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宏观经济学之货币-中央银行理论
摘要：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中央银行理论作为指导。结合中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货币理论和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充分吸收当代影响较大的发行货币理论的合理成分，立足于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目标，结合新时代的时代特征，作者提出了货币五重价值假说、货币七大功能假说、发行人民币两大功能-四大职能假说，并提出了发行人民币的五大原则和以实物商品为本位、发行人民币的双轨体制和双向机制、强调公益性驱动货币机制、以国有企业出售稀缺物资的回笼货币机制、多部门互动稳定人民币价值体制机制构想。
关键词：国家治理；货币的五重价值；货币的功能；发行人民币的功能和职能；发行人民币的原则和机制
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建立现代财税金融体系”，《人民银行法》在即，这都意味着我国需要新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货币-中央银行理论。
第一，轻重货币论。《管子》的作者是从商品价格的本质（即物物交换比例）角度去阐述货币、商品、价格三者之间关系的，他们认为：（1）商品的多寡是决定商品价格的核心因素；（2）商品价格与货币价格之间、粮食和黄金价格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社会对商品的需求急切程度也影响到商品的价格；（3）商品是分散经销还是垄断经销，是囤积经销还是“骤发”供应，都会影响商品价格。1000多年后在西方演变为“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面纱论”、乃至“货币数量价格论”，货币主义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这一理论，对人类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的影响都很深远，至今还在影响着各国的货币政策。
第二，国家垄断发行货币理论和钱神论。据考古资料，我国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的秦国，就实行了铸币权的国家垄断。然而有记载的发行货币国家垄断理论，却是在西汉时期由贾谊和贾山首先提出，后来的桑弘羊、唐代的崔沔和刘秩、南宋的吕祖谦和叶适等人也持有此观点。贾山认为：“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令民为之，是与人主共操柄，不可长也”。贾谊认为，自由铸钱可造成诸多弊端：一是诱使人们铸钱时为谋利而降低钱的质量而犯法；二是市场流通货币因其质量的不同，而引起紊乱；三是农民弃农铸钱，影响农业生产。晋代鲁褒的钱神论，进一步揭示了附着在钱身上的功能（便利交易、价值储藏）和权力：“‘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1400多年后的1734年，英国的范德林特也只是初步认识到货币之便利于交易、进而有利于经济繁荣。
第三，货币价值理论。宋代周行己认为，钱的价值大小，一方面表现为它的购买力——即货币与商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钱之间的轻重——准确地说是不同钱的铸造成本。这其实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货币理论。尤其是在以金属为货币材质时，货币的定价，就必须既要考虑它与其它商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也还要考虑不同面额货币之间的价值差距，否则就会存在不同面额货币之间的套利问题。当前世界所面临的不同货币之间应该如何定价才能避免套利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货币的价值应该如何确定的问题。
第四，货币流通理论。面对我国唐宋出现的“钱荒”和“钱重物轻”问题，中国古人从发行货币、执政组织回笼货币、货币的流向和流通速度等方面阐述了货币流通的问题，代表性人物，主要有唐代陆贽和杨於陵，北宋张平方和沈括等。在600多年后的1691年，西方的约翰洛克才有了相似的认识。
第五，发行货币数量论。在《管子》中，中国古人就已经从货币的交易媒介功能提出了“币乘马论”。该论将一国发行货币数量与一国生产资源（准确地说是粮食生产资源）数量或生产力联系起来，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这个道理也是容易理解的：只要有资源，就可以通过增发货币去整合资源形成生产力，就有可能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而下文所述西方之货币需求数量论，与此相比，似乎有事后诸葛亮的特征——财富生产出来了才确定发行多少货币。唐代刘轶的人口-货币数量论，同样闪烁着天才的光辉，他认为，发行货币数量应该随人口的增长而增加，否则就会出现货币不足（钱荒）。当代学者罗天勇也强调发行货币要以人口为基础，尤其是强调要建立以人口为本位的货币体系。
