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川北地下党领导人王叙五在木门场的革命活动
王德厚
王叙五（1906-1985），男，四川蓬溪县高升场人，成大预科毕业。193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蓬溪县委宣传员，中共遂宁中心县委书记，川康特委秘书长，川北工委书记，川北区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川北行署民政厅厅长，中共四川省委委员、组织部副部长，省顾问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省党史工委顾问等职，1985年病逝于成都。
在担任中共遂宁中心县委书记和川北第二工委书记、川北工委书记期间，王叙五同志时常奔走于阆中、剑阁、苍溪、广元、通江、南江、巴中等县，以教书先生和绸缎商的公开身份开展革命活动。从阆、苍、广去通、南、巴，木门场是往返的必经之地。王见木门场街市繁华，又是巴南苍广四县交界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加之1933年1月至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曾在这里建立苏维埃政权，播下革命火种，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于是决定将木门场作为他在通南巴一带开展革命活动的据点之一。
1949年12月，木门场和平解放，王叙五奉调南充，此后再未到过木门。
王德厚：男，普济中学退休教师，县政协文史员
老红军索心忠其人其事
索怀玉
民国年间称为广元县大东路上的索家坝，位于现在的旺苍县尚武镇榆钱村。索氏家族是明末清初“湖广填川”的移民，至民国20年前后已有二十余户人家，老红军索心忠童年时期的家庭便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户。
家庭变故
据考证，老红军索心忠的爷爷索应岚是索氏家族六大房中老院子大房后裔，从始祖起第十一代孙。索应岚女儿出嫁后，家中只有一个儿子索景荣，儿媳妇張氏，还有孙子索心忠。索应岚是位中医先生，十里乡邻小有名气，家中田产颇丰，衣食无忧。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民国二十年前后不到十年间，索应岚结发妻子突然病故，儿媳張氏意外身亡，孙子索心忠失踪，儿子索景荣外出不归。这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使索应岚面临着绝代传宗的困境。
民国三十年后，索应岚老年续弦。倾其家产，以十五斗菜子为代价贿赂族长索思义，又家家磕头，户户送礼，终于第一个冲破索氏家族“不许异子乱宗”的族规，将妻子赵氏带来的張家儿子改姓为索，承继索氏宗祧。索应岚虽已后继有人，但始终受到本家族中顽固守旧族人的岐视，说他本已断子绝孙，公开叫他“老和尚”。
1950年，索心忠似乎从天而降，突然荣归故里。索应岚老人喜出望外，犹如“范进中举”，兴奋得失去了理智，从老院子跑出来，逢人便说：“我不是老和尚了，我不是老和尚了，我的孙子还在，我的孙子回来了，我的孙子回来了！”索心忠第一次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家中唯一的亲人就是年迈的爷爷。他含着眼泪告诉爷爷，就在他参加红军后不久，有一天在刚进旺苍老城的那条街上，他突然看见了东張西望的父亲。他怕父亲看见了他，就立即后退到一个拐角处。万万没有想到，那次竟是儿子最后一眼见到父亲，父亲却没见到儿子。
“为了吃饭当红军”
2013年5月，我和妻子专程去南京拜访了九十三岁高龄的老红军索心忠。他給我第一眼的印象是，精神矍铄，步履稳健。与他交谈，耳聪明目，思维清晰，谈吐幽默。论族家辈分我们是他的晚辈，该称呼他忠爸。我们被他和家人迎进家门后，首先向他表示歉意说：“我们走这么远来給你添麻烦了。”他立即对答如流“你们还没我走得远嘞，我走了二万五千里，还走遍了全中国。”满客厅的人听后便会心的笑起来。
我们将带来的礼物一一清点说明，如数家珍：有索家坝人用本地猪草养的猪腌制的腊肉，索家坝土地上产的油菜籽榨的菜油，索家坝山坡上的野花酿的蜂蜜，索家坝地里种的大蒜……老人拿着虚根上带着泥土的大蒜深情地说：“这就是乡土啊”。我们拿出一袋茶叶说：“这是旺苍木门的清明茶。”老人立即接着说：“就是我们红四方面军召开军事会议的那个木门嘛，这我都还记得啊。”
