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07-2114:57发布于安徽知识领域创作者
摘要:作为我国城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城镇化既是广泛发生的社会事实，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政策方向。本文以中西部多地田野调查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世代转型的分析框架，对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农村青年的生活逻辑转型是推动县域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90后”农村青年成长于中国社会剧烈变迁的新时期，宏观社会变迁与个体生命历程相互作用形塑了独特的“社会代”。受主体遭遇的影响，与前代群体相比，“90后”农村青年的生活价值观念产生了系统性转型，生活目标也出现重构。在多元目标引领下，大城市与乡村难以承载新生代农民家庭再生产的需求，县城基于其完备的生活系统、相对优质公共服务体系的特质，成为农民城镇化的空间选择。总体而言，中西部地区的县域城镇化是一种生活本位的城镇化，应将低成本公共服务作为中西部县城的发展重心，最终实现城镇化布局的合作互补、协调发展。
关键词:县域城镇化;世代;“90后”农村青年;社会代;生活价值观
文/张一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讲师
一
问题的提出
县域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处于统筹工农要素、城乡关系的关键节点，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当前，县域城镇化既是重要的社会事实，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实践的政策方向:一方面，随着县城土地开发进程加快，县域城镇人口聚集趋势开始凸显。有数据表明，2010—2020年，在全国行政县总量减少了149个的情况下，县城常住人口依然增加了1973万，增长14%[1]。另一方面，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进一步强调县城在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中的重要作用，着力推进县域发展。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其后，2021年、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党的二十大报告均对县域城镇化建设作出重要部署。基于此，不少研究者开始追问:县域城镇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学界关于县域城镇化推进动力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关键主体，一是地方政府，二是农民家庭。
二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1.世代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念转变
代际转型是指不同世代的人们所持观念与行为模式发生转变的过程，世代分析与代际比较是社会学研究中探究社会转型的重要方法。
整体来看，世代特征与社会结构之间具有动态辩证关系。一方面，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是塑造世代的关键因素，世代独特性是社会结构的产物;另一方面，代际群体的观念、行为转型又会引发社会变迁，对社会结构施加反作用。美国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Inglehart)通过考察43个国家政治文化演变过程，提出了“代际价值观转变理论”。该理论指出，人口更替是物质价值观向后物质价值观、生存价值观向幸福价值观转型的过程[20]。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代际差异与代际冲突现象日益突出，国内的研究者也开始追问，“静悄悄的革命”在中国是否已经到来[21]。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进程中，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世代研究不断涌现，消费观念[22]、身份认同[23]、婚恋实践[24]等方向的农民生活方式转型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但已有研究较少将县域城镇化与世代研究联系在一起。
