亲密体验中性别不信任的生产而导致。在乡城迁移的具体情境下，城乡、阶级与性别秩序的相互交织构筑了打工青年性别不信任生产的结构性土壤。
1.爱于现实的破灭
恋爱实践常常与消费行为捆绑在一起，但伴侣之间的共同经济往往并不“经济”。在展开追求的过程中，约会、请客、送礼物都是创造接触机会、博取对方好感的常见手段。有研究指出，难以满足女朋友的消费需求是打工男性在浪漫追逐中所体验的挫败之一[8](P64)。然而，在亲密关系的日常实践中，女性不仅仅以消费者的姿态出现。事实上，年轻女性逐渐成长为独立的经济主体，是打工生活带给她们最根本性的身份转变。将男女伴侣简单地描绘为供养者与消费者，不免陷入性别刻板印象之嫌，同时也掩盖了他们之间经济关系的复杂性。
他挣钱，我们两个花；我的钱，我们两个花，在一起我们两个花。然后他既吸烟又打牌喝酒，还又赌博，肯定不够花了，然后就这样……我觉得我心眼不是说像别人玩啊花他的钱嘛，我是觉得我们俩真心拍拖的，不需要谁花谁的钱，然后不计较那么多。
——沈俏(女，未婚，24岁)
男友吸烟、喝酒、赌博的恶习一一暴露，日常生活的入不敷出更需要沈俏在经济上的支持。最直接的反映是沈俏在恋爱的一年里没有任何积蓄，而在男友离开的4个月内便存了1000元钱。可见，消费固然能够制造浪漫幻想，但也能将沉迷于其中的女性拉回现实。超越个体负担能力的消费需求并非仅仅存在于女性群体，亲密关系之中的经济依赖存在不同的可能性。
我想我肯定要试一下他，是为了我的钱跟我在一起还是为了我这个人。假设我不给他钱他还跟我联系，就是为了喜欢我这个人；假设说我不给他钱(他)就不联系我，就是不在乎我这个人，在乎我的钱。我心里这样想，就试他一下。我一试他，就试出来了。我不会再相信他了，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他了，我这样想。以前的时候我还会给他一点，我相信他，现在走了我不会再相信他了。
当情感经不住金钱的考验，渴望无法在现实中得到满足，沈俏对于这段亲密关系的信心便不复存在了。而信心恰恰是亲密关系中信任最重要的构成，它预示着无论未来如何，都相信自己的伴侣会充满爱与关怀[2]。然而，现实之中的爱与关怀不仅是一个情感议题，也是一个经济议题。打工青年的亲密探索充满了对于浪漫、爱情与美好生活的想象，但现实处境却难以为他们拥抱这些想象提供足够支撑。有限的经济能力、黯淡的发展空间和漂泊的生活状态凸显出他们面对关系滋养的无能为力，而爱情理想于生活现实的破灭则是催生性别不信任的关键。
2.情感与性的不忠
专一与忠诚是每一段亲密关系共同渴望的品质，也是促进伴侣之间彼此信任的重要条件。然而，在这一问题上有过负面体验的打工青年并不在少数，特别是女性。郭芬是一名工厂女工，和沈俏一样，独自外出的她也接受了同厂男工的追求。在交往过程中，问题逐渐暴露，男友的“不可靠”成为她结束这段关系的主要原因。
我觉得他有很多缺点，他喜欢打牌啊，然后他这个人呢，反正对感情也不是很专一，好像他不光只喜欢我，他还有另外的女朋友，我就觉得这个人不可靠，对我好像不是真心的吧。
——郭芬(女，未婚，22岁)
在郭芬的经验中，可靠与专一、真心互为表里，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作为亲密关系中信任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可靠性对于信心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而它的获得又离不开亲密体验中的专一与忠诚。需要注意的是，专一不只注重情感的排他性，也注重性的排他性。小斌在东莞做出租车司机，女友在高速收费站工作。在聚少离多的日子里，两人之间最大的问题即是对于性的排他性的不信任。用小斌的话说，女朋友“经常不放心”，可以理解为一种“被唤醒的不信任。这种“唤醒”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日常交往的体验与觉察。
昨天晚上她才问我有没有跟女人睡，你知道吗？……即使有的时候有，女人就是比较敏感的，很敏感的是不是，就是说这个欺骗是善意的谎言，这个欺骗一定要欺骗她的，是不是。
——小斌(男，未婚，28岁)
小斌为自己的辩护不仅局限于欺骗女友的“善意的谎言”，还包括为关系之外性行为的开脱。对他而言，那只不过是社交生活中不必避免的选择。朋友聚会但凡去到娱乐场所唱卡拉OK，80%都会有“小姐”作陪，性消费成为娱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个东西肯定会注意，不过我很少会发生性方面的事情，比较少。像喝喝酒啊，像聊聊天啊，有时候喝多了，要去桑拿一下是不是，尽量都没有，偶尔的会。