睹物生情，我们赠送的礼物把老人的思绪带到了魂牵梦绕的童年时代的故乡，更把老人带到了战火纷飞遍地烽烟的红军时代。他情不自禁地说：“我当初参加红军就是为了吃饭，哪里懂得是为了革命！”他回忆自己小时侯很顽皮，胆子大，经常和小伙伴打架，回到家就要挨打。离开家的那次就是和几个伙伴在河里洗澡打水仗，打架后几天不敢回家，肚子饿得没办法，就去参加了红军。老人还说索家坝背后的南山上有个陡嘴子和大岩壳湾，他还和乡亲们在那里躲过红军。参加了红军后才知道红军真正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穷人的队伍。当时害怕红军是因为国民党造谣污蔑的结果。他刚参加红军分在31军，31军的大部分战士都是广元人，他们在旺苍大约驻扎了三个月，后来到了通江县的烟溪场。他由于年龄小，当时只有13岁，只能在医院护理伤员，給伤病员端屎倒尿，端水喂饭，打扫医院卫生。工作虽又脏又累，但很自由，能吃饱饭，不挨打，不挨骂，还可以学习文化知识，很快就喜欢适应了红军队伍的生活，下定了决心跟红军走。
草地最艰难，子弹更无情
谈到長征时，索心忠老人告诉我们，長征最艰难的是过草地，所带的食物只有炒面，一开始大人就少吃，让小孩子吃，后来大人完全不吃，全让小孩吃。所谓吃就是用舌头舔，舔一点在舌头上让口水打湿再咽下去，每次还不能舔得太多。杀马吃也是百般无奈，吃马肉是把肉放在火上烤，千万不能烤焦，只能烤出油水后放在嘴里吸，把油吸进嘴里咽下去，这就叫吃肉。这些都吃完了，只有吃草根，行军途中边走边拔路边的草，将草根放在嘴里嚼，嚼出草根的汁咽下去，用来充饥。長征中牺牲的大部分同志都是过草地时饿死冻死的，有的同志牺牲了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
红军队伍人与人之间感情很深，处处都替别人着想。大人不仅要把食物让给小孩子吃，行军打仗还要保护好小孩，行军时让小孩走队伍中间，河水深了，先把小孩背过去。尽管長征中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自己还能三次过草地而幸存，就是因为那时年龄小。然而，在抗战爆发后的太行山抗击敌寇的多次战斗中，他的头部却两次被子弹打中，留下了永恒的伤疤。
有一次他们被敌人包围了，部队被打散了，有的人把枪都丢了。敌人的子弹从他头顶擦过，打掉了头皮，但他仍坚持把部队的战马全部拉回了部队。团里对他机智勇敢顽强战斗的精神，专门开大会予以表彰奖励。还有一次，部队正急行军奔赴前线时，突然遇上了一股敌人，正短兵相接，一颗子弹从额头擦过，血流如注，但他仍坚持战斗，掩护战友离开……索老摘下帽子，指着头上的两块伤疤告诉我们，长征中没有被饿死冻死，自己的生命是牺牲的战友用生命换来的。在枪林弹雨的战斗中，敌人的子弹是残酷的，头上的伤疤，是战争的纪念品，它能够教育后人永远不忘过去。
由警卫员到放映员
新中国成立后，索心忠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谦虚谨慎，平易近人，从不居功骄傲。他对自己战争年代的传奇经历讳莫如深，南京人只知道他是位电影工作者。
1978年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同志病重期间，索心忠进京看望杨奇清，杨奇清同志逝世后，索心忠又进京参加杨奇清同志的悼念活动。时隔十年后的1989年，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长傅鈡上将病危并逝世，索心忠又两次进京，看望傅鈡将军和参加他的悼念活动。这些事，都是国家公安部直接点名，由南京市公安局下达通知的。此事经媒体报道后，索心忠在战争年代的非凡经历才逐渐浮出水面，让更多的南京人刮目相看。
原来索心忠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走过三次草地的老红军。抗战爆发后，索心忠曾在太行山附近无数次投入抗击日寇的战斗，后来被调到八路军总部担任“锄奸部”部长杨奇清同志的警卫员。