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最早系统的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资料见于清代嘉庆、道光、光绪年间的巴县档案中，系统记载了当时重庆巴县一带的船帮情况。如清代巴县档案嘉庆八年《大小河各船帮选定首事承办差事卷》（006-003-00476）、道光二十一年《八省客民等禀恳巴县示谕大小下河帮差仍前规永定章程革除弊端卷》（006-003-00820）和光绪《三河嘉阳等船帮首事议定章程兴修王爷庙及船夫养病院在金紫门设立半截船帮码头纠纷卷》（006—033—05650）等几份档案中。
从表1可以看出，早在嘉庆初年，重庆一带就已经形成了下河十一帮、小河四帮、大河八帮，船帮主要是按船主的籍贯来划分。从地域来看，主要是将重庆以上的川江称为大河，以下的川江称为下河，将嘉陵江称为小河。我们注意到，清代巴县档案中已经记载了嘉庆八年三月就有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小河帮的名称，应该是我们发现的最早的巴蜀船帮名称资料的记载。
查渝城水次码头，商贾货物上下往来络绎不绝，均需船载。每逢省大宪按临，军重需务，封条一发，河下纷纷，无论商船已雇未雇，上载未载，藉端需索难堪。嘉庆八年，八省客民遵前代办府英祖示谕，公议大、小、下三河船帮，各举会首，应办各差。
又《道光二十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巴县告示》：
渝城三河差务浩繁，并各大宪往来需船，原无专司，屡有违误。兼八省客号雇船运货，无人经理，客民受害。嘉庆八年，八省客长议举三河船帮会首，应办差徭，经理客货，禀请督宪批准立案。
不过，可能在嘉庆八年以前，各同地域或同行业船只之间本身也存在一种松散的乡缘和业缘的船帮组织，只是并无统一的头人，也无相应明确的规章或规则，故运营混乱。这种混乱对官差办理的负面影响明显，官府才倡议组织固定的船帮来适应。所以，川江船帮的出现本身有船户为协调船户运输、应对官差的主观诉求，也有官府为保证官差而控制船户的客观诉求的多重因素。所以，川江船帮的产生实际上是在官府倡导下出现的，并不是完全以前我们臆想的完全自发形成。
从嘉庆八年以后，船帮的名称和实际运作对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越来越大，但影响有一个逐渐加强的过程。在嘉庆八至九年间的巴县档案中不断谈到重庆巴县一带的船帮名称，如归州帮、宜昌帮、湘乡帮、宝庆帮、忠州帮、小河帮、三河帮、三峡帮、合州帮、遂宁帮、保宁帮、渠县帮、大河帮、嘉定帮、叙府帮、金堂帮、泸富帮、合江帮、江津帮、綦江帮、长宁帮、犍富盐帮、忠丰帮、夔丰帮、归州峡外帮、归州峡内帮、宜昌黄陵庙、辰帮等名称。在嘉庆十一、十五年的档案中还谈到南纪、金紫储奇三门柴船帮、盐船帮。嘉庆时的船帮规模已经较大了，如嘉庆九年，合州、遂宁、保宁、渠县共有300余船只。以前邓少琴认为乾隆年间就有五门驳船帮出现，但现在并无史料可以支撑。目前，我们发现最早的五门驳船帮的记载见于道光十五年，“金紫、储奇、千厮、朝天、太平五门驳船，历系八省议设立帮口，装载客货，规程无乱。”道光二十八年五门驳船帮与王家沱码头签有合约。
到了光绪四年至七年间，大河帮由八帮变成七帮，小河帮又变成了四帮，重庆一带形成了大河七帮、下河六帮、小河四帮，各船帮的名称相对固定下来。这个大河七帮、下河六帮、小河四帮的格局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只是民国时期大河帮多称上河帮，在民国大河帮的说法较少出现了。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当时七帮已经相当定型，而且每一个船帮都有相对固定的码头，各个船帮由于地域和运输河道的差异，相应的船型也较为固定。如川江主流上的江津帮、合纳帮、叙府帮、泸富帮的毛鱼秋，沱江上泸富帮、金内帮的冲盐棒（中圆棒），岷江上嘉南帮的南河船等。另我们发现光绪三十年《三河嘉阳等船帮首事议定章程兴修王爷庙及船夫养病在金紫门设立半截船帮码头纠纷卷》中还记载了一个上河帮的名单，这说明光绪后期大河帮已经开始有上河帮之称，而嘉南帮就是嘉阳帮与南河帮的联合，所记载各帮的船名也略有出入。
