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13日，第二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临平举行。研讨会以“之江问道泽润临平”为主题，围绕大运河佛教文化、大运河佛教历史人物研究等议题展开研讨。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提交了论文“憨山大师《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发微”，张云江教授在论文中详细阐述了憨山大师书中所记载的运河沿线接待禅寺出现的史实，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张云江教授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第二届大运河佛教文化学术研讨会现场
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福建省宗教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张云江发表主题演讲
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
惟三大士现身十方，普度众生，无处不遍。在我震旦国中，以三大名山，为法身常住道场。而峨嵋僻处西蜀，远在一隅。唯五台、普陀，对峙南北，为十方众僧之所归宿。往来道路，不绝如缕。当淮扬之冲、高邮之间、运河之畔，悬绝中途。云水所过，足无停景。路长人倦，日莫途穷。风晨雨夕，蹑雪履冰。有漏之躯，饥渴所逼，形骸所苦者，不可胜纪。行脚之无告者，非一人一日也。
有居士陆黉（hóng）者，发心建接待庵一座，为暂息之所。虑供瞻无恒，募众置田百八十亩，取所获以充钵盂。于是来往缁流，劳者得息，饥者得食，渴者得饮，故至者如归家想。此人间世第一殊胜福田也。
明清时期僧人朝拜五台和普陀，沿运河舟车往来，沿岸接待寺院应缘而生
高邮明清大运河故道北起高邮界首镇，南至高邮镇，全长30公里，现已无水。北海现在是高邮镇内的一个社区。据《高邮州志》卷五“学田篇”记载，明代，州城东门外有北海子，原系屯船旧坞，南靠滚水大坝，北当通湖闸下流。明代罗懋登成书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有一节反映了高邮在明代运河系统中的位置：
法师（黄龙禅师）道：“我教你到龙江关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仪真县；仪真县叫船，七十里水路，竟到扬州府；扬州府叫船，一百二十里水路，竟到高邮州。到了高邮不要去了，你就在那个地上寻个处所养阳，九年功成行满，再朝玉京。”洞宾得了口剑，又得了养阳的处所，竟自拜谢而去。至今高邮州有个洞宾养阳观的古迹。
憨山这篇《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作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憨山时年七十一岁。
憨山《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是说，当时朝拜峨眉、普陀和五台三座名山的僧人很多，尤其是往来普陀和五台山之间，一南一北，沿运河乘船最为方便。
明末的时候，僧人朝拜五台和普陀，沿运河舟车南来北往，是可选方案之一，而高邮州的北海是一处必经之地，该地“当淮扬之冲、高邮之间、运河之畔”，属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朝拜僧人路经此地，“路长人倦，日暮途穷”，如果再遇到雨雪天气，那更是艰苦。于是居士陆黉在高邮北海发心建了一座接待庵，专门为过往僧人提供休息、吃饭的地方；又特别置田一百八十亩，所取得的收益用于供养来往僧众的食宿开销。
憨山《梦游集》中，与《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类似的还有一篇《吴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记》：
《杂花》云：“毗卢遮那，遍法界身，以智悲行，而为庄严。”我震旦五台、峨嵋、补陀三山，为三大士摄化地，举国男女之有知者，靡不归心为宝所。其南海又近而易至者，是以十方僧徒，往来绳绳，不绝如缕，而中途疲乏，非化城暂息，无以济其饥渴劳苦。此接待之设，尤为第一最胜行也。吴江为南北孔道，津口接待寺适当其冲……诸护法者为久远，议设长生田，岁计三百六十亩。于是寺有恒产，以供来者。
吴江接待寺位于松陵。松陵是吴江政治、经济中心，明代至清乾隆年间，松陵民居货易日盛，垂虹桥东为江南市，“民夹运河南北以居，自成聚落，明初几及千家，贸易视县市十之四五”。京杭大运河分七段，镇江到杭州段称“江南运河”，全长约四百公里400千米，吴江段是江苏境内最南的一段，北起松陵镇刘河浜口，南至吴江区与浙江省嘉兴市交界的油车墩，全长四十公里，吴江接待寺即位于苏州吴江东门外南津口，俗称“南寺”，始建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元至元二十年（1283年）改名“接待寺”；万历初，僧了空重开接待院；咸丰十年（1860）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寺被毁。
