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平的美国路 —— 2007年《中国企业家》杂志 美国投资界叫他“Mr.Duan”,他自称是一个“独立投资者”。除了在家办公,他在美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早已习惯了不穿... 

美国投资界叫他“Mr.Duan”,他自称是一个“独立投资者”。除了在家办公,他在美国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早已习惯了不穿西装不打领带的生活。

这是那个曾经叱咤中国商界的“标王”段永平吗?

四年前,段永平移居美国,从经营步步高的轨道上脱身而出、令企业平稳过渡、接着又在投资与慈善领域里初试身手,这一系列尝试却让他把大多数中国“同行”抛在了后面,也在点滴重塑着中国新移民在美国主流社会的形象。

就在一退一进之间,段永平更新了自己的人生设计。

文/本刊记者李岷美国加州报道

脱轨者

这是美国加州1月份寻常的天气:一面是遍地的干枯落叶,一面那些终年常青的植物依然顶着满树浓郁的绿,金黄的阳光不加吝惜地铺洒下来,空气清澈、略带寒冽。

这是硅谷地区一处寻常的公司所在:像中国普通的高科技园区一样,一幢幢平房或小楼掩映在一道道矮草丛后面,楼房外标示着每家公司的Logo,OPPO——那四个圆溜溜的字母——是其中之一。

但“江湖”已远。段目前最主要的社会身份是在美做一个“独立投资者”。他说,这个小办公间是他为了接受采访临时“借来”的,穿这么一身也是为了特意配合摄影。说着,他不太自在地拧着领带结扭了扭脖子。作为“独立投资者”,目前除了在家办公,他在外没有专门的办公室,他也早习惯了不穿西装不系领带的生活。

同样,他也不插手OPPO的经营。在段永平的解释里,OPPO是个和步步高截然两分、独立注册的两家公司、两个品牌,却也不能说它们完全没有关系,两家公司在股东关系与中国市场的营销上,是高度重合的。

在美国,段永平是少数中国新移民的一员:他们正当盛年,是中国上个世纪90年代后大搞市场经济后新兴的、成功的弄潮儿。他们既全然摆脱了遥远历史里那些从落后贫穷中国远渡来美的、不通英文的老移民形象,也不是在美求学后就势留下、白手起家的学生一族。和他们同时进入美国的,还有他们从前在中国创造并拥有的大笔财富。他们受过的良好教育、更重要的是不安分的企业家精神、既往的商业经验(尽管也许放在这个资本主义巅峰国度来看是有限的、中国本土化的),有可能使他们既有的财富在美国继续增值。而比在美国赚钱更进一步的是,他们还逐渐加入到美国的慈善大军里,散财之道,渐趋自如。要知道,做多大规模的慈善、做什么样的慈善,也许是作为一个富人在美国是否最终主流化、能否得到普遍尊敬的重要标志。

美国媒体上曾有观点认为,印度移民作为一个群体在美国达到的成就、拥有的影响、主流化程度是亚洲移民中的典范,中国在美移民历史虽长、数量虽众,长期以来却新意欠奉。那么,在最近二三十年发生巨大变化的中国,向世界各地输出的“移居人口”——他们的形象、在当地的影响,会不会也在渐渐变迁?就像自小移民美国的雅虎创始人杨致远、YouTube联合创始人陈士骏是令华人世界感到骄傲与亲切的符号,中国大陆移民形象也有可能被像段永平这样、已然拥有财富、自信与阳光气质的新兴商人或其他专业人士点滴重塑。

当然,段永平们对美国(移民)社会的改变还在潜流之中,甚至要隔代才能体现,而2006年年中,段永平代表他的家庭慈善基金在eBay上以62.01万美元拍下和巴菲特共进午餐机会的消息传回中国后,却直接冲撞着中国社会、商界、慈善界的某些观念。

这顿饭是巴菲特近几年每年都会举行的一个义拍,竞拍成功者为这顿饭掏的“饭票”将捐给旧金山一个慈善机构。“有些人说你这顿饭钱怎么不捐在中国,而捐到外国——谁说这对于我来讲是外国?我在这里生活,我住的地方离我捐的机构开车只要几十分钟,这怎么能叫外国呢?再说难听一点,我捐哪儿这事儿关你什么事啊?!”段说。他将在今年5月携夫人及几个朋友赴纽约与巴菲特共进午餐。—其实这也不是他第一次当面聆听巴菲特的“耳提面命”,作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东,他前两年就去奥哈马参加过哈撒韦的股东大会。

“又有很多人说你花了这么多钱划不划算……我一听这话就知道和这人谈不下去了。我又不是把跟巴菲特吃饭这事当成生意。我就是想给他老人家捧个场,告诉世人他的东西确实有价值。他不是缺这个钱,我也不是为了吃这顿饭,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我为了去他那儿讨一个秘方、锦囊妙计,哪天掏出来一看,就能发大财。这都是胡扯。我就是觉得好玩。Justforfun.”