在小斌的理解中，性的排他性与情感的排他性是可以分离的。即便关系之外的性行为确实存在，但他依然信誓旦旦地对女友承诺：“我说你绝对放心，绝对没有‘小三’两个字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有趣的是，结婚作为解决不信任的策略被女友妈妈提上日程。在她看来，小斌是花心的，而女儿是“管不住他的”，所以如果坚持在一起，就必须尽快结婚。这正显示出，就信任问题而言，婚姻与嵌入之间存在着矛盾关系(ambivalentrelationship)[21]。一方面，婚姻暗示了持久伴侣选择中信任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如果信任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婚姻是不大可能出现的；另一方面，婚姻本身具有制度嵌入的现实意义，能够成为解决信任问题的一种策略。这种矛盾能否通过婚姻获得平衡，有赖于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权衡以及情感强度与不信任程度之间的博弈。无论小斌和女友最终做出何种选择，他们的故事都说明，性的不忠如同情感的非排他一样，都能导致亲密关系之中性别不信任的产生，进而对婚姻选择造成重要影响。
3.“他不适合做老公”
性别不信任的生产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当女性得出“他不适合做老公”的结论时，便预示着对于信任构成要素——信心、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终极审判。这是发生在琪妹身上的故事，她在广州一家发廊做按摩女，19岁。男友在物流公司开货车，26岁。两人在同乡聚会中相识，交往半年后同居。经历两年的相处，琪妹用“后悔”形容自己的体验与感受。
提到婚姻，琪妹的期待简单而美好。她说：“我不希望我以后的老公会很有钱，只要能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只要他真心的对我好，然后两个人能这样过一辈子，和和睦睦的就好。”在交往之初，享受爱意的她也曾将男友视为未来的老公。但相处之中，男友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展示出更为真实的自己，让琪妹对他的爱与期待日益消减。身为独子的男友在殷实的家庭中倍受宠溺，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琪妹坦言自己不会做家务，但同居生活总免不了洗衣、擦地、做饭等日常琐事。“上班都是我给他洗衣服，他很少帮我洗衣服，不管我一天上班有多么累”，延续传统性别秩序的家务分工让琪妹在工作之余体验到“双重负担”的辛苦。男友的脾气暴躁和无度消费本就不受欢迎，沉迷于赌博的他曾在一夜之间输掉五六千元，更让琪妹感受不到他对于生活和未来的任何规划。想到老家的一句俗语，“老鼠都会留着那个隔夜粮”，琪妹对男友“不管不顾”、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充满失望。不断累积的负面体验消磨着她的信心，看到男友对待父母的不友善，更让其跌至谷底——“一个男的就是连对自己的家人都不好的话，你不要奢望他以后会对我好，我曾经听别人这样子说过”。
就在琪妹对男友丧失信心的时候，她怀孕了。男友提议回家结婚，却遭到拒绝。犹豫再三，琪妹选择了流产。
我觉得毕竟也是一条生命嘛，那个时候她们(指同事)说拖的太久反而不好嘛。然后我就心想，反正生下来要是以后给不了他好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不稳定，然后要是离了婚的话，就是单亲家庭了，不管是缺了母爱还是父爱，那个家庭都是不完整的，给小孩子的心里总是多多少少会留下些阴影。心想，反正既然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不稳定的话，何必把小孩子生下来受苦呢，是不是？就是那样子想，然后就把小孩子打了。
——琪妹(女，未婚，19岁)
很多时候，选择流产意味着女性对于亲密关系及其未来不再抱有希望。琪妹对两人感情的判断是不确定的，对未来婚姻关系的预测是悲观的。尽管可预测性是人际信任的积极构成，但消极的预测结果却表明了一方对于另一方性情乃至行为的否定。婚姻意味着承诺，更关乎责任与担当。相信对方不能真正履行作为丈夫的承诺，给予自己爱与关怀、依靠以及美好的生活，比不相信对方更具现实意义。因此，在女性经历了一系列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日积月累的负面亲密体验之后，笃定地认为“他不适合做老公”时，便意味着她在这段亲密关系中完成了性别不信任的生产。
