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映现实矛盾和民生疾苦的底层写作是新世纪主要的创作潮流之一。近年来底层叙事陷入创作瓶颈：思想资源不足、物质优位视角导致底层叙事模式化、细节虚浮化，无力揭示当下社会现实及深层矛盾；同质性刻画导致“底层的人”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人物形象丧失了主体的丰富性乃至人类的本质性；底层现实主义发生异化，试图以苦难叙事、新闻热点式震惊体验、过度充斥的不必要的知识文化元素和哲学玄思等拯救文学的努力，其效果往往南辕北辙。只有祛除“底层人”的概念化写作，从“底层的人”转向“人在底层”，才能实现文学本质的回归和人性价值的呵护。可以说，新世纪文学的底层写作还会继续下去，但是作为一个思潮性的概念，以“底层的人”为核心症结的“底层叙事”已经走向终结，而以“人在底层”进行价值重构的新的叙事美学必将崛起。
一、问题的缘起
二、叙事策略：物质优位的视角与底层现实主义的异化
作为新世纪主要的创作潮流之一，底层叙事因反映现实矛盾和民生疾苦而获得了瞩目与尊重，其对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与方法的倚重也是有目共睹。新时期以来，现实主义思潮受到审美现代性、后现代以及商业经济大潮的多重冲击。在这种混融多变的文学审美格局中，曹征路、陈应松、尤凤伟等作家将笔墨倾注于转型期社会文化的病灶、病源、病理的大胆揭示与评判，显示出文学作为“社会良心”的功用。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汹涌而至的商业大众文化侵袭一切的“伟大”力量，文学艺术被打上商业化、复制生产的烙印，物质优位――一切从物质需要出发，物质决定一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消费意识形态衡量一切、表达一切的出发点。
物质优位视角对底层写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甚至更为深隐而复杂。虽然不少作家着意书写社会现实问题，意愿为底层民众代言，可是熟悉底层生活的作家日少，正如韩少功所说，“现在的作家都开始中产阶级化，过着美轮美奂的小日子，而且都是住在都市”，“没有办法和他想表现的对象真正心意相通”。加之消费大众文化思潮对传统文化、启蒙、政治等等思想资源的解构，使得很多作家面对当前新的发展态势感到迷茫无助、无力把握，比如贾平凹就曾慨叹：“我所目睹的农村情况太复杂，不知道如何处理，确实无能为力，也很痛苦。实际上我并非不想找出理念来提升，但实在寻找不到。”底层人物形象的精神支撑、生活意义、心灵波澜被远远抛开，物质资源的占有情况及其影响后果成为书写个体的最有效角度，展示穷苦获得眼球经济红利有意无意间成为一种叙事潮流。我们看到，与都市文学的成功神话建构相对，不少作品在小人物形象塑造及其不幸命运描写上渐渐显示出了某种模式化倾向：生活表现形式单一，结局多为失败，基本情绪为无奈。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林斤澜“矮凳桥风情系列”、孙方友“陈州笔记系列”、何申“热河系列”、范小青“杨湾系列”、薛舒“刘湾镇系列”、鲁敏“东坝系列”等乡镇叙事丰富了文坛成果，这些作品在把乡土当作诗意远方和内心深处永恒的风景的同时，也以敏锐的眼光和老练的手笔对乡镇这一独特的中国经济文化现代性发展空间进行了描摹。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以来乡镇叙事数量较少且对土地现代化和乡民现代化的不均衡等当下性矛盾的揭示把握还远远不够。莫言便直言“对于我们50年代出生的这批作家来说，想写出反映现在农村的作品已经不可能。”立志书写农民“走出土地后的城里生活”的贾平凹在《高兴后记》中慨叹：“为什么中国会出现打工者这么一个阶层呢，这是国家在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还是长远的战略政策？这个阶层谁来组织谁来管理，他们能被城市接纳融合吗？进城打工真的就能使农民富裕吗？没有了劳动力的农村又如何建设呢？城市与乡村是逐渐一体化呢还是更加拉大了人群的贫富差距？我不是政府决策人，不懂得治国之道，也不是经济学家有指导社会之术，但作为一个作家，虽也明白写作不能滞止于就事论事，可我无法摆脱一种生来俱有的忧患，使作品写得苦涩沉重。”
