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追逃追赃行动，包括重点追逃“百名红通人员”，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反腐败声音，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反腐败建设、推动和主导建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提供了条件
2014年以来，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追逃追赃行动，包括重点追逃“百名红通人员”，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反腐败声音，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反腐败建设、推动和主导建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提供了条件。
随着我国反腐败特别是国际追逃工作的进行，与G20各国开展反腐败合作，建立相应的追逃追赃合作机制，有利于我们国际追逃追赃，同时也会对贪官形成威慑
“我出逃计划已经够缜密了，准备了三年，最终选择在未与中国建交的圣格藏匿，也断绝了与国内亲友的联系，但最终还是被抓了。”
发出此感慨的人，是第39号“百名红通人员”付耀波。近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了他的忏悔录。
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闭幕后第二天，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披露的国际追逃追赃数据显示：包括付耀波在内，“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三分之一落网；2014年以来，我国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915人，追赃金额74.7亿元。
二十国集团(G20)也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达成多项重要成果，比如一致批准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等。
这些成果背后，契合的正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开展国际追逃追赃的反腐败形势。
中国反腐获得国际社会认可
付耀波，辽宁省本溪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支队案件审理科原科长，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侵吞巨额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等公款。
2014年9月，付耀波和同事商量后，利用单位休假的机会从沈阳飞往境外，几经辗转，最终落脚在未与中国建交的加勒比海岛国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付耀波在忏悔录中写道：“外逃的16个月里，我每天都在恐惧、病痛、想家的日子里煎熬着。”
“天天怕被抓，在惶惶不安中度过。我经常上网查找出逃后国内的信息，先是得知已经被列入‘百名红通’,接下来便是‘天网’行动和大量的外逃人员被抓的信息，自己又一次陷入惶恐中。”付耀波说。
2016年2月，付耀波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中午，当地警察敲开了门，紧随其后的是两名中国警察，“我当即表示愿意回国接受调查”。
付耀波等人落网的背后，正是中央追逃办的统一部署，外交部、公安部及我驻巴巴多斯、格林纳达等驻外使馆的大力协助，格林纳达、圣格两国警方的支持配合。
当时，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披露付耀波落网消息时称：“事实再次说明，无论腐败分子逃出多久、逃到哪里，最终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
7个月后，二十国集团(G20)杭州峰会召开，各国领导人一致批准通过《二十国集团反腐败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在华设立G20反腐败追逃追赃研究中心、《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等重要反腐败成果。
其中，“高级原则”分三部分共10条，致力于打造一个“零容忍”“零漏洞”“零障碍”的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合作体系，内容涉及拒绝腐败分子入境、建立个案协查机制、完善合作法律框架等多个方面，明确要求各国为追逃追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在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宋伟看来，此次G20峰会达成了多项关于反腐败合作的成果，这充分说明中国反腐败取得的成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
“我们坚定不移反对腐败，使我们占据了国际道义制高点。”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这也证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反腐败的共鸣越来越强，愿意展开反腐败合作。”
北京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研究发现，从现在的情况看，外逃贪官主要是逃往一些G20成员国。
“随着我国反腐败特别是国际追逃工作的进行，与G20各国开展反腐败合作，建立相应的追逃追赃合作机制，有利于我们国际追逃追赃，同时也会对贪官形成威慑。”庄德水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
追逃实践助中国参与国际反腐
在此之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
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张吉喜曾向《法制日报》记者表示，正是“中央的反腐决心和十八大后的反腐形势”，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之后，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动作频频。
