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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孔子；儒家；仁；伦理思想；道德原则
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仁”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云：“孔子贵仁。”《孔子家语-弟子行》说孔子“汲汲于仁”。宋儒胡宏说：“仁之一义，圣学要道。”(《五峰文集》)程颢在《识仁篇》中说：“学者须先识仁。”这些论述都反映了儒家对仁的思想原则的高度重视。孔子也多次讲到并强调“仁”，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仁而死者也。”(《论语·卫灵公》)他甚至还说：“当仁，不让于师。”(同上)《论语》中“仁”字出现一百多次，多处对“仁”的思想原则进行了强调和论述。“仁”是孔子及其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标志，也是其道德理论体系的根本原则。孔子以降，“仁”的思想一直为历代儒家学者所重视，并成为儒家道德理论乃至整个思想学说的核心。正因为如此，有人说孔子及其儒家的思想学说就是“仁学”。
孔子说：“仁者，人也。”(《中庸》)孟子也说：“仁也者，人也。”(《孟子·尽心下》)在儒家看来，“仁”是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为人其根本在于“仁”。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一部分，与自然密不可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其本质与自然的本质是相通的，二者都有其共性。另一方面，在自然界中，人是“天地之心”，是自然界中最可宝贵的，而立人之道，在于仁义。王阳明说：“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成公全书》卷六《答季明德》)《孝经》中也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易传》说：“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立天之道，日阴日阳；立地之道，日柔日刚；立人之道，日仁日义。”天地之间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不在于人有生命、有感知，而是在于人有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
孔子及其儒家认为仁包括所有美德，仁是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的总纲，也是其他优秀道德品质的核心，义、礼、智、信、忠、恕、孝、悌、恭、敬、宽、惠、敏、讷、刚、勇、毅等都体现着“仁”的精神，都贯穿着“仁”的思想和要求，同时又都可以归结于“仁”。
子张问仁时，孔子回答：“恭、宽、信、敏、惠”，并指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论语-阳货》)；樊迟问仁时，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还有一次孔子回答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论语-子路》)。他还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论语-学而》)“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又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等等。在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诸德中，“仁”居于主导的地位。正如朱熹所说：“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朱熹：《朱子语类》卷六)“仁义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同上)这些都说明，在儒家道德理论中，“仁”是其他诸德的核心和总纲，统摄其他诸德，其他各项道德规范、道德范畴，以及道德境界和道德品质，都是“仁”的原则的具体展开和体现。
《论语》载：“颜渊问仁。子日：‘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日：‘请问其目。’子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有约束自己，按照礼的要求选择自己的行为，才是“仁”。要使自己的行为合于仁的要求，就必须做到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合礼的话不听，不合礼的话不说，不合礼的事不做。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是不能实行和达到礼的要求的。这说明，礼的具体形式是由仁的内在要求所规定的，离开了仁，礼就失去了意义而徒具形式；仁是内在的要求，礼是外在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如果说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的话，那么礼则是人们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本质的方法和途径。仁是礼的基础，礼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制度上礼节上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必须建立在内在的仁爱的基础之上，依礼而行是仁的根本要求。
就仁与义、孝、悌、恭、敬、忠等道德规范和范畴的关系来看，仁与这些道德规范和范畴也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仁”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论语》中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礼记·儒行》中说：“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孟子》中多处论及仁与义的关系：“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要求人们做到“居仁由义”(《孟子·告子上》)二程说：“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二程集·遗书》卷十五)朱熹说：“仁是根，恻隐是萌芽。亲亲、仁民、爱物，便是推广到枝叶处。”(朱熹：《朱子语类》卷六)可以说，“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基本原则，在其他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中，都贯穿和体现着“仁”的要求。
正是从这一思想观点出发，儒家既强调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亲亲之爱”，但又不限于亲亲之爱，而是要求从亲亲之爱出发，推己及人，将仁爱的思想情怀推及到全体社会成员乃至于世间万物，即“泛爱众”(《论语·学而》)。孟子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就是说要由亲爱自己的亲人进而仁爱百姓，由仁爱百姓进而爱惜万物。康有为也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日亲亲，次日仁民，终日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世仁民，太平世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躐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康有为：《大同书辛部·四禁》)从仁的原则出发，就应不止于亲亲之爱，而是应由“亲亲”扩展于“仁民”乃至于“爱物”。
儒家提出“仁者爱人”，要求在实践“仁”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爱人”。“仁”的道德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普遍遵循和广泛贯彻，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道德氛围和社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就人与人的关系而言，除了亲人问的“亲亲之爱”外，还有与其他人的其他性质、其他形式的爱。
