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历史分期同样由一套历史哲学支撑。他说：“历史学却能使人希望，当它考察人类意志自由的作用的整体时，它可以揭示出它们有一种合乎规律的进程，并且就以这种方式而把从个别主体上看来是杂乱无章的东西，在全体的物种上却能够认为是人类原始的禀赋之不断前进的、虽则是漫长的发展。”这种信念立足于以下哲学分析基础之上：(1)人是唯一理性的物种，意志自由以理性为基础。(2)人具有社会化的倾向，同时具有个人化的倾向，二者之间的对抗是社会秩序的矛盾运动。
(二)自下而上的历史分期体系
这一分期体系依靠的是经验之路。我们可以挑选三部有代表性的著作略加分析，分别是英国作家乔治·韦尔斯于1918-1919年完成的《世界史纲：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1971年出版的《全球通史》、玛丽·威斯纳·汉克斯主编的2015年出版的《剑桥世界史》，三部著作相隔约各半个世纪。
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著的《全球通史》无论从材料还是结构以及历史写作上，无疑较韦尔斯更为专业，他试图以月球视角书写人类共同体的历史。该书将历史分为九个篇章，分别是：文明之前的人类；欧亚大陆的古代文明；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欧亚大陆的中世纪文明；1500年以前的非欧亚大陆世界；1500年以前诸孤立地区的世界；新兴西方的世界；西方据优势地位的世界；1914年以来西方衰落和成功的世界。尽管出发点力求做到价值观平衡，但《全球通史》仍体现了“西方中心论”的典型特点，三个关键词表明了这一点，分别是文明、中世纪和西方。文明是西方世界用以区别于“非文明世界”的词汇。因为西方世界有一个“中世纪”，所以同期的伊斯兰世界、蒙古人世界、中国也必须处在中世纪。1500年以后的世界舞台主角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斯塔夫里阿诺斯多次试图讨论人性，但缺乏洞见。
卡尔·洛维特说：“缺少开端、进步和终结的纯粹连续性的细线，(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不能联结起任何体系。”由此可以看出，缺乏对人类史的整体性与科学性视野，那么分期体系是经不起严格推敲的。如果从演化视野来谈历史分期，则上述两种分期体系的弊端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克服。本文认为，历史的开端、演进和未来的可能性是一个可以从科学上进行解释的事情，人类史分期体系也能由此得到新的阐明。
二、历史起点：最初的人何时出现
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所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我们可以将“第一个前提”转换成一个历史学问题，作为历史起点的人类在哪里？在维柯、康德与赫尔德所处的时代，人们既没有手段、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求证第一批人类，因而无论是“社会性”或“社会性与孤立性”“过渡性”的预设，都不能落实到具体时空中。即使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情况也依然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的个人是处于现实生活中的人，即“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历史最初时期的“第一批人”是为谋求生活资料进行劳动的人。然而演化是马赛克式的，我们今天所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特性，并非同时出现，而是在漫长演化过程中逐步累积而成。第一批制造工具的人与第一批说话的人并不是同一批人。正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中叶开始，演化生物学、考古学、古人类学、遗传学等一批新生学科渐次登上舞台，贡献出各自对于人类演化过程的认识，从而使得人类起源问题变得相当复杂，同时也使得回答赫尔德的起点问题有了更多科学基础。
综上所述，可以暂时认为第一批具有语言能力的人类50万年前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会用语言改造生存的物质世界、社会世界与精神世界，如我们一样。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说：“语言造就了我们这个物种，也造就了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只有语言能够突破其他诸物种困于其间的直接经验的牢笼，使我们得以解放，进入到无限自由的时空中。”这种说法并非言过其实。
三、历史分期：四个时代的叠加演进
