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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货币制度，从一开始就是对明朝“弛用银之禁”后代货币制度的有样学样，以银两与铜钱为主，大额交易用银两，小额交易用铜钱。但同样，在沿袭了明朝中后期的货币制度的同时，对其缺点也是全盘接收，甚至于，缺点被进一步放大。
终满清一朝，实际流通的银两成色不一、名目繁多，含银量、形状规制等数据各不相同。银两虽然作为法定货币的地位已经确立，但是，由于一直没有统一的成色标准，虚银、实银标准更有不同，异常混乱。
过于严密的中央集权皇朝统治下的明清两朝，由于过于强调稳定的体系必然缺乏主动应对问题的勇气与改革的动力。这也是导致明清两朝在外部白银大量流入的东风下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近代国家那种典型意义上的贵金属本位货币制度的根本原因。
除了白银币制混乱之外，明清两朝虽然实行“银两为主、铜钱为辅”的货币体系，但是银两与铜钱之间的关系并不具备货币本位制度中的明确的主辅币的特征，不仅仅是同一地区的不同时期银钱比价波动很大之外，即使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银钱比价也是迥异。
明、清两朝作为中国古代王朝集权与专制统治的巅峰，官僚群体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也是史无前例的。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比之前的历代王朝更庞大、更发达的官僚队伍的明、清两朝，在货币制度的调整与革新方面反应比前朝更加迟钝、缓慢。
虽然明代就已有学者开始反思中国币制之混乱，但是混乱无序的货币制度在历经明、清两朝数百年的漫长时光后，终于在20世纪初叶寿终正寝。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由于清朝白银币制之混乱，故而并不被包括英、法在内的西方主要国家所认可。这也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签订的《南京条约》中，英国人为何明确要求清政府不得使用白银支付赔款的原因。最终，清政府不得不采用印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墨西哥银元作为偿付货币，货币制度的混乱为中国的海外贸易方面造成了非常不必要的麻烦。
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行可说是由来已久，最早从明代就已经开始。从1550年代（明嘉靖年间）中欧海路开通，直到1800年代（清嘉庆年间），中国保持了长达两个半世纪的贸易出超状态，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明帝国才被称之为所谓“白银帝国”。汹涌而来的美洲白银让明清帝国不虞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却也让中国丧失了货币主权，以致于失去了追赶当时世界各国普遍开始确立金本位货币制度的动力。
银元之所以在明代开始就逐渐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输入中国的外国银元币形统一、不用称量、成色稳定、很难伪造，也因此被当时备受混乱币制所困扰的中国商人们所欢迎。也正是随着外国流入，中国才开始有了新的货币单位“圆、角、分”，“圆”指的就是银元。
对于本土没有统一货币标准的银两，致使民间在交易过程中极为不便利，故而转向了使用与计算都更为方便的外国银元。外国银元作为一种易流通的标准化货币自然而然地取代了计算繁复、不易流通的银两。但是对此，清政府却是反应极为滞后。货币主权的丧失并没有得到清政府的重视。等到了道光年间，民间对外国银元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朝廷无法禁止，迫于无奈只得承认外国银元流通的合法性。
等到清朝灭亡的前两年，也就是1910年，当时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元总数已经高达1.1亿枚，在中国的货币流通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白银紧缩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足以造成非常之大的困扰，在赋役统一以银两形式征收的征税体系下，作为国家赋役主要承担者的农民群体，在白银外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境况更为难过。因为主要持有铜钱以及实物（农、渔、牧业产品）的农民，需要付出更多的实物和铜钱来兑换等量的银两来缴纳赋役。这就造成了一种十分尴尬的情况，就是国家名义上并未增加赋役，但实质上民众的税负压力却是呈直线型上升的状态。
当时的西方各国在工业革命大潮的洗礼下，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上涨。但是，晚清的中国仍然保持着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小农自然经济形态。这一形态下的中国长期保持着低水平的平衡。无论是人均收入的不升反降，还是经济形态的停滞不前，都标志着中国开始大幅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