如儒家所说的恻隐之心或日不忍人之心，也是爱心的一种表现形式。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孙丑上》)恻隐之心或不忍人之心是“仁”之萌芽，也是仁爱之心的心理依据和主要内容。这种仁爱之心推而广之，就是由“仁之本”到“仁之充”、“仁之广”，使“孝弟于家”的“亲亲之爱”，“流惠于邑”、“推恩于国”、“锡类于天下”：“是故其仁小者则为小人，其仁大者则为大人。故孝弟于家者，仁之本也；睦姻于族者，仁之充也；任恤于乡者，仁之广也。若能流惠于邑，则仁大矣；能推恩于国，则仁益远矣；能锡类于天下，仁已至矣。”(康有为：《长兴学记》)儒家还根据所“爱”的远近广狭，将仁爱之心区分为“大仁”、“小仁”：“夫大仁者，爱近以及远，及其有所不谐，则亏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恩及四海；小仁者，止于妻子。”(刘向：《说苑·贵德》)
儒家认为，“爱人”是人们在实践“仁”的过程中的首要的指导思想和道德要求。“所谓仁者，爱人也……仁莫大于爱人”(《淮南子·泰族训》)。朱熹说：“仁者，爱之理；爱者，仁之事。仁者，爱之体；爱者，仁之用。”(朱熹：《朱子语类》卷二十)“仁之发处自是爱”(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十五)。“仁”的根本要求和精神实质即是“爱人”，“爱人”是“仁”的体现和具体运用。按照仁的原则，所谓“爱人”就是以爱己之心爱人，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和考虑，做到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当他人需要关心和帮助的时候，要尽其所能，甚至做出必要的自我牺牲。董仲舒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仁”的根本要求在于以广博的仁爱之心对待和关爱他人，而不是自爱；一个人如果不能使别人得到他的爱，虽然他非常爱自己，也不能说其行为是合乎仁爱原则的。所以，张载强调：“以爱己之心爱人则尽仁。”(《张载集·正蒙·中正》)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广泛的社会生活中，以“爱人”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做到爱人如爱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可友善融洽，整个社会也就稳定和谐。
关键词：儒家思想；护患关系；伦理价值；基层医院
医患关系是整个医疗服务过程中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一对关系，护理人员每天直接服务于患者，决定着整个医疗服务的质量及和谐关系。护患关系处理不好，将会激发医患矛盾升级，导致医疗纠纷甚至暴力事件的发生，医疗体制改革也将难以进行。在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儒家思想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精髓，对现代文明和社会发展产生着积极影响[1]。我院近年在医疗改革中以儒家思想作为护理的核心文化理念，在指导日常护理工作和缓解护患纠纷中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儒家“和”的思想在医疗环境改善中的体现
“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其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产生一种和洽、和平、和谐的状态[2]。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突出了“和”作为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3]。当代社会主义文明以建设“和谐社会”作为主要内容，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文明中的体现。
2儒家“仁”的思想在护理文化建设中的体现
“仁”是儒家思想的另一重要内容，孔子云“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关系要“克己”“爱人”，其内容几乎包括了一切思想上的美德[4]。“仁”包含对己、对人两方面的道德要求，对己，既要规范自身行动作为，又要升华自身精神境界；对人，不仅要以仁爱为怀，还要与社会大众广泛建立友爱和谐的关系[5]。
作为基层医院的护理人员，多数患者可能通过亲戚朋友、乡亲邻里等多层关系与我们联系，我院开展的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内容的护理服务应运而生，我们将“慎独”作为对己的要求，提高自身道德水平、文化修养及综合素质。即使在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时，每个人仍能坚守自己的道德和信念，自觉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去做事，养成自律和诚信意识。在对人方面，我们厉行“亲亲”、“亲民”，主张“视病人为亲人”，用爱心去帮助患者，用医疗技术解除患者的痛苦。“泛爱众”理念的实施使护患关系更加和谐并延伸，进一步加强了亲戚朋友间的联络、乡亲邻里的交往，对社会而言也是创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这样护患关系具有基层医院的特色和现实意义。
3儒家“义”的思想在护理工作中的道德作用
孔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强调做事时将“义”放在首位，将“利”放在其次。名医孙思邈曾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在古代就强调义利观与医务人员的必然联系，践行悬壶济世、舍利取义的君子人格[8]。在行医过程中践行仁义，医家充分考虑患者利益，才能使患者对医家充满信赖、敬仰之情，形成和谐的医患关系。
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医保已经基本铺开，将医疗服务做大做强是基层医院的重中之重。我院开展以儒家思想做为护理管理的核心理念，明晰护理人员的职业道德，有利于提高护理质量，减少护患矛盾和促进护患和谐。我院设立护士奖励基金，大幅度提高夜班费，并建立了月度、季度和年度不同级别的优质护理质量单项奖和服务创新奖，有效提高了护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实现价值观方面，我院护理核心文化理念中提出“智德”，强调“治病救人”的大义，弱化“为生计而工作”的根本，将捍卫人类健康为己任，将实现自身价值观作为护理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属地[10]。因此，我院护理人员在日常工作中表现出积极向上、爱院如家、爱岗敬业良好局面。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和、仁、义”作为护理文化建设的核心具有高度的伦理价值。护理人员高尚的品德、优质的护理、温情的服务改善了紧张的护患关系，有助于提高医院知名度和促进医院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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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淑玲，张艳梅，梁莉，等.儒家义利观与当代医患和谐[J].全科护理，2011，9（7）：1698-1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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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程裕祯.中国文化要略[M].北京：外语教学研究出版社，2003，73-75
[5]高玉萍.医德情感形成的过程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0，23（3）：70-71
在市场经济发展愈演愈烈的今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方文明所倡导的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同时，也诱发激活了“人性的弱点”，导致人主体性和主体精神的失落，这种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严重失衡被形象地称为“伦理侏儒与核子巨人的冲突”。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冲突下日益显露其重要性，有的学者提出的“东方伦理型市场经济”就是以儒家伦理为依托。成中英对儒家“中和”思想的现代与未来价值给予高度评价，“是医疗现代社会弊病的良药”，“它能为探索后现代化人类服务”。由此可见，将儒家“中和”思想引入现代社会，探讨“中和”思想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是时代的选择。
一、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遇到的难题
二、“中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中的现实价值体现
