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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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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数据，截至2021年三季度末，我国实体经济部门的宏观杠杆率为264.8%，其中大部分债务集中在非金融企业部门，其杠杆率为157.2%。[1]如图110所示，当前我国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水平虽然较2020年末有所下降，但依然处于历史高位。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民营企业杠杆率并没有和整体杠杆率的变化呈现类似趋势，反而有上升的迹象。截至2021年10月末，私营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58.3%，同比上升了0.2个百分点，较2020年末上升了0.95个百分点。此外，从债券市场数据来看，虽然地方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有所下降，但民营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违约风险再次出现上升的迹象。
进入2021年下半年，房地产行业流动性风险突出，虽然2022年我国企业的兑付压力不大，但由于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民营和中央国有企业违约风险的上升对债券市场以及银行系统可能造成的冲击不可忽视。因此，课题组分别利用我国非金融企业的发债数据和上市商业银行的数据对我国企业的违约风险以及银行系统的稳定性进行了分析，以此来评估当前我国金融系统稳定程度以及潜在风险。
课题组通过条件在险价值模型（CoVaR）来评估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和识别系统重要性银行，并做定量分析。课题组从Wind的股票数据库选取了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1月30日在沪市或深市上市至少一年的商业银行为样本数据，共计37家商业银行[2]。截至2021年一季度，这37家银行的总资产占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比例高达79.8%[3]，代表性良好。在估计银行系统以及各家银行的VaR和CoVaR系数时，课题组用37家上市银行后复权日收盘价来计算的各家银行的日收益率表示各银行的运行情况，用中证沪深300商业银行全收益指数日收盘指数来计算的日收益率表示银行系统的运行情况。
首先，当单家银行受到外部冲击时，课题组估算了每家银行自身将受到的损失，即在险价值（ValueatRisk，VaR）。但是VaR并没有考虑单个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即单家银行遭受冲击并发生损失时引起的系统中其他银行产生的损失。为了考察每家银行在遭受冲击时的风险溢出效应，课题组还估算了每家银行的条件在险价值（ConditionalValueatRisk，CoVaR）。每家银行风险溢出的影响用CoVaR和VaR之差表示，即△CoVaR=CoVaR—VaR。课题组还计算了△CoVaR/VaR来衡量每家银行自身遭受将产生最大损失的外部冲击时，其引发的系统中其他银行的损失与其造成的总损失的比例。
在5%的置信水平下银行自身受到使其产生最大损失的外部冲击时，其自身受到的损失和对整个银行系统的影响来看，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在2021年下半年弱于上半年。如图111所示，银行风险溢出水平不论是简单平均值还是加权平均值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从简单平均值看，11月末的水平和去年末的水平相当；而从加权平均值看，11月末的水平虽然比去年末的水平低，但为年内最高的水平。由此可见，当前银行风险溢出率的变化在不同银行间呈现一定的分化。如图112所示，规模相对较大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稳中略升，但规模相对较小的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自2020年年中以来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更重要的是，虽然当前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水平依然低于大型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但从其自身的水平值来看，已超过2017年金融系统去杠杆之前的水平，且上升速度比2018年同期相当。当单家银行自身遭受大的冲击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对银行系统稳定性的影响处于四年来最高水平。
其次，课题组还考虑了当整个银行系统遭受将使其产生最大损失的外部冲击时，在不考虑各银行会产生反馈式风险溢出的情况下，系统性冲击对每家银行造成的损失（即在险价值，VaR）；以及在考虑各银行会产生反馈式风险溢出的情况下，系统性冲击对各家银行造成的损失（即条件在险价值，CoVaR），并计算了反馈式风险溢出程度（即条件在险价值与在险价值之差，△CoVaR=CoVaR-VaR）和风险溢出率（△CoVaR/VaR）。
图113分别展示了当我国商业银行受到系统性冲击时，我国上市银行的简单平均风险溢出比例和以资产为权重的加权平均风险溢出比例。从图中可以看出，新冠疫情爆发（即2020年一季度）前后，我国商业银行在面临系统性冲击时，风险溢出率变动的方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在疫情爆发之前，不论是从简单平均还是以资产规模加权的平均风险溢出率变化方向基本一致。在疫情爆发之后，风险溢出的简单平均值迅速上升，且连续两年持续上升；而其加权平均值在2020年仅有短暂的跳跃，随后便恢复且保持稳定，但进入2021年后亦呈现小幅上升。这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面临系统性风险的冲击时，虽然大型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没有立刻大幅上升，但受国内经济运行出现新的下行压力的影响，其风险溢出水平也难以下降，而小型银行的风险溢出水平受疫情冲击和国内经济复苏势头放缓的双重影响，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
进一步地，图11展示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在面临系统性冲击时，其风险溢出的水平。图中显示，在遭受系统性冲击时，只有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没有大幅上升，股份制、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率均自2020年年初以来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尤其是今年以来上升的速度较2020年更快。值得注意的是，城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已超过大型国有商业银行。
当前虽然我国经济依然处于复苏通道，但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经营困难明显增大，违约风险再次上升，家庭收入的两年平均增速依然远远低于2019年的同期水平，使得金融系统，尤其是银行，的经营压力再次增大。加上为支持经济复苏而采取的加大对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扶持力度，银行资产风险敞口有所加大。使得我国各类商业银行在遭遇系统性风险时，对金融系统的风险溢出率均有再次大幅上升的可能性。
截至2021年11月，累计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总额7.18万亿元，比2020年同期6.26万亿元增加14.7%。其中专项债4.63万亿元（新增3.48万亿元，再融资1.15万亿元），一般债2.54万亿元（新增7741亿元，再融资1.76万亿元），债务结构和2020年相比变化不大。全国地方政府债券余额29.81万亿元，非债券形式债务余额1747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29.98万亿元。如果把城投债余额12.83万亿元也计入地方债务，则地方显性债务余额为42.81万亿元。此外，预计12月还将发行1274亿元地方政府债券。
在去年11月初财政部发文《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后，发行期限有所回落，期间结构有所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期限错配问题，降低长期风险。2021年，按发行金额加权的全年发行期限约为12.6年，其中一般债券7.7年，专项债券13.1年，均低于2020年的14.1年。但下半年发行期限有所上升，11月份加权发行期限上升至16.1年。发行利率方面，平均发行利率3.37%，其中一般债券3.27%，专项债券3.42%，均略低于2020年。
据课题组测算，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东部经济大省以及四川的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超过1.5万亿元，此外，湖南、河北、河南、贵州、安徽、湖北等省份地方债务规模也较大，超过1.1万亿元。如果计入地方政府承担实质偿还责任的城投债，债务规模超过1万亿元的省份达20个。青海、贵州和天津的负债率均超过80%，分列前三。另外，河南、上海、广东的负债率都在30%以内。各省份间债务结构和规模均存在巨大差异，总体上看，财政收支缺口越大的省份，债务相对财政收入的比率也通常较高。
图117省地方债务情况与估算负债率
展望未来，当前大量的地方债务会给未来带来较大的偿债压力。当前的地方地方政府债券剩余平均年限7.7年，其中一般债券6.4年，专项债券8.8年；平均利率3.51%，其中一般债券3.51%，专项债券3.51%。从2021年到2026年，现有存量债务每年到期额都将超过2.5万亿元，2023年更是达到3.63万亿元。如果考虑城投债，从2021年到2026年每年债务到期额均超过4.5万亿元，其中2022~2024年分别高达5.25万亿元、5.59万亿元和5.83万亿元。此外，除了大量的显性存量债务和可预见的债务增长之外，地方政府事实上还承担着难以准确估算和有效管控的隐形债务，其规模甚至可能远超显性债务。如此巨额的还债负担，不可能完全通过再融资债券借新还旧消化。未来债务还本付息压力还将逐渐累积，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较大的局部违约风险。
图118地方债务到期额
鉴于此，课题组在有效测算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的基础上，通过匹配地方政府债务数据与商业银行微观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分析方法，识别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紧接着，从商业银行产权结构的角度，探究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异质性影响效应。
为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课题组设定如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下表、和分别代表银行、地区和年份；被解释变量表示位于地区的银行在年的资产负债错配程度；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区在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为银行层面控制变量集合；为宏观经济金融层面控制变量集合；为银行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为多维度的随机扰动项。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变量，根据我国审计署统计地方政府性债务口径，地方政府性债务主要包括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由于后两者债务并不需要地方政府当期直接偿还，且仅限于接受专门债务审计的地区存在，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而课题组采用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衡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总量存在较大差异，直接采用地方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可能不具普适性。因此，课题组采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即地方政府负债率（LGD）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代理变量。