中国在近代出现的衰败迹象并不是偶然性的历史事件。中国大历史周期中的第三帝国时期（明清帝国时期）的的确确称得上是一个停滞的帝国。以货币制度而言，相较于宋元大幅度倒退的明清货币制度只是明清社会制度发展停滞的一个缩影。明清两代君权的进一步加强、对社会专制管制的进一步加强，扼杀了许多的可能，这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本质上来讲，近代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整体性的制度危机，这才造成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在面临近代化风潮时的进退失据、力不从心。
以银两、铜钱作为主要形态的明清货币体系在清代中晚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晚清中国货币体系濒临崩溃的危险之中，事实上也蕴含着变革的重大机遇。在外国货币的冲击下，严重落后于时代的中国货币体系终于开始与世界接轨。外国银元在中国的流行直接倒逼中国主动改革本国的货币制度，诸如龙洋、袁大头等本国自制银元开始出现。而国内采用机器铸造的自制银元在金属成色、外观形状等等方面并不逊色于输入的外国银元。
在银两逐渐被外国以及自制银元取代的同时，在九州大地流行两千余年的制钱制度也走到了尽头。除却清朝从咸丰年间开始铸行虚值大钱败坏了制钱的信用和形象之外，诸如香港等当时的西方国家殖民地引入的辅币制度也给了走到尽头的制钱制度最后一击。港英当局发行的“铜仙”为机器铸制、形状与银元相似，与采用传统手工业范铸工艺的圆形方孔铜钱相比，不仅外形更加精美，也更加耐用，制造成本却又低于范铸工艺制造的铜钱。更为重要的是，“铜仙”从面值上来讲，相当于“壹圆”银元的百分之一，由于其外形精美、坚固耐用、很难被仿制，得到了民间的认可与欢迎，并未出现像之前历朝历代发行的虚值大钱一样引发民间大规模私铸的浪潮，也并未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
“铜仙”的种种优点，对于当时面临严重财政困难的清政府而言，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已有十七省先后开始铸造铜元。各省铸制的铜元虽然省名、花纹各不相同，但正面都有“光绪通宝”四字，成色重量都与香港“铜仙”十分接近。清政府为统一各地铸造铜元的标准，下令各省铸制的铜元采用相同的形状规制，铜元正面有“大清铜币”四字。
而从光绪三十年（1904年）开始，由于铜元发行量的失控，为避免民间银、钱兑换比例牟利，新制造的铜元不再铭刻“每百个换壹圆”的铭文，而改为“每枚当制钱十文”。这意味着什么呢？铜元与银元按照固定比例的兑换关系从此脱钩，而是改为与制钱按照固定比例的兑换关系进行挂钩。铜元从作为银元的辅币，变成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铜币。这对于长期面临白银外流的严重问题的晚清社会而言，无疑是一个有利的改变。铜与银的兑换比价可以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进行动态的调整，不再拘泥于过去无法因应经济变化的固定兑换比例。
晚清时期，由制钱转向铜元的变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算是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作为主要交易货币的白银制度，虽然面临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但始终并无根本性、革命性的变革举措。除却前文列举到的使用银两带来的种种不便之外，对银两制度存续的更大的挑战实质上是“磅亏”。
“磅亏”实际上指的是1935年法币改革前，对国外支付货价、外债和赔款时因金本位货币英镑汇价上涨所造成的损失。
在当时，世界主要国家均不约而同地采用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而作为当时世界霸主的英国，其货币英镑成为实际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由于世界主要国家普遍采用金本位的货币制度，导致世界范围内普遍出现了金贵银贱的趋势。银本位的中国在与国际贸易以及金融往来时，主要的货币结算单位是英镑，而英镑是以黄金计价，在普遍的金贵银贱的趋势下，作为银本位国家的中国在对外贸易中经常会面临严重的汇率损失。
1901~1902年，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伦敦市场银价暴跌超过23%，这就导致仅“庚子赔款”一项造成的“磅亏”每年就达到200多万海关两白银。给清政府财政带来如此严重问题的“磅亏”让清政府不得不开始正视是否应当进行货币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来改善这一不利局面。
仅仅由“磅亏”（汇率损失）带来的白银虚耗和财政困难对清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问题，让币制改革成为晚清朝野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1903年（光绪二十八年），美国国际汇兑委员会委员精琦出以价值一两白银的黄金的单位货币开始；到清朝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中国银价确定金价论》一文，主张金汇兑本位制开始，虽然清政府朝野都有有识之士主张改铸银币，但最终这些的币制改革方案仍然无疾而终。
这是为何？