1.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基本要求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经济格局。当下是多元发展的社会，多元性正在取代一元性、二元对立正转变为多元共存，为了适应多元发展的潮流，必然需要一种精神能够对各种异相、异态、异质的事物兼容并包，而儒家“中和”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恰恰是最好的选择。“中和”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不是一个排除利益矛盾的市场经济，而是一个有能力解决和化解利益矛盾并由此实现社会稳定发展的市场经济。
参考文献：
[1]蔺子荣、民：《中国传统文化与东方伦理性市场经济》，《中国社会科学》，1999.1。
[2]何仁富：《儒家中和之德的当代价值》，国际儒学联合会。
关键词：新加坡；电视剧；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城市国家，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其人口中华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兴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华语（普通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型态。新加坡华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不关乎国籍，在华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维护集体、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东方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竞争、崇尚法治互为补充成为一体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优汰劣不断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经融入了华人的心中，融入了华人的生活，指导着华人的言谈举止。
《三十风雨路》全剧贯穿30年的时光，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期，本剧以时展为背景展现了个人情感、家庭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张家的家族利益冲突和道德的取舍为主轴展现了张耀坤几个子女对亲情、爱情、金钱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这部电视剧向世人传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
一、“克己复礼为仁”儒家传统
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儒家思想讲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则孝出则悌”，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有积极意义，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下敬老尊老已经成为社会风尚。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成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统领性的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个人基本道德修养。当阿枝嫁入张家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顺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认为阿枝是个把霉运带来的扫把星，对她很反感并处处刁难阿枝。阿枝却坦然面对以德报怨更加关心家婆。对家里的成员，张耀坤的大儿子文福和四女儿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设计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强但是心胸狭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张耀坤对阿枝的信任会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尽方法陷害阿枝，虽然阴谋最终被张耀坤一个个看穿，但是阿枝并没有记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儿出卖后被逼跳楼时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产被收购时时以援手帮助她度过危机，体现了阿枝宽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养。在祖屋的拆迁上阿枝把房产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带来的独立与孤独这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相背离的，阿枝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构与融合。
三、“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最后他们认识到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这部电视剧重新树立了爱的信念与担当，诠释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去探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与本性之分别，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爱事业成功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婪本性。通过观看此剧可以启迪人的良知，和谐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言行，改变人的观念，净化社会道德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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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母忠华.电视剧《喜临门》的多角度解析.《电影评介》[J]，2009.
[4]蓝洁.从电视剧《小娘惹》看新加坡土生华人文化.《青年文学家》[J]，2011.
关键词：高中语文；儒家思想；教学策略
儒学主张崇尚礼义，主张以礼治国；注重仁、义、礼、智、信、忠、孝、爱、和、中等，概括起来就是“仁”，是多种美德的总称。所以需要我们去潜心研究和发掘，去继承和发扬。莘莘学子，性格各异，所以必须结合儒家德育的同时考虑当下的因素，因材施教，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各种渠道，促进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学校教育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1.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3.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的内涵
1.敬养父母。如果依照儒家孝道去做，不仅可改变人的种种坏作风，提高人的道德自觉，而且可改善社会风气，人人知道如何做人，怎样做人，就不会做出不孝的行为或犯罪的活动来危害社会、家庭和父母。人是社会网络上的一个因子，家庭是社会组织的细胞，一个人在家能做到孝，并把这种孝悌的风气带到政治上，就是参政了，这便是从家庭道德的孝道而推及国家政治的政道。
2.义利和合。儒教所说的义利是指道义与功利，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道德价值与物欲价值等的意思，这两方面看是二分对立，亦可和合，相辅相生，启示现代人不要见利忘义，，图财害命。这时的“义”就是道德良心，而以私利损公利者，各类害人者（如贩，投毒药）等，都是丧失天理良心者。义利和合，义利兼顾，既知其分，又知其合，互相协调、制约，并使两者有一定张力，使人谋利时不忘义，以义制约、指导谋利，讲义时兼顾利，使其有谋利的积极性，并由谋私利而推及公利，这是人生应走之路。
3.诚信守正。儒教强调在各项职业活动中，要以诚信为第一生命。各诚信主体如国家、政府、团体、个人都要信守诚信，不骗自己的良心，不骗国家，不骗他人；人与国家、政府、他人都互相尊重，真诚相待，而不是互相欺骗、互相计算。这样国家才能取信于世，政府才能取信于民，团体才能取信于群众，个人才能取信于他人。