2014年3月中旬，中纪委公布的内部机构调整中，将外事局与预防腐败室整合为国际合作局。
全球追逃追赃拉开大幕。
几个月后，公安部启动“猎狐2014”境外追逃专项行动。当年，“猎狐2014”行动共从69个国家和地区抓获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680名。
张吉喜认为，通过“猎狐2014”行动，将逃往境外的犯罪嫌疑人缉捕回国，实现违法必究，表明境外不是“法外之地”，不是“避罪天堂”，可以威慑那些可能实施犯罪并期望逃往境外而逃避法律制裁的人。
该专栏开通后，发布的首个反腐败追逃追赃重点案件，是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副厅级)一案。
王国强，辽宁省凤城市原市委书记，2012年4月潜逃美国。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的忏悔书中，王国强称，“是党组织把我从一名普通年轻人，一步步培养成为一名副厅级干部”。
后来，在侥幸心理和享乐主义思想的驱动下，王国强“从开始时的接受吃请，接受农副土特产品，一点一点的开始收受钱财，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为了逃避组织调查，并寄希望于外国能够对我提供庇护，2012年4月，擅自持因私护照离境赴美，滞留不归”。
王国强案件是中美双方共同确定的反腐败追逃追赃重点案件。在强大的政策感召和法律威慑下，王国强最终选择回国投案自首。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今年9月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先后开展“天网2014”、“天网2015”行动，已从70余个国家和地区追回外逃人员1915人，追赃金额74.7亿元；目前，“百名红通人员”已有三分之一(33人)落网……
宋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反腐败国际追逃追赃领域进行一系列部署，中纪委协调有关机关通过“天网行动”“红色通缉令”等举措加大追逃追赃力度，反腐败追逃追赃行动卓有成效。
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2014年以来，我国积极开展国际追逃追赃行动，包括重点追逃“百名红通人员”，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让世界听到了中国的反腐败声音，也为中国参与国际反腐败建设、推动和主导建立国际追逃追赃机制提供了条件。
“这再一次证明，只要我们敢于向腐败亮剑，我们的反腐败行动就会赢得国际尊重。”宋伟对《法制日报》记者说，“提出一系列反腐败国际合作倡议，为中国反腐败追逃追赃进一步扫清障碍。”
实现本国法律与国际法接轨
早在2014年，中央已经开始强调“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
当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深化司法领域国际合作，完善我国司法协助体制，扩大国际司法协助覆盖面。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加大海外追赃追逃、遣返引渡力度”。
十几天后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6届部长级会议，重要成果之一是通过《北京反腐败宣言》，中国开始积极引导国际反腐败朝务实方向发展。
作为2014年APEC反腐败工作组主席，《北京反腐败宣言》草案由中方起草，经多轮征求各经济体意见，充分吸收各方关切后形成。
《北京反腐败宣言》集中反映了APEC各经济体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达成的共识：各经济体一致认识到，腐败破坏社会公平正义，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健康发展，是必须治理的社会“毒瘤”。
鉴于全球互联互通趋势不断增强，腐败犯罪呈国际化蔓延趋势，亟需加强反腐败国际合作，呼吁各经济体加大合作力度，开拓合作领域，有效打击跨国(境)腐败行为。
宋伟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正是在北京APEC会议上，《北京反腐败宣言》的达成，为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吹响了号角。
中国是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主办国。在中方的积极推动下，G20反腐败合作网络建设也提上议事日程。
今年1月，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推动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多边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实施重大专项行动，把惩治腐败的天罗地网撒向全球，让已经潜逃的无处藏身，让企图外逃的丢掉幻想。”
随后在北京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反腐败工作组第一次会议上，与会代表围绕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合作等议题开展了讨论，并启动研究制定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
今年9月初，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召开，在国际追逃追赃方面达成多项重要成果，比如“高级原则”。
“‘高级原则’将推动G20各国之间克服政治法律障碍，积极缔结引渡条约、刑事司法协助条约，建立反腐败、警务、检务、外交、反洗钱等多部门参与的执法合作机制，灵活运用刑事、民事手段开展合作。”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局长刘建超表示。
尽管我们在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应该完善国内法律体系，包括缺席审判制度和海外民事追诉机制，实现本国法律与国际法之间的接轨，织就一张强大的追逃追赃之网。”庄德水告诉《法制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