2.分析框架
首先，“社会代”是呈现“90后”农村青年主体境遇的中层工具。“社会代”不同于以生理年龄或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代际概念，它是指因特殊社会历史环境影响而产生独特社会性格的同龄群体[25]。“90后”农村青年成长于中国重大历史变迁时期，工业化、城市化、网络化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与其生命历程交织型构了他们独特的主体境遇，这种代际差异构成了其观念转型与行为变迁的基础背景。通过探究“90后”农村青年的“社会代”，有利于形成对这一群体的整体性认识，从而系统、全面地把握其生活逻辑。
最后，“90后”新生代农村青年的城镇化实践过程，也即是对生活空间进行选择的过程。在当前城乡制度与市场结构中，农民家庭的生活空间选择主要在三类场域进行:一是出生地所在的乡村;二是打工地所在的大城市;三是家乡所在的县城。其中，县城基于其独有的空间特质与新生代农民家庭的生活目标产生高度适配，由此催生了农民家庭县域城镇化的强劲动力。
三
“90后”农村青年的“社会代”:主体境遇与群体特征
“社会代”通常产生于重大社会历史变迁时期。事实上，“90后”农村青年出生后直面的是中国社会的系统性转型，这种转型总趋势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具体则表现出一种症候群:产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互动结构从封闭社会转向流动社会，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转向城市社会，等等。中国社会的剧烈转型包裹了中国传统与变革的激烈碰撞，也型构了“90后”农村青年特有的主体境遇，从而塑造了他们的群体特征。
1.改革开放下的丰裕一代
调研发现，“90后”农村青年的成长较少受到物质资源束缚，突出表现为，他们较少参与农业生产，因贫失学的比例大幅降低，消费习惯与城市系统的适配性更高。在江县访谈时发现，辍学、进入大城市打工，是“80后”“90后”农村青年的共同经历，但“80后”农民工中，受家庭经济条件影响或主动或被动失学的情况占据了相当比例，他们流入城市前普遍要参与农业劳动帮助家庭增收，进城后依然背负着巨大的经济压力，也遵循着勤俭克己的消费观。“打工前在干农活，打工了也不敢外出，赚了钱就赶紧存起来寄回去，大家都是一样，家里有弟弟妹妹，父母说不说自己也都明白......不懂也不会玩，想着给家里减轻负担。”(李君霞，41岁，访谈资料20221022)但在“90后”的个体生命叙述中，进城务工的诱因更类似于“觉得好玩”。在进入城市后，受城乡市场体系一体化的影响，其消费方式开始迅速向城市居民趋同，聚餐、唱K、滑冰都是他们与现代化融合的生动体现。
案例1:出生于1994年的女工吴倩描述自己的打工生活时说:“发了工资就跟姐妹一起出去玩，别人干吗自己也好奇去看看，滑冰、吃饭，跟小姐妹一起逛街，钱一发下来就花个精光，今天买手机，明天买衣服。家里条件还可以，不指望我挣钱，让我出去就是拗不过我而已，当时看那些打工的回来都光鲜靓丽，心里羡慕就出去了。”(吴倩，29岁，访谈资料20221017)
2.人口流动下的留守一代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大批农民开始进入城市务工，与之伴生的是农村留守儿童的出现。大众常识上通常将“80后”看作第一批留守儿童，但事实上，在广大中西部地区，20世纪90年代初期农民虽然已经开始外出，但此时农民家庭的家计安排以性别分工的“半工半耕”为主，即青壮年男性外出务工，女性则留乡照看，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而言，大部分“80后”并不算是真正的留守儿童。2000年后，随着民工潮出现，中西部农民工的家计模式开始转向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模式[30]，男性独自迁移转变成了“夫妻共进退”的模式，这使得“90后”成为第一批父母共同外出的双留守儿童。
调查发现，留守经历构成了“90后”农村青年生命历程的重要事件，并对他们后续的情感需求和生活取向产生了持续性影响。在访谈时，“90后”访谈对象普遍对父母不在身边的体会记忆犹新，“孤单”与“思念”交织、“渴望”与“压制”并存，面对分离的反复失望和调适构成了他们整体性的情绪体验。
案例2:“每次他们回来我都很高兴，但是又不想让自己那么高兴，想要那个(克制)一下。因为就知道他们住不了这么久，如果这么高兴后面就会特别难受，还不如就不那么表达出来。”(王瑶，30岁，访谈资料20221019)
案例3:“羡慕那种父母在家的小孩。当时有一个亲戚小孩他父母在家，父亲在乡镇中学当老师，我爸妈每次都会托他照顾我。虽然也对我不错，但小孩子有矛盾，难免会不自觉倾向自己的儿子，到这种时候就很难过，觉得如果父母在家就好了。”(李畅，27岁，访谈资料20221017)