三、切实有效地对学生进行儒家思想教育
1.精心选择国学读本
《论语》《孟子》是我国古代思想史、文化史、教育史上一部影响卓著的儒家典籍。它是研究孔孟思想的重要依据，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和教育史上有很深广的影响，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论语》中保留着孔子生平、思想学说的重要材料，尤其是教育思想和教学活动的重要材料，是我国一份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也可以说，它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书。对于中学生来说，于丹《论语》心得是很好的读本。于丹教授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把两千多年前的论语用一个现代人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悟演绎出来，催生而出的是一种纯粹的积极的态度，是道德品性、情感智慧的升华。
2.不可操之过急，要注意循序渐进
3.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持之以恒贯彻下去
儒家思想法制建设现实意义
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利益关系、社会结构以及民众心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变动，并且大量深层次的问题与矛盾已经凸显出来，诸如阶层分化、贫富悬殊、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冲突，更有因此而产生的社会价值多元化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及刑事犯罪问题，等等，使我国的社会稳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这种严峻的社会形势下，寻求缓和甚至消除这些动荡因素的利益协调和整合机制，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一项必须重视的现实使命。
中国法制建设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环节。现代化的司法制度之建构，意味着司法文明价值体系的巨大创新，因而是一个突破固有的制度而在司法领域显示出来的深刻变革。因此，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如何发挥中国传统思想的积极意义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重要课题。
一、我国法制建设面临的现状
1.治安形势日益严峻，社会遭遇道德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然而繁荣背后，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犯罪率开始急剧上升，社会道德体系千疮百孔，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有人说我们的社会已经陷入道德危机、信仰危机、诚信危机。对于这些问题，我们近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奉为至理的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司法公正、程序正义等一系列西方的法律理念似乎无能为力。
2.司法成本日益增大，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
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各类诉讼案件不断增加。然而结果却收效甚微：相当一部分的公民纠纷并没有因法院的审判此而得到化解，相反的是缠讼、上访甚至是由民事案件转化为恶性刑事案件的情况时有发生。这说明现代司法在真正化解人际纠纷、协调人与人的冲突方面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这些情况的存在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新途径。
二、对儒家几种重要思想及其对当代法制建设意义的分析
在我国，儒家传统思想占有重要作用，它的“和合”、“仁”等观念深入人心，而这也与我们当前“和谐社会”的理念相契合，这些思想及其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和为贵的思想、“仁”的思想及中庸的处世观念
“和合”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华。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他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提倡“贵和尚中”。当出现纠纷时，中国人通常采用“劝讼”与“息讼”的调解方式来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使当事人相互谅解，以保持个人间的和睦与社会的和谐。
中国传统哲学主张人际关系和谐，提倡宽容，儒家“仁”的思想是这种传统主张的典型表现。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如果将古代“仁”的思想应用于刑事纠纷，必然提倡对犯罪人的宽恕并帮助其改善更生。
“中庸”思想对上面提到的问题也有积极作用。所谓的中庸就是“致中和”，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这一思想和以和为贵的“和合”思想一致，重视当事人和谐关系的修复，并且通过调解以“劝讼”、“息讼”，避免行为人被贴上罪犯的标签，以利于其回归社会，这与我们当前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的目标有积极意义。
2.“无讼”、“慎刑”的传统理念
中国社会是一个因血缘及地缘上的密切关系而结成的“熟人社会”、“亲情社会”，重视人际关系的讲信修睦。人们形成了“以诉讼为耻，以无讼为德”的观念。孔子就多次声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这种主张在刑事政策上表现为反对苛政、滥刑、重罚，主张恤刑慎杀，德主刑辅，这是一种“慎刑”的理念。就像宋代包拯所认为的：“治平之世，明盛之君，必务德泽，罕用刑法。”总之，“无讼”与“慎刑”的观念提倡通过协商和解来解决刑事纠纷，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
今天，司法的宗旨仍然是定分止争，化解矛盾，为社会提供法治保障。古代的“无讼”观念以及古人为此理想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今天社会的法制建设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道德教化的传统
儒家文化向来注重道德教化，儒家认为人性无论善恶，都可以凭借道德的力量进行教化。《论语为政》就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传统文化理论中，违法犯罪被认为是未受到教化或教化不彻底所致，应当再次对其进行教化，而不是一味苛求刑罚制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治平”之效。当今中国社会的社会矛盾、道德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不是仅靠法律就能解决的，法治社会的法律必须具有神圣至上的权威，也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实现法治的目标。
儒家的上述思想，历经几千年传承，已经根植于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其影响至今仍然广泛地存在着，具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社会转型的今天，中国的现代法制建设必需要立足本国的实际，发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到之处，使其能在今天的建设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1]杨伯峻.论语子路.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2]杨伯峻.论语雍也.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3]杨伯峻.礼记中庸.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4]杨伯峻.论语颜渊.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12.