我们可以对这段50万年的人类历史进行适当分期，以重大新增变量为依据，将人类历史进程分为四个时代：一是自50万年前开始的语言时代；二是自1万年前开始的农业时代；三是自5000年前开始的国家时代；四是自500年前开始的科学时代。只要我们这个物种的基本生物特性没有改变，每个时代就都没有真正过去。后一个时代不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替代，而是如地层般叠加在前一个时代基础之上，每一个时代都在发挥着深层的影响力。因而，当下的时代既是语言时代，同时也是农业时代、国家时代与科学时代。受到重大新增变量的影响，整个人类历史进程呈现日趋复杂化的总体趋势。以“叠加”模式区别于以往分期中的“替代”模式，主要是为了强调新增变量发挥作用的过程并没有结束，同时也试图表明，人类文化的一些领域(如神话、艺术等)具有持久而普遍的共时性特征，并未因新增变量的影响出现质的区别，历史并未因分期而失去连续性。
(一)语言时代(自50万年前至当下)
(二)农业时代(自1万年前至当下)
农业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一个重大变量。距今约1万年前的叙利亚阿布胡赖拉遗址(AbuHureyra)，是人类最早驯化动植物的代表性遗址，标志着农业时代拉开了序幕。农业在中东地区、东亚地区、美洲地区等多地独立起源这一事实，说明驯化动植物不是随机性与偶然性事件。但要对这种自然与人的耦合事件做出统一的科学性解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农业驯化过程至今仍在持续，影响也波及社会的诸多方面。
对于农业起源的分析，学者们总体沿着人类特性的三个层面展开。就自然要素层面而言，有人提出，冰期结束时气候剧变导致干旱，人和动物都被迫聚集到少数绿洲进行生活，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开始栽培作物。戈登·柴尔德是绿洲说的支持者。就社会要素层面而言，有人提出人口增长导致生存压力，因此人们不得不选择量产食物。还有学者提出，一些有抱负者利用种植谷物作为美食来进行宴享，并试图以此控制劳动力、获取忠诚等特权。就精神要素层面而言，雅克·考文反对用环境、人口与文化等因素进行解释，他将农业起源看作是源自精神领域的信仰重塑，使人们更加有欲望对外在世界进行控制，而栽培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介于物种驯化的多地区性和多样性，不能排除以上每一种假说的可能性，甚至有多种假说同时起作用的可能性。然而在50万年的人类发展史上，只是在气候史的新仙女木事件发生后才普遍出现“农业革命”，这说明气候影响可能是主要动因之一。
由于动植物的生态龛有地域性差异，故世界各地驯化的选择是在大自然设定的边界内进行的。例如，西亚驯化了大麦、小麦与马牛羊，东亚驯化了水稻、小米与猪，美洲驯化了玉米、薯类和美洲驼。驯化品种也是一份越来越长的名单，不仅包括主要食物和充当生产工具的牲口，还包括制作各种饮品、医疗物资、精神类产品、建筑材料的原材料，或者是提供伴侣与娱乐用途的各类动植物，可以说遍及人类需求的众多领域。西亚距今9000年至7000年前的加泰土丘遗址(atalhyük)，展现了早期农人的生活状况。鼎盛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数量估计达到7000人，他们种植小麦、大麦和豌豆，饲养绵羊，开始冶炼金属，加工黑曜石制品，创作艺术。驯化过程至今没有结束，如20世纪采用新的育种技术提高作物产量，21世纪采用的转基因技术提高作物形态等。
农业时代所带来的深远影响，依然可以从人类特性的三个层面展开分析。从自然层面看，基于需求的驯化与基于发现的驯化过程彼此反馈，使得动植物与人类历史日益交织在一起，构成生态学所称的“协同进化”过程。人的历史从此不再仅仅是人本身的历史，也是一部动植物演化史，动植物的演化受到自然选择与人工选择的共同作用。从社会层面看，随着能量供应的增加，人口数量急剧膨胀，城市开始兴起，知识积累、社会分工与分层现象逐步出现，一种被人类学称为社会复杂化的总趋势日渐加剧，最终导致国家的形成。从精神层面来看，农业时代也开启了信仰复杂化的进程。演化心理学家罗宾·邓巴甚至称之为一场“宗教革命”。他说：“这场革命是从较为随意的萨满宗教到更有组织的教义宗教的转变。在教义宗教的领域中，自称为精神世界代言人的宗教人员形成了等级分明的分层组织。”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祭司阶层的兴起早于国家出现，这是世界各地都能看到的现象。农业时代的神话至今仍在世界各地流传。这三个层面的关系虽然都是对前农业时代三种关系的纵向改造，但三种关系彼此之间也互相影响，成为不可分割的社会文化整体。
(三)国家时代(自5000年前至当下)
国家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二个重大变量。以学界一般认为的5000年前乌鲁克王国出现为标志，国家这个变量将成为一股新的塑造人类史进程的强大力量。国家是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知识体系、道德体系和信仰体系，但归根结底是一种有暴力性质的社会组织体系。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国家全都有以下七个共同特征：占据一定的地域空间；具有相当规模的经济基础；形成等级性的官僚阶层；具有权力集中的首脑；具有维护秩序的暴力机构；有大型公共建筑；有意识形态的支撑。
