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知識産權案件‘賠償難’造成被侵權企業維權意願不強”的現實問題，江蘇、浙江等地一些基層司法機關嘗試建立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推行訴前賠償調解機制，探索賠償保證金提存制度
??探索建立知識産權案件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明確侵權人對權利人的賠償從追繳的違法所得數額中扣除，並鼓勵引導權利人及時提起“刑附民”訴訟
??知識産權刑事案件的偵辦、審理等環節也可借助數字化技術，幫助企業降低維權成本、縮減維權周期、化解取證難題，提高權利人的獲賠率和獲賠數額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朱國亮吳帥帥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産權法庭審結一起侵害計算機軟體著作權糾紛上訴案件。重慶某科技公司向一審法院訴稱，周某某、廣州某醫療公司、蘇州某醫療器械公司未經許可，複製發行其享有著作權的計算機軟體，要求立即停止侵權行為並賠償相應損失。
??由於此前該科技公司已就此事向公安機關報案，案件處於立案偵查階段，一審法院裁定駁回起訴，要求待刑事案件完結後另行提起民事侵權賠償訴訟。
??最高人民法院二審認為，對於人民法院受理的侵害計算機軟體著作權等侵害知識産權民事糾紛案件，人民法院應依法審慎審查民事案件的審理是否必須以相關刑事案件的審理結果為依據，遂裁定撤銷一審裁定。
??近年來，我國知識産權保護制度逐步完善，但對知識産權“刑民交叉”案件的訴訟程序尚不完全明確。“實踐中，‘先刑後民’是較為常見的程序原則。侵權人在經歷刑事案件退贓、罰金等程序後，往往賠償意願低，權利人通過民事訴訟方式獲得賠償難度大。”江蘇瑞途律師事務所蘇州分所主任王珒説。
??“我曾代理過一起假冒註冊商標案，雖然最後清理了造假源頭，但最終獲賠金額很難彌補權利人的實際損失。”談及經手過的一起知識産權案，王珒難掩遺憾。
??保護知識産權就是保護創新。針對“知識産權案件‘賠償難’造成被侵權企業維權意願不強”的現實問題，江蘇、浙江等地一些基層司法機關嘗試建立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推行訴前賠償調解機制，探索賠償保證金提存制度，找尋破解之道。
??贏了官司獲賠難
??近年來，浙江省嘉興市海鹽縣一家專注生産重型汽車剎車片的民營企業，多次遭到假冒商標侵權。面對品牌形象的損害和直接造成的經濟損失，這家企業卻遲遲沒有選擇訴訟維權。
??“我們諮詢過律師，在刑事案件後提起民事訴訟，維權成本高、周期長，甚至贏了官司也不一定能拿到錢。”該公司負責人説。
??曾代理過百餘件知識産權商業爭議案件的王珒介紹，知識産權案件中，被侵權企業贏了官司後獲得的賠償，遠低於為案件投入的時間和金錢成本，“這種情況較為普遍”。
??癥結之一：刑事案件辦理過程中，侵權人的違法所得已被優先追繳，有的還被處以罰金。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透支”了侵權人在後續民事訴訟中的賠償能力和賠償意願。
??“對於知識産權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上雖未明確規定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的先後順序，但是‘先刑後民’已形成慣例。”江蘇省江陰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員額檢察官毛鑰介紹。
??癥結之二：在後續獨立進行的民事訴訟中，權利人僅靠自身確定賠償數額的能力有限。在一些案件中，公安機關也未就幫助其確定準確賠償數額進行取證。江蘇、浙江等地多位檢察官和律師介紹，刑事案件偵辦中，公安機關關注的重點是涉案嫌疑人是否構成犯罪。由於明確實際侵權數額不在取證職責之內，公安機關缺少一查到底的動力。
??“我曾辦理過一起案件，侵權企業出售假冒産品長達十年之久，但由於互聯網銷售等電子數據比較隱蔽，造假者通過控制的多個賬戶隱匿經營數據，最終認定的犯罪金額剛剛達到構罪程度。後續民事訴訟中，權利人雖然贏了官司，但獲賠的數額卻相應地大幅縮水。”王珒説。
??承辦檢察官毛鑰（右一）與江陰市檢察院知識産權辦案團隊成員對侵犯“海瀾之家”註冊商標後續系列案件進行細節討論（2024年5月攝）玄曉霞攝
??尋求破解之道
??針對實踐中存在的“刑結民不了”現象，江浙等地一些基層檢察機關探索破解之道，切實保護被侵權企業合法權益。
??——建立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江蘇省江陰市被譽為“中國製造第一縣”，也是首批國家知識産權強縣建設示範縣。今年5月，江陰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局、市場監督管理局、人民法院會簽《關於加強知識産權刑事犯罪違法所得追繳工作的意見（試行）》，探索建立知識産權案件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明確侵權人對權利人的賠償從追繳的違法所得數額中扣除，並鼓勵引導權利人及時提起“刑附民”訴訟。
??在2023年初的一起礦機假冒註冊商標案件中，江陰市人民檢察院辦案檢察官提出，違法所得的刑事追繳與對權利人的賠償具有同質性、可互相抵扣，賠償給權利人的金額可從追繳的違法所得中予以扣除。法院最終採納了這一觀點。