据1930年的统计表明，当时重庆木船已经有28个船帮，具体名称参见表4。
从民国时期的记载来看，当时船帮众多，不仅存在清代沿袭下来的上河七帮、下河八帮、小河四帮，还有五个揽载帮，但船帮的名实已经分化得较为混乱了。不仅与嘉庆时期、道光时期、光绪时期差异较大，而且与同时期海关沃斯特的记载也多有出入。如清光绪以前多称大河帮，并无上河帮的记载，但清末民国以来大河帮多称上河帮。如沃斯特记载的下河帮船帮名称，与30年代国人的记载互有出入，如记载的宜昌帮、苗河帮（辰帮）、归州帮、奉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忠州帮、丰都帮、重庆帮中，除长涪帮、万县帮名称完成一致外，其它六帮名称与国人记载的都不一样，如沃斯特记载忠州和丰都各为一帮，但30年代国人的统计共为忠丰石一帮；再记载云开帮、奉巫各为一帮，但30年代国人称为云开奉巫一帮，归州帮分成三帮，称为短旗帮、长旗帮、庙宜帮，宜昌帮称为大红旗帮，没有苗河帮、重庆帮的记载。
可以说近代川江船帮众多，大小不一，且名实繁杂，分类混乱。总的来看，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帮两种，多数情况下这两类是各成体系的，但有时某地域船帮因长于或多从事某类运输而形成地域帮与行业帮的重合。在历史上地域类船帮的组成和命名往往是以三种方式来组成和命名：一是按船主的乡籍地域命名，二是以运输行驶的河段来命名，三是因川江木船地域性较强故往往有按木船的船型来划分。不过，前两类有时难以区别开，往往两种互相融合在一起，如前面我们谈到的宜昌帮、长涪帮、夔巫帮、辰帮、合州帮、遂宁帮、保宁帮、合江帮、叙府帮、泸富帮、洛碛帮、五风帮、球溪帮、简桥帮、土桥帮、合州帮、湖南帮、铜河帮、大河帮、小河帮、上河帮、下河帮、安居帮、本帮等等。按船型划分的如有舵龙帮、五板帮、蛇船帮、厚板帮、扒窝帮、橹船帮、驳帮、草鞋板梢船帮等。正是由于地域性行帮的共同地域特点，历史上大多数船帮的组成和名称都有深厚的家族和乡土特色。当然，川江船帮的众多、名实繁杂主要与川江河道复杂，木船船型众多而运输河段限制大的自然和社会背景有关。
行业船帮出现也较早，据巴县档案记载，嘉庆十一年至十五年巴县就有柴船帮、靛船帮、盐船帮。从前面的研究来看，光绪以来川江上已经出现盐船帮、杂货帮、菜船帮、炭船帮、石灰帮、护盐帮、糖船帮、土帮（烟）、酒船帮、青果帮、红糖帮、药材帮、揽载帮、短扎帮、边江帮、中路帮等等。其中有一些船帮，仅从名称并不能看出其主要运输货物的种类，如边江帮、中路帮、揽载帮，名称往往体现的是航行路线和运营方式，但实际上是有相似固定的主要运输货物。总的来看，最早的船帮多是地域帮为主，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巴蜀地区地域乡籍观念的弱化，行业性船帮才开始较多出现，显现川江船帮地缘特征弱化而业缘性特征加强的趋势。我们知道，清代以来巴蜀地区有的移民会馆也有一个从乡籍会馆逐渐有向行业会馆转型的历史轨迹，川江船帮名实的转变过程与这些移民会馆的转变趋势相吻合。
二、川江船帮组织的特征与性质
一般来说川江船帮的各帮都推举德高望重或经济实力较强的人为帮头，但各个时期、不同的地区对于船帮头的称呼并不统一，有会首、客首、帮头、船首、理事、帮董、把头、首人、夫头、总领、值年、船保等名称。会首一般以“殷实之人”或“熟谙公务”之人充任，往往在每年六月举办的王爷会上选出。能当上船帮帮头，其实很不容易，推举过程中多有矛盾。如嘉庆年间泸州就有被革职的快役庞玉改名庞明玉趁船首病故，串通他人“私行公举”，非法继任泸州船帮船首被发现。嘉庆十一年，当了8年巴县柴船帮的廖朝臣病故，一些人推举其子廖洪忠继任，但陈世宦等鼓动另一帮人推举自己为会首，因而形成矛盾。