当然，每一种说法都存在可能性。作为国民集体代言人的国家，一开始便有着回应全部个体生命需求的原始冲动。从口语向文字的迈进，国家是主要推动力量。二者相结合，推动了人类史无前例的革命。史诗《吉尔伽美什》提供了乌鲁克第五任国王的经典文学形象。史诗中的吉尔伽美什勇斗带来旱灾的天牛、大战森林之神洪巴巴是应对自然挑战，与英雄恩奇都化敌为友、携手出征、为其举办葬礼则是维系社会团结的举措，踏上寻求永生之路与追忆大洪水表达了对精神世界的无尽探索。这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共性的普遍特征。5000年来，世界各地的国家不遗余力地组织力量应对自然的严峻挑战，传授知识，制作历法，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国家制定法律和设立司法机构维护国内秩序，同时以军队的形式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国家提供神话和宗教等意识形态产品，让国民的精神世界有无限的展望空间。国家以新的方式重新塑造了人类生活的三重世界。人类所取得的物质成就、社会制度和精神产品，被深深打上了国家的烙印。更为重要的是，正是这些积累，为科学时代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黑暗的历史。应对自然挑战、内外政治压力挑战、提供精神产品的挑战，都需要巨大物质、人力与精神资源作为后盾，每一方面都有相反的制约力量在起作用。能否维系微妙的力量平衡是决定国家长久存在的关键。然而，很少有国家能长期做到这一点。5000年来的国家时代史册，到处矗立着国家的墓碑，阿卡德、巴比伦、埃及、赫梯、波斯、孔雀王朝、古代希腊罗马、拜占庭、玛雅、印加、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这些名字都成了供人凭吊的废墟，但国家这种组织形式仍在持续。国家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也常常摧毁希望。如何改造国家，使之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服务，一直是政治学的持久课题。
(四)科学时代(自500年前至当下)
科学是导致人类社会复杂性增加的第三个重大变量。16世纪以来现代科学的逐步兴起(通常被称为“科学革命”)，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历史现象。巴特菲尔德说：“它使基督教兴起以来的所有事物相形见绌，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降格为一些插曲，降格为仅仅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体系内部的一些移位。”尽管这种观点足够大胆，但巴特菲尔德仍不能摆脱西方宗教的影响。在笔者看来，即使基督教的兴起也不能与之相比。科学革命在人类史上的地位，足以与此前的农业兴起、国家诞生相媲美。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一件事能达到与三者相同的高度，能够对人类命运产生全面而深远的影响。农业起源、国家诞生是世界各地多次重复出现的现象，带有某种必然性，亦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科学革命不是重复出现的历史现象，诞生之前看不到必然性，成果更不具有地域特色。科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是人类迈向新时代的狭窄通道。因此，现代科学这一重大历史变量有资格作为人类史分期的重要标志。
科学革命兴起的前夜，欧洲经历了三场巨大灾难与危机，一场是自然的，一场是社会的，一场是心灵的。自然灾难是14世纪中期席卷欧洲的黑死病，夺走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社会灾难是15世纪中期拜占庭帝国的灭亡，让欧洲东部门户从此洞开。心灵危机是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使通向上帝之路变得更为艰难。科学革命是欧洲对灾难和危机的回应举措之一。我们可以用哥白尼、伽利略、培根、笛卡尔、莱布尼兹、牛顿等名字串联起一部科学的发现与创造史，但不能忘了天才背后的肥沃土壤。古代希腊的遗产、阿拉伯世界的科学成就、基督教世界的早期探索，都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养料。