1945年3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当时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鈡将军去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会议，杨奇清同志忍痛割爱将自己的警卫员索心忠分配給傅钟将军，于是，索心忠荣幸地跟着傅钟将军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到延安后傅钟将军推荐索心忠进了“延安电影团”，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从此，索心忠与电影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索心忠能長期为杨奇清、傅钟等高级将领当警卫员，到延安后作为放映员又亲自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党的最高领袖人物放电影，他能担任如此重要的工作，他能受到如此的信任，可见他从抗日战争起，早已不是当初“只为了吃饭”而当红军的“红小鬼”了。他无疑已成长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对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信念恰如其名，“心忠”不渝。
与毛主席合影的珍贵照片
抗日战争刚结束，索心忠所在的“延安电影团”随部队经山东的黄县、安东等地，再绕朝鲜到达我国东三省接收伪满洲国“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此后“东北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延安电影团”的名称不再使用。1949年3月拍摄党中央从西北坡进北京和在西苑机场毛主席检阅人民解放军的新闻记录片，就是索心忠所在的原延安电影团承担拍摄的。总摄影师、延安电影团元老之一的徐肖冰同志，曾在毛主席家作过客、吃过饭。在那次拍摄工作完成以后，徐肖冰大胆的向毛主席提出电影团的同志与主席合影的要求，毛主席欣然应允。于是，索心忠和他的战友徐肖冰、張绍滨、石益民便把他们的历史定格在这張与毛主席合影的珍贵的照片里。索心忠十分珍惜这张照片，凡有亲戚朋友索取，他都翻拍一张，慷慨相送，自己却保留着原始的那一张。
“文革”敢打造反派
和平建设年代，索心忠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终于成了一位既有资历，又有文化的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他发扬战争年代老干部的光荣革命传统，善待本单位工作同志，从不搞特殊化。文革期间，由于他有很好的群众关系，一直受到本单位群众的保护。对于文化大革命他并无太多的遗憾，在他看来，文革中许多干部受到冲击确实是极大的错误，但比起战争年代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锋陷阵而牺牲了的姓名都没留下的革命先烈，那就无关紧要了。索心忠老人最津津乐道的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些文革中的轶闻趣事，让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无不记忆犹新。
索心忠文革前所在的南京电影剧场公司，归属南京市文化局主管。有一次造反派批判文化局局长，索心忠属于陪斗对象，他刚走进批判会场大门，另一个单位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不问青红皂白，突然打了他一个耳光。他毫不迟疑，猛地回击了一个耳光，打得那个造反派头头晕头转向，立即收敛了他的行为。他的举动吓坏了在场的老干部，都责怪他说：“你胆子真大，你怎么敢打造反派？”索心忠说：“他凭什么打我？他打我，我就该打他。”就在这次批判会上，另一个造反派头头带头喊口号，本来是想喊“打倒江渭清”，江渭清是当时江苏省委书记，他却喊成了“打倒江青”。瞬间全场一片哗然，那个造反派头头自觉尴尬，狼狈不堪，吓得魂不附体,无地自容，立即跪倒在毛主席像前不停地磕头作揖，嘴里不停地高喊：“我罪该万死，我罪该万死……”
首当其冲下农村
1969年，江苏省实行疏散城市人口下农村的政策，索心忠首当其冲，被下放到南京市灌云县云台公社石磊大队安家落户。索心忠老人告诉我们，这对于他不是受文化革命冲击，也不是受什么行政处分，是当时领导的权宜之计，把他作为对付其他干部的挡箭牌。领导就可以说“老红军都下去了，你们还有什么条件可讲？”于是，疏散工作就可以照章行事，一帆风顺。
索心忠全家到农村以后，当地政府给他们盖了房子，购置了除被子衣物之外的所有生活必备品和劳动工具。索心忠和爱人刘善仙带薪参加队里集体劳动而不参加分配，队里还给他们分了一块自留地种疏菜，他们全家的口粮和副食全由国家供应。当地的干部和群众特别关心他们的生活，从不给他们派工调活，他们的劳动完全是出于自愿，干部还经常劝他们多多休息。
