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娜在见面前后一共给我发了１３条短消息来倾诉她的痛与悔。她身上的粉色防寒服给人一种暖意，但这场畸恋却让她不寒而栗，她拉开袖口，手上有一道很深的血印，还有左眼上方明显的伤痕，但最让她发痛的伤痕早已烙进心里。
为了一个不良男人，亲大姐将我打得手脸都是伤
１１月９日，我给杨明波打手机，他始终不接。下午５时３０分，我来到他办公室。
１１月１１日，我继续联系杨明波，没有结果。中午１１时左右，我径直走进他的办公室，“你又来做什么？”他很不耐烦地说。我说，“不尊重别人的人，是得不到别人尊重的。”但换来的还是那句我听了千百遍的“随便你！”我忍无可忍，拿起他的手提电脑摔在地上，他冲过来给了我一拳，叫嚷着：“打１１０，报警！”“哼，我跟着你走了那么多地方，也不怕走进派出所。”我冷笑着说。见此情景，公司的员工上前劝阻，几个女员工将我劝出他的办公室，说：“我们都是女人，算了……”但杨明波这时情绪更加激动，用手机拨打了１１０，“有个女的来砸办公室……”
大姐闻讯后赶过来，没有任何一句劝慰的话，劈头盖脸对我一阵暴打，我的脸上和身上多处被打得伤痕累累。我和她的姐妹情分，在三年前得知她和杨明波之间的情人关系后就彻底“死”掉了。现在她居然为这种男人如此待我，我真是想不通啊！
我和姐妹们在婚外情中求机会
我和大姐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家庭的窘境让我和大姐只能选择去读技校一类的学校，因为那样毕业后，我们就能凭一技之长找到工作，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姐姐比我大５岁，从小我和姐姐性格就不一样，我很要强，看不起为丁点儿事就向别人低头的人。而大姐什么事都很依赖别人的帮助，有一点困难就想着求人帮忙。
１９９６年，我高中毕业之后，才明白想找一份养活自己的事并不容易。于是，我决定去找已经在广州一家大公司打工的大姐，听说她在那里有很宽的路子。凭着大姐的“关系”，我很顺利地就进了大姐所在的那家公司。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了杨明波，他当时是这家公司的人事部主管。第一次见面，是在大姐的介绍下，他给我的印象很淡，这年我１９岁。
一天，大姐对经常骚扰她的上司终于忍无可忍，动了换部门的想法，没想到她怒气冲冲地到人事部找到杨明波提出申请时，他对大姐的态度十分谦和，一副关心状。不久，大姐就如愿换到了其他部门。之后，两人相见时，杨明波总会大方地说有什么困难就找他，交往的次数多了以后，慢慢地，大姐就和他攀上了。那时，杨明波结婚不久，而大姐与姐夫之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两人没有共同语言，与杨明波在一起就算什么都得不到，但至少还有虚荣感。
那年底，姐姐怀孕回老家生孩子，临走时，希望杨明波多照顾我一些。尽管他满口答应，但我并没有找过他。１９９７年，我认识了同在这家公司的张巍，也就是我现在的丈夫。我们相爱了，但不久他就到其他公司发展去了。为了更努力地工作，我希望杨明波能将我调到文员岗位上，因为这对学计算机出来的我更适合。但他说现在只有质检人员这个职位能调，虽然比先前普通工人的待遇高许多，但脾气倔的我，并没有接受。１９９８年１１月份，我怀孕了，回到了老家。１９９９年，当我再次回到公司时，杨明波已经升为区域销售经理了。
虽然醉得昏昏沉沉，但感受还是清醒的。迷糊时，我感觉有人在脱我的衣服，我试图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但很快又失去了力气，“相信我会负责的……”杨明波说。我没能更为坚定地拒绝，不是因为我相信他，而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堂妹入公司的事还要靠他帮忙，那时，我才体会到大姐的无奈。
后来堂妹顺利进了公司后，按理说我应该好自为之，但我却发现自己已经毫无道理地爱上他了。２００１年５月，杨明波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儿。从那时开始，他就不止一次明示暗示我，要我给他怀个孩子，而且必须是男孩，而当时我已经是一个３岁孩子的母亲了。
２００１年７月，我不顾一切地到医院取了环。１０月，有了杨明波的孩子，但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他时，他并没有做出我想像中激动的反应，而是非常冷漠地对我说：“现在条件还不够成熟，不要，打掉！”我一个人去医院做了人流。
离去时，我要留给他一辈子的遗憾
杨明波没那么容易就知道真相，即使我已决定分手，为了报复，我要留给他一辈子的遗憾。从２００４年怀孕到现在，包括大姐在内，只知道我有了孩子，但一直都不清楚我到底将小孩生下来了没有。这件事让杨明波很是苦恼，看着他那样，我有种复仇的痛快。我现在不期望大姐能怎么劝慰我，但等到将来不久的一天，我将杨明波告上法庭，希望她和堂妹都有勇气站出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