人们常常认为，科学精神是从怀疑开始，并将现代科学的兴起视为对经院哲学的彻底反叛。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对于教义和方法的批判，的确是现代科学的一大特点。但对于科学本身的信念，不能以怀疑为基础。哲学家怀特海对此做出了权威论述。他说，除非人们普遍本能地相信(instinctconviction)事物的秩序，特别是自然的秩序的存在，否则就不可能有现代科学。一种坚定不移的可以揭开自然秘密的信念，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原动力。他认为这种本能信念源自宗教，“在现代科学理论发展之前产生的对科学可能性的信仰，是中世纪神学的无意识衍生品。”事实上，许多神学家为此作出了贡献，如经常被提到的库萨的尼古拉。哥白尼本人的研究，得到了教会的支持。伽利略曾在佛罗伦萨学院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用数学方法讨论了但丁《神曲》中所提地狱的位置和大小。
数学的进步为科学革命提供了决定性支撑。按照数学史家约翰·德比希尔的说法，从1453年至1648年，数学方面有两个伟大的进步：一是得到了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二是发明了现代字母符号体系。前者由意大利数学家卡尔达诺和费拉里完成，后者由法国数学家韦达与笛卡尔完成。这两大进步为后续的函数、解析几何、微积分等奠定基础，使得数学踏上了飞速发展之路。伊恩·斯图尔特列举出的改变世界的17个重要方程式中，只有毕达哥拉斯定理出现在1500年前，其余都是科学革命兴起之后的产物，如微积分、欧拉公式、麦克斯韦方程、薛定谔方程。数学这种纯粹抽象思维的产物，竟然与物理世界存在如此紧密的关系，成为科学的通用语言，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直至今天，数学家仍然为数学是一种发明还是一种发现争论不休，为数学是一种直觉还是一种推理争论不休，为数学无限性与物理世界的无限性争论不休。
四、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人类历史进程是否还会因为新的重大变量加入其中，而向更为复杂化的方向进一步发展？答案是一定的，其中之一便是人类自身生物特性的改变。上文提及赫尔德预言人是“过渡性物种”，未来还将有新的上升前景。近二百年来的科学进展，为赫尔德预言提供了新的路径和希望。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讨论。
首先，是自然演化的前景。在1871年问世的《人类的由来》全书结尾处，达尔文写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人这样地兴起而攀登了生物阶梯的顶层，固然并不是由于他自己有意识的努力，但若他为此而感到几分自豪，也是可以理解而受到原谅的；这样地兴起，而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这一事实会给他希望：他还可以提高，提向遥远未来中的一个更大的幸运。”不能排除这其中有宽慰宗教信徒的成分存在，毕竟“不是一开始就现成地被安放在地面上”所针对的正是神创论信仰者。但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逻辑和法则，人类还将继续进化为新的物种。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达尔文自己恐怕也不知道。他的同代人中，有一位埋头种豌豆的奥地利修道院修士孟德尔，为进化论开辟了新的天地。
达尔文进化论学说与孟德尔所奠基的遗传学，被20世纪的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生物学家恩斯特·迈尔等所综合，形成了新进化论。生物演进的机制与法则进一步得到了解释。对于“人是否还会进化”这个人们都很关心的问题，迈尔给出了否定的回答。在迈尔看来，人类已经占据了所有生态位，不存在长期有效的地理隔离，因而不可能分化若干物种。与此同时，尽管人类基因中存在大量可供选择的遗传变异，但自然选择机制已经不能对人类起筛选出更优越基因型的作用，故人类不会进化成新的物种。
其次，是技术干预的可能性。即使人类进一步演化为新物种的可能性不复存在，我们还可以利用科技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干预，人为进行改变。这一想法自达尔文进化论问世以来，就立刻被统计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注意到。高尔顿认为，自然选择具有盲目性且速度缓慢，我们可以利用其原理进行人工干预，加速人类的进步。受高尔顿影响，同时随着遗传学的进展，一场充满不光彩行为的优生学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德国等国家上演。这一切似乎应验了遗传学(Genetics)一词创造者威廉·贝特森的不详预感。此前，他不无忧虑地写道：“不久之后遗传学将会为人类社会变革提供强大的推动力，也许就在不远将来的某个国家，这种力量会被用来控制某个民族的组成。”正是充满无知与黑暗历史的优生学运动，使得许多人对历次遗传学进步(如基因重组技术、全基因组测序、基因编辑技术)的可能后果保持强烈的敌意。