灌云县地处苏北，属盐碱土地。当时正在改种水稻，当地农民不熟悉水稻种植技术，索心忠和爱人手把手教他们拔秧。刘善仙告诉我们，那些老百姓最喜欢栽他们拔的秧。他们的大儿子索怀平在队里当记分员，第二年当兵去了，索心忠的爱人刘善仙就接替儿子当记分员。
看似艰苦的农村生活，他们不仅没有烦恼忧愁，反而给生活增添了无穷的乐趣。两年后索心忠被安排到灌云县革委会政工组当组长，刘善仙在街道机关工作。1974年，南京市粮食局徐局长得知索心忠因下放农村还未返回原单位后生气地说：“我们南京市粮食局难道就养不活一个老红军？”徐局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结束了索心忠下放农村的经历，他和全家又回到了南京电影剧场公司的家，一直工作到1983年离休。
南京有一个幸福的家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索心忠以“南京文化电影局军管放映团第三电影队”队长的身份带领他的战友们进驻南京城，当晚入住总统府。老人十分感慨地说：“我进南京时只带了三件东西，那就是两件衣服，一双草鞋，一副绑腿。现在我有了一个家庭，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家里的东西五、六辆卡车也装不完。”
索心忠进入南京正值而立之年，正好有缘又娶了贤淑的当教师的妻子刘善仙，后来有了五个宝贝儿女。索心忠这个出生於祖国大西南川北农村索家坝的农家子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跟着革命队伍的高级将领南征北战，出身入死，英勇的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了蒋家王朝，祖国解放了，民族独立了，他和千百万劳苦大众一样，终于有了自己的家。索心忠能在远至东吴近迄民国,中国历史上十代帝王建都的人杰地灵的金陵古城南京安身立命，建起一个温馨的家，这并非人生归宿命运之巧合，显然是社会历史发展之必然，使他的人生道路更是锦上添花。1956年以前，国家对他们实行供給制，还给他家分配一个保姆，一个奶妈，真是丰衣足食，生活无忧。
索心忠給孩子取名字除尊循索氏族家传统，第一个字为姓、第二个字为派、第三个字为名外，其名还联系社会背景，赋予健康进步意义。1951年大儿子出生，祖国已结束战争，为祈求永久和平，故取名索怀平。1952年二儿子出生后，祖国正进入百废待兴的建设年代，为教育后代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建设，毫不懈怠，故取名索怀建。三儿子取名索怀宁，袭用南京之简称，寓意南京所生，居家不易。夫妻俩希望女儿们像花朵一样美丽芬芳，温柔贤淑，聪明伶俐，于是给大女儿取名索怀俊，二女儿取名索怀惠。
如今索心忠的家庭已是五世同堂，全家25口之众。索心忠93岁，老伴89岁，身体硬朗，夫妻俩百岁寿诞指日可待。解放后，索心忠大约每隔十年要回一次老家。他最后一次回老家是2001年。又一个十多年过去了，旺苍已建成红军城，老家索家坝已建起了居民小区，河面已架起了大桥，家家户户住上了小楼房，60岁以上的老人都有了养老金，人人都参加了农合医保，公路、铁路、高速公路从家门口通过。老人得知家乡的巨大变化感慨地说：“这是共产党领导得好，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当得知故居老院子仍大门敞开，天井幽深，爷爷那辈人留下的几间木架瓦屋依然完好，但房门紧锁，物是人非，老人思念故乡、落叶归根的情怀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说：“我很想再回老家走一趟，看一看。”
索怀玉：男，尚武小学退休教师，县政协文史员
定居旺苍的俄罗斯“红嫂”
李福果
1959年初春，出身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的列敏尼柯娃.瓦里跟随丈夫----中国工农红军战士赵清彦来到了旺苍这块“红色土地”定居，成为一名地道的俄罗斯“红嫂”。一晃54年过去了，她传奇般的故事深深的扎根在旺苍人民的记忆里。
特别眷恋“红军城”
如今，瓦里儿孙绕膝，晚辈们对她十分孝敬，并且早已有了重孙，四世同堂。她默默的在“红土地”上过着淡泊而幸福的生活。
钟情中国小伙子