案例4:“感觉就是会胆子很小，会很自卑。特别是农村那种环境，老人有点重男轻女，女孩可能会敏感一些。而且虽然当时父母也经常寄东西和钱，但是他们管不了这么细，爷爷奶奶买东西就喜欢给堂弟或者我弟‘开小灶’，搞得家里女孩子都是瘦瘦弱弱的。”(张丹，27岁，访谈资料20221019)
案例5:“父母不在就会容易讨好别人，养成网上说的那种‘包子’性格，也不敢争取什么。在工厂打工一个同宿舍女生喜欢偷东西，一次我睡觉迷糊的时候眼见她把我晾的衣服装走了，其实我没睡着，都不敢拉住她问问。”(马雅兰，29岁，访谈资料20221008)
3.城乡分割下的挤压一代
改革开放后，原本建立在户籍制度上的城乡分割开始淡化，但随着农民大量外出流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一种新型城乡分割[31]，这也导致了“90后”农村青年的阶层挤压感加剧。中国工业化进程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开展的，为解决因城乡差别引起的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的问题，国家通过行政及法律手段将社会成员进行了农村、城市户口的身份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职业、产业、空间固定化，由此形成了中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32]。改革开放后，户籍政策不断松动，阻碍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逐渐弱化，且有赖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家庭条件有了较大改善，但与此同时，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也使代际传递的影响进一步扩大[33]。其突出表现为，“90后”农村青年流入城市后依然与父代一样主要从事非正规就业，无法突破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模式。
案例6:“跟城里人比到处都差远了，其实都不用说城里，就是工厂里面，一级一级的也都不一样，有管人的有被管的，有坐办公室的有站着打螺丝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没文化没背景，我们就是最差的，跟工厂没关系，换个厂也是一样。”(王英帅，27岁，访谈资料20221009)
此外，互联网是“90后”农村青年自我阶层定位更新的另一渠道。在传统社会，受制于人脉圈子的局限与视野见识的狭窄，个体只能接触与自己相似或者相近阶层的群体，难以获知远离自己阶层的生活样态。而在全面信息化的时代，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带来了自媒体行业的兴盛，也成为不同社会阶层释放创造力的一个出口。在这个过程中，“90后”农村青年看到了不同群体不同层面生活切片的展演，诱发了更深的阶层焦虑。
四
“90后”农村青年的生活价值观念转型与生活目标重构
1.基础性价值转型与现代化生活目标的确立
所谓基础性价值，就是生命体延续的生物学条件，指向人与物质世界的关系，解决的是人的衣食住行问题[35]。在中国，乡村社会由农耕社会演化而来，农耕伦理是农民生活系统运转的文化基础。由于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及农业剩余的有限，节约不仅是一种经济行为，同时也是一个道德标准。在节约的农耕伦理规范下，农民日常消费行为需要维持较低的限度，为了降低生活成本，“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成为日常生活的常态。改革开放后的市场务工虽然有效提高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水平，但为了维持家庭再生产的顺利运行，农民更愿意在家庭的必需品上进行投入，很大程度上，农民获取的家庭收入主要投入到基本生产生活资料消费上，比如房屋建设，其日常生活习惯及基础性价值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长期以来，农民遵循的是小农取向的基础性价值观，量入为出的简约生活是其主要特征。
但对于“90后”农村青年而言，受物质充裕的成长环境影响，都市化、现代化的生活成为他们追求的重要目标。英格尔哈特指出，在资源匮乏环境中成长的社会群体，优先价值观是寻求生存及安全，随着物质条件改善，老一代的生存价值观逐渐被新一代的幸福价值观取代，这种价值观在“90后”农村青年消费生活中有着充分的体现[36]。从调研情况来看，“90后”农村青年在生活消费时不再遵循克己、节约的传统，甚至不再强调实用性和意义性，而是注重消费的体验感。无论是外卖、网购等便利性的生活消费，还是旅游、剧本杀等消遣性质的消费，都在他们的涉猎范围内，而且这种消费习惯已经完全日常化，不少访谈对象都认为自己“挺节约的，没花什么钱”，但是却时常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对享受型消费的合理化认知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从“90后”农村青年的生活方式来看，其行为模式已经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经济阶层的束缚，呈现出拟城市中产的趋势[37]。