62万美元,和世界第二富人的一顿饭,Justforfun!这话搁在灿烂的加州阳光下、forfun者众的美国讲甚合时宜,可如转换语境,一放到中国互联网上,无疑是给国内互联网上那些焦躁愤怒、批评咒骂的人们心头火上浇油。可是段永平一副泰然自若的派头,压根没打算去迎合或者安抚什么社会情绪,他甚至会举出“我好多年前就(花钱)跟老虎伍兹打球”的例子来说明他自掏腰包跟巴菲特吃饭不过是他一贯的作派。

如果说每个人的社会角色无形中确实存在一个预设的轨道的话,段永平常常会是那个突然脱离轨道、自行另铺一条的人。从他1995年突然辞职离开小霸王另创步步高,到他2002年淡出做得好好的步步高跑到美国来只是因为简单的理由:为了跟妻子、小孩团聚,段永平自陈每个决定都是出于他的本份与本心,并不在乎大多数人是不是也在这么做、也会这么做。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他后来的投资。段对《中国企业家》说:“很多人在做投资的时候,很在乎别人怎么看(这家公司),满意不满意,真正的投资者是不在乎、绝对目中无人的,他眼里盯的就是这家企业,不看周围有没有人买。”

应该说,段永平认定“自我感受”、“快乐”是一个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并不是美国给他启的蒙,尽管美国的环境也许强化了他这个观念。在移居美国之前,在很多场合,段都说过类似的话:“有些外在的东西是外人对你的评价,但你自己是不是感到很快乐?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快乐人生才是最大的财富。我见过太多的例子,很多人是因为有了钱以后变得不快乐了,而我个人认为如果一个有钱人因为钱而不快乐是很愚蠢的。”不同的是,他那时还没有突然会从中文里蹦出句“Justforfun”等英语的口语习惯。

而真正有意思的是,放弃了在国内商界的奋斗也放弃了在国内的荣耀与影响力去“追求个人快乐生活”的段永平,几年之后,所做的事情,无论是投资,还是慈善,竟又成为国内媒体界与商界乐于追逐、探讨的题材:他从实业经营转向投资,怎么能做到现在看起来还不错?他判断公司、决定投资与否的标准在哪里?慈善与他的投资如何关联?他做慈善的工具与方式又是什么?

当年,段永平那句“敢为天下后”的经营理念曾在中国商界广为流传,直到今天,段永平在某些方面仍然如此,相对保守与悲观——比如他个人对中国企业大胆出手、搞国际化收购这样的具有先锋性质的试验避之惟恐不及;但在另一些方面,他从经营步步高的轨道上脱身而出、令企业平稳过渡,接着又在投资与慈善领域里初试身手,这一系列尝试却让他把大多数中国“同行”抛在了后面。

独立投资者Mr.Duan

不过,段早两年前可能还会在雅虎财经留言板或者某个论坛上露露脸,现在他已不怎么再到网上去回复、参与讨论了。段自己解释说,以前主要是为了练英语,现在回头再看原来的一些发言,很多都是写的错话,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其实他应该感谢互联网。通过网络、BBS,初来美国的段永平结交了几个有相近投资理念的朋友,有的后来还在现实中见了面,段承认,“他们对我帮助很大。”

他的确是全球追随巴菲特投资哲学浩荡队伍中的新兵。段永平接触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至今不过六年历史,而且他描述自己选择与投资企业的手法也相当简单。

从1989年到2000年,段永平始终埋首于实业,相继打造出小霸王和步步高两个品牌,对股票市场从来没有碰过。“没有工夫去研究,也没有什么兴趣,觉得投机气氛比较浓。”2001年,段永平的美国绿卡突然被批下来这件事对他的生活与事业是一个强烈的转折暗示。“绿卡是2000年我太太帮我在美国申请的,我以前以为拿到这个东西需要很多很多年,没想到半年就批下来了。其实我也没有很好的准备。但怎么办呢?批下来了又不能不来,因为在和太太结婚前我就答应过你要嫁我我就去美国,否则人家也不嫁我。不可能让太太在美国,我在中国,那还要这个家干什么?”段永平的妻子是他上世纪80年代末在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时认识的校友,1993年到美国摄影界闯荡,2000年时在美已稳定下来并颇有成就。于是在心理缺乏准备的情况下,2001年年中,段永平拿着绿卡到美国初次“落地”。