第六，发行纸币理论。北宋周行己主张纸币需要兑现（即需要以金属货币为准备金，此为较早的重金属本位制论），而且认为纸币不需要十足准备金（如准备金占纸币发行量的三分之二），认为这样发行者可从发行货币本身获得利益（即现在所谓的铸币税）。这可以说是现代纸币发行理论的鼻祖。南宋李刚、李光也有类似观点。南宋辛弃疾强调国家以发行纸币作为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应急办法。南宋叶适指出，流通纸币存在弊端——纸币驱逐钱币、持有纸币的人有受到贬值损失的风险、商品缺乏。西方与叶适的纸币驱逐钱币理论相似的，是英国麦克劳德1857年所谓的“格雷欣规律”——劣币驱逐良币理论。至今，叶适所指的纸币（尤其是没有贵金属作为价值后盾的“虚券”）流通的弊端依然困扰着人类，其纸币驱逐钱币理论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多元货币制度必然引起金融的混乱。对于如何稳定纸币的价值，南宋袁燮强调对纸币采取“贱而后收”的回笼政策。这基本上成为当今世界货币政策的一个常规做法。
第一，货币的本质、起源论和职能论。马克思认为，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商品，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起源于商品交换中存在的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学术界一般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货币具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实际上，马克思除了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中从微观的角度阐述了货币的五种职能外，还在紧随其后的第四章中阐述了货币的另外一个功能——资本——能够带来价值增殖的价值。按照王国刚的说法，马克思实际上还认识到了货币的金融功能和经济社会功能。
第三，货币符号理论和历史性论。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时与其价值量（或金量）存在分离，因此天才地预言了货币的符号化趋势。马克思认为，“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是价值符号。”货币作为价值符号，不仅代表金量，马克思还强调了其作为物质财富的代表，马克思认为，“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马克思还揭示了货币是一个历史范畴。他认为，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在假想的鲁滨逊荒岛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是不存在的，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货币也将不存在。
第一，金（银）本位制论。该论认为，货币不过是社会财富或价值的符号，要发行多少货币（纸币），就应该有多少同等价值的金银作为储备。金（银）本位制在国际金融中，还演化出了金汇兑本位制和美元-黄金本位制（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是由马克思的货币符号理论衍生出来的。这种理论指导下的发行货币制度，虽然货币不会出现过度发行和严重贬值，能很好地便利贸易和实现金融体系的稳定，但也存在一个重要的缺陷——经济出现快速扩张、货币需求量大幅增加时，如果金银的生产不能与经济扩张同步，那经济运行就会因为货币缺乏而受到抑制。
第二，“物资-物价”本位制论（原称“物资本位论”和“物价本位制论”）。物资本位论是金（银）本位制论的一个变种，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薛暮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战争时期）提出并实践的发行货币理论，即货币发行机构通过收储大宗商品而发行货币。实现这种发行货币制度与金本位制度一样，有利于稳定币值；同时，在金（银）不足的情况下，还是有效发行货币的不二选择。其缺陷与金本位制类似。建立在物资本位发行货币机制基础上、以保持物价稳定和平衡财政收支为目的的货币制度，被薛暮桥称为“管理通货制”或“物价本位制”。从结果上看，薛暮桥的这一货币制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第三，国家信用本位制（或主权信用本位制）论。比如，美元在1971年与黄金脱钩后，实行的就是以美国国债为本位的主权信用本位制。该论似乎认为，只要国家信用没有丧失，那就可以不断增发货币。该理论源于货币名目论，与后文货币数量需求理论和“现代货币理论”相通，都认可按需求发行货币。然而，信用绝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空洞的东西，它必须以货币能够保值和具有稳定的购买力为后盾。纵观历史，执政组织在财政或资金紧张时，往往毫无节制地增发货币来筹集资金，最终币多而贱、民众受到盘剥、纸币流通失败，这基本上成了铁律。这个纸币流通规律，1000多年前的南宋许衡就已经指出了。元代刘基进一步指出，“法不行矣，有用之物且无用矣，而况于币（纸币）乎？如之何其通之也？”