为有效识别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有必要控制其他因素。课题组选取的控制变量包括银行层面控制变量和宏观经济金融层面控制变量。其中，反映银行层面的变量主要有：银行总资产回报率（ROA），采用净利润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资本充足率(CAR)，采用银行资本净额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衡量；存贷比（LDR），采用贷款总额与存款总额的比值表示；成本收入比（CIR），采用运营成本与总收入的比值表示；银行流动比率（LR），采用银行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与总资产的比值衡量；收入结构（Income），采用银行利息净收入与总资产的比值表示；银行资产规模（Asset），采用年末银行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表示。宏观经济金融层面的变量包括：地区宏观经济发展水平（Growth），采用各地区GDP的增长率表示；货币政策（M2），采用准货币增速衡量。
表6给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整个样本期间内，银行流动性期限错配指数的均值为0.453，最小值为0.156，最大值为0.642，表明我国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较高，且银行间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均值为0.236，最小值为0.0655，最大值为0.957，意味着不同地区间政府债务规模差异明显，即解释变量存在较大变异性。其余控制变量的分布具有较高的离散度，初步表明课题组选取的控制变量是合理的，此处不再赘述。
4.2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
表7报告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期限错配影响的全样本基准回归结果。为稳健起见，第（1）列为单独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初步说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第（2）和第（3）列为控制银行层面以及宏观经济金融层面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回归系数均为负，这进一步证实地方债务扩张会加剧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从经济意义上看，以表中第（3）列为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负债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将提高0.0369个百分点。综合以上回归结果，可以认为地方政府债务扩张能够加剧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这一结论无论是统计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都是十分显著的。
4.3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异质性影响
鉴于不同产权类型的商业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经营理念上存在明显差异，探究地方政府债务与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之间的关系，不能忽视银行产权差异造成的影响。为验证不同产权类型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受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影响，课题组根据银行是否为国有银行或地方政府控股，将样本划分为国有商业银行和非国有商业银行两个子样本。从图120中可以看出，相较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非国有商业银行样本中地方政府负债率的斜率较大，初步表明地方政府负债率对非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程度更大。
进一步地，表8报告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非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影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在非国有商业银行样本中，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在国有商业银行样本中，地方政府负债率的回归系数（）绝对值有所下降且不显著。这些回归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会显著加剧非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但对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对上述异质性影响效应的可能解释如下：其一，相较于非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其背后的国家隐性信用担保较为明显，能够向外部释放大而不倒的信号，进而增加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使其能够以更低的成本吸收更多存款；同时，国有商业银行拥有更庞大、多样化的客户群体，更容易找到潜在优质目标客户将资金贷出，有助于提高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能够抵消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造成的负向冲击。其二，相较于非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资金实力雄厚、营业网点数量庞大、管理制度完善，有能力在多个领域开展业务和通过资产多元化来分散风险，同时还受到国家政策扶植，最终使得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的影响相对较小。其三，相较于非国有商业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也承担着维护金融稳定的社会责任，致使国有商业银行在经济过程中更为谨慎，其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对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冲击的反应更为平稳。
4.4总结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贯穿始终的主旋律。在此背景下，为让银行业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所蕴含的流动性风险难题。有鉴于此，立足于地方政府债务不断攀升的典型事实和商业银行具体经营实践状况，课题组利用2007-2019年我国212家商业银行的微观非平衡面板数据，定量识别了地方政府债务对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影响。经验结果显示，整体而言，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会加剧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程度；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非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的负向影响更加凸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综合实力跃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贫富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已然成为威胁社会稳定和阻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探寻造成社会贫富差距的根源，是找到实现共同富裕有效路径的前提。现实生活中，资产配置决定了居民财富，住房和股票投资作为居民的主要资产配置方式，其资产价格变动会带来巨大的财富收入差距。图121对比了2020年中国、美国和日本三大经济体的住房市值和股市市值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相较于美国和日本，我国家庭资产配置在股市上的资金较少，而主要集中于房产投资。因而，住房价格攀升使得拥有住房的居民受益，可能是造成当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断攀升，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政策频频出台，但调控效果却差强人意。在此背景下，梳理推动房价持续上涨背后的机制障碍，对于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课题组研究发现，当前的房价上涨与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地方土地资源配置扭曲等制度性因素有密切的关联关系。具体而言，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高度不匹配，图122给出了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占比，可以发现地方政府以50%左右的收入体量，却承担了约85%的财政支出，客观造成了地方政府需要债务融资和土地财政来弥补财政缺口。同时，图123给出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情况，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重较大，特别是2015年之后，该比重持续上升。截至2020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共8.41万亿元，约占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84%，由此说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度较高。以上数据分析，也与课题组前文分析的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高企，还债压力不减的基本事实是一致的。
除了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之外，地方政府还通过干预建设用地配置规模及结构，来影响土地配置效率。图124给出了我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情况，可以发现，供地总量和基建投资供地面积有所增加，但普通商品住房供地面积却基本没有变化。课题组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倾向于为基建投资等项目提供供地面积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在当前地方官员政治晋升考核制度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有动力通过基建投资拉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辖区内的税收收入；二是控制普通商品住房供地面积可以维系高房价和高地价，有利于增加土地抵押融资和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总的来看，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和土地资源配置低效率，是房价持续攀升的制度性根源。
如前文所述，房价持续攀升会使得有房居民资产增值，而无房和租房家庭则面临更大的买房压力。这对于资产配置较为单一的我国而言，由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和配置土地资源无效而导致的房价上涨，可能是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囿于数据的可得性，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水平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依赖程度越高，且干预土地资源配置的动机越强，因此课题组接下来考察地方政府债务规模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课题组利用衡量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的泰尔指数度量收入不平等程度。参考已有研究，采用泰尔指数测度城乡间收入不平等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变量，根据我国审计署统计地方政府性债务口径，课题组采用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承担担保责任的债务以及政府负有救助责任的债务衡量。由于后两者债务并不需要地方政府当期直接偿还，且仅限于接受专门债务审计的地区存在，数据缺失较为严重，因而课题组采用2007-2019年间地方政府负有直接偿还责任的债务衡量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总量存在较大差异，直接采用地方政府债务的绝对规模进行研究所得结论可能不具普适性。因此，课题组采用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与GDP的比值，即地方政府负债率（）作为地方政府债务的代理变量。