演化生物学家朱利安·赫胥黎是改造人类的积极倡导者。他是托马斯·赫胥黎的孙子，曾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长。朱利安·赫胥黎从物种演化哲学角度对人的命运与责任做出了说明。在他看来，对人性及其可能性的探索刚刚开始，一个充满未知的广阔新世界正等待着被发现，这是一种信仰。“人类如果愿意，能以整体方式超越自身，而不仅是一个以这种方式，另一个以那种方式零星地做这件事。我们需要给这个新信仰起个名字，也许可称之为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他有时也称之为“进化的人文主义”(EvolutionaryHumanism)，并解释其含义为：智人是一种独特的生物，维持和转化主要依赖于心理-社会机制；而所有其他生物的基因则主要依赖于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等生物机制。人的自由就在于其生命的可塑性。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已被证明其是理解和掌控物理世界的最有效手段，人该利用它们掌控自己的命运。
随着全基因组测序的完成以及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9)的横空出世，辛斯海默所预言的改良手段已经于21世纪初显现。詹妮弗·杜德娜是基因编辑技术的开发者之一，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她对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表达了一种如临深渊的迷惑与畏惧感：“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我们不仅有能力编辑每一个活人的DNA，而且本质上也有能力编辑后代的DNA，从而指导我们人类的进化。这在地球生命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它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不可能但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四分五裂的物种，我们的成员无法在很多问题上达成一致，我们将选择如何利用这种令人敬畏的力量？”
朱利安·赫胥黎所提出的超人类主义如今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哲学、科学与社会运动。该运动提倡使用新兴技术(特别是基因工程、人工智能)来增强人类能力和改善人类状况。瑞典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和英国哲学家大卫·皮尔斯1998年创立了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orldTranshumanistAssociation)，推动超人类主义不断向社会层面扩散，谷歌联合创始人拉里·佩奇、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和特斯拉的埃隆·马斯克等都是这种运动的热情拥趸。这一运动目前正沿着三个方向前进：其一是人的机器化，主要指利用生物技术对人的生命形态进行技术干预。其二是机器的人化，主要指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具有人类心智能力为目标，2023年的ChatGPT系统是其最新形式。其三是人机结合的赛博格，主要是指脑机接口以及其他辅助人类生存的肢体支撑系统，如在体内植入具有增强功能的芯片。
结语
人类史分期问题主要有两种体系，一种是启蒙思想家提出的历史哲学分期体系，另一种是历史学家提出的经验主义分期体系。第一种分期体系通常以对人性的预设作为出发点，对历史进程做出符合逻辑的回顾和展望，将历史看作人类实现自由的过程，缺点是往往缺少经验性材料的支撑。第二种分期体系以经验材料为基础，力求将人类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发展脉络进行呈现，缺点是不能对人类起源与未来状况做出详尽讨论，缺乏理论的系统性。二者的共同不足是忽视了不同时期的共时性特性，也未能就历史的起点和未来发展做出有科学基础的说明。
尽管从演化角度出发，人类继续进化成新物种的可能性极其渺茫，但生物学技术带来了新的开放性空间。保守主义者从纯粹的道德立场上进行反对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上的一切医学手段都包含着不言而喻的改善身体的愿望。鉴于生命科学对于人类生物学结构和功能的理解仍然非常有限，在脑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故不能指望生物技术在短期内对人类本性做出实质性改变，但更好的人类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已经出现。
（作者张文涛，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