第四，外币本位制（论）。由于历史和美元曾经具有强大购买力的原因，美元1971年后虽然与黄金脱钩了，但在国际贸易中，诸多国家还是沿用美元作为结算货币，由此事实上形成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这进而倒逼其他国家在抛弃黄金本位制后以外汇（美元）为本位的发行制度。随着欧元、日元等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后，美元本位制就逐渐演变为以一篮子外汇为本位的发行货币制度。这是一种标准的殖民地发行货币制度——货币局制度，表面上仍是自己在发行货币，但实质是替外人发行货币，铸币主权随着铸币税的丧失于无形之中让渡于人了。主张外币本位制者有一种莫名奇妙的意识——宁愿信他国之信用货币（如以美国政府债为本位的美元等）、也不愿意相信本国政府之信用，进而以防止货币滥发为托辞而反对以本国政府债券为本位发行货币。主张外汇本位制的理论，实际上是主权信用本位制论的变种，只不过，这里的主权信用是指对外国货币发行者的信用。按照叶适的说法，不管是依靠主权信用发行的货币、还是依靠外汇发行的货币，皆是“虚券”。
第五，货币需求数量论。鉴于金（银）本位货币发行制度的缺陷，经济学家们将目光由货币的价值符号（和价值尺度）功能转向了货币的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和贮藏手段功能，他们分别从商品交易、投资、投机和预防性需求角度提出了货币需求数量理论，如费雪的现金交易理论（又称费雪方程式）、马歇尔和庇古的现金余额理论（又称剑桥方程式）、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数量理论、周小川的服务-金融货币需求论等。这些理论或多或少都有其合理的成分，尤其是费雪方程式，比较有政策指导意义——即一国生产有多少价额的财富（产品和劳务），则需要多少货币流通，因而成为当代诸多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但是仍然存在诸多方面的局限，尤其是，发行的货币如何才能到达需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主体手中的问题被忽略了（当前流行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就是要力图克服这个缺陷的）。
第六，中央银行的职能论、职能弱化论和独立性理论等。现在学界一般地认为，中央银行（简称央行）职能可归纳为三个方面——“发行的银行”、“银行的银行”和“政府的银行”。但是，就当前的实际情况而言，大多数的央行都难以胜任国家治理赋予它的职能，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陷入衰退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同时还需要稳定货币价值和稳定金融系统的职能，更是捉襟见肘、难以两全。当然，维持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样的重任，事实上也不是央行能够单独承担得起的，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治理上存在的难题。由此引发出了中央银行职能弱化理论。另外，与中央银行职能论相应的，还有中央银行独立性理论、货币政策工具理论等。
要构建强调中国主体性的经济学话语体系，中国经济学之货币金融理论就要强调其主体性。目前我国学术界和官方，普遍使用“货币发行”一词，但是，稍加斟酌就会发现，这个词不符合汉语的习惯——动词（谓语）在前、名词（宾语）在后的动宾词组组词习惯或原则。就其欲表达意思而言，应该为“发行货币”。抛开语法不说，就单纯从“发行货币”和“货币发行”这两个词汇的含义来讲，也是有所不同的——“发行货币”和“货币发行”虽然都是一种创造货币的行为，但前者强调发行者的主观能动性和目的性，后者强调发行者的被动性。
另外，发行货币也并非只有央行一个主体和央行发行货币一种类型，在当代流行的金融体制下，商业银行在借贷过程中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发行货币的功能——学界称之为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也就是说，商业银行也是发行货币的一类主体，商业银行的信贷也是一种发行货币的形式。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商业银行的私有化过程，实际上是将一国执政者的一部分发行货币权力拱手让渡给了私人资本家。由此可见，近些年来私有化思潮泛滥的背景下，我们流行不强调发行者主体的“货币发行”，大抵是推崇商业银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者们为了掩盖其真实目的，而精心构造的观念意识。以我国近期不同类型主体发行货币数量的比重为例，商业银行创造的货币数量占比远远大于中国人民银行这个明面上的人民币发行机构，（M2-M1）占M2比重达到了72.19%，M0占M2比重才3.76%（2020年7月数据）。