虽然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西方各国的利益点不同，导致各国对清朝币制改革方案的态度不尽相同。但阻碍晚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内部，诸如张之洞等等一众实权地方督抚对改铸银币，货币单位从“两”改“圆”的反对态度最为激烈。可笑的是，近代中国第一种机器铸制银币——“龙洋”，却是张之洞在担任两广总督（1884年~1889年任职）时，在广东银元局首先开始试铸银币。作为率先开启自铸银币风潮的晚清洋务派官员代表，却成了晚清货币制度改革的反对力量的最大代表，这还真是历史的莫大讽刺。
历史发展和制度演变的路径往往依据的是权力导向决定了具体的发展方向。也因此，代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张之洞等人笑到了最后。清廷于公元1905年决定，继续维持以银两为单位的货币制度，也并没有将各省的铸币权收归中央，仍然各行其是。
在当时的晚清货币制度改革争议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奇异的画面。当时的清朝，朝野上下普遍对现代化货币制度的认知极为缺乏、完全不知道货币单位的重要性，但朝廷官员、民间人士又都不屑于对西方的现代化货币制度进行具体研究。
在当时，对于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币制改革方案，除了时任户部尚书赵尔巽等极少数官员之外，大多数官员甚至还没能完全理解精琦、赫德等人提出的方案，就已经开始附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们坚决的反对主张。不得不讲，权力带来的诱惑是巨大的，一众地方实力派官僚的带头反对，使得大多数墙头草一般的官僚们选择了随声附和，而不是拥护更具可行性、更具现实性的改革方案。
张之洞反对货币制度改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货币发行地方化的历史现象。铸币权收归中央、统一规制为核心内容的币制改革方案必然会伤害地方督抚们的利益。这也是为什么一众以改革者自居的洋务派地方官员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抵制清政府推进的币制改革的根本原因。
晚清朝野围绕币制改革方案争议的乱局中，其实也有一个明显的规律，各方势力的意见相左，无外乎是因为各方都企图争夺改革的主导权，以及如何借改革之名保自己的既得利益、革对方的既得利益。
1910年（宣统二年）4月，清政府正式颁布《币制则例》，正式确立银本位制度，规定国币单位为“圆”，以重库平银七钱二分、成色900‰的银元为主币。
但是，步履蹒跚的泥足巨人——满清已经追赶不上历史车轮的行进步伐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统治中国长达267年的清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满清推出历史舞台之后，继之而起的是以北洋军阀为核心成员的北洋政府。要说北洋时代对中国近现代货币史影响最大的，应该就是俗称“袁大头”的银元了。“袁大头”是近代中国社会流通的近千种银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自铸银元品种，也是近代中国币制变革中的一个关键角色。
1914年，北洋政府正式颁布了《国币条例》及《国币条例施行细则》，具体内容是铸币权收归国有，以含库平银7钱2分、成色89%的壹圆银币为无限法偿的主币。自此，各地造币厂开始陆续铸造发行“袁大头”银元。由于“袁大头”银元币型规整，图案新颖，有明确的重量和成色，容易识别，因此，袁大头银元很快就被老百姓接受，并很快在全国的范围内流通。
北洋政府颁布的《国币条例》，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这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的相对完善的货币制度改革，北洋政府第一次在法律层面明文规定了明确的货币本位，以及对货币主辅币、无限法偿资格、最终支付手段的法律确证，对于终结自晚清以来我国货币流通的混乱现实状况，有非常大的积极意义。
尽管这只是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上的一次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袁大头”的大规模铸造，并未让北洋政府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得以实质性的改善。有限的铸币税收入与庞大的财政黑洞相比，简直是不值一提。
日益恶化的财政黑洞让北洋的政客们把主意打到了其他事物上。早在颁布《国币条例》之前，北洋政府就已经在盘算将散落在各外资银行、中资银行的纸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希望借助纸币发行来缓解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说到这，就不得不提到两家官方控股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基于纸币价值缩水的未来预期，民间必然会出现大规模挤兑现银的情况。以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为代表的京钞面临着严重的挤兑风险。加之当时正处于护国运动爆发的背景之下，暴增的军费开支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商民抢兑，中、交两大银行的现银准备金面临被挤兑一空的风险。这也就是当初在京津地区闹得沸沸扬扬的“京钞风潮”。
最终，上海中国银行率先开始抵抗北洋政府发布的停兑令，苏沪地区的中国银行得以继续开展兑现业务，避免了全国性的金融危机的爆发。