2.社会性价值转型与家庭完整性目标的确定
社会性价值是关于人从社会中获取意义的价值，指向的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38]。乡村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形成的共同体单位，熟人社会型构了“乡土中国”的底层样态，村社的存在使家庭之外形成了另外一个“自己人”单元。对前代农民而言，社会性价值建立在村庄社会归属的基础上，城市和农村的定位泾渭分明，进城是为了挣钱，农村才是归属所在，只有嵌入村庄的生活系统进行社会表达，农民的自我实现才得以成立。正是在村庄价值的指引下，虽然大量农民开始进入城市，高度参与市场竞争，但他们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他们在村庄内进行生产生活互助，在村庄内完成家庭继替和再生产。因此，此前的农民家庭没有在外出务工的体验中产生不同于农民的价值认同，反而强化了村内的阶层竞争，促进了村庄公共秩序的再生产，并建立了一套村庄的社会性价值导向。为获取社会性价值，农民要在村社内部注重“为人”，做出符合公共利益的选择，以期获得更高的社会评价。
3.本体性价值转型与社会流动目标的确立
本体性价值是精神层面的价值，指向自我意义的终极关怀[39]。在西方社会，个体自由平等与自我实现由上帝赋予，通过信仰完成救赎是价值建构的合理性源头。中国的文化语境中，并不存在超验性的宗教信仰传统，家庭才是个体实现的基本载体。从这个角度而言，“家庭是中国人的教堂”，农民通过家庭再生产，实现了家庭结构的拓展，也获得了自我生命价值的完满体验。换言之，正是依靠俗世家庭的宗教性，农民生活获得了超越性转化，这也是“即凡而圣”的意义所在[40]。在这一阶段，受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民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并无发展性的要求，因而农民家庭内部也无须进行广泛而深度的关系整合和资源动员。此时，农民家庭遵循着简单再生产模式，其过程基本等同于在“祖荫下”进行家庭延续。农民家庭成员只需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人生任务，就足以安顿自己的人生、告慰祖先的灵魂以及得到村庄社会的认可。
然而，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化，“90后”农村青年在生活实践及虚拟世界中的挤压感加剧，家庭延续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价值需求，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为“90后”农民家庭的新目标。从“90后”农村青年的访谈中可以看到，他们人生意义的实现并未走向彻底的个体主义，但也不再局限于婚姻缔结本身，完成向上的社会流动成了家庭的价值追求所在。由于缺乏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很多“90后”农村青年已经不再将向上流动的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而是要让子代过上超越农村的生活。具体来说就是让子代在正规化的市场中获得足够的竞争力，最终获得稳定的城市生活，“不想再让孩子干苦力活，不想让他们这么不稳定，想让他们也可以拿笔杆子、坐办公室”(访谈资料20200706)。这种寻求发展的价值目标转型，促进了家庭再生产模式的调整，为了实现家庭发展，不仅要获得更充足的经济剩余，更重要的是，要将这些经济剩余有效地转变为子代成长及发展的有利条件。农民对自身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担忧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教育焦虑与教育竞争，因此，通过调配家庭资源和调整家庭策略，为子代提供最大限度的教育支持，成为这一代农民家庭普遍的共识。
五
落脚县城:新生代农民家庭城镇化实践的空间选择
作为县域城镇化的实践主体，“90后”农民家庭的城镇化选择并非地方政府经营下的被动卷入，而是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农民生活价值观念转型的自然结果。农民城镇化空间选择，以满足家庭生活需求与实现发展目标为准则，体现了农民家庭的能动性。