“那个时候我就想,我将来要在这里生活的话,我来这里干什么?我也不能整天在家里呆着。”他想到了投资。但是一开始他很迷惘,对投资这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东西摸不着头绪,不知道那些操盘手成天在忙什么。他看了一些讲投资的书,里面讲K线图分析,讲涨跌概率,讲如何测市,看不懂。这时他看到一本巴菲特谈投资的书,里面说,“买一家公司的股票就等于在买这家公司,买它的一部分或者全部”,“投资你看得懂的、被市场低估的公司”,懂了。他觉得这就是在讲他当年为什么会自掏腰包投资步步高的道理,仅仅因为他相信这将成为一家不错的公司——步步高创立时,他个人在里面占了70%多的股份。“我投资任何一家企业应该跟我当年投步步高是一样的,不同的是从前做步步高投资的同时我自己也在做经营。”

他说,“其实在看巴菲特之前,这些理念本来就在我脑子里,只是一看巴菲特也这么想这么做,而且靠这个做成了世界第二富人,我有了信心。不然不一定下得了手。你能理解吧?人们做一件事往往需要别人的肯定。”

事态的发展给足了段永平面子。2004年年初,UHAL解除破产保护,其后股价一路上扬,2006年一度冲升过百元关口,现在(2007年2月)则稳定在80多美元以上。

据段说,他买进的UHAL股票现在还持有三分之二。“光这一家公司,没仔细算过,可能就赚了七八千万吧。”

但是这并不是指他个人赚的钱。事实上,据他说,他个人在这支股票上的投入不多。他指的,是“我们”赚的钱。

他掰着手指数了一数,“现在我手上替朋友掌管的帐户数目,有十三四个吧,有大有小。最高峰时还不止这个数。管他们的钱远比管我自己的钱多。别人都奇怪,我怎么能管住这么账号,记住这么多密码。其实我是很随意的,我不会专门帮他们寻找一支股票,那就累了。我是一看这支股票便宜,忽然想起谁谁谁还有一个账号在那儿,然后查一查还有多少钱在里面,就把钱买了这支股票,便扔在那儿。好多账号我半年都不进去一次。”

“我经手的账号还没有亏过,”他说,其中一些账号,“最多时候有七八个,给我时是亏的,现在全部都在慢慢往回赚。”

“所以我有时候说‘我们’‘我们’,‘我们’到底是指谁,我也不知道是指谁,就是我们这帮人。加州、德州、西雅图,甚至国内的朋友,都有。”

段永平入股时,这家公司的经营情况与股价已处颓势,且负有较高的债务。但是段永平注意到在每股1.5美元的股票下面,还有6、7毛钱的现金流。“我想两年就回本了,这么便宜的事情为什么不干呀。”于是吃进,成为第一股东,并且要求成为董事。但段永平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进去之后,发现语言的障碍使他根本没有办法和其他董事、管理层顺畅、自如地沟通。“他们有些举动,比如继续扩张、给产品涨价,我做产品这么多年,明知道是错的,是非常愚蠢的快速自杀,当场即会阵亡,但我也说不上话,完全影响不到董事会的决策,何况有些决策是在我进去之前他们就定好的。”在管理层错误的指挥下,FreshChoice的营业额急速下跌,短短几个月内,现金流由正变负。公司最终破产、换股东、摘牌。

进入公司做董事,是段永平参照巴菲特做法的一次尝试,这样可以近距离观察甚至介入公司决策管理中。但是内部人的身份对于灵活买卖股票是个制约,“做董事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说不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情”,所以段永平对再去出任某家公司董事有所顾忌。“目前为止,我一家公司的董事都没有做,但以后很难讲。现在有一家美国上市公司在请我……有可能吧。”

“我是这样做投资的”

“但我就是这样做投资的。”

投机,我也不是没有过,但就是为好玩,justforfun,只是玩玩而已。人家要跟我讨论股票,我都要跟人说清楚,是讨论投机还是投资?是forfun还是formoney?如果forfun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买你喜欢的就好了,反正你也不会把房子卖了扛着钱去拉斯维加斯。我曾经在邮轮上用两百块钱玩了三个晚上,赚了两千块钱。如果你作为投资的故事来讲,三天翻了十倍,这叫什么故事?!但你敢拿几百万这么赌吗?不敢。所以投资是另外的讲法。

我从头到尾真正投资过的公司最多五六家,卖掉了一些,我持有的公司一般在三家左右。巴菲特的哈撒韦一千多亿美元市值,也才投十来家。我不怕集中,我不是一般的集中,我是绝对的集中。