而后袁世凯的去世造成了北洋军阀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集团的事实上的分裂。虽然当时的学界和民间对于统一币制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忙于军阀混战的当政者却对此兴趣缺缺。故而，最终北洋政府“废两改元”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
时光推移到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国民政府从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着手进行实质性的币制改革行动。
国民政府推动币制改革的步骤相对北洋政府有序许多。首先就是控制银行。说到这，仍旧要提到提到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家。由于北洋政府的弱势，这两家银行从官股占绝对多数的股权构成结构逐渐演变成了商股占绝对多数的局面。但是，在北洋时代结束之后，这种局面开始发生转变。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政治力量介入下，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家银行先后被迫开始改组，官股开始重新注入。
1929年的“大萧条”使得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被迫放弃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这使得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价格都出现大规模的跳水。由于白银价格狂跌导致中国在偿还对外债务等方面面临越来越沉重的压力，就好像清朝晚期的“镑亏”。但是危机往往意味着机遇。白银价格跳水使得1930~1931这两年，中国实现了可观的国际收支盈余。
伴随着可观的国际盈余的是，大量的白银开始流入中国。而银价走低也让当时的国内市场对于白银的需求快速增长。白银的供不应求使得“废两改元”的币制改革终于开始走向实际操作层面。1933年3月1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废两改元令》，规定所有公私款项收付、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
从1914年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到1933年国民政府颁布《废两改元令》，在经历了长达近20年的时光之后，全国范围内的币制统一行动才终于从纸面走向现实。
1933年的“废两改元令”使得中国币制实现了在银本位币基础上的统一，但是辅币体系的混乱情况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国际上，相较于那些先后脱离金本位制、本币受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时的中国，从币制上仍然大大落后于其他国家。这也就为后续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政策埋下了因果。
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受到“大萧条”的冲击，开始出现放弃金本位制的浪潮。1933年，作为GDP总值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彻底终结了金本位制度统治全球主要国家的历史。在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度之后，推出了一项对当时中国的银本位币制度造成巨大冲击的政策，那就是1934年推出的《白银收购法案》。《白银收购法案》导致的国际银价上涨，导致中国境内的白银又开始大规模的流出中国，这对于实行银本位币制度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当时的中国，不仅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民间也陷入了十分严重的通货紧缩，资本外逃、经济恐慌愈演愈烈。
为改变国内普遍存在的严重通货紧缩现象，同时也为了加强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在“废两改元”的基础之上，再一次进行币制改革，推行纸币就成为必然。与此同时，日本侵华的步伐也日趋加快，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尤其是军费开支进一步恶性膨胀。摆脱限制政府财政扩张的银本位币制度，推行不兑现的法币制度就成为了代表江浙财阀利益的国民党当局的必然选择。
美、英等国对于是否对国民政府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提供足够支持的态度一直是暧昧不明，一直自诩在华拥有“特殊权益”与“特殊地位”的日本却一直反对国民政府将推行的法币政策，在华日资银行成为当时中国国内猖獗的白银走私浪潮中的主力；与此同时，日本在华北同样是步步紧逼，侵略野心愈发明显。最终使得国民党当局于1935年11月不得不提前推出《财政部币制改革令》以强推法币。
《财政部改革币制令》出台之后，发钞权被收归中央、中国、交通等三大银行，此三家银行发行的钞票即为法币。与这份法令出台前这三大银行发行的钞票不同的是，此前的钞票实际上是面值与银元挂钩的银行券，发行量受到严重限制；而现在推行的法币却是不必以现银兑现的信用货币，境况可说是千差万别。