当然，我们也承认清代民国时期，巴蜀地区民间社会中袍哥的势力较强，故许多船帮帮头往往是袍哥大爷，与官府多有联系，上下兼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一般较大，在船帮内部的调控能力也较强。一般来说帮头主要有揽载分配货物、协调上下内外关系、内部组织管理三大责任，具体主要负责承揽分配运输货源、联系官府摊派官差、协调事项和调解纠纷、组织制定船帮章规、组织乡土信仰活动，在传统水上交通的组织协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如规定“如遇兵差，会首借垫”，而有的事务“向有兵差系各船户自办，因船户办公不熟，仍议会首代办，以免误公”，可见会首在联系上下的过程中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可能早期的一些船帮，会首往往可父子相传，连任也较为普遍，故家族性特征较为明显。如嘉庆十一年，当了8年巴县柴船帮的廖朝臣病故，一些人推举其子廖洪忠继任。据称清代泸州一带的码头渡头便可以传子孙世袭。这种状况可能与同时期滇铜黔铅京运过程中水摸、救生水手的家族性特征明显相吻合。清代嘉庆年间，巴县许多重大的船帮事务也多由八省会馆指导，如规定“会首每年三月十五日更换，进出银钱账目，每帮经管三个月，凭众算清，上交下结”。而“金紫、储奇、千厮、朝天、太平五门拨船，历系八省议设，立帮口，装拨客货，规程无乱”，八省会馆作为乡土地缘组织，对船帮的管控较大，也显现了船帮明显的乡土地域特色。
为了在航行中便于识别，增大船帮的内聚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挂帆航行中识别风向风速，大的船帮大都有自己的帮旗，旗帜往挂在船桅上，成为一道风景。据沃斯特《长江上游的帆船与舢舨》一书记载当时以重庆为核心的川江上的船帮都有自己的地域船旗，计有宜昌帮、苗河帮（辰帮）、归州帮、房巫帮、云开帮、万县帮、长涪帮、忠州帮、丰都帮、重庆帮帮旗。但在宜昌一带的船帮旗帜有一定的差异，当时宜昌一带有长旗帮（归外）、短旗帮（归内）、川帮、云开帮、丰都帮、涪陵帮、长寿帮、大红旗帮、小红旗帮等。
各个船帮往往都有自己相对固定的帮庙、会馆作为活动场所，大多数的船帮以王爷庙为自己的活动场所，每年六月六举办王爷会，在会上聚会联系乡谊，推举会首，商量章程、运价等船帮事项，同时，酬神祭拜镇江王爷，以求航行平安。许多地域性船帮往往以乡土会馆为活动场所，如宜昌川帮就以川主宫为活动场所，湘帮则以湘邑馆、镇江阁、禹王宫为活动场所，地域船帮往往与乡籍会馆、同籍商帮在组织、交流、人员上融为一体或互有交叉。至今我们在巴蜀发现了大量王爷庙遗址，如自贡沙湾、江津塘河和龙华、綦江东溪、云阳张飞庙、叙永、巴东楠木园、成都黄龙溪、三台淒江、渠县三汇、习水土城等地都有船帮聚会的王爷庙保存下来。
在历史上川江木船的停泊都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如滇铜京运铜船在重庆多停靠江北打渔湾码头，皇木采办木筏多停黄瓜园。滇铜黔铅京运在泸州停靠澄溪口，形成了铜码头，在宜宾停靠而形成铜关码头。清代大的船帮的也有相对固定的码头，如清代《渝城图》中画出的各船帮停泊码头。船帮之间也会为停泊码头而产生纠纷，如宣统年间，糖船帮与驳船帮为停泊朝天门码头还是千厮门码头的纠纷。民国时期，重庆一带的船帮的码头相对固定下来，岷江船和宜宾来船多泊东水门七星岩，綦江船多泊金紫门马家岩，金堂船多泊金紫门上面，各地来水果船多泊金紫门，綦江炭船及揽载船多泊南纪门冯家嘴，各地盐船多泊黄沙溪兜子背、木关沱、东水门七星岩，合江、纳溪、泸州一带船多泊黄沙溪金紫门，各地糖船多泊江北嘴、朝天门，各地米船多泊菜园坝，渠河姜船多泊江北董家溪，保宁船多泊纸码头，遂宁船多泊千厮门贺家码头，渠河船多泊镇江寺，御临河船多泊江北汇川门、千厮门纸码头，忠丰石万下游船多泊朝天门河嘴、梁沱、打鱼湾，小河米船多泊曾家岩。