图125地方政府债务负债率与收入不平等
为探究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课题组设定如下静态面板数据模型：
其中，下表和分别代表地区和年份；被解释变量表示位于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核心解释变量表示地区在年的地方政府债务；为地区层面控制变量集合；为宏观经济金融层面控制变量集合；为地区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为多维度的随机扰动项。
为有效识别地方政府债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在实证模型中引入了其他一些可能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城镇化率、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职工平均工资、GDP增长率、人口密度和人口自然增长率等。其中，（1）城镇化率，用各市每年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2）第三产业人员比重，用各市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市就业人员的比重；（3）职工平均工资，用各市的职工平均工资表示；（4）GDP增长率，用各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表示；（5）人口密度，用各市总人口与总面积之比表示；（6）人口自然增长率，用各市某年内人口自然增加数与该时期内平均人数之比表示。
表9报告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为稳健起见，第（1）列为单独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负债率（LGD）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越大，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在此基础上，第（2）-（4）列为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方政府负债率（LGD）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这说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会加剧收入不平等。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21年的6月与10月分别发布定期经济形势分析预测报告，指出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9%，在2022年增长4.9%；亚太地区仍然在年度增量中占据突出地位，预计整体增速7.2个百分点。世界银行预测，2021年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速为5.4%。其中，美国全年增速预测值为6.8%，日本2.9%，欧元区19国4.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一步预测，德国GDP实际增速3.1%，法国6.3%，英国6.8%，加拿大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预计增速可达到6.4%。东盟五国增速为2.9%，俄罗斯4.7%，拉丁美洲6.3%，中东和中亚4.1%，撒哈拉以南非洲3.7%。
2020年4月以来，发达地区经济活动陆续重启，社会失业率持续下降。为缓解社会消费品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西方国家寻求自建、扩增产能的动机更趋强烈。从HISMarkit采购经理人指数速报数据来看，各国的基本生产状况并不完全乐观。整体上，西方经济体实行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高通胀预期也对吸引制造业回流不利，而且美联储在短期对加息的态度并无改观。因此，改变当前全球消费品供应和产能格局为时尚早，中国仍然是全球贸易额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2021年2季度，经过二次调整的美国GDP实际同比增速为12.2%，3季度为4.9%。世界银行在6月份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中对美国2021年GDP的预测为6.8%，与1月预测值相比上调3.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对美国2021年GDP增速的预测为6.0%。
尽管美国疫苗接种率逐渐上升，居民的日常生活依然受到新冠德尔塔变异毒株的影响。迫于降低外部依赖和重振基建的需要，美国需要开放社会，未来可能会达成病毒与生产间的微妙平衡。
欧洲各国自2020年1季度末受到新冠肺炎冲击后，不得不放弃短期内提振景气的政策，转而实行不严格的抗疫方案。2021年6月，面临越来越大的开工复产压力，欧盟正式宣布，将在七国推出临时“疫苗护照”，持有护照的入境人员无需隔离观察。以当前疫苗接种进度推算，这一临时护照的应用范围将从中东欧向南欧和西欧扩展；民众被德尔塔毒株广泛感染且疫苗效力不及预期的英国则可能暂时被排除在疫苗护照互认的名单之外。世界卫生组织11月宣布，欧洲再次沦为了全球疫情的“震中”。欧洲正在经历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欧洲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病亡人数占到全球新冠病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惊心动魄的数字迫使欧洲多国不得不再度收紧防疫政策。进入11月，德国的单日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连创新高。18日，德国全国的日新增病例数首次超过65000例，创下自疫情暴发以来的最高值。
德国第一季度GDP增速为-1.8%，第二季度为10.4%，第三季度大幅下滑至2.5%。欧元区19国2021年第二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速大幅上升至14.5%，第三季度可能不容乐观。欧盟委员会在2021年秋季经济预测报告中说，未来欧元区经济复苏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疫情变化。鉴于许多国家最近确诊病例激增，不排除重新采取疫情管控措施的可能。此外，经济风险还与供应链瓶颈的潜在长期影响有关，可能导致通胀高于预期。
西欧和北欧发达经济体中，法国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率初值18.20%，远远好于预期中的15%，前值为-13.80%；年率初值-4.30%，前值-18.90%，预期-7.30%。随着低基数效应的逐步消逝，再加上经济刺激力度也有所放缓，2021年第三季度，英国经济增长水平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放缓——环比增长1.3%，大幅低于第二季度的5.5%。同比增速为6.6%，也大幅低于第二季度的23.6%。受能源和燃料价格上涨因素影响，英国10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比去年同期上涨4.2%，同比涨幅为2011年11月以来最高。考虑到法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增长势头尚未得到明显遏制，而且英国病例中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感染比例提升迅猛，未来中东欧和西欧的贸易往来有可能难以完全畅通，同理北欧经济也将因为不能顺利打开国门而蒙受潜在损失。这意味着GDP增长乏力的丹麦、挪威和瑞典三国需要更加周密、积极地调配资源，以安全稳定的方式提振产出。
亚洲2021年的增速展望被下调了1个百分点以上，至6.5%，原因是疫情进入了新的暴发周期，各国需要加快推进疫苗接种速度。疫苗接种进度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2020年疫情的严重程度、采购策略、本国生产能力、民众接受程度，以及卫生基础设施的质量。尽管亚太地区仍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地区，亚洲发达经济体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这反映了它们在疫苗接种率和政策支持力度上的差异；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中期产出水平仍将低于疫情前的趋势水平。未来的风险偏向下行，主要原因包括疫情发展态势的不确定性、疫苗对变种毒株的效力减弱、供应链的扰动，以及在各国现有金融脆弱性的情况下，美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可能给全球带来的金融溢出效应。
受疫情影响，韩国经济自去年第一季度环比萎缩1.3%、第二季度萎缩3.2%后，连续呈现增长势头，去年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分别增长2.2%和1.1%，今年前三季度分别增长1.7%、0.8%和0.3%。但受疫情在境内形成第四波大流行、供应链瓶颈，以及民间消费和投资萎缩的影响，第三季度增速明显回落。由于疫情引发了对聚集和商业运营的限制，私人消费的疲软给韩国经济带来了压力，导致支出减少。今年第三季度，韩国私人消费比前一季度减少了0.3%，上一季度为增长3.6%；第三季度设备投资减少了2.3%，而第二季度为增加了1.1%；第三季度建筑投资也减少了3%。由于煤炭、石油和机械产品的海外销售活跃，韩国第三季度出口反弹了1.5%，而进口则下降了0.6%。
东南亚主要经济体中，越南7月至9月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萎缩了6.17%。这创下了自1986年越南有经济统计数据记录以来的最大季度跌幅。三季度是越南此轮疫情的集中暴发期，至今尚未平息。疫情在越南大城市和工业园快速传播，工厂和城市被迫封闭，对于越南依赖出口的外向型经济构成了严重打击。随着疫苗接种率的提高和疫情的常态化，自8月底以来，越南政府逐渐放弃了过去“清零”的防疫政策，转向“与病毒谨慎共存”。菲律宾经济持续从新冠疫情中复苏，今年第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1%，高于菲律宾央行原先预计的6.2%，也高于其他经济预测机构预期的4.6%至6.5%区间。第三季度推动菲律宾经济增长的主要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业、汽车和摩托车销售和维修业、制造业、建筑业。菲律宾GDP增长率2021年一季度之前增长率均为负值，二季度迅速提升至最高点12%。今年前三季，该国GDP平均增长率为4.9%。
巴西经济部将2021-2022年度通货膨胀增长预期从7.9%上调至9.7%，同时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预期从5.3%降至5.1%。本次巴西经济部对明年巴西经济增长的预期，仍明显高于此前金融市场分析人士对巴西明年GDP增长4.88%的预期。巴西经济部对明年巴西经济增长的更高预期值“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和私人投资（主要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改善。
课题组基于IAR—CMM季度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其他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下表报告了2021年与2022年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实际增长情况和预测结果。
课题组对2022年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1）2022年全球经济逐渐复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份对美国2021年GDP增速的预测为6.0%。IMF10月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2年美国实际GDP增速5.2%，欧元区实际经济增速4.3%，日本实际经济增速为3.2%，东盟五国实际经济增速为5.8%。（2）美联储9月FOMC会议释放偏鹰的政策信号，市场预期美联储提前在2022年年中结束缩减债券购买，加息时点可能提前至2022年底以前。（3）人民币兑美元汇率2022年或将在6.4附近宽幅震荡，但仍在合理区间。（4）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复杂化，预期2022年贸易摩擦仍然存在。