4.男性的性别不信任
尽管性别不信任的讨论大都聚焦于女性，但也有研究指出，男性同样会因由女性的不忠而产生性别不信任[46]。就男性打工青年而言，性别不信任既可能是一般化的，也可能是情境化的。
现在这个社会，你能找到一个知根知底的很少。因为你天天去外面夜场看到那么多，这些女孩子哪里来的？见多了。
——小易(男，未婚，27岁)
以小易为代表的性别不信任，固然可以理解为在性行业想象的泛化与信息不对称的张力之间，个体为了有效规避风险而采取的策略性选择，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于打工女性充满歧视的污名与过度否定，体现出性别权力关系在一般化性别不信任的生产中得到复制。
在里面促销啤酒，你是老板，看这个女的长得可以，身材各方面那么高大。我有一米七五，她有一米七二。所以老板就看上她了，没办法了。他说你喝一杯啤酒，第一杯是200元，第二杯400元，第三杯800元。然后一沓钱丢在那里给她了，几杯酒后她就不喝了，把钱拿走了。老板每天都过来找她，一找就不行了，就变心了。
女友内心所发生的变化鲜明地体现在怀孕问题的处理上。恋爱之初，女友在情感上更加依赖小麦，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怀孕一定要生下孩子。然而，当她真的怀孕时，对小麦的情感以及两人关系的期待已经不似从前，于是她选择了流产，之后不久便离小麦而去。
这段亲密体验对于小麦而言是充满挫败的，他将此归咎于女人的“现实”，并表示对“北方女孩”丧失了信心。诚然，乡城迁移的亲密探索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但它不仅仅涉及男女两性之间的互动，也关乎男性群体内部的较量。打工男性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性别身份的重构，发展出从属型和边缘化的男性特质，是变化中的男性身份、固有的户籍身份以及不稳定的阶级身份三者交互作用的产物[12](P56)。相较于城市之中的其他男性，他们既没有优越的社会地位、足够的经济能力，也难以获得令人期待的发展前景，因而在亲密关系的竞争中并不具备优势。在此情境下，打工男性在体验失落、无力与挫败的过程中发展出性别不信任，本身也具有交叉式等级压迫的结构性特征。
(三)性别不信任、信任失效与替代性选择
乡城迁移情境下，打工青年追逐爱情、亲密与自主婚姻的旅程总是充满挑战。性别不信任在失望、伤心、挫败与悔恨的现实体验中得以生产，裹挟了对于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婚姻缔结模式的幻想破灭。然而，这并没有阻断他们对于婚姻的追求，回归乡土社会的相亲模式成为通向婚姻的另一条出路。
24岁的沈俏已经感受到年龄渐长带来的婚姻压力，于是打算辞工回家，安心相亲。她表示：“在这边找的男朋友都不可靠，都是外地的不是本地的，觉得都不可靠，想回家找一个，离我妈近一点啊，在家找一个老实的。”琪妹也做好了过年回家相亲的准备，正如她所说：
我想我要是真的跟他不在一起了，我不想再谈了，我想直接回家相亲，然后就这样稳定下来，然后结婚这样，但不会那么早。……相亲的话基本上都是我们家附近的，大家对各个脾气性格都会比较了解，因为毕竟是家里面的人为你找的，像比我们大的那些长辈啊，他怎么都比你看到的人啊东西啊，要会看一点。……反正我觉得怎么说，家里面的人还是要可靠一点，毕竟家人不会害了你，肯定就希望你过得好。
可见，尽管相亲模式大大限制了个体在婚姻选择中的自主空间，但能够有效整合家庭成员的经验与意见，基于乡土社会的关系网络提供信任基础，并通过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相亲习俗形成制度保障。对于在个体化的自由恋爱中遭遇负面体验的打工青年而言，这些来自家庭和农村社区的支持与保障，能够鼓励他们继续向往和拥抱婚姻。
然而，相亲模式在现实之中的具体实践是否真正能够满足婚姻的期待呢？它所依赖的关系信任是否真正能够提供婚姻所需的全知性信息呢？事实上，如同体验式生产可能发展出性别不信任一样，关系式生产的信任也可能辜负人们的期待。特别是在乡城迁移打破乡土社会不流动性的情况下，熟人关系网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都遭遇了冲击，全知性信息所拥有的约束机制也在逐渐失效[34]。
云妹在广州做美容师，在打工过程中自由恋爱结婚，两年间育有一个儿子。她对相亲模式十分排斥，一方面是拒绝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另一方面则是对其信任基础心存怀疑。