三、底层形象：“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与解体
（一）丧失了主体丰富性的命运傀儡
是什么力量让涂自强这个本该血气方刚、精神饱满的当下青年人这般冷漠、淡然、被动，既无力承担责任，更无力主动追求，将精神生活完全压抑在物质能量之下？控制着涂自强的身心，如此不容违抗，比古希腊叙事中的神还要强大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呢？答案就藏在初恋女友采药的分手诗里，“不同的路/是给不同的脚走的/不同的脚/走的是不同的人生/从此我们就是/各自路上的行者/不必责怪命运/这只是我的个人悲伤。”正是底层叙事多方位渲染的“出身卑微、物质贫寒便等于失败”的社会现实，令两个青梅竹马的年轻人分手分得如此天经地义。作为穷人，作为“穷二代”“穷三代”，他们不反抗、更不责怪命运的根本原因在于这命运太强大，反抗、责怪有什么用？正如涂自强自己所想的那样，“如果真能骂的长江倒流，他也骂了。关键骂也白骂呀，长江它只按自己的方向流哩”。
这样一个农村好青年被城市拒绝的悲剧，无疑比骆驼祥子的故事更令人感慨：主人公自身性格、能力、教养没有问题，遇到的在他看来大都是好人，“他想，书上常说人心险恶，人生艰难，是我没遇到还是书上太夸张了？”“大家对我这么好，我反而觉得上天待我不薄”。他的要求也是每一个年轻人的基本生存要求。老话常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即是指某个人的不幸有其客观原因，也往往有其个体的主观原因。可是涂自强如此不幸，从他身上我们却看不到他有什么可恨之处。人的主观因素被剔除干净了，我们不得不追问，这不幸真的只是个人悲伤？
越来越多的作品从概念出发，以同质化细节重复演绎共同而单一的底层性格：无知、迷茫、愚昧，具有强烈的小农意识而缺乏精神追求的激情与动力，永远徘徊在命运的谷底而无力逃脱其魔爪，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出路，更不会拥有反映时代精神风貌和人物性格的个体本质特征，没有丰沛的精神生活和生活情趣，反之则被视为另类，比如《阿霞》（葛亮）中的餐馆女服务员阿霞。小说叙述的切入点很巧妙，细节也很有深意。大学生毛果去一家餐馆实习，其他人对毛果身份和诉求心知肚明，配合默契，走走过场戏。只有阿霞对他和别人一视同仁、要求一致，因此被嘲讽为“一根筋”、不开窍。可是结尾处阿霞嬉笑怒骂的个性还是被现实抹平了。
可是类似现实生活中的这种富有主体意识、通过奋斗实践自我理想的文学角色在当下底层写作中却很少见。如上所述，我们在底层叙事中更多看到的是在都市阴影笼罩下的丧失了主体丰富性的面容模糊的傀儡形象。主体意识的缺失导致了人物形象塑造的被动化。与不知出路的迷茫情绪和必然失败的命运相呼应，底层的人还多被塑造成完全受欲望控制的人。与前面提到的很多进城打工的女性为生存所迫出卖自身不同，还有不少底层人物形象呈现为一种欲望本位主义状态。当然，欲望本位主义描写有着较为复杂的根源，与乡土想象枯涩、思想力不足有关，也与作家受到新人本主义、消费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新世纪以来，全球性消费主义思潮的喷涌加剧，“在前现代文化语境中一直遭受传统文化深层逻辑遮蔽和渗透的物欲、情欲等描写像脱缰的野马呈现狂欢性、模式化等特质”。
（二）丧失了人类本质的空心人
上述底层叙述突破了“底层的人”的共同性、绝对性命定，凭借鲜活、真实的生活体验，以在场的个人记忆与认知挖掘深印生活纹理的人性褶皱、情感波澜和精神状态，书写“人在底层”的精神风貌，反映底层个体的喜怒悲欢，发出了灵动的人的声音，才创作出了打动人心的作品。如果不能在对独立的、千差万别的个体生存经验进行虚构的基础上建构独立自主的主体意识，只是重复摹写同质性的底层生存状态，必然会丧失文学关照心灵的本质意义，造成人道主义精神的虚化。
四、底层叙事的“终结”：从“底层的人”到“人在底层”