基于前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与风险的分析，课题组对2022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
2021年以来经济复苏趋势持续，受基数效应影响，第一季度GDP增速较快，全年GDP增速预计将达到8.0%。预计2021年第一至四季度GDP增速分别为5.0%、5.4%、5.6%和5.3%，全年增速5.5%。
受基数效应影响，消费增速在2021年一、二季度呈现高增长，在三、四季度逐渐回落至长期趋势上。课题组预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22年将继续平稳增长，同比增速在第一至四季度分别为5.9%、6.4%、6.9%和6.7%。全年增速为6.5%。
在2021年中，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势良好，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落，但投资增速整体平稳。课题组预计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将继续平稳增长，第一至四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累计同比分别为6.0%、5.5%、5.1%和5.1%，全年增速5.1%。
受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以及全球经济复苏等多重因素的推动，我国进出口在2021年中高速增长。课题组预计2022年第一至四季度出口增速分别为9.7%、12.5%、14.8%和8.3%，全年出口增速为11.3%。进口方面，预计2022年第一至四季度出口增速分别为10.8%、15.7%、15.7%和4.9%，全年进口增速为11.8%。
2021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对全球供应链带来的冲击，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影响，造成我国PPI增速明显。基于对2022年疫苗进一步普及对全球新冠疫情的影响、全球经济复苏速度、食品价格波动、国际原油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趋势、刺激政策的后续影响以及基数效应等各种因素的判断，课题组预计2022年CPI同比增长分别为1.0%、1.5%、2.0%和2.5%，PPI同比增长分别为7.7%、3.2%、3.6%和1.0%，全年CPI和PPI增速分别为1.8%和3.9%。
2022年，全球经济复苏速度受新冠疫情发展态势，特别是新冠病毒变种及疫苗有效接种的双重影响，中美贸易摩擦预计仍将继续存在，中国仍面临较大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并可能进一步影响进出口。与外部不确定性相比，内部经济的不确定性更大，“双碳”目标的要求和趋于更加严格的“房住不炒”政策都可能给宏观经济在短期内带来一定程度的压力。各种改革的力度及执行程度，如共同富裕的推进程度，将直接影响是否能有效地拉动国内需求，促进国内大循环的畅通。课题组认为，在外部环境不可控的情况下，应更多地聚焦于内部经济改革，扩大开放，释放内部经济活力，以更好地应对内外部经济的不确定性，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与高质量发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长期以来我国能源需求旺盛。现阶段，碳减排技术相对不成熟，碳减排的主要渠道为降低能源需求并提高能源利用率。在短期内，双碳目标将通过抑制能源需求对经济增长造成一定的压力。同时，结合历史数据，课题组估算发现，单位GDP排放量每下降1%，第二产业税收平均下降0.04%：政府收入与支出的减少也将对经济造成一定的下行压力。虽然双碳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压力不可避免，但需要注意的是，政府财政政策的积极应对、绿色债券及碳中和债券等绿色金融工具的出台，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投资，尤其是节能减排技术与绿色产业的投资,从而缓解碳减排的经济压力。
李克强总理于2021年3月5日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十四五”期间中国单位GDP碳排放量将降低18%，这相当于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均下降约4%。若政策目标为提前实现碳达峰，则碳排放强度年均下降幅度将在此基础上适度增加。因此，课题组考察在下一年度单位GDP碳排放量年均下降6%的强化政策情景。碳减排要求可能造成投资增速和消费增速分别较基准下降0.1%，最后拖累GDP增速较基准下滑0.1%。从更长期的角度而言，随着绿色金融对节能减碳项目的投资支持力度不断提高，双碳目标对GDP增长的负向影响有望进一步降低。
根据课题组的测算，民营企业违约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一般贷款的信用利差将上升0.29个百分点，并进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下降0.28个百分点。鉴于以上分析，课题组将考察2022年投资的悲观情景：大型企业持续出现流动性危机，导致市场悲观情绪进一步上升，使得一般的信用利差再上升0.5个百分点，从而导致民间投资增速较基准下降0.48个百分点。
房产税可以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降低房价的增速，改变家庭对住房需求的预期，调整家庭的消费结构，从整体上看，肯定会对我国经济产生长期的正向的影响，目前多数对房产税的研究均是在此基础上基于稳态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的。但是，引入房产税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经济并不能立刻进展到结构优化的时态，经济只能慢慢调整优化，一步一步到达最终时态。在这一过程中，房产税的引入就可能引起部分人群的阵痛，产生再分配效应。课题组利用构建的符合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动态结构模型，探讨了房产税改革对家庭部门的影响，我们发现，房产税改革虽然可以在长期内刺激消费，但可能在短期内产生2%的消费下降。
如前文所述，受疫情长期持续的影响，居民家庭收入不平等加剧以及疫情爆发地区的停工封锁等导致短期消费、尤其是服务类消费明显乏力。自今年8月出现同比负增长之后，增速始终没有明显起色。
今年以来，各地仍有零星爆发的疫情。但凡出现确诊病例，便通过摸查路线、排查密接的方式来定位疫情。一旦发现疫情，则采取封城和多次全员核酸的方式来控制疫情的扩散。对于中国尚处在人口密度较大、医疗水平有限的情形下，这样的举措无疑有效的控制了疫情，减少了民众的恐慌情绪。然而封城的代价是，第一，各地停工停产，导致员工收入降低，进而抑制了消费；第二，休闲娱乐、旅游消费受阻。
基于此，课题组认为如果更加科学有效地针对出现疫情的街道、小区进行排查和防控，而非大范围停工停产和关闭公共消费场所，让点状突发疫情的影响范围降到最小，副作用降到最低，则可以从收入和消费意愿两方面让居民家庭敢消费、有渠道消费。课题则认为，若疫情控制和预防都更加科学有效，那么明年的消费增速将相对基准情形提高0.5个百分点。消费增速的提升也将带动投资增速上升较基准0.1%，最终GDP增速将较基准提升0.3%。
基于以上的分析，并根据现有文献的估计，课题组考虑如下情景：假设最优的资本监管政策得以实施，有效竞争得到推进，则收入差距下降0.02个单位，消费增速较基准提高0.8个百分点。最终将拉动GDP增速较基准增加0.4%。
课题组根据量化准结构模型进行情景模拟分析，表17总结了包括基准情景的不同情景下2022年各主要经济变量的预测结果。其中，基准情景下预计全年GDP增长率为5.5%；在情景I中，双碳政策对增速造成短期压力，预计全年GDP增长率为5.4%；在情景II中，民营企业违约率上升压低投资需求，预计全年GDP增长率下降至5.2%；在情景III中，房地产税政策加速推进，对家庭消费增速造成短期压力，预计全年GDP增长率下降至4.5%；在情景IV中，疫情防控更加科学有效，进而刺激消费和投资，预计全年GDP增长率可达5.8%；在情景V中，通过资本监管等措施推进有效市场竞争，改善收入分配和消费需求，预计全年GDP增长率将达5.9%；在情景VI中，假设政策调整和改革推动遵循“时度效”原则，预计全年GDP增长率将达6.1%。
从情景分析的结果看，在课题组考虑的六种情景中，除情景III外均可确保达到5%以上的经济增速。根据12月6日中央政治局有关2022年经济工作的会议精神，明年宏观经济的重点在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课题组认为，结合当前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和疫情走向来看，“5%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已属合理。课题组同时根据量化准结构模型的特点进行政策实验，模拟了为达到6%的经济增速，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在不同情景下需要作出基准假设之外的调整力度，分别讨论如下：
（1）在基准情景下，全年GDP增速可达5.5%。若要追求6%的更高增速，货币政策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额外降准一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要增加4217.1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2.3%，估算全年赤字率约3.4%。
（2）在情景I下，假设我国在实现双碳目标的初期阶段执行比预期更加严格的减排政策。较高的碳减排标准造成投资增速较基准下降0.1%，消费增速较基准下降0.1%，导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情景下滑0.1%，仅为5.4%。此时，货币政策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额外降准一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要增加5060.5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4.7%，估算全年赤字率约3.4%。
（3）在情景II下，假设民营企业融资条件恶化，经营压力加大，违约风险上升，投资增速较基准下降0.48个百分点，导致全年GDP增速较基准情景下滑0.3%，仅为5.2%。此时，货币政策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额外降准两次，每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要增加6747.3亿元，超过预算赤字19.6%，估算全年赤字率约3.6%。
（4）在情景III下，假设我国房地产税政策加速落地，改革措施将给宏观经济造成短期阵痛。通过影响二手房市场和租房市场使家庭消费降低2个百分点，同时投资较基准下降0.5个百分点，导致全年GDP增速比基准情景下滑1个百分点，仅为4.5%。此时，货币政策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额外降准四次，每次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要增加12651.3亿元，超过预算赤字36.8%，估算全年赤字率约4.1%。由于短期政策会对宏观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造成较大的扭曲副作用，课题组并不建议采用如此激进的宽松政策。
（5）在情景IV下，若疫情在常态化管理下的防范和预防都更加科学有效，对经济活动的负面影响降低，导致2022年消费增速比基准情景提高0.5个百分点，并带动投资增速比基准情景增加0.2%，全年GDP增速将较基准提升0.4%，达到5.8%。此时货币政策不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做出额外调整，但财政赤字需要增加1686.8亿元，超过预算赤字4.9%，估算全年赤字率约3.2%。
（6）在情景V下，假设国家通过资本监管等措施推进有序有效的市场竞争，劳资环境改善，使收入差距下降0.02个单位，消费增速较基准提高0.8个百分点，投资增速较基准提高0.1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速较基准情景增加0.4%，达到5.9%。此时，货币政策不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作额外调整，财政赤字需要增加843.4亿元，超过预算赤字2.5%，估算全年赤字率约3.1%。