［关键词］儒家思想；东亚；经济制度
东亚经济制度主要是指日本及东亚“四小龙”（韩国、新加坡、我国的香港和台湾）的经济制度。这些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的下半叶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分析其中原因，不能不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都具有共同的儒学传统，同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本文主要从制度角度阐述儒家思想对东亚经济所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富民”思想与“经济优先主义”
“富民”思想和“衣食足而知礼节”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主张。孔子曾引述古圣王的事迹来明己意：尧舜在让位给舜禹的时候，他们都曾向自己的继承者作了郑重告诫：“四海困穷，无禄永终！”把富民治国同是否能保住政权联系在一起。孟子也认为“衣食足”和“富民”对王天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说：“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礼仪哉？”意思是老百姓连保命都恐怕来不及，还哪有什么工夫来修养礼仪呢？“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意思是老年人有丝棉衣服穿，有肉吃，一般老百姓吃得饱穿得暖，这样还不能使天下归服，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儒家认为，衣食足才能知礼仪，强调政治统治秩序要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水平之上才能稳固。儒家的“衣食足而知礼仪”和“富民”的传统理念成为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经济优先主义”的重要原因之一。
“经济优先主义”，其基本含义是把经济发展放在国家各项工作的首位，政治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政治第二位；军事与经济相比，经济第一位，军事第二位。经济优先主义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奉行的最高原则，也是东亚成功的第一要素。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选择了“经济立国”这条道路，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实现了经济的腾飞。
二、尊重权威与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
尊重权威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强调要尊重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孟子云“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在谈到人们渴望权威出现来结束乱世时说道：“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儒家思想特别强调道德权威和政治权威对社会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这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确立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具有重大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东亚国家和地区均选择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其“经济优先”的战略。以强大的政府来整合社会资源，推动经济的发展，同时克服单一市场调节的弊端。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一种创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制相比，根本特征在于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
东亚国家和地区政府介入经济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参与资源配置，即直接干预经济，推动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另一种是推进制度变迁，致力于法律和制度建设。
东亚国家和地区参与资源配置、干预经济的政策主要是指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经济政策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决策主要包括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的目标、发展战略、基本经济政策及政策手段等。例如，20世纪50年代日本政府就提出发展目标是经济现代化和赶超欧美。为实现这一个目标，日本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决策机构，保证宏观经济决策的正确性和及时性，并通过设立在微观层次的各纵向专业局来推行政府的经济政策。
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干预并不像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导致民众、企业与国家之间的相互对抗和猜疑，从而不能实现良好的协作。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在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忠孝、等级、秩序，强调尊重权威，在这些思想的长期熏陶下，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通常都希望政府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政府的宏观框架内，积极投身于经济建设。如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大胆的改造日本新构想。在这个构想的引导下，实施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计划。国民信任政府，积极参与，在全国范围内开山筑路，大兴土木，从而出现日本列岛改造的繁荣局面。可见，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够成功建立和运转，这与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尊重权威、尊重政府的观念是分不开的。
三、义利观与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
《论语》中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吾从所好。”《孟子告子上》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提倡人们在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要采取正当的手段，在义利关系上应先义后利。儒家的这种义利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启示就是强调道德至上前提下的义利双全，而在义利不可调和时，倡导人们要见利思义、以义统利、以义制利和取义舍利，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确带来了巨大的效率。但是，这种效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因此，围绕着市场经济所构建的各种管理制度，就产生了一个怎样使市场经济朝着“善”的方向发展的问题。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对于校正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方向，使市场经济体制能够健康运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首先，儒家思想认为“义”要合乎道德，这既适用于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也适用于规范经济活动的制度。就前者而言，既要求经济活动者不仅要遵循经济法则，而且还要做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就后者而言，经济制度在实现效率、收益的过程中，要坚持社会正义，维护社会公正，做到利益与价值的统一。因此，儒学在义利关系的处理中把“义”理解为合道德，这实际上是要求经济人和经济制度在其活动过程中要保持真与善的统一。用这种真、善统一的思想来指导今天的经济制度建设，其意义是非常深刻的。
其次，儒家思想主张的以义统利、以义制利，这也有普适性价值。对于经济制度而言，也应该体现这种道德精神。因为无论是经济制度还是其他各种制度都不能背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统一的原则，而经济制度所以具有规范经济运行和管理的功能，是因为它本身就内含着经济职能与精神价值的统一。故而，儒学以义统利、以义制利的精神，对促进东亚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制度的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