1.回不去的农村:弱质性场域与新生活目标的悖反
与前代的农民不同，“90后”农村青年在新生活价值观的指引下，不再考虑将农村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空间，其核心原因在于，乡村已经成为一个系统性弱质化积累的场域，无法再满足现代化生活及家庭再生产的要求。
一方面，乡村作为弱质化生活空间与“90后”农村青年的高质量生活目标产生较大冲突。社会演进的规律显示，随着人口的增加与社会分工的细化，村落衰败是一种必然趋势。从中国农村发展的演进路径来看，虽然农业税取消后，国家对农村进行了长达十几年的资源输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农村宜居性大幅度提高。但从调研情况来看，这种农村环境的改善并未吸引“90后”农村青年留居乡村，其原因在于，“90后”农民家庭对现代化需求是一整套的生活系统，乡村部分生活情境的改善并不能改变既定的社会结构，也难以满足其对高质量城市生活的预想。
案例7:“我不会选择在村里生活，因为不方便......住在城里，我吃完饭想顺便买个什么东西，到处都有超市。有点空闲想买点衣服，基本每条街都有服装店。如果没吃饱想吃个小吃，没走几步就会有小吃摊，这是乡村没有办法比的。你住在村里，就只有老人和麦地，这就叫不方便。”(苗乐，31岁，访谈资料20201011)
另一方面，乡村作为弱质化发展空间与“90后”农村青年的发展目标产生较大冲突。一是随着农民家庭的层层外流，乡村成了学生流失地，“以江县某村小为例，2015年至2020年5年内，学生从500多人下降到92人，剩余学生中贫困户家庭及问题家庭的学生占据了1/3”。(访谈资料20221104)二是随着年轻一代教师的继替，乡村成了优秀教师的跳板。年轻教师与老一代教师具有不同的身份认知，其自我身份定位更类似于“城市白领”而非“精英农民”，年轻教师的频繁流动使农村学校的师资力量也进一步弱化，学生家长不再放心将孩子留在乡村。两者加成下，乡村教育出现弱质化积累，最终难以负担农民家庭再生产的希望，农民家庭逃离村庄的意愿进一步加强。
2.进不去的城市:高门槛设置与新生活目标的冲突
相对于乡村的推力而言，大中型城市既可以满足农民家庭的现代化生活需求，也具有更优势的教育资源，但普通农民家庭难以在大中型城市完成城镇化。其原因在于，大城市虽然能够吸纳足够的农村劳动力，但享受城市优越环境的同时也需要提供相应的成本，这种成本本质上是城市的身份性消费成本，如果农民以核心家庭为单位进城，则城市生活成本远超过其家庭能力。
另一方面，“90后”农民工难以通过获取城市高门槛的优质教育资源实现家庭的社会地位发展目标。一是城市内部教育资源的非均衡配置十分显著，进城农民家庭只能将子女送入资源欠佳的定点学校，否则就要承担高昂的借读费用，这对于农民家庭而言普遍是难以承受的;二是户籍制度的设置使农民家庭子女难以获取城市学籍档案，也无法完成异地中高考，这也导致农民家庭不愿在城市安置其家庭教育目标。
案例8:一位最终回到县城的“90后”农村女性在访谈时曾对一家人生活在大城市的成本进行核算:“有了小孩基本就必须有单独一个人照顾，如果是我辞职，老公就要一人养五人，他工资一个月7000块钱，房租和孩子奶粉尿布就花完了;即使我后面可以去工作，那也要老人过来帮忙接送，其他租房、基本生活成本又要上涨。大城市花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试着在广东待过一年，实在不行，不仅没赚到钱还欠了钱。反正孩子上学早晚要回去，不如早点回去。”(路宣，32岁，访谈资料20221111)
3.落脚县城:新生活目标的空间表达
可以看到，不论是乡村还是大中城市，实际上都难以满足“90后”农村青年的新生活目标，县城这一空间，成为农民家庭城镇化的最佳选择。落脚县城，作为既实践城镇化又连接乡土的“第三条道路”，不仅是农民基于家庭发展阶段和能力的考虑结果，也符合其对现代城市生活的需求。
首先，“90后”农民家庭落脚县城的第一重动力在于，县城完备的生活系统是其现代化生活延伸的触角。对于“90后”农民工而言，全球化、城市化、网络化的成长背景以及大城市的务工经历，使他们已经适应了城市化的生活，回到家乡农村已经无法满足其现代化的城市生活需求。县城作为区域内市场中心，具有一定体量的人口聚集，生活面向显著，这使得县城市场超越了基层市场农副产品交换及简单生产、生活资料获取功能。在基本消费商品的供给种类上，县城基本与大城市无异，此外，文化消费、休闲娱乐等发展型、享受型的物质需求都可以在县城得到满足。以江县为例，近年来，随着一线市场的下沉，不仅各大连锁超市、酒店、餐饮机构进驻县城，其他各式各样的网红小吃、剧本杀、露营风的小酒馆等新兴的消费产业也在县城落地生根，可以看到，县城完善的商品化服务，能够满足新一代农民家庭个性化、多样化、便利化生活的需求，是其现代化生活延伸的触角。