（7）在情景VI下，假设政策调整和改革推动遵循“时度效”原则，稳定市场主体预期，激发企业投资信心，改善就业状况，提高居民收入，刺激消费，从而实现供需双侧共同发力推动经济增长。在此情景下，消费增速较基准提高0.5个百分点，同时投资增速较基准提高0.7个百分点，拉动GDP增速较基准情景增加0.6%，达到6.1%。此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均不需要在基准政策的基础上作额外调整。
此外，根据Mendoza和Ostry（2008）和Ghosh等（2013）评估财政可持续性的方法，课题组结合我国财政收支以及政府债务等数据，测算了我国当前的财政空间以及不同政策选项对财政空间的使用情况。具体而言，课题组设定财政基本赤字率是政府负债率的三次函数，并在考虑经济增长率，GDP数据等控制变量后进行估计，测得负债率上限约为92%，显著低于Ghosh等（2013）对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测算结果。根据课题组估算的地方政府显性债务42万亿元加上三季度末的中央政府债务余额23万亿元，可以得到我国当前政府负债率约为59%[13]，由此计算我国的财政空间约为GDP的32%，同样显著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课题组测算了不同情景下的财政政策选项需要占用的财政政策空间，即通过赤字政策实现基准经济增速6%时，财政赤字总额与估算财政空间的比值。
表18报告了不同情景下为达到基准经济增速所需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各政策选项分析均是基于单一情景假设所进行的探讨，提出的货币政策力度和财政政策力度也只是政策最终的目标效果，并没有深入探讨具体的政策工具。原因在于，在现实中多个情景往往会相互叠加，相互影响，带给中国经济内外多重冲击，这些不确定性的交互作用可能带来放大效应，导致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加大，需要结合实际经济情况灵活运用不同政策工具。此外，由于在各情景下模拟的全年GDP增速均在5%以上，属于相对合理的区间，对于个别悲观情景来说，采用激进的需求管理政策来强行进一步拉高增速可能会得不偿失。课题组在往年的报告中已经多次强调，宏观经济政策应当着眼于经济整体的长期健康运行，避免短期经济刺激政策的长期负面作用损害增长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2年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了多个重要信号，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注意，媒体、业界、学界有许多解读，被认为是“解放思想、政策纠偏、重塑共识”的会议。会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决策，明确了2022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些为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给出了短期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指导方针。不久前召开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强调，必须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高质量发展。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当前经济发展的三重压力，加上一些其他现状问题，让中国经济何去何从充满不确定性。与此同时，一些政府部门管制不断加强的所谓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力度过大、过急、过频、过激，导致监管、整顿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及其预期下降，及企业信心不稳，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经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和困难，运行复苏缓慢，乃至一些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经营困难加剧趋势，投资增速也有回落风险。此外，也出现了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落实不到位的空心化现象，使之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完全落地。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辅助、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一出现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这些是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重要原因。
那么，如何破解经济发展面对的“三重压力”，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呢？“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认为，这需要从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从历史视野、实践探索和理论高度三个维度来得到答案，同时在研究解决这些问题时需要有一般均衡分析系统思维的综合治理理念和全局观念，而不是孤立地看问题。我们既要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也要基于世界上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来处理好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性和特色性以及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管制的改革这四大辩证关系，从而稳中求进，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不仅要有决策的科学性，更要有谋划的艺术性。并且，这样的决策和谋划应经受得住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印证、检验及逻辑推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表明，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下要素资源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引入后的自由流动、优化重组，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过去更注重量的增长速度转向更注重质的提升和增长的持续性，并且更强调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同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约束条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尤其是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紧约束、硬约束。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的改变，意味着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要素驱动型粗放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向创新驱动型集约发展模式转变。
2022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30周年，重温1992年邓小平在谈话中所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等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向未来，我们要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营造有利于市场导向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舆论环境，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框架，统筹解决周期性、外部性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政策上保持相对宽松、稳定，避免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引发叠加共振效应，同时进一步向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要增长红利与发展动力，将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中国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短期下行风险和中长期的瓶颈制约。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封锁持续加码，并开始与日本、欧盟形成联合对华阵线，加上新冠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反复已使得许多国家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开始进行在地化、多元化的布局，西方国家很可能2022年会在疫情防控上全面放开，加上中国全面清零等严格管控措施，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外移调整。从国内来看，居民收入和消费信心不足，叠加疫情防控期的延长，消费需求的恢复增长有不确定，再加上前面提及的管制不断加强的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力度过大、过频、过激，导致监管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下降，企业经营困难。供给侧的冲击和需求侧的收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转弱和市场主体信心不足，预期下降。
面对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的下行压力,跨周期调节政策要考虑的不只是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于中长期，向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要红利。过去1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持续下行，有周期性、外部性因素，但更关键的还是制度性、结构性因素。这反映到社会舆论环境上，就是诸多反市场化改革、反开放、反民企的论调时有出现。殊不知，中国改革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之外，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较大程度上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下才取得的。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深入、不彻底，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瓶颈制约。具体来看，对应五大新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驱动的创新度。目前，我国整体上还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半途之中，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尚未实现自由、充分的流动和组合，使得创新资源配置面临分散、重复和低效的问题。政产学研在基础科学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中存在角色分工定位不清，导致产出效益不高、成果转化滞后、价值创造低下。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尽管中国产业门类齐整，但是大而不强的特征也十分明显，关键基础材料、产业技术和核心基础零部件等方面的对外依存度比较大，一旦外部环境收紧，就面临“卡脖子”的现象。