在谈到小说的本质性意义时，米兰昆德拉说，“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观察、体验、探索人的具体生活，对于当前底层叙述尤为重要，也殊为不易。在此基础上，如何不断突破自我、昂扬先锋探索精神，弘扬文学的超越性气质，赋予小说以烛照“生活世界”的穿透力，这也是所有坚持审美自由的作家们一直努力的方向。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纯文学”“向内转”诉求日盛，以非理性对抗理性，以形式解构意义，渲染“过渡、短暂、偶然”等非理性化的“心灵状态”及深渊性体验的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叙事，在先锋小说、实验戏剧、童年回忆乃至乡土想象等潮流或者主题、题材中蔓延。而传统现实主义思潮则与时代话语格格不入，丧失了社会历史描摹的核心地位，显得累赘而过时。作为传统现实主义创作的重镇，关于乡土的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渐渐偏离鲁迅代表的“乡土文学”表现巷道，《罂粟之家》《飞越我的枫杨树故乡》《一九三四年的逃亡》（苏童）、《坚硬如水》（阎连科）、《檀香刑》《生死疲劳》（莫言）、《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刘震云）等代表着文坛重要收获的作品均呈现出魔幻化、欲望化、寓言化的现代审美气质。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还有一种流行写作趋势是不必要地以古今中外文化知识的堆积展览填充叙事，把文学当作展示知识考古学、智性审美趣味的舞台。在这些流行趋势之外，新闻因素的强行加入也成为当前叙事的一种新的冲击外力，越来越多作家创作的灵感来自新闻报道，比如背着老乡尸体千里返乡、灾害瞒报、拐卖妇女、矿井谋杀等社会热点新闻便是《高兴》《带灯》《极花》《神木》等小说创作的重要叙述动源。农村孩子一路打工步行到武汉来上大学，用零钞交学费的新闻报道则是《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的素材。在余华的近作《第七天》中，新闻报道明晃晃的身影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学叙事的无力与无奈。本世纪初以来在场主义散文、非虚构写作等创作潮流毫无疑问是对疏离现实、闭门造车、想象枯竭等不良倾向的反驳。在《出梁庄记》中，梁鸿以“在场”的切实担当记录“当代中国的细节与观察”，遍及大半个中国的村镇城郊，工笔勾勒出当下中国的城乡精神地图。林白《妇女闲聊录》真实记录了当代中国农村女性的隐秘内心世界，消解了代言与自我言说的鸿沟。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担忧，新闻和文学的互相渗透，会不会对文学叙事想象、虚构、表现等功能造成影响，使文学变成新闻的附属？
模式化、欲望化、知识化、哲学化、新闻化等问题的日趋明显值得我们反思，即使是前面提到的年轻作家，虽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闭门造车、远离生活的弊端，但是也要时刻警惕消费意识形态和一味魔幻化、寓言化、新闻化以及知识考古学的审美陷阱。与此同时，新的美学原则也正在逐渐彰显，而这种新的原则对底层叙事也是一种挑战，从底层的人到人在底层，其实就是对任何单一性叙事视角――物质优化视角如此，漠视人的社会生活基础，单一地限于哲学玄思或者文化知识的炫耀，也是如此――的超越。说到底，底层既关涉现实存在的群体，更关涉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底层文学在最初倡导时是对宏大叙事的对抗，它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人生。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及创作的延展，也许“底层叙事”这一概念已经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文学照亮生活，更应该照亮心灵。解构“底层人”的概念化写作，是时代发出的反驳个体物质、精神、心理割裂状态的新诉求，是对文学本质的回归和人性价值的呵护。换言之，作为一种思潮性的概念，以“底层的人”为核心症结的“底层叙事”已经走向终结，而以“人在底层”进行价值重构的新的叙事美学必将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