三、川江船帮组织的近代转型
在近代国门打开的背景下，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转型的趋势也对传统船帮产生了极大影响。近代以来，随着宜昌、重庆、万县等城市开埠通商，机动船进入长江上游，近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木船在交通运输中的地位也相对削弱，传统船帮在组织形式上逐渐不能适应近代交通，船帮组织在性质上也开始向近代转型。具体而言，一是从地域帮会组织开始转向同业会社，使船帮组织的乡土、家族特色相对削弱，同业特色的“业缘”相对彰显。二是船帮在现代管理特色略有展现出来的同时，船帮对官府的依赖性也更加明显，呈现出船帮组织的现代性与寄生性同步强化的特点。
（一）船帮组织的乡土、家族特色相对削弱，同业特色的“业缘”相对彰显
民国时期的行业公会在名称和实际运作过程中与传统船帮相比都有一定的变化，如民国时期的船业公会负责人已经不称会首、帮头等了，已经改称为主席、主任，下面开始有了具体工作人员，如民国时期宜昌一带船业公会设有文书、干事、交通各一人。再如上面谈到的民国时期江北的船帮会章中规定一些入会条件、选举连任规定事项已经有了一些现代社会团体的特征，而且民国后期有的船帮还配备了官方专门委派的指导员，已经有了明显的现代色彩。特别是公会下面设立支部，支部头佬称部长，在名称上很有现代气息。不过，我们发现民国时期早期船业组织称为“公会”，而不是我们称的“工会”，所以，民国早期的川江船业组织木船公会的功能主要在业务运作整体组织上，而不在船户利益维护上，其组织的性质也就可想而知。同时，虽然在正式公文报告上将这些木船组织仍称为木船公会，但民国时期民间和实际运作中仍多称呼为某某船帮，如章程中自称也称为本帮而不是本公会。
（二）船帮对官府依赖性更明显，显示出船帮组织的现代性与寄生性同步强化
我们知道在历史学界，中国商会史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绩，学者们普遍认为清末民初，中国商会已经具有独立自治的特点，外部司法相对独立，内部的契约规则维系已经相当重要，但同时承认“正是由于在诞生的过程中即对清政府存在着一定的依赖性，中国商会的独立性也就显得不如自发产生的西欧商会那样突出。”商会对政府的依赖性强而自身独立性不强，不仅在商会，在行业公会上也有明显反映，所以，早就有人指出民国时期的成都商会“并不完全是具有现代机制的组织”。自然，我们发现近代川江船帮的这种近代转型也相当有限。
综上所述，目前最早有关川江木船船帮名称的系统资料见于清代嘉庆八年的巴县档案。清代川江船帮本身主要是在应办官差的诉求中由官府倡导下形成的。一般来说，川江船帮可分成地域类船帮和行业类船帮两种，但有时地域类船帮因多从事某类货物运输而形成地域帮与行业帮的重合。受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开始川江船帮就受官府的巨大影响，会首推举、重大运营事项都要向官府禀报，重要官差还需要固定人员“在衙听差”，显现了传统中国民间行业会社组织固有的“亦官亦民”的双重性。近代以来川江船帮出现了转型，即从地域性船帮向行业船帮转变，与巴蜀地区移民会馆功能由地缘性向业缘性转变的趋势相吻合。具体来讲，一是组织功能上乡籍家族特征淡化而行业帮会特征彰显，“乡气”削弱，“业气”上升；二是在组织性质上则有一个由偏向民间会社组织向近代行业会社转型的趋势，出现组织形式上行业会社的现代性与行业会社的寄生性的同步发展，“民气”削弱，“官气”强化，行业会社的“亦官亦民”的特征也更加明显。
（作者蓝勇，系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