第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无论从城乡、区域、产业、收入等经济结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发展的协调性、全局均衡性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部分是过去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也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阶段性特征。其中，在区域经济结构上，国家已经注意到区域经济的分化，陆续提出了多个区域经济振兴计划，但综合治理不足，内生动力不强，效果并不明显。这就涉及到新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即从过去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基于系统思维、全局观念的一般均衡综合治理来统筹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定，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第三，发展模式的生态性。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是一味追求GDP指标。如果这个观念不真正树立起来，就会出现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先污染后治理现象，牺牲后代人乃至当代人的生活质量来追逐官员的短期政绩，一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污染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并且，由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到位，单位GDP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也依然非常高，单位GDP能耗差不多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当然，这与中国具有让其他国家受益的相当完整供给链，为世界提供了相当比例实物，是一个实体经济的出口大国有关。作为人均GDP还较低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需要防止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控制影响经济发展，自缚手脚。
第四，发展格局的开放度。改善外部环境，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加入WTO，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相比、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比，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当然，这也与中国经济尚未实现向创新驱动的转型、核心竞争力不足有关。过去，我们一直处于“要我开放”的被动开放状态，需要加快向“我要开放”的主动开放状态转变，利用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参与更高标准、更高水平的国际自由贸易协定，用更高水平的开放倒逼更深层次的改革。
第五，发展成果的共享度。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带动下，中国经济打破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那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的吃大锅饭分配模式，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带来了国民财富的急剧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当前中国基尼系数和高低收入比均处于较高水平的问题，中国的收入差距在世界范围看处于中等偏高的水平，而且社会流动性也开始放缓，财富的代际传递加强，高低收入阶层均存在阶层固化的现象，起点公平、机会公平未得到很好保障，中等收入群体难以持续发展壮大。当然，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也与发展成果的衡量标准没有多元化有一定的关系。现在一个常用标准就是用平均或人均来表达发展成效，这当然是一个度量经济发展的进步指标，但也有很大的问题，一大问题就是没有注重平等，使贫富差别巨大问题被平均掩盖掉了。这些都是与共同富裕的中长期国家目标不兼容的。
做好经济工作，必须弄清楚改革与发展、稳定和创新的内在辩证关系以及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关系。鉴于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在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还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基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财政政策需要出台面向基本民生的收入补贴措施和减税降费政策，提振消费需求，同时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特别是在疫情严控或时不时熔断的情形下，仍需延续中小微企业税费减免政策和加大就业稳岗补贴，扭转中小微企业生存危机和发展困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同时用好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经济投资的支持，启动经济新增长点，对冲经济下行趋势。此外，针对一些行业的调整，也应该采取渐进而不是急剧式、一刀切的不断加强管制和结构调整，要防止出现政策叠加共振效应，一些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困境及其对房地产和金融市场的潜在冲击需要正视。
当然，以上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有效对策。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因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必要条件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将事情做成。导致的结果就是将必要性和充分性混为一谈的倾向，许多市场化改革的举措本来大方向正确，但由于综合治理的改革不到位，辅助、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一出现了问题，就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这也是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要坚定不移地坚持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形成为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鼓与呼的和谐气氛和良好的营商大环境以及具体措施，避免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空心化，使得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落地，更要避免极端的民族主义和极度的民粹主义，避免经济问题行政化或过度政治化，以及专讲空话、套话、盲目自大的官僚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利于市场化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环境及社会舆论的宽松环境和共识，释放被不合理体制扭曲禁锢的活力，让企业和社会的信心为之一振，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让政府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作用，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扭转经济增速过去10多年来持续下滑的态势，真正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中立、竞争中性局面，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才有可能推动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创新。
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看，如1978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带来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大幅度超额实现，年增长率10%左右，比7%的预定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近3个百分点；1992年中国经济面临困境之际邓小平南方谈话对市场经济体制的定调，给中国带来20多年的经济大发展；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开放倒逼市场化改革，又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10多年，从入世时全球第六大经济体跃居第二大经济体，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30多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0%，让中国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从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逻辑和量化分析来看，也是如此。2015年7月，四位俄裔经济学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通过标准宏观分析工具的量化研究对195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2050年的未来经济增长做了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其结论之一也是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均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我们几年前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也进行过这方面的量化分析，得到了类似结论。
面向中长期的未来，中国只有坚定不移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通过真正深化制度性、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全方位、制度型开放，扩大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同等对待国有企业和民营经济，社会和企业的信心肯定会为之一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才会有大的改观。改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改革与不是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大概率仍将会相差几个百分点。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开放也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有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的勇气和决心，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经济规律，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全方位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依法治国能力和政府执行力；三是建立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透明的良好社会规范和秩序以及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这三点其实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要素。
其一，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高质量良性发展及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实施包容性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开元盛世、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是施行了相对包容的经济方面的国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当然，包容性经济制度不是充分条件，市场经济有“好”和“坏”之分，好的包容性市场经济，还需要与国家治理的另外两个要素——政府和社会相结合，发挥好的、恰当的作用，才能共同构建起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才能实现良性的高质量发展，真正成为得到各国信任和拥护的世界强国。