这些确实是我骨子里的东西。

但是很有意思,我现在只投上市公司,因为投上市公司是我去“找”别人,我要非上市公司也投,有很多人来找我,我嫌烦。我现在不是一个职业的投资人,我不愿意别人来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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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是我的爱好,慈善才是我的工作”这句话,段永平2006年年中回国时已数次向媒体表白过。“爱好”,很容易被人理解成是种可有可无、聊以遣怀的东西。但实际上他的投资与慈善密不可分。

2005年,段永平和妻子刘昕成立了家庭慈善基金EnlightFoundation。如果从2002年年底正式移居美国来算,2005年是段永平到美国来的第三年。

在加州,个人所得税里含联邦税和加州州税(如果年收入超过百万还要加一个百分点的富人税),加起来就是45%;如果是长期资本收益所得,即超过一年的投资收益,联邦税可降至15%,但加上州税也还是有25%。而如果把股票直接捐给慈善基金或者组织,最多只用交2%。

除了税制的刺激,段永平说他眼看着这钱越来越多地积在手里,怎么想怎么觉得是一个祸害、一个麻烦。“我和我太太的观点都差不多,钱不能都留给小孩。作为家长来讲,给小孩最大的支持就是要让他有一个足够受教育的条件,如果再有条件备用,就希望他万一不慎的时候,他不至于穷困潦倒。但实际上这些钱都需要得都很少。”段的儿子快八岁,女儿还不到五岁。他有时会想,他本人固然是那种“谁要给我一堆钱,同时我就变得不开心”的人,认为“赚钱本身才是有乐趣的”,但他儿子将来长大了会不会想“爸爸是不是对我不好,为什么不给我钱”?所以他从现在就在给他儿子讲一些道理。“我这一生从企业的成长、投资的过程中享受到很多乐趣,给小孩留下一堆钱只会剥夺他将来的乐趣,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自己去赚。”

“我觉得做慈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就是想解决自己的问题,要说什么伟大的贡献、榜样,纯属胡扯,我从来没想过要给谁做榜样。”

拍下巴菲特午餐机会的62万美元,是EnlightFoundation掏的;段永平所居住地区的学区、医院,有EnlightFoundation的捐赠;段永平和丁磊联合向斯坦福大学捐建一个总值400万美元的基金,帮助那些从中国大陆来、需要资金援助的一年级学生,有EnlightFoundation的一份;段丁二人再度联手向浙江大学捐赠的4000万美元,分别是丁磊个人的1000万、EnlightFoundation及段永平募集到的资金共3000万。接下来,EnlightFoundation还将向段永平父母从前工作的单位做一笔图书馆捐赠。

段永平的慈善不是从到了美国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到了美国、自己建立了慈善基金后,他才体会到两个国家的慈善环境的悬殊之别。

他讲了一个细节。在eBay上拍下巴菲特午餐机会后,他不期然地通过eBay账号收到数封陌生美国人的邮件,信里大致都是一个意思,他们知道这笔钱将捐给旧金山葛莱德慈善机构,他们特此向Fasstisslow表示感谢。这些人一个也不认识段永平,看上去和葛莱德似乎也没什么关系。段永平觉得有点感动,更加吃惊。他想起在国内捐钱的数次经历,“有时被人看成怪物,别人要么是很怀疑的态度、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谢谢,要么是钱捐出去后最后怎么花的也没人告诉你,要么是他请你吃鲍鱼海参住总统套房显得比你捐钱的人还大方……”总之,“闲言碎语比较多,捐一处钱后大家老讨论你该不该捐这个、为什么不捐那个?”

段永平对此很不以为然,“作为捐钱的人,我没有办法知道哪个去处是更好、更合理的,我只能把钱投到自己能看到、感觉到被需要的地方。为什么人们总爱评价别人慈善该不该、捐多捐少,却很少因此而想想自己是不是也有可能为比自己更加穷困的人做点什么呢?”段永平说,“慈善这个东西,确实要有很多年文化(滋养),才能做起来自然。”

段永平自己说,“我这五年肯定要比巴菲特的增长率高得多,几乎每支股票的复合增长率都有十几二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但是这不等于我水平比他高。”看上去,他心里清楚,无论是投资还是慈善,他都有太长的路要走。要不然,他怎么会想着将借与巴菲特午餐的机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40多岁时,当你有很多钱却没有投资目标,或者当你找到目标手里又没有钱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段特意强调,他不是想问巴菲特会怎么办(谁都知道这没法办!),他是想问巴菲特40岁时的“心情”。这会把这个77岁的老人牵到怎样的回忆里?段永平是想以此得到什么共鸣和确认吗?就像他六年前因为看到巴菲特的成功经历,才敢确信自己的投资观一样?