最后，儒学的义利观对公私关系的处理也有借鉴意义。现代经济制度作为对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所作出的规定，它一方面要维护个体利益，另一方面又要保障公共利益，而公利与私利之间有时又是矛盾的。儒学强调私利服从公利，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因此，儒学的公私观并非过时了的古董，其在现代社会中的应用价值仍值得开掘。
总之，儒学的义利观与现代制度之间是具有相容性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其现代工业化进程中将儒学义利观和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的成功实践，已在这方面作出了证明。
四、家庭观念和东亚的企业制度
东亚国家和地区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的家庭思想和忠孝思想，人们首先为自己的家族而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利益和集团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通过自己的积极劳动来推动企业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儒家的家族伦理和家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和促进了东亚国家和地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它被运用于企业的经营，形成了家族式的企业管理体制，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在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们通常给家族的利益、名誉和繁荣赋予最高价值。今天家族观念仍然是韩国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基础。这种观念反映在企业中就是，韩国经济起飞时，出现了很多家庭企业。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的管理指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和谐共进。企业对待员工像对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一样，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企业的职工也在共同体意识的驱动下，努力地证明他对自己所属集团的忠心，献身于企业公司。所以，韩国的企业就像是由无数小的家庭实体织成的网，家庭因素体现得非常明显。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道德文化；和谐思想；和谐社会；积极意义
而儒家的和谐思想也是一个丰富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以及人自我身心内外和谐。而这些都可以作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儒家思想进行全新的诠释，进行重新认识和理解、发挥，将之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撑，作为良好的文化条件，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内涵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其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我们要对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价值进行更为客观的认识和把握，这样才能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才能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其中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以及人本意识等对中国社会的民族性格以及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最为深远的影响。和谐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也是儒家思想的本质，主要包含两个意思：“和”与“合”。也就是说“和合”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的思想，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最为重要的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就将“和”作为了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进行研究和领会，进而揭示了和谐的价值、本质，揭示了和谐的内涵。
孔子的学生有子就提出了“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其中“礼”泛指奴隶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和”为调和、和谐、协调的意思，“贵”是珍重的意思，含有价值判断的意义。所谓“和为贵”，就是认为和谐是天底下最珍贵的价值，是人世间最美好的状态。
而荀子提出“和则一，一则多力”的主张。他认识到了在一个组织内部，人们如果能够和谐相处，那么就能取得一致，力量也就会相应地增多，进而实现组织的强大，最终战胜万物。孟子曾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只是战争，进行社会劳动或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决定其胜负或是成败的就是人心的向背，如果再组织内部实现和谐，那么就会齐心合力取得最终的胜利或成功。“人”是“天、地、人”中地位最高的，也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而在“时、利、和”中“和”又具有最高的价值。
此外，孔子的“和而不同”命题揭示了和谐的本质特征。其中“和”是一个统一体，由诸多性质不同或对立的因素构成，而这些因素之间也是一种互补和协调的关系，这样就能形成新的状态或是新的事物。而“同”是指因素、意见等的一致或是相同，这些因素、意见等的简单相加不能产生新的状态或是新的事物。所以说孔子提出的“和谐”不是简单的同一，而是一种有差异的统一。其“和”即为多种因素的并存与互补。和谐的本质在于统一体内多种因素的差异与协调。儒家的和谐思想主要包含以天人和谐、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等方面的内容。
二、儒家“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社会在《现代汉语词典》（2005年版）中解释为：指体现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创造活力，人与人、人与自然和睦相处的稳定有序的社会。
1.儒家和谐理念，促进现代社会的协调发展
儒家和谐理念的重点就是“和为贵”的价值观，其认为和谐是世间最珍贵的价值，也是一种最完美的状态，能让万物各得其所。儒家和谐理念在当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它能够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最大化地化解各种复杂矛盾，进而实现社会各方面适度、平衡、协调的发展，才能实现和乐人民，国家强盛，才能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谐观能为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思维方式上的支持和借鉴，同时也为我国处理外交事务，解决国际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同时，儒家和谐思想在国内矛盾处理过程中，也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进而实现生活环境上的完善，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儒家和谐思想除了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或是冲突以外，还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换位思考，进而实现个体间的目标或利益以及原则等方面的协调一致，实现个体间的有效合作等。
2.塑造和谐心态，培养人全面发展的和谐人格
此外，儒家的仁学思想能对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铸造，对“以人为本”的理念等提供更为丰富的思想资源；儒家的“礼之用，和为贵”的和谐思想能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理想社会提供最大的服务，而这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可资借鉴价值。儒家的和谐是“天人合一”的和谐，能为建设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同时，儒家和谐思想还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总之，人类若想实现长久发展，就应该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对儒家和谐思想进行全新的诠释和运用，在推进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其精神支撑和文化条件的基础作用，儒家和谐思想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呈现其特有的思想魅力，我们应该有所吸收和借鉴地对其进行学习，进而从中挖掘和汲取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1].中国伦理学史[M].上海书店，1984.