就是人民银行发行的货币中，根据其发行对象，也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对外（资）发行货币和对内（本国政府、内资和本国公民）发行货币。就我国而言，人民银行收储外国法币就表现为对外发行人民币，而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再贴现、在国内收储黄金和购买中国政府国债就表现为对内发行人民币。虽然人民银行收储经常项目顺差所产生的外国法币，从表面上看是对内（国内企业和民众）发行货币，但实际上这些货币对应的生产及其产品是为外国服务的（对侨汇的兑换，本质上是对外国货币的背书）。这就涉及到央行职能定位问题了：央行究竟应该为谁发行货币、为了什么目的发行货币？
总之，根据发行货币的主体和对象来划分，我们至少可以区分三种发行货币类型：（1）央行对内发行货币，（2）央行对外发行货币，（3）商业银行发行货币（如果人民币成为世界货币，有其他国家或国外经济主体愿意接受人民币在他们本国使用或用于进口中国产品，那么我国的商业银行也可以对外发行人民币）。
综合周行己的货币价值论与《管子》中关于黄金轻重变化的理论（详见前文），我们可以看出，影响黄金（货币）价值变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黄金（货币）的多寡；（2）黄金（货币）与其他万物之间的比例；（3）货币的铸造成本；（4）市面上对货币需求的急切程度。第二个因素包含第一个因素。用作者提出的谈判势力-机会成本价格理论来说，在货币供不应求时，货币的价值由强势一方主导、并由弱势一方（货币需求方）的机会成本决定。“令疾则黄金重”，不外乎是通过国家政策提高了黄金（货币）需求者的机会成本而已。
从这个意义上讲，货币的价值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货币与商品在数量上的比例关系（即货币的购买力）、货币的铸造成本、货币需求者的机会成本。如果考虑当代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纸币汇兑比例，那么货币就具有了四重价值。如果再考虑到货币成为资本，还有利率的价值，那么货币就有了五重价值。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1）金（或银）本位制下的货币制度，在面临不同国家黄金（或白银）的生产成本具有很大差距时，这两国之间就存在了货币套利的空间；同样的道理，在两国货币的价值存在较大差距时，如果一国金融是自由开放的，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产生跨国货币套利。（2）如果货币购买力意义上的价值确定太低，那么铸币或者发行货币就将是亏本的；但如果其获利太高又容易引起私人蜂拥私铸甚或伪造；对于现代一本万利的纸币生产来说，提高防伪技术和加强打击货币伪造就是不二选择了。（3）在国家金融治理中，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货币的多重价值，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和设计相应的制度，切忌混淆了货币的不同价值而施行错误的政策，比如，在人民币对外汇升值（或维持人民币对外币过高估值）、国内经济不景气之时，如果我们还实行提高人民币利率的政策（或将人民利率维持在较高水平），那就无异于是经济自杀了。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商品，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这使其具有诸多的功能。结合马克思的五大职能理论等思想，作者认为，货币实际上具有四个层级的“七大功能”。
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财富的符号（如果是贵金属，那它本身也是社会财富之一、是社会财富的代表）。支付手段、贮藏手段、甚至世界货币的功能也是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货币（纸币）能成为社会财富的符号呢？从纸币诞生的历史可以看出，纸币之所以具有社会财富符号的功能，一是源于信用（如宋代的交子），二是源于暴力强制（如元代的钞）。这两个缘由很多时候并不是独立发挥作用的，如果货币没有了兑付黄金等真实财富的信用为后盾，单纯的暴力强制，“货币”的财富符号功能最终也会丧失的。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还可派生出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资本。他认为，“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成了资本”；“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作为货币的货币”，其实是指“作为消费资金的货币”，它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前者购买消费品用消费，后者购买生产要素、组织生产，并出售产品以获取利润。