瓦里的故乡在西北利亚与伊尔库克之间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瓦里1925年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卫国战争时期，父亲战死，母亲病逝，她17岁便辍学当工人，抚养弟妹。
一天，瓦里路过郊外一个农庄时，看见地里有许多小贩在购买蔬菜。她匆忙走上前去观看，哦！这些水灵灵的蔬菜太逗人喜爱了。红番茄、紫茄子、青海椒、嫩黄瓜，样样俱全。而这些蔬菜都是一些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人种的，觉得实在了不起，瓦里脸上露出了惊异羡慕的神色。她偶一抬头，见蔬菜地里有一个中国小伙子正在注视自己，那一瞬间，她顿觉有些慌乱，正欲离去，那个注视她的中国小伙子走上前来用生硬的俄语说：“小姐，这些蔬菜是我们种的，你带点回去尝尝吧！”小伙子文质彬彬，言辞恳切，瓦里接过小伙子递过来的黄瓜、番茄，连连说：“西巴西巴！”（谢谢）
那个中国小伙子就是赵清彦，当时是这家农庄蔬菜队的头儿。他用这种方法不知接济过多少俄罗斯人。然而这次却不同，那个姑娘的眼睛实在太明亮了，让他挥之不去。在小伙子焦急的期盼中，几天后姑娘再次来到农庄。他喜出望外连忙走上前去问她要买什么菜？姑娘说：“今天就卖点茄子，海椒和土豆吧！”此后姑娘便成了这个农庄的常客。农庄的人大都看出了他俩互相倾慕的心思，后来在一位俄罗斯大姐的撮合下，他们相爱了。
1947年底，他们结婚了。赵清彦和瓦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一年以后，他们添了个可爱的小宝宝，一家人生活过的和和美美，恩恩爱爱。
为丈夫的经历所感动
一天．赵清彦叫住了一起漫步的瓦里：“你想知道我的家事和过去吗？”瓦里拉着他的手，一双含情明眸的眼睛注视着他，听赵清彦讲自己的人生经历。
赵清彦1914年出生在四川旺苍县枣林乡一个叫赵家梁的小山村，读过5年私塾。1933年4月，19岁的他自愿报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的一名红军战士，先后当过通讯员、文书，随部队三过雪山草地，历尽艰难险阻，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八路军东进纵队供给处军械股长，冀南军区第六分区供给处军鞋股长兼军械厂厂长等职。1943年2月，赵清彦奉命“化军为民”，去冀中平原枣强县农村秘密筹集军粮，遭到“清乡”日军扫荡，将他带到据点，受尽严刑拷打和残酷折磨，可他始终没有暴露其真实身份。三个月后，日军将他和1000多名中国军民押送到吉林省东宁县强迫为其修筑工事。
1943年8月的一个深夜，赵清彦与5位难友，剪开了敌人的封锁网，冲了出去。敌人发现后疯狂地追捕，他和难友们拼命逃跑，最终从乌苏里江涉水踏上了苏联国土，不料被苏联巡逻的边防军拘留。因无任何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直到1947年2月才被释放。
揣着苏方发的临时居留证，不知如何回国的赵清彦来到叶尼塞河上游（属于俄罗斯联盟共和国管辖的工业重镇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这里有一些华人靠种蔬菜和做买卖度日。目睹此情此景，赵清彦心里亮堂起来，他毅然下定决心和难友们一道租赁了农庄的土地经营。他有文化，为人诚恳厚道，被大家推举为蔬菜队的头，直到认识了瓦里姑娘。
丈夫的经历感动着瓦里，他的跨国之恋更加的深厚和牢固。
“红土地”上度晚年
婚后几年，赵清彦和瓦里相继有了两个女儿。与赵清彦一起逃到苏联的难友们都先后加入了苏联国籍，赵清彦却没有。一天，赵清彦从红色电波里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特大喜讯，那一刻，他万分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随后，中苏建交，他多么想回到朝思暮想的故乡啊！1959年1月3日，赵清彦与瓦里带着一双女儿柳达和丹娘回到了北京。苏联大使馆的人告诉他们，中国目前很困难，他们的家乡很偏僻，那儿的生活很艰苦，劝他们定居北京。赵清彦思乡心切，瓦里也丝毫没有犹豫，短暂停留几天后，便与丈夫一道来到了旺苍。
那时正是旺苍大办公共食堂的时候，每天他们只能从食堂分到几碗清汤寡水的稀粥。赵清彦目睹日渐消瘦的瓦里十分内疚，两个女儿饿的实在难受，有时便偷偷地吃从地里拔回来的生萝卜。一个月后，县里知道了他们的困境，马上派人驱车把他们接到县城，在生活上给予照顾。1962年，组织上给赵清彦恢复了老红军身份，并安排了工作。