相亲有好也有不好，基本上我所听的都是不好。……明明没那么好，有些媒婆却说他很好，就像我们那里有一个同村，她老公爱赌，那媒婆却说他不爱赌了，结果还不是爱赌。那个女孩子还是她亲戚哦，是她妈妈的姐姐介绍的，也不好。
——云妹(女，已婚，22岁)
相较于为了促成一段婚姻而美化相亲对象的情况，打工青年常年在外的生活状态更增加了乡土社会了解其真实情况的难度。来自陕西的吴明2009年春节通过相亲方式与同乡订婚，未婚妻曾是他的中学同学。这原本十分符合“知根知底”的想象，但不料女方在打工期间曾与另一个湖北男孩情投意合，是迫于家人压力才与吴明订婚的。尽管订婚之后未婚妻追随吴明一同到东莞打工，但仍与前男友藕断丝连，之后更因对吴明不满而要求解除婚约。
在乡城迁移之中，尽管亲密关系的变革不断推进，婚姻依然作为一种必然选择左右着打工青年的亲密实践。特别是在打工生活充满风险与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婚姻所构筑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工具性意义[48]。不难发现，无论自由恋爱还是相亲，在为婚姻提供不同进路的同时也都存在难以规避的风险。它们的共时并存恰恰为打工青年提供了替代性选择，使得他们在探索亲密关系遭遇挫折时能够转向另一种方式，从而促进婚姻的缔结。在此过程中，信任是需要安置的。它能够使复杂问题简单化，在选择与行动之初提供合理性支持以使行动达成[36](PP30-32)。不同婚姻缔结模式对应不同的信任生产方式。具有现代价值理念的自由恋爱在亲密体验中生产信任，继承传统文化规范的相亲则依赖关系网络的信任机制。然而，当体验式生产发展出性别不信任，或当关系信任被证实失效时，信任则伴随着婚姻缔结模式的转换而得以重置，从而开启另一段有关亲密、信任与婚姻机会的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体验式生产还是关系式生产，信任和不信任始终在泛化的过程中保持边界。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是个别的、具体的、情境化的。它一经产生便具有泛化效应，即从个别延伸至一般，从具体发展为抽象。而边界的设定与维持，往往与体验式生产所发生的具体情境相联系。打工青年亲密探索的负面体验，在导致性别不信任产生的同时将其限定在移居空间和自由恋爱模式，从而为乡土社会相亲模式的回归提供了可能。关系信任以熟人关系网络为边界，从而泛化出关系网络之外的不信任。当它遭遇打工青年围绕亲密关系展开的自我探索时，便表现为关系式的性别不信任，即针对关系网络之外的异性的不信任。相对地，关系网络之内的异性在传统文化氛围下享有信任的结构性优势。但随着社会流动对于传统信任机制的动摇，关系信任也需要接受互动与交往的检验。就此意义而言，亲密关系中信任的生产是一个灵活、多样的过程。不同生产方式并不相斥或对立，它们在彼此协商中促进信任与亲密的共同获得。
五、结论
乡城迁移情境中，打工青年以亲身实践勾勒出亲密关系变革的不同轨迹，呈现出动态的复杂与多样。在浪漫幻想与底层现实、个体选择与家庭束缚、传统规范与现代价值的共同形塑下，他们的亲密体验充斥着不同层次的紧张、矛盾甚至冲突。
亲密关系常常遭遇性别不信任的挑战。打工青年在负面的亲密体验中发展出性别不信任，形塑着亲密关系走向终结的发展轨迹。当爱情幻想被生活现实唤醒，女性打工青年对于爱与关怀的信心便不复存在。而男性在情感与性方面的不忠，则导致汇聚专一与真心的可靠性逐渐丧失。渗透于日常生活的负面体验将女性对于亲密与婚姻的期待消磨殆尽，最终在信心、可靠性和可预测性各个层面完成了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具体表现为对于爱与关怀、情感与性的排他性以及婚姻承诺与责任担当的不信任。与此同时，男性打工青年也会生产出一般化和情境化的性别不信任。前者充满了针对打工女性的污名与歧视，体现出性别权力关系在不信任生产中的复制；后者则源于他们饱含挫败的亲密体验，具有性别、阶级与城乡不平等相互交织的结构性特征。
尽管性别不信任的体验式生产是个别化、具体化的，但它与打工青年的亲密探索在同一进程中展开，预示了他们对于自由恋爱的幻想破灭。当婚姻依然作为一种生活的必然而存在时，回归乡土社会的相亲模式便成为常见的选择。然而，在社会流动不断冲击乡土社会稳定性的情况下，相亲及其所依赖的关系信任同样具有失效的风险。不同的婚姻缔结模式互为替代性选择，打工青年在获得转圜空间的同时不得不体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徘徊甚至妥协，恰恰反映出亲密关系现代化变革的非线性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