其次，“90后”农民家庭落脚县城的第二重动力在于，县城作为城乡连续统的一环，能够满足家庭完整性的生活需要。一方面，相对大城市而言，县城的准入门槛相对较低。中西部平均房价为3000~5000元/m2，购房首付基本保持在20万元左右，在三代合力下，这一大宗消费属于农民家庭能够承担的范围，农民家庭年收入也基本能够覆盖进城生活的开支。另一方面，随着交通革命的发生，城乡之间的时空距离被大幅度缩短，农民家庭落脚县城仍然可以保持与乡村日常生活层面的密切合作及生活资源的互动，以土地资源为依托大大降低了农民城市化的经济成本[41]。调研时发现，新一代农民进城后，父代将农产品持续地向县城输送成了普遍情况。可以看到，县城作为城市和农村的交接处，具有城乡连续统的空间特质，这使得三代家庭能够在这一空间内进行家庭分工的重构，通过代际间跨域式的生计安排满足核心家庭完整性的生活目标。
六
结论与讨论
作为城镇化实践的主体，“90后”农村青年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中国的飞速发展，社会转型与个体境遇交互产生了独特的“社会代”，造就了他们与前代农民群体不同的生活价值观。这套生活价值观不仅重塑了其生活目标，也深度影响了他们的城镇化选择，最终推动了县域城镇化的高速发展。
可以看到，县域城镇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我们理解社会转型的重要前提。事实上，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社会正在发生一场“生活革命”，很大程度上来说，以“90后”为代表的农村青年已经无法再回到农村，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开始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趋同，乡村也不再构成他们的意义世界。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县域城镇化是作为生活方式出现的，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本位的城镇化。
所谓生活本位的城镇化，是指以多种生活性需求为导向形成的城镇化，与传统生产本位的异地城市化相区别。具体来说，与既有上一代农民进入大城市务工以实现家庭经济最大化积累的城镇化实践不同，“90后”农民家庭落脚县城是为了满足多层次的生活需求和发展期待，其核心在于过上高质量的城市生活，日常生活的便利性与现代化、家庭生活的完整亲密、子代教育的优质环境都是这种生活本位理念的重要体现。但调研发现，这种生活本位的城镇化也面临一定的风险。其核心在于中西部县城普遍具有产业空心化特质，以江县为例，多数进城农民家庭难以实现在地化就业，不得不囿于“有落脚无立足”的城镇化困境之中。一方面，农民县城的生活围绕子代的抚育照料展开[42]，由于缺乏劳动及社会交往，进城农民家庭是县城的“表缘群体”，难以真正彻底融入县城;另一方面，在县域城镇化的过程中，去生产性的县城生活空间无法满足家庭再生产的需求，因此家庭成员必须通过分工合作的方式，对城市系统资源和农村系统资源进行双向调动，由此形成了拆分型的“一家三制”模式[43]，这种家计安排也使得农民家庭产生了关系断裂的风险，家庭结构的完整性遭到威胁。
基于此，我们需要重新定位中西部县城功能与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方向。从农民家庭发展趋向来看，中西部地区广泛发生的县域城镇化具有过渡性，因此，应将低成本公共服务作为中西部县城的发展重心。此外，为优化城乡布局，中国在进行城镇化道路选择时需要进行通盘考虑，建立区域结构视角，对不同区域的县城设置差异化的体制安排，走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城镇化道路，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城乡融合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42024fg006)的阶段性成果]
张一晗: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讲师
参考文献:
[1]雷刚.县城的纽带功能、驿站特性与接续式城镇化[J].东岳论丛，2022，43（3）：138-145.
[2]李强，陈宇琳，刘精明.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12（7）：82-100+204-205.
[3]贺雪峰，卢青青，桂华.扩权赋能与县域发展的定位[J].社会发展研究，2023，10（2）：1-22+242.
[4]折晓叶.县域政府治理模式的新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2014（1）：121-139+207.
[5]赵燕菁.土地财政：历史、逻辑与抉择[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1）：1-13.
[6]田先红.项目化治理：城市化进程中的县域政府行为研究[J].政治学研究，2022（3）：136-147+164.