货币之所以会具有“资本”的功能，除了它在财富符号功能基础上的流通手段功能——即其交易便利性外，还因为它本身也是一种资源——一种由此派生出来的、在商品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稀缺资源。在一个商品经济体系中，如若没有充足的货币供应或货币的供给价格太高，经济运行就会受阻（犹如机器缺乏润滑剂），从而使得已有生产技术、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而若货币供应过度，那就会导致宏观价格体系失控，进而导致经济体系陷入极度紊乱乃至崩溃。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体系中，货币还具有资源性功能（也可说是“经济润滑剂”功能。货币这种资源并不是多多益善的纯粹良性资源）。
在西方，范德林特强调的是货币的流通手段功能（或交易媒介功能）对繁荣经济的重要作用，但在进行宏观经济分析时，他又陷入了货币中性论了。维克赛尔可以说是西方较早明确否认货币中性论或货币面纱论的，他认为：“货币的使用——或滥用——可在实际上积极地影响实物交换和资本交易。滥用货币（如政府纸币）——这确是常常发生的——可以破坏大量的实物资本并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生活陷入绝望的混乱。但另一面，通过货币的合理使用，在实际上又可能积极地促进实物资本的积累和一般生产的增加。”
不仅如此，货币还会演变出另外一个强大的功能——权力。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权力，一是货币的经济权力，即铸币权（金融权力）和财富符号所有权。金融权力是由货币作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资本使用）和财富符号（作为消费资金使用）所派生出来的。二是由货币拥有者的经济权力演化而成的政治权力。对于货币的权力功能，鲁褒的钱神论已经说得非常透彻了：“有钱可使鬼，而况于人乎！”。明代靳学颜明确指出，“钱者权也”。
对于货币的功能，黄宪章1947年在《货币学总论》中提出了三大货币职能学说：（1）基本职能——价值尺度、价格标准、价格单位、国际货币；（2）附属职能——流通手段、支付手段；（3）特殊职能，货币的资本化问题、计划经济的计算单位，调整手段及分配手段。在这里，有些职能（实为功能）如调整手段和分配手段，其实已经不是货币本身的功能了，而是发行货币或金融权力乃至政治权力的功能了。价格标准、价格单位，其实依然是货币价值尺度的功能。
总之，我们可以将货币的功能归纳为四个层级的七大功能：基本功能——价值尺度或财富符号、流通手段；二级派生功能——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三级衍生功能——商品经济中的资源性功能或润滑剂功能；四级衍生功能——资本功能和权力功能。如果前两级的货币功能是从微观角度来划分的话，那么后两级的货币功能就分别是从宏观经济运行、社会关系和国家治理的角度来划分的。
立足于新时代我国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目标，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我们可以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行货币的两大功能（和三大职能）：一是为经济运行发行数量恰当的货币，即为一国之宏观经济运行提供数量足够、但又不能过多的“润滑剂”（这同时又是发行货币的职能之一）；二是通过不同的货币金融政策导向，调节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财富的分配（这又包括两种职能——替执政组织筹集资金、促进社会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结构合理化）。
比如说，国家财政通过向中央银行出售债券筹集资金（即央行发行货币），以用于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补贴农业、社会保障、应急使用等。通过发行货币来获取资金，实际上是发行货币者对货币使用者的负债。当然，超发货币，自然有稀释已有货币购买力、从而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之作用了。如中国地方政府通过贷款融资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最后无法偿还贷款，实则也是一种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又比如说，中央银行增发货币，同时规定商业银行或者政策性银行对中微小企业贷款任务，这些都是通过货币发行来实现的生产资源的再配置——或优化、或恶化。