其二，建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作用的现代经济体系，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讲的是政府的作为问题，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点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需要强调的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键是政府的边界定位一定要恰当。现在的一个误区是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维度和变量。此外，将有为的政府和有为政府也视为一谈，并认为有限政府是基本不管的政府。这些误区的后果就是政府有为的程度越来越大，而需要有为的地方却缺位。政府的恰当定位是根本的，是自变量，而市场是否有效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变量。只有政府的边界定位恰当，才能导致有效市场与和谐社会。同时，有为的政府和有为政府也是两个不同概念，有为的政府是有为而不过位，而后者却容易导致缺乏边界的事事有为，出现政府角色的越位、错位。比如，导致行政干预市场，干预经济活动的程度近几年越来越大，以及前面提及的多行业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导致风险叠加共振，企业信心不稳，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显然，我们界定的有限政府不是基本不管的政府，而应该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也就是在维护国家、社会、市场良好秩序的大前提下，凡是市场能做好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好的，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应发挥充分作用。这样，政府治理的边界一定是有限的，应基本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只有这样才能导致有效市场。当然，发展阶段不同，其维护和服务的内容会有很大不同。特别对转型经济体，还不是一个有效市场。一方面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市场本身的失灵，而政府又没有去补位，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的过位、错位所造成人为的市场失灵，而政府又没有从中抽身。两方面原因的任何一个发生，都会导致无法形成有效市场。这时，政府就比“守夜人”政府要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执行力的作用，比如政府启动和主导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创业创新的现代市场制度等等。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数据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理论逻辑，无不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及高度的对外开放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至关重要性。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经济实现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中国在新时期以深层次制度性改革和制度型开放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的战略指引，需要综合施策让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和新发展理念落地，其根本是要界定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内在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实现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还是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都要从全局观点和系统思维来综合考量经济发展、风险防范和改革治理的问题，因而需要采用动态联动、一般均衡的综合治理分析框架，做到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针对性、前瞻性、思想性的有机平衡，从理论逻辑、实践真知和历史视野三个维度来分析各项政策和改革措施之间的联动影响、风险传导机制，避免出现政策调整的叠加共振放大效应以及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失衡问题。
第一，正确处理政产学研的关系，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基础。创新分为两种，一种是基础研究的创新，这个主要靠政府、大学。由于基础科学创新往往周期长，见效慢，但外部性巨大，从长远来说，基础性研究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社会的稳定，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有前瞻性，但这种投入常常是亏本的，逐利的企业一般不愿意去做，这时，政府及大学就需要补位，需要投入人力和资源去做，所以要靠国家。然而，创新不仅仅是基础研究创新，还包括应用科技、管理、商务创新。二者一个立足长远，一个立足当下，不可偏废，不应对立。由于应用科技和商务创新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失败率极高，应充分发挥更具活力和创新力的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要响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趋势，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
这样，政府要以基础科学创新和公共创新资源为抓手，建立对基础科学研究和原创性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的机制，使得一些产出相对不确定但一旦成功将具有较大正外部性的“慢研究”“深研究”和“冷研究”也能够得到稳定支持，并进一步完善国家科学中心和国家实验室管理制度，实施有利于潜心研究和创新的学术评价体系，引导高校和科研院所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基础性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上来。为此，要进一步强化科研成果知识产权的转化、运用和保护，应以市场机制为杠杆来推动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制度改革，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研究经费支配权和配套资源调动权，推动科技领域的松绑放权改革，优化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与此同时，要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主体作用，目前我国超过70%的技术创新和新产品开发是来自于民营企业，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创新本质是靠竞争驱动而不是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靠垄断驱动的，竞争才是原动力而垄断不是，是竞争导致利润下降驱动了创新，而创新带来了垄断利润，从而导致新的企业进入而增加了市场竞争这样一个反复动态博弈的过程。因此，要善于运用市场竞争机制激励企业创新投入，通过竞争环境的营造培育一批具有一定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型领军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并依托这些企业加强产业技术预见性判断和研发路线图研究，加强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有助于引领前沿技术创新并推动商业化运用，以及加强立足中国的技术创新与世界的联系纽带。
第二，加强协调发展的引导，促进多方面多维度的均衡联动发展。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在研究解决具体现实问题、进行政策和改革研究时，要区分短期和长期最优、局部和全局最优、最佳和次佳。要知道，最优分多层次，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有局部和全局之分，有最佳和次佳之分。随着制约条件增加，最优结果可能只是次佳、次次佳、次次次佳等。并且，局部、短期最优往往不是全局、长期最优，甚至有可能对全局和长期发展带来严重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在分析解决重大现实经济问题时，特别是协调发展方面，必须要有长远视角、国际视野、全局观点、系统思维、综合治理和风险防范的一般均衡分析。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
其中，在区域发展方面，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曾提出“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其中，“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先行先试，较快地先发展起来，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同时，内陆省份也需要积极向沿海省份学习，尤其是要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等营商环境建设上，在为民营企业发展消除非市场因素障碍方面，主动对标国内一流标准，紧密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条分缕析的比照、剖析、改进、提升，敢于破除部门利益藩篱，善于转变行政治理方式，将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向深入。
从全国层面来看，一要坚持中央统筹与地方负责相结合，一方面既要加强中央对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顶层设计，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样板促进先进经验推广，另一方面也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实施主体责任，以充分调动各个地方政府按照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推动本地区协调发展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二要坚持针对性与公平性相结合，既要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的实际制定差异化的政策，也要注重推进区域一体化建设，维护全国统一市场的公平竞争，防止出现政策洼地、底线竞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三要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和东北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机制，补齐困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短板，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
第三，深化环境监管体制的改革，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态的需要。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外部性、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宏观控制和监督是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原因，需要通过市场机制的激励约束手段将环境外部性内在于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中，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和绿色低碳市场体系构建，这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实现合理使用资源的重要途径。同时，还要形成大众都关心和维护、保护好环境的社会规范。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政府治理、市场激励和社会规范，即通过“晓之以理和导之以利”的“胡萝卜加大棒”，久而久之，慢慢形成一种无欲无纲的大家都自觉遵守的社会规范这一非正式制度安排。