[7]赵晓峰，曹聪敏，张丽.双重经营：县域城镇化中的政府行为与农民抉择—基于陕西省合县的案例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3（12）：100-112.
[8]彭冲，陆铭.从新城看治理：增长目标短期化下的建城热潮及后果[J].管理世界，2019，35（8）：44-57+190-191.
[9]卢晖临，粟后发.迈向扎根的城镇化—以浏阳为个案[J].开放时代，2021（4）：158-177+9.
[10]刘燕舞.区域挤压：理解中国男性婚配困难的一个分析框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2（4）：40-55.
[11]蒋宇阳.从“半工半耕”到“半工伴读”—教育驱动下的县域城镇化新特征[J].城市规划，2020，44（1）：35-43+71.
[12]袁梦，杨华.农民县域城镇化的实践逻辑与社会风险[J].城市问题，2022（7）：24-32.
[13]汪永涛.家庭视角下县域城镇化的实践路径—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多点调研[J].思想战线，2023，49（3）：111-120.
[14]黄佳鹏.梯度进城：青年农民工的城市化实践[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2（5）：53-62.
[15]周贤润.从生产主体到消费主体：消费认同与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建构—基于珠三角地区的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8）：157-165.
[16]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44.
[17]JacquesVéron，Jean-MarcRohrbasser.WilhelmLexis：TheNormalLengthofLifeasanExpressionof
the“NatureofThings”[J].InPopuluation，2003（3）：303-322.
[18][25]MannheimKarl.EssaysontheSociologyofKnowledge[M].London：RoutlegeandKeeganPaul，1952.
[19]ElderGH.ChildrenoftheGreatDepression：SocialChangeinLifeExperience[M].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74.
[20][34]RonaldInglehart.Cultureshiftinadvancedindustrialsociety[M].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21]李春玲.静悄悄的革命是否临近？—从80后和90后的价值观转变看年轻一代的先行性[J].河北学刊，2015，35（3）：100-104+110.
[22]赵利梅.消费认同视角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消费行为和影响机理[J].农村经济，2013（3）：127-129.
[23]张淑华.新生代农民身份认同的心理重构及其与偏差行为的关系—心理结构变化视角[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2）：158-165.
[24]宋丽娜.婚恋技术主义：农村90后青年的婚恋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16（9）：38-43.
[26]李路路，范文.物质与精神兼顾的世俗主义—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J].社会科学战线，2016（1）：184-200.
[27]于光远.社会主义建设与生活方式、价值观和人的成长[J].中国社会科学，1981（4）：3-12.
[28]“中国研究生价值取向嬗变研究”课题组.二十城市研究生生活价值观调查[J].青年研究，1997（5）：30-35.
[29][35][38][39]贺雪峰.农民价值观的类型及相互关系—对当前中国农村严重伦理危机的讨论[J].开放时代，2008（3）：51-58.
[30]夏柱智，贺雪峰.半工半耕与中国渐进城镇化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7（12）：117-137+207-208.
[31]李春玲.青年群体中的新型城乡分割及其社会影响[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7（2）：1-7.
[32]折晓叶，艾云.城乡关系演变的研究路径—一种社会学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J].社会发展研究，2014，1（2）：1-41+243.
[33]邓志强.青年的阶层固化：“二代们”的社会流动[J].中国青年研究，2013（6）：5-10.
[36]RonaldInglehart，ChristianWelzel.Modernization，culturalchange，anddemocracy—thehumandevelopmentsequenc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5.
[37]雒珊.县域农二代生活方式的“中产化”转型[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14-22.
[40]王德福.中国农村家庭性质变迁再认识[J].学习与实践，2015（10）：85-91.
[41]白美妃.撑开在城乡之间的家—基础设施、时空经验与县域城乡关系再认识[J].社会学研究，2021，36（6）：45-67+227.
[42]张一晗.“进城宝妈”的新生活伦理及日常实践[J].中国青年研究，2023（12）：23-32.
[43]张一晗.教育变迁与农民“一家三制”家计模式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22（2）：6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