由于货币（实指纸币）作为财富符号有暴力强制和信用的缘由，以及发行货币的上述三种职能，我们可以说，发行货币本身还是执政组织体现自身主权的象征。货币本身就具有强大的权力，而发行货币是分配这种强权的权力，可谓是强权中的强权。也正因为如此，贾山说，“钱者，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贵。富贵者，人主之操柄也……”。所以，美联储第一任总裁、以色列之父罗斯柴尔德说：“只要我控制了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意谁制定法律！”因此，我们可以说，体现国家治理主权也是发行货币的职能之一。从政治意义上讲，这是发行货币最重要的职能。没有了发行货币权力的政权，是不完整的；不能充分掌握发行货币权力的政权，一定是软弱的。也就是说，发行货币实际上应该有“四大职能”。
总之，我国发行人民币应具有上述“两大功能”，同时要承担上述“四大职能”。
由以上发行货币的职能可知，确定发行货币的数量，至少需考虑实体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需求、执政组织融资需求、社会生产资源配置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优化需求、以及存量货币数量与存在态势五个方面的因素。这是立足于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总体目标的普惠性金融之必需。然而，发行货币的这些职能之间有时候会存在冲突的，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具体的不同国家治理目标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轻重缓急，确定我国发行人民币的原则。
第一，生产性原则。货币资源作为一国再生产之重要资源，应主要配置于生产，以整合其它生产资源、保障培育促进生产力。之所以要如此，是因为财富生产是一国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不管是国强还是民富、也不管是国泰还是民安，都离不开充裕的物质财富。而且，金融运行的市场机制——也决定了金融资源需要配置在能盈利和盈利能力强的生产性部门或行业，只有这样，金融系统才能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消费限制原则。金融资源配置在消费，在国家层面可不主张不倡导不禁止，但要限制比例，尤其是应该限制那些用于超前消费的借贷。对于生活所迫而进行的临时消费借贷，应由国有政策性银行来办理，运行机制着重体现公益性，而且应该仅仅是财政救济扶持职能的补充。这实际上是第一个原则的引申。反过来讲，如果一国的货币资源大量配置于消费、配置于脱离于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中，那注定这是一个坐吃山空的国家，当前深受产业空洞化危害之欧美国家是我们的前车之鉴。那种引诱年青人借钱消费的金融资本主义要不得。
第三，公益性信贷应急适度原则。执政组织出于国家公益（战略性或基础性）投资考虑，而从金融系统筹集资金进行投资，在很多时候是属于无奈之举。但这种投资短期内又不能形成利润，若长期大规模如此配置货币资源，那必然会出现我国当前地方政府融资所带来的债务和金融风险问题。所以，通过信贷来获取公益性投资资金，只能是应急所用，或者是在未来财政能够保证偿付的范围内。既然是公益性的投资，那就应该由承担公共职能的财政部门来完成。同时，一方面财政部门应享有从人民银行获得资金的权力——这是中国政府铸币权的基本权能；另一方面，人民银行毕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的职能部门之一，人民银行应该承担为中国政府无条件提供资金的职能。这是我国新时代建设经济新格局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注意的，财政和金融都是政府的职能部门、必须相互协调运行。
第四，币值稳定原则。货币要能充分实现其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等功能，必须保证其币值的稳定。一旦货币贬值成为普遍、长期的预期，这种货币（纸币）的信用就将丧失，它的各种功能就无法正常发挥，一国经济必然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不管是为了应对美帝国主义意欲对中国发起的货币战争，还是人民币逐渐在国际贸易中替代美元成为结算货币，巩固人民币购买力价值都是必须的（具体措施见下文）。捍卫人民币，在某种意义上讲，与捍卫我国的国防安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第五，盘活存量货币原则。货币不仅具有流通手段的功能，它还是价值的符号，从而在经济运行中经常出现货币沉淀的现象——储蓄。如果储蓄仅仅是停留在分散的个人手中，那么导致的问题还仅仅是流通货币数量减少；如果储蓄大规模地停留在银行等金融系统中，加之还存在存款利息（当然是指正的利息了），那就可能造成银行资产状况的恶化，从而孕育金融风险（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时）。如果不盘活存量货币、不断增发货币，必然导致社会出现货币贬值预期并不断强化，那币值稳定、宏观经济健康运行就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发行货币应该尽可能盘活存量货币，而不是一味地增发货币。而要做到这一点，以利润为导向的市场机制是不能胜任的（尤其是在经济衰退甚至萧条时，存在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只有社会主义的行政手段才能胜任。尤其是在我国当前M2已是GDP的两倍多的情况下，盘活存量货币，就尤为重要。