最后,你是不是还想知道一点段永平未被大加披露的投资消息呢?可以告诉一点:一个是上文提到过的九城数码(NINE),一个是他逆巴菲特意见而行买入了一支“航空股”。目前来看,前者走势不甚明朗,而后者价格在他买入的两年内又是增长近十倍。可是无论哪个,都不能因为是段永平投了所以成为你也出手的理由。段表述过类似的意思,无论是投资还是慈善,他都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愿望,“自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此外,在某次演讲上,曾经有人问他对在座有何忠告,他说:“如果一定要说,那就是‘享受生活’,那是人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

影子总裁?

段永平的赴美似乎对步步高没有任何影响,这家公司形成了中国民营企业中难得一见的系统支撑能力,但段实际上仍通过虚拟的方式影响着步步高的未来

“负责人当然是段总。”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办公室的一位女职员有些愕然地说。

尽管段永平身处大洋彼岸,对他在步步高地位的质疑仍很容易引起敏感反应。“阿段远离总部,但却在决策中心,他决断力很强,许多新品开发都是他的思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步步高前高管评价。

沈炜、黄一禾与陈明永都是步步高老将,陈更曾追随段永平多年,段兼任总经理职务时陈是其助理。段永平名片上目前没有总经理头衔,而步步高也未任命新的总经理,据其营销部门一位负责人透露,陈现任步步高副总经理,“有些问题也可以请示他”。

此说法得到了步步高内部人士的佐证,上文中的营销部门负责人告诉《中国企业家》,段最近一次回来,没有听到他在公司谈任何战略、产品之类的话题,全部都在讲文化、价值观。段特别强调“做企业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本分”。“企业不要什么钱都赚,不要什么事都做,这就是本分。”他还重提了“敢为天下后”的理论,“咱们实力本来就不强,很难跟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因此,先看国外大企业做什么产品,而且要看它什么产品好卖,然后再做什么,这样成功的机率要大得多。先与后是相对的,这只是竞争的开始。”

在段的概念中,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放权”的过程,“五六年前我就不在一线做了,准确地讲,步步高从开始就没有真正的CEO,每个部门都有成熟的人具体管理,他们也都是创始人”,段说,拿到绿卡后他并未请同事吃饭,“没有任何‘道别’的情绪,也可以说,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赴美之前,段正平每一季度都回去看看,慢慢就变成两个季度回国一次。

上文中提到的离职高管认为,当年从“小霸王”出走,对段永平颇有触动,影响步步高形成现在的管理架构。“步步高具有民营企业难得一见的系统支撑能力,但与外企不同,它不讲求通过整套标准化规则来控制过程,而是通过彼此的信任和利益链来达到目标。”

段被外界所知的第一役始自“小霸王”,他将中山市怡华集团旗下这一品牌从负债累累做到产值逾10亿,却在1995年事业如日中天时放弃高薪离开,主要原因是没有自己的股份。同年他在东莞成立步步高,几乎所有中层管理人员都入了股。段最初持有70%左右的股份,他想稀释自己的股权,而多数员工没有足够现金,于是他就借钱给员工,然后要员工以股份的利润,或者股份增长的股息偿还,“现在步步高不是我一个人的事业,而是大家的事业,所以我可以放心地去打高尔夫。”

创业11年,步步高发展思路似无重大变化,帕勒咨询资深董事罗清启认为,这是一家“朴素”的公司,“提及步步高,很可能马上联想到‘标王’,联想到张惠妹、李连杰、周星驰、蔡依林、施瓦辛格这些大众明星,然而尽管始终延续对产品的强势推广,实际上步步高相当低调,你也看不到其在商业上有耀眼动作,它并不认为做大就是做好。”

因此,当OPPO这个伴随着超级女声铺天盖地而来的新IT品牌爆出血统后,外界纷纷将其解读为步步高转型之作。“OPPO和步步高虽然有很多关联,但在法律上是完全独立的两个公司,就如同凌志和丰田的关系差不多。”OPPO诞生至少经历了5年酝酿期,段说自己很少插手这件事,都是步步高其他同事在运作,但这仍是令他兴奋的话题。

他计划用5年-10年树立这个新品牌,“我做什么事情都是慢慢来”,他略带慵懒地说。

“阿段是一个把激情隐藏在从容后面的人,5年之内,步步高缺了任何人都仍会平稳发展,包括他,但如果他真正意义上的‘离开’,5年之后,他对这家公司的重要性才会令人怀念。”上文中的步步高离职高管说。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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