关键词：苏舜钦；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佛家思想
收稿日期：2011-10-25
作者简介：庆振轩，男，河南偃师人，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宋代是中国思想史上继先秦、汉、魏晋、唐之后的又一所在，儒、释、道三家合流是其时的一个基本趋向。到北宋中叶，三教合一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苏轼更是成为儒、释、道三家兼收并蓄、各取所需、为我所用的典范。与之不同，生活于真宗、仁宗年间的苏舜钦，思想上有其自身特点，他始终以儒家自居，濡染道家思想较深，基本上未受佛家思想影响。
一、予生虽儒家：苏舜钦与儒家思想
儒家重视夷夏之别，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又赞扬在维护“诸夏”、抵拒“夷狄”斗争中作出贡献的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孟子也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这种思想中有维护君臣名分以及民族歧视等落后因素，但其主要目的是要求国家统一，反对外族入侵，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北宋建国后，先是燕云未复，后一直处于辽和西夏的威胁下，这使得孔子以来“尊王攘夷”的一统观念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和深化。自宋初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鼓吹尊重朝廷，真宗朝官修的《册府元龟》严别正闰，到欧阳修的《正统论》(上)企图“合天下之不一”，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强调“使九州合而为一统”，以至南宋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之以“统系”为核心所阐发的正统历史观等，都足以说明宋人正统观念的强烈。苏舜钦同样具有很强的夷夏之辨思想。
苏舜钦对夏始终是用蔑称的，其称呼有“胡”、“夷”、“西戎”、“蛮夷”、“腥膻”、“夷狄”、“外夷”、“丑类”、“黠虏”、“羌虏”、“小丑”、“羌贼”、“丑虏”、“西寇”、“昊贼”、“贼昊”、“西羌”、“膻腥”、“贼羌”、“西羌贼”、“逆寇”、“逆羯”、“猾胡”等。这都显示了苏舜钦对夏军的蔑视和无比仇恨，而这些蔑视和仇恨是因为宋夏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自古猾者胡与羌，胡羌相连动朔方，奸谋阴就一朝发，直欲截割吾土疆”“今岁西戎背世盟，直随秋风寇边城，屠杀熟户烧障。同时这也是和苏舜钦严于夷夏之辨的儒家思想分不开的。
思想是分不开的。
儒家讲“顺天知命”、“数”、“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受此影响，苏舜钦为人所作墓志墓文，叹息传主人生的坎坷苦难时，经常将其归之于“天”，“不登年龄，岂天所差”，“噫吁，天之厥文久矣”；“命”，“呜呼!其知命欤”，“道不胜于命，命不会于时，吁嗟!先生竞胡为”“数”，“然数命少会”，“此古之所以委之于数也”“然由赋数镝只”
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等思想掺人儒学，盛传天人感应之说，认为作善降福，作恶降疾。苏舜钦受其影响，多谈灾异符瑞。他认为“庶务交举，群生安业，天则报之以气应，锡之以瑞物，苟异于此，灾害乃生”，“天人之应，古今之鉴”，“且妖祥之兴，神实尸之，各以类见，未尝妄也”。唐代柳宗元写有《贞符》一诗，反对符瑞，认为“受命不于天，于其仁”。苏舜钦害怕后世“拘子厚之作，弃天弗征，背大道以自任，颠迷无从，靡所法则”，专门写了篇《符瑞》，反对柳宗元的观点，认为“呜呼!天人相交，气应混并，密然则关为表里，其可诬哉!”并多次申述“灾异之作，未尝妄也”，“时虽欺之，天孰得而欺之哉”
值得注意的是，苏舜钦诗文中所言及的只有灾异，没有符瑞，出现的情况有两种：一是向朝廷上书进谏。如天圣七年(1028)玉清昭应宫火灾，时任太庙斋郎的苏舜钦诣登闻楼击鼓上疏进谏，将天灾归因于“近位之失人，政令之多缺，赏罚弗公”，谏不应修复，杜重建之端，“陛下当降服减膳，避正寝，责恭罪己，下哀痛之诏，罢非业之作，拯失职之民，在辅弼无裨国体者去之，居左右窃弄威权者去之，精心念政刑之失，虚怀收刍荛之言，庶几变灾以答天意。”
另一种是他平常对事物的认识。如大风时想到“六事不和暴风作”，大雾时想到“窃思朝廷政无滥，未尝一日封五侯，何为终朝不肯散”，地震时想到“念此大灾患，必由政瑕疵”，“天戒岂得慢”苏舜钦言灾异有警戒人君之意，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二、时思庄生言：苏舜钦与道家思想
庄子思想对苏舜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使他对事物的认识较通脱，如“万物盛衰天意在”“穷达皆常事”《离京后作》“物理吾俱晓，漂流安足惊”，“节物自荣悴”，“顾人生世间，荣悴理亦然”。
其次，影响他对人生的看法。尹子渐死前不久见苏舜钦时曾说“吾未尝死，安知死之不乐也”当时他还不能理解。尹洙死时，《哭师鲁》已有“时思庄生言，所乐惟髑髅。物理不可诘，此说诚最优”。《迁居》诗云“吾知人之生，天壤乃蘧庐，其间暂寄寓，一时还须臾”，认识到人生若寄之短暂。“此身亦外物，安用伤羁孤”。庄子所追求逍遥之境界必须屏出一切羁绊，才能无所待，人之身体，亦为羁绊。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外物与我为一”，即自身亦为外物，从而达到逍遥。苏舜钦则通过此身亦外物来化解痛苦。
最后，使他在痛苦磨难前，能以一颗平常心坦然面对，不是忧郁以终，而是静静品尝闲适之乐生活之趣。如《答范资政书》中“今得心安舒而身逸豫，坐探圣人之道，又无人讥察而素望之，何乐如是，摄生事素亦留意，今起居饮食皆自适，内无营而外无劳，斯庄生所谓遁天之刑者也”。苏舜钦南下吴中，亲友纷纷劝阻，韩维甚至责以“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但他已深厌京中“终日劳苦，应接之不暇，寒暑奔走尘土泥淖中，不能了人事，赢马蔽仆，日凄凄取辱于都城，使人指笑哀悯，我亦何颜面，安得不谓之愁苦哉!”决意居于吴中，并认为“人生内有自得，外有所适，亦乐矣!何必高位厚禄，役人以自奉养，然后为乐”
三、出于中国礼法之外：
苏舜钦与佛家思想
苏舜钦同许多僧人有密切来往，如僧惟俨、释秘演、怀月、则晖、演化、若神等，多次往佛寺游玩夜宿，如华俨寺、蓝田悟真寺、大禹寺、惠山寺等。据释文莹《湘山野录》记载，欧阳修“尤不喜浮图，文莹顷持苏子美书荐谒之”。但细察其诗文，舜钦始终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很少受佛家思想影响。