在纸币使用的一千多年历史长河中，如何稳定纸币价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归根到底，这是纸币的价值后盾（即“锚”）的问题，也即纸币作为财富的符号所蕴含的价值量的大小问题。货币因为其价值的稳定而稳定地成为货币，也因为其价值的快速贬值而逐渐被人们抛弃而不成为货币。人民币要想不重蹈历史上那些纸币被世人抛弃的覆辙，必须要解决以什么为“锚”的问题。
由货币的本质是商品（实为实物商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上述货币的五重价值论我们可知，货币一旦脱离了实物商品这个本质——，那它就成为了“空钱”（金属货币）乃至“虚券”（纸币），其价值就只剩自身的成本价值了；然而，纸币自身的成本价值与其交换价值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这就意味着，人民币要能稳定地成为货币，就必须要有足够的实物商品——或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或黄金等（黄金作为财富的符号或代表的功能依然存在）——可与其交换。也就是说，包括消费资料、生产资料和黄金在内的实物商品都可以作为人民币的“锚”。
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作为人民币的“锚”，是为了满足人民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乃至世界货币的需要；黄金作为人民币的“锚”，是为了满足人民币作为财富的贮藏手段的需要。尤其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类生产和积累的财富越来越多，人类对货币的价值贮藏功能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对具有优良贮藏功能的货币的需求量也会越来越大。
其实，美元从1971年脱离黄金本位后，所谓的“石油美元”和“粮食美元”、薛暮桥的“物资本位制”，皆是以实物商品为“锚”。但是，随着美元在世界贸易中（尤其是在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贸易中）使用量的减少，（在美元数量没有减少的条件下）其价值是必然下降的。中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连续快速增发人民币，而人民币依然坚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国在同期物资生产能力的快速增长。这与欧美2008年世界性金融危机后的情况——货币快速增长、而物资生产能力下降——形成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我国的生产力就是捍卫人民币。
当然，我国当前M2/GDP大于2的现实，也为我国持续多年的超发货币敲响了警钟，尤其是，随着世界性经济危机在新冠病毒疫情冲击下进一步加速恶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有效购买力下降；国内在高房价的压力下和经济步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消费购买力也出现了萎缩的趋势，货币相对过剩的态势将进一步加剧。这都意味着，我国发行人民币的驱动机制需要调整了。
我国古代国家发行货币时，大多为财政铸造货币、并由财政通过支付俸禄和购买商品等向经济中注入货币，这是公益性的驱动机制。而我国目前向国民经济中注入人民币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1）人民银行通过向商业银行贴现，进而由商业银行放贷；（2）商业银行利用非全额存款准备金制度，通过吸收储蓄和放贷进行货币创造；（3）人民银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购买有价证券；（4）人民银行兑换外汇；（5）人民银行收储黄金。前两种投放人民币的途径属于商业行为、是利润（导向）驱动机制，后两种属于公益驱动机制，第三种途径既具有商业行为的特征、又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即利用市场化的利润驱动机制来行使公益性的投放货币。
在这五种投放人民币途径中，从2003年以来又主要以第二、第四两种为主。这种发行人民币的驱动机制，有以下两个重要的缺陷：（1）当经济陷入衰退甚至萧条时，货币被大量贮藏或出现流动性陷阱（市场中的利润驱动机制失灵、货币难以进入实体经济中流通）；（2）在外汇储备减少时，意味着人民币紧缩，尤其是在资金大规模外逃与出口遭遇急剧萎缩重叠时，货币危机就很可能到来。