“三大士信仰”助推运河接待寺的产生和发展
憨山两篇《（接待）常住记》都提到三大士及与之对应的五台、峨眉和普陀三山，这与明清时期流行的“三大士信仰”有关。明清时期的僧众流行朝拜五台、普陀乃至峨眉，
明清时期流行的“三大士信仰”，源出《华严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随着观音经典的广泛传译，观音信仰最早流行；到了唐代，《华严经》与观音菩萨并列的文殊、普贤菩萨信仰开始显现。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阐述了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的特殊地位及在《华严经》中的特别意义，民间开始出现三大士造像的出现，不过这一时期，三大士仍非单独存在的单位。李通玄长者对于三大士信仰的独立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新华严经论》中认为：
观世音菩萨、文殊、普贤，此三法，是古今三世一切佛之共行，十方共同。文殊主法身妙慧之理；普贤明智身知根，成万行之门；观世音明大慈悲，处生死。三人之法，成一人之德，号“毗卢遮那”。一切众生，总依此三法，号之为“佛”，少一不成。
这就形成了文殊表智，普贤表行，观音表悲而入世救度众生的基本信仰格局，三菩萨合一，即毗卢遮那佛。这几乎是明清时期的佛教常识，
关于大运河在明清佛教徒朝拜圣地中的作用，张伟然教授《明清江南观音香汛的地域系统》曾云：
香汛空间受交通影响十分深刻，大运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除普陀山以外，较大规模的观音香市天竺山、支硎山、扬州观音山都沿大运河分布；清后期以前，就连太湖流域到普陀山进香也多取道大运河从杭州下海。
从其所提供的《明清江南观音香汛空间示意图》可以看出大运河在明清朝山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据现代学者考证，明代从苏南往普陀，朝山进香已形成了成熟的水路。明代徽州商人程春宇曾写过一本《士商类要》，详细记载了当时江浙香客去普陀山朝拜的商旅行程，“苏州阊门。四十五里，吴江县；四十里，至平望”，然后再经过乌镇、琏市、新市、塘栖、武林港、北新关等村镇，抵达至杭州武林门，“十里朝天门，十里草桥门，每人用银五厘，过钱塘江。至西兴。上岸，搭曹娥船，每人与银二分。十里至萧山驿……，四十里绍兴府，……四十里宁波府”。到宁波后，桃花渡有渡船去普陀山：
进西郭门，出东大门，至桃花渡上香船，每人送店主人家银一钱，吃饭一餐，朝香回日，又饭一餐，连船钱往返俱在内。
再如明末清初丁耀亢所撰《续金瓶梅》中讲述了空前往普陀进香访母故事云：“等了一起香客，是山东临清善人当的南海进香社，僧俗有百十人，搭了个舱，同这些善人过莲花洋朝南海去了……”。
楚为汉南一大都會，当天下之冲，方外缾锡，往来四大名山之所必由，向无息景之地，则长途困顿，风雨饥寒，孰得而问焉？非月公以身命布施，则曷能为此传舍哉？
《雪浪法师恩公中兴法道传》云：
（雪浪）居常思结十方粥饭缘，暮年就吴之望亭开接待院，接纳往来，躬操薪水，执作具，领学人作务；日则斋饭，晚则澡浴，夜则说法，二利并施。
望亭位于大运河之要冲，雪浪在此设接待院，让各地参禅、参拜名山的僧人有个吃饭、住宿、洗浴甚至多住几天以休息的地方，以此作为自身华严行门之一。当时因为雪浪的道德名望，望亭的接待院“人不诏而谕，粟不胫而至，输若公税，委若天厨。”
《修五台山凤林寺下院方顺桥大慈宣文寺碑记》云：
（德胤）以台山去京千里，山深数百里，仍就保定府满城县方顺桥边，置接待寺一所。额名“大慈宣文”，又置赡寺地十顷余亩，以护香火，将垂永久。
此处提到的保定满城，有一条古运河，是一条人工运河。又《妙峰登禅师传》：
师初入台山，以道路崎岖，于是溪设桥梁，石铺大路三百余里，修阜平县桥，赐额“普济”，建接待院，为往来息肩之所。
阜平县也是大运河重要节点之一。除憨山《梦游集》中提及运河两岸的接待寺院外，如《武林梵志》：
镇海禅院，在永昌门外仁和县会保四图。濒江为刹，俗称“海潮寺”。万历三十一年（1601年）僧如德、性和、海仁建，地约五亩余。郡邑给帖，焚修接众。凡进香普陀者，必聚足于此，犹径山之有接待院也。
镇海禅院所在的仁和县是大运河重要节点之一。康熙《仁和县志》：
元至正末，张士诚军船往来苏杭，以旧河为狭，复于武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因名新开运河。
总之，“接待寺”是具有接待行旅功能的寺院，是“专门为接待到各地参禅、参学，或朝圣或化导劝俗的游僧及士庶而设的……有提供行旅者栖身、宿食场所的实际作用。”。其位置，或位于水陆冲要”，或位于险要山区”。有鉴于大运河在古代南北交通的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明清时期的佛教徒在三大士信仰的鼓舞下，南下朝拜普陀观音大士，北上五台朝拜文殊菩萨，都沿大运河水路进行。沿运河两岸的重要市镇或要冲，因此出现了一大批接待寺院，为参拜普陀和五台的僧众提供食宿。憨山大师这篇《高邮州北海台庵接待十方常住记》及另一篇《吴江接待寺十方常住记》，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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