但是，基于信用本位的不兑现纸钞对贵金属本位货币地位的取代，却改变了这一局面。看似繁荣的背后，却暗藏着危机。一切，在1937年这一年发生了深刻变化。
与此同时，由于国民政府对东部被占领地区的工业产能的控制力的丧失，使得当时作为大后方的西南和西北地区民用所需的基础工业品奇缺，这又加剧了物价上涨。但总体来讲，1937~1939这三年，作为抗战后方的西南地区整体仍然处于温和通胀阶段，总体物价水平增幅仍然落后于政府财政赤字以及信贷、货币攻击的扩张。
1940年的后方，遭遇了一次罕见的严重农业歉收。农业产出的急剧下跌，以及日本对西南、中原地区经济封锁的加紧，加之货币供给与财政的恶性扩张，共同加剧了物资总体短缺的形势，构成了1939~1942这一时期通胀压力的主要原因。由于南方地区的稻米产量持续下跌，以及自长沙往南的主要水稻产区被日军占领，1944年整体通胀水平仍然在迅速上涨。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法币的发行额已达到5569亿元，为抗战初期的360倍。
法币在抗战时期的长期通胀，塑造了一个发国难财的特殊阶层，而更多的劳动群体，甚至生活比当初“大萧条”时期还要困顿，这些占人口多数的利益受损群体对于损公肥私的暴富阶层的仇视可说是与日俱增，其士气也是日渐低落。最终为后来的崩溃，埋下了伏笔。
到抗战结束之前的几个月，后方几乎已经谈不上任何的经济活力，绝大部分民众的所有储蓄和可变卖的资产，都已经被用于维持生存；而财政支出对经济体系的极限压榨，让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群体几乎生不如死，更别说当时的军队了，逃兵比比皆是。整个后方的经济实质上已经濒临崩溃。
抗战胜利后，虽然接收大量日伪资产让当时的国民政府一时之间“阔”了起来，这一时期的通胀曾经短暂企稳，但是这种企稳趋势的持续非常之短，在抗战胜利当年的10月，通胀又重新抬头。
持续扩大的财政赤字与超发势头有增无减的货币供给，严重打击了民众对法币的信心。等到内战爆发之后，随着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法币在市面上的流通量，从1945年8月的5000多亿元，猛升到1948年6月的250万亿元；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里，更猛增到604万亿元，为抗战前的47万倍。
近乎无成本印钞的纸币如果到最后变成了政府从经济体系中汲取资源的便捷工具、变成解决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最终，这种货币就必然走向失败。法币在抗战后的短短三年之间的快速崩溃，使得当时绝大多数的国人的财富积累彻底归零。法币的最终结局与历史上宋元明三朝发行的纸币一样最终走向失败，这既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也是对每一朝代的官僚人性的最真实拷问。
而在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官僚们的真实表现最能反映一个政权的前途。虽然口头上仍然是高调不断，但行为上却是无比诚实的。投机倒把、炒作外汇黄金套利、推高上海楼市、想方设法把家人送去西方等等。每一个体制内官员几乎都在利用自身权力拼命聚敛诸如黄金、美元等硬通货来图利自肥。
随着法币走向崩溃，以滥发钞票解决军费开支的手段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当王云五于1948年5月出任财政部长之后，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其在蒋介石授意下，开始着手推行新货币代替法币，这也是后来著名的“金圆券改革”。金圆券是货币史上最短命的货币之一，金圆券的欺骗性和掠夺性之强，历史上鲜少能与之相比的。
金圆券的发行本质上就是管制经济，而且是比抗战时期的管制经济更为严苛、无耻的手段，因为民间连私藏金银、外汇这些可以强有力抵抗通胀的硬通货的权利都被没收，这样一来，民众可以说是失去了唯一可以抵抗恶性通胀捍卫自身财富的方式。
随着金圆券的发行一再突破被屡屡提高的发行量上限，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价格管制措施就已然失效。到1948年10月，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价格管制，随后金圆券再度走向崩溃。整个民间交易倒退回了原始的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短短几个月内，金圆券就走过了法币十几年的历史，但是洗劫了中国人民几乎所有财富的国民党当局却赚的盆满钵满。根据当时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共收兑了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财富。而这笔可观的民间财富，最终都被蒋氏父子运到了台湾。
当然，在金圆券改革的过程中，比如孔、宋等既得利益集团仍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借此牟取了暴利。
这种周期性地以各种手段在王朝末期洗劫民间财富的历史循环，体现的不仅仅是人性的贪婪本质，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和制度的强大惯性制约了东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走出历史周期律的无解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