瓦里与赵清彦几十年相亲相爱，彼此敬重。刚回到家乡，瓦里不会说汉话，全靠丈夫耐心解说，帮助他认识中国，了解这里的风土人情。在生活上赵清彦让瓦里保持俄罗斯风格，瓦里也尽量适应新的环境，不仅跟丈夫学汉语，还学会了煮米饭，包水饺，炒麻辣川菜等。
1988年12月22日，旺苍县按有关规定，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确认赵清彦享受地师级待遇。随后，民政局又拨专款修了座红军院，赵清彦一家搬进了新居。赵清彦晚年患了心脏病、高血压、气管炎，他的病时时发作，瓦里总是熬更守夜，为他端汤递水，请医拿药，无怨无悔，自始自终。赵清彦于1995年病逝，享年81岁，至此瓦里成了“红军城”里唯一的红军外籍遗孀。
瓦里虽然今年已是90岁高龄，但他神采奕奕，身体十分健康。2000年，县人民政府知道她生活困难，便将她的生活费由原来的190元增加到300元。2004年和2012年前后，随着职工工资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县人民政府为了让她能更好地在“红军城”安享晚年，又先后两次提高她的生活补助费用为1900元。逢年过节，各级领导也都要登门嘘寒问暖。瓦里十分感动地说：“中国，哈那索（俄语好的意思）！共产党，哈那索！”
李福果：男，旺苍县文化局退休干部
龙乡旺苍部分俊杰随录
季文荣
旺苍自古地灵人杰，出清官，出将军，出进士，出才女，同时因其土肥水美既生恐龙也长栋梁。
清官何衡，清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原籍嘉川镇西河龙王村。雍正六年（1728年）授湖南新化知县，为政严明，厘奸剔弊，勤于听断，后调任衡阳（知县）政声如一，士民勤石纪之，继调福建建瓯县（知县）有政声，再调台湾诸罗（今嘉义），后来升任福建建宁府同知。士民因其功德卓著献予“正直忠厚”大匾，口碑誉之“何青天”。
将军陈宗坤（1915—1982），原籍今嘉川镇群力村陈家楼房。1933年参加红军，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抗日义勇队队长、营长、团长、军分区司令员、四野五十九师师长、长沙军分区司令员、四十一军副军长、解放军体育学院院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旺苍素有“东廊文气盖利州”之说，据重修广元县志稿载：“旺苍为县东人文荟萃之乡，科举亦盛”。据资料载：明清时期旺苍科举出身有64人之多。
张九鼎，字子尚，号百忍，今嘉川镇和平村人，清代旺苍书香门弟之家。张九鼎及其长子张五敷，四子张五典为贡生，次子张五采和五子张五瑞为秀才，时称“百忍家声，五凤齐鸣”。
杨古雪（1883—1917），女，字明霞，今旺苍普济人。4岁识字，10岁知诗词韵律，习作诗文词意出众，15岁时“闺中女才”渐已闻名。其五言长诗《古雪诗钞》在嘉庆年间流传于世，江南闻名。除诗词外，工丹青，精刺绣，所绘《洛阳图》、《二乔观书图》、《牡丹》俱称佳画，据《益州名人书画录》载：“古雪有《烟雨楼》画幅，极缥缈之致，题咏隽雅”。
1982年9月10日，英国皇家学院自然博物馆、中共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重庆自然博物馆联合在西河乡发掘20余具恐龙化石，最大的长20余米，最小的5米左右，现存于中国科学院……为食肉和食草两类，生活在侏罗纪晚期，距今约一亿四千万年。
邓友章，1950年生，旺苍水磨乡人，重庆医学院毕业，成都中医学院骨伤科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出版专著《中西医临床骨科学》、《现代骨伤诊断与治疗》、《中西医临床骨病学》等。其点压复位固定器治疗股骨干骨折，获“四川省政府科技进步奖”。
石清华，旺苍农建乡人，1963年2月生，华中理工大学硕士。现任东方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兼研究实验中心主任。其主持设计开发的三峡右岸厂房水轮机转轮之水力性能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改写了中国发电设备制造自主研究巨型机组的历史。
张文敬，1945年生，旺苍五权镇人，兰州大学毕业，中科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精通英语、俄语，先后发表200多篇科研论文，其与人合著《神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