我国在经济步入新常态、要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格局的时代背景下，现行的发行人民币的体制和机制是不能适应了（最近要修改《人民银行法》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1）发行货币体制需要由现行的“强商业银行+弱人民银行”的非平衡双轨制向“人民银行-财政部门+商业银行”的平衡双轨制转型，即在人民银行作为铸币母体基础下，由财政部门负责公益性投放货币（政策性银行归于该系列）、商业银行负责商业性投放货币；（2）发行货币机制需要强化公益性驱动机制，即加大财政部门公益性的行政手段以驱动货币进入实体经济中（包括加大力度向低收入群体注入资金进而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进而促进货币进入实体经济）；（3）尽可能降低金融环节产生的资金成本，以为实体经济提供足够的低成本资金。这也是中央提出的要实行普惠性金融的要义所在。
如果我们为了促进商品贸易和整合资源以形成生产力、甚至为了弥补财政的缺口而一味地向国民经济注入货币，那么，在经济繁荣和稳固政权的同时，也必然会造就贮藏货币的累积，而当贮藏货币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会产生以下两个方面的严重后果：（1）民众对货币的贮藏价值大小的关心会越来越强烈，货币面临信用危机风险；一旦民众开始怀疑货币价值能否稳定、甚至对其失去信任时，货币就进入了“信用丧失-贬值-信用进一步丧失-再贬值......”的恶性循环。（2）贵金属货币可以窖藏的形式退出流通，而纸币在现代金融体系下大多只能以存款的形式沉淀于商业银行（以及其它储蓄机构），在经济面临衰退乃至陷入萧条时，这成了商业银行的沉重负担——巨额存款利息支出（这也是日本、西欧国家实行零利率的原因）。
也就是说，要稳定货币的价值、进而维持商业银行乃至整个金融系统能够正常地运行，必须要考虑货币（主要是存量货币）的回笼问题。现在流行的货币回笼做法，就是央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抛出国债等有价证券。但是，不管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来看，这对于沉淀于金融系统的巨额货币而言，实在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国债等有价证券失去投资价值时，这种回笼货币的做法还会失效（即政府不能在无限信用假设下无限制地发行国债）。这意味着，为了实现强国富民的国家治理目标，我们必须要构建新型货币回笼机制。
按照上文所述的实物商品本位制，结合中国古代的盐铁专卖理论和平准理论，我国政府的国资部门需要和人民银行相互配合，通过国有企业垄断销售一些较为稀缺的物资、以回笼货币。国资部门可以根据沉淀货币在不同类型主体上的分布，或销售生产资料、或销售奢侈品、或贵金属、或这三者有机结合，有针对性地回笼人民币，以避免人民币在民间的过度贮藏、进而避免人民币出现信用危机。这也是我国国有企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应该负有的新职能。这意味着，我国的国资部门必须要考虑稀缺物资乃至战略性物资的储备问题，商务部门也必须要严格限制稀缺物资乃至战略性物资的出口。
然而，这种货币回笼机制，只有在以公有制占主体的国家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因为只有公有制占主体的国家的执政组织才能提供足够的稀缺物资、以充分回笼货币的。这意味着，那种纯粹的信用货币制度必然要失败的，骗取民众财富的“空钱”和“虚券”也必然要被世人抛弃的，这是我国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警惕的。
从上文可知，货币的价值除了自身的成本价值和使用价值、机会成本价值外，就是与其它（他）商品相交换的价值了。而决定货币作为财富代表的价值的，主要是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为非金属货币而言，这两者统一在交换价值上。也就是说，对于大多将货币作为财富的一种贮藏手段的民众而言，他们关心的货币价值实际上也就是物价水平，即物价水平上涨下跌就意味着货币价值的下降和上涨。因此，我们要稳定人民币的价值，仅仅依靠人民银行和国资部门回笼货币是不够的，还需要工商物价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与他们联合行动，保障物资的充分供应、严厉打击对稀缺资源和消费资料的投机炒作、避免货币过度沉淀于民间。从1995年我国《人民银行法》修订以来的实践来看，人民银行对稳定人民币价值也是力不从心的。
总之，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建立新型的人民币价值稳定机构（如由人民银行、国资部门、工商管理部门、财政部门联合成立“稳定人民币价值和物价管理委员会”），从避免货币过度沉淀于民间（避免过度发行货币，尤其是避免商业银行过高的货币创造乘数和企业高金融杠杆）和稳定物价两方面着手，市场机制和行政机制两手并用，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和集体经济进行平准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