??此後，江陰市人民檢察院按照這一做法辦理了海瀾之家、戴森吹風機、福斯潤滑油等多起被侵權案，為被侵權企業贏得賠償款共計351萬元。
??“經過多次實踐探索，江陰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其他職能部門，將該做法制度化。”江陰市人民檢察院黨組成員、檢委會專職委員陳春來説，明確“對權利人的賠償”這一補償性責任應優先於“沒收違法所得”這一懲罰性責任，體現了不與民爭利的原則，展示出江陰保護知識産權的力度與決心。
??——推行訴前賠償調解機制。浙江省海鹽縣地處杭州與上海之間，在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發布的2023年中國工業百強縣（市）榜中位列第60位。2022年，海鹽縣人民檢察院創新推出知識産權刑事案件訴前賠償調解機制，促使侵權人積極履行賠償義務。這一機制借助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明確犯罪嫌疑人積極賠償知識産權權利人損失，可被作為採取或變更強制措施、認罪認罰的考量因素之一。
??知識産權侵權案件專業性較強，訴前賠償調解中最重要的是保證調解公平公正、合法合理、平等自願。為此，海鹽縣檢察院引入33名有專業知識的檢察聽證員、特約檢察員、特邀檢察官助理，共同組成“智庫”輔助辦案；同時引入知識産權人民調解委員會、行業調解委員會成員，作為專業調解員協助檢察機關開展調解，幫助確定合理的民事賠償金額，提高調解成功率。
??“一方面，我們堅持應調盡調、能調盡調；另一方面，注意把握好檢察機關的角色地位，檢察官是調解的組織者，原則上‘介入而不干預、引導而不指揮’。”海鹽縣檢察院副檢察長季春介紹。
??海鹽縣檢察院檢委會專職委員柏水英表示，訴前賠償調解機制的優勢之一在於其適用範圍廣。所有知識産權刑事案件，只要符合雙方當事人同意，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不存在侵害國家利益、違背社會公德等情況，均可以開展調解。
??2022年8月，海鹽縣檢察院舉行首次知識産權侵權刑事案件訴前賠償調解會，目前已就35件知識産權侵權案件開展訴前賠償調解工作，調解成功率達82%，幫助被侵權企業挽回經濟損失約1200萬元。
??——探索賠償保證金提存制度。浙江省杭州市濱江區，是高新技術企業聚集地。2023年，濱江區人民檢察院與濱江區司法局、之江公證處共同簽訂《關於知識産權刑事案件賠償保證金提存公證的實施意見（試行）》，明確由公證機構對侵權人交付的知識産權賠償保證金進行寄託、保管，以避免後續民事維權勝訴權益難兌現等問題。這一意見同時明確，檢察機關可將賠償保證金的提存情況作為犯罪嫌疑人積極悔罪、認罪認罰表現的依據之一。
??濱江區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介紹，賠償保證金數額由檢察機關依據被害人的實際損失，並在聽取雙方意見後參照同類案件民事賠償標準綜合計算確定。保證金數額應適當高於依法應予賠償費用，但超過部分不高於依法應予賠償費用的50%，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願超過標準繳納的情況除外。
??該負責人介紹，這一機制適用的案件範圍為，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著作權類刑事案件、商標權類刑事案件、侵犯商業秘密刑事案件。而曾經故意犯罪，或者在緩刑、假釋考驗期內犯罪，有證據證明以侵犯知識産權為業的，社會影響大、群眾反映強烈的知識産權刑事案件，由於案情複雜，需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一般不適用該制度。
??據了解，目前，賠償保證金提存制度已在濱江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多個案件中試行良好，已有16名侵權人提存賠償保證金，提存金額達191萬餘元。
??加強系統性研究
??“江浙等地這些創新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被侵權企業的維權難題，有利於幫助權利人挽回經濟損失。”王珒説，但是，從根本上破解知識産權案件“賠償難”問題，還需加強系統性研究。
??比如，江陰的民事賠償優於刑事追繳機制，建立在提起“刑附民”訴訟的基礎上。但由於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在適用法律、訴訟程序等方面存在較大差異，對取證的要求和標準不同，因此對負責審理案件的法官專業性要求較高。
??再如，海鹽的訴前賠償調解機制、濱江的賠償金提存制度，由於侵權數額還未完全查清查實，賠償計算缺乏確切的依據，此時如要達成調解，權利人往往需降低預期、做出讓步。
??這兩種做法一定程度上為解決“獲賠難”問題提供了思路和實踐經驗，但要最大程度上保護被侵權人權益還需持續探索優化。
??多位受訪律師、檢察官&&，當前，應更大力度推動相關職能部門徹查侵權數額，扭轉案件偵辦和審理的方式、理念，進一步釋放司法善意。
??受訪專業人士建議，目前，大數據建模分析在公安辦案中已有較為廣泛的應用，知識産權刑事案件的偵辦、審理等環節也可借助數字化技術，幫助企業降低維權成本、縮減維權周期、化解取證難題，提高權利人的獲賠率和獲賠數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