同时，当下世界能源结构正从碳能源轨道向光能源、硅能源、氢能源、再生能源切换，加快建设“光伏、特高压、新能源”三位一体系统，是中国突破围堵或遏制的重大战略突围点，分别对应着新能源发电、能源传输和新能源汽车领域，这些都是今后乃至世界能源体系的根本性发展方向。通过加速构建以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的新型电力系统来建立低碳能源体系以确保能源供应，也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的重要保证。并且，能源低碳发展的新革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是今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有效能源的根本发展方向。对中国而言，这恐是一场比半导体更重要的竞赛，可极大避免能源短板和发动机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
为此，中国要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和水平，扩大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开放，对标国际最高标准自由贸易和投资保护协定，不断提高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公平、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中国要利用开放倒逼进一步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积极推动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等领域的新型规则设计。在知识产权保护层面，应立足于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的远景目标，逐步对接CPTPP为代表的更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在国有企业方面，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规则体系。在政府补贴领域，应遵循《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逐步推动从专向性补贴向功能性补贴的过渡。这些措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外企与中国做生意的吸引力，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或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或遏制，有利于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引入和创新，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整体上，中国要以进一步的扩大开放来促进国内市场化改革深化和营商环境优化，坚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以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的原则进行体制性、结构性改革，形成国企、民企、外企公平竞争和竞相发展的良好市场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成为高质量发展生力军，夯实高标准现代化市场体系的微观基础，在更高水平、更深层次上充分挖掘国内外优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资源为我所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构建提供规则制度基础，增强中国经济创新驱动能力，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在高水平开放中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形成正反馈效应。
第五，政府、市场与社会共同发挥作用，以系统思维推进共同富裕。现实中，人们对于什么是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还有很多认识误区。例如，一些人主张追究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原罪”，搞杀富济贫、杀富致贫，忽视市场化改革中早期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背景。不重视起点平等和机会公平，甚至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忽视不同经济主体的禀赋差异，不知道绝对平均必然会导致绝对贫穷，会造成养懒汉的现象。一些人置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不顾，提出至少在现阶段看来不切实际的高福利诉求，将共同富裕寄希望于政府二次分配和社会三次分配“分好蛋糕”，而忽视市场一次分配“做大蛋糕”这个收入分配的主渠道。
市场不仅是配置资源的基本渠道和激励机制，也是共同富裕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必须尽可能通过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来改善初次分配格局，发展经济，将“蛋糕”做大，这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否则会导致共同贫穷，所以还是要首先注重效率原则。当然，仅靠市场不能实现共同富裕，还需政府的适当作用。现代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公正定理告诉我们，只要每个人的初始禀赋（包括物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同，则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资源的帕累托有效和公平配置。这里的公平是指每个人都偏好自己所获得的东西，这种既考虑主观也考虑客观的公平也是经济学中所定义的公平。也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尽可能有一个平等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基础教育尽可能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相对公平的社会公正结果。
面向共同富裕的目标，政府在二次收入分配和保障起点公平上可以做的还有很多，如教育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作用，税收在收入分配上的调节作用，社保在改善民生上的支撑作用。这些通过政府保障起点平等，通过市场效率达到共同富裕的制度性安排至关重要。尤其实现12年义务教育刻不容缓，9年义务教育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特别不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外部看世界上1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方是超过九年义务教育的，内部看许多低收入地区，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无法完成高中教育，导致了很大的起点不公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社会流动性不足的问题。然而，个体能力的差异以及经济活动中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也会导致收益结果的不同，因而还需要建立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基础上的社会捐赠机制，通过这样的第三次分配来进一步促进共享型社会发展和共同富裕，真正让改革发展的成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共享。
注释：
[1]根据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的定义：杠杆率=各部门债务/名义GDP。其中，非金融企业债务包括企业贷款、企业债、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和境外债务，其中包括部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
[3]截至2021年三季度，37家样本银行资产总和约为221.43万亿元，我国商业银行资产总和约为万277.52万亿元。
[6]此图中各类型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均为资产规模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课题组还对各类型银行的风险溢出比例计算了简单平均值，其趋势与此图类似。
[7]注同6。
[8]注同7。
[9]注同8。
[10]BaiJ,KrishnamurthyA,WeymullerCH.Measuringliquiditymismatchinthebankingsector[J].TheJournalofFinance,2018,73(1):51-93.
[11]该表中GDP增长率为实际数据，其他指标均为名义数据。灰底部分的数据为预测数据，其余为实际统计数据；预测数据根据截至2021年12月1日所发布的数据。除投资增长率外，表中其余增长率均为当季同比增长率。
投资增长率是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累计同比增速，不同于支出法GDP核算中的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土地、旧建筑物和旧设备的购置费用，但不包括存货增加部分，也不包括500万元以下项目的投资、零星固定资产购置、商品房销售增值、新产品试制增加的固定资产、未经过正式立项的土地改良支出以及无形固定资产增加等。
消费增长率是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当季同比增速。不同于支出法GDP核算中的最终消费支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括居民使用的建筑材料、非政府单位的商品零售额以及政府单位使用的交通工具和电讯产品，但不包括餐饮之外的服务类消费和虚拟消费（如自产自销的农产品和自有住房消费）等。
[13]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的政府杠杆率数据，2020年我国政府负债率约为45.6%。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InstituteforAdvancedResearch）成立于2006年7月，作为国家首批“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和理论经济学上海市高峰Ⅱ类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研究院致力于以准确的数据为依据，先进的理论为指导，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手段，理论结合实际，定性与定量分析并举，研究中国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长远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当前难点、热点经济问题，力图打造一个集科学政策咨询、重大项目研究、学术前沿探讨和高级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大型综合研究机构。
高等研究院现拥有“数理经济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设立数据调研中心、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农业与城乡协调发展研究中心、环境与自然资源研究中心、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人口流动与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市场机制设计与信息经济研究中心、卫生经济与老龄化研究中心、经济学研究全球竞争力评估中心和博士后中心等常规研究中心以及高端教育与国际交流中心，并主办全英文学术季刊FrontiersofEconomicsin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