《哀穆先生文》中舜钦记穆修“日诵《孝经》《丧记》，未尝观佛书、饭浮屠氏也”，从中也能看出他自己对佛教的看法。同他交往密切的释秘演，“卖药得钱辄沽酒，日费数斗同醉醒”，且“独喜吾儒士之书”，苏舜钦还惋惜他“伤哉不栉被佛缚，不尔煊赫为名卿”。去蓝田悟真寺游玩时，却听到老僧说“近有浮屠于此相枨触，心宿忿两不解，一乃颠挤死其谷”，这出现在本该清心寡欲、与世无争的僧人身上，不无讽刺意义。
苏舜钦不喜佛家，原因有三：一是佛与儒有很多冲突之处。“浮屠氏本以清旷远物事，已出于中国礼法之外。”舜钦堂舅王子野的第二个儿子王规信佛，不饮酒，不茹荤，无嗣不再娶，舜钦恐其“索索然趋乎病疠之场而不还”，遂用儒家礼义中庸之道勉之，认为“饮食夫妇之法为之大”，希望王规能“破异俗之迷”。
其次佛教耗费较大，无补于民。《东京宝相禅院新建大悲殿记》认为佛寺之宫室饰用过于奢华，不合于度。《顶破二山寺》中称“老农务祈祷，梵呗日不休，常为释徒利，乃作生民雠”。
最后，僧人不关心国事。“二边羌胡日斗格，释子宴坐殊不知”，“老僧怪我何为者，说尽兴亡涕泪俱”。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管理柔性管理现代企业管理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文化广博精深、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管理理论方面面临着一大尴尬：一方面拥有著述宏富的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一个缺乏现代管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充分利用我国古代管理思想，并且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学说，建立企业的现代管理模式，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步。
一、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柔性管理的相通之处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现代社会，对任何一个组织而言，要获得成功，取得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得到组织成员的认同和支持，从这一意义上说，人才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在当代经济条件下，企业所掌握和运用的诸生产资料中，土地和资本的作用在日益下降，而掌握着现代科学技术的人这一要素的作用和重要性日益突出。
二、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差异
虽然儒家传统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有相通之处，但是作为不同阶段的管理思想，二者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柔性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而柔性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企业柔性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柔性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企业柔性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儒家管理思想自身存在不足，与现代企业管理不相适应。柔性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发展必然趋势，所以将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是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儒家传统管理思想提升为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措施
二者的相通之处为儒家管理思想向现代企业柔性管理的提升创造了基础，在此基础上，针对儒家管理思想的不足，提出了以下几个具体措施：
1.目标管理。目标管理就是把经理人的工作由控制下属变成与下属一起设定客观标准和目标，实现“自我控制”，通过让组织的成员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定，激发他们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完成工作目标。
2.权变管理。在现代管理学中，将“通权达变”的管理方法称为“权变管理”。其基本思想是管理的方式和技术要随着企业和组织的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而随机应变，没有一成不变的、普遍使用的最佳管理理论和方法。“没有绝对最好的东西，一切随条件而定”这句格言就是权变管理的核心思想。
3.企业文化建设。所谓企业文化，是企业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经营思想、管理模式、团队意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个企业区别于其同类企业的基本标志。可见，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客观存在的价值取向或经营理念。
4.工作岗位的设计与调配。与一般员工相比，知识型员工更在意自身价值的实现，并强烈期望得到组织和社会的认可，他们比国内不满足被动的完成一般性事务工作，而是尽力追求完美的结果。因此，他们更热衷于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把攻克难关看作一种乐趣、一种体现自我价值的方式。现实的工作对这些员工来说往往是单调乏味的，员工对自身的工作产生不满，工作积极性和劳动生产率随之下降。但是没有一种工作本身是乏味的，工作能否吸引人，取决于具体工作岗位是否能充分发挥员工的能力。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去设计它，怎样让它去动起来，怎样提高员工的满意度。
可以认为，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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