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一种，并不等同于刑事处罚。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一种刑事强制措施，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进行毁灭、伪造证据、继续犯罪等妨害刑事诉讼的行为。因此，逮捕是预防性而非惩戒性措施，其仅具有程序性效力，并非是对案件进行实体处理。本案中，于某的行为涉嫌故意伤害罪，理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是否逮捕不会影响对其刑事责任的认定，逮捕并不意味着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刑事处罚，不逮捕也不意味着宣告犯罪嫌疑人无罪。
二、犯罪嫌疑人于某的行为系防卫过当导致的故意伤害行为，且具有自首情节。
首先，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是防卫过当造成的，被害人的过错明显。根据侦查机关调取的事发当时的监控录像，可以清楚地了解于某和被害人发生口角后，被害人两次挥拳打了于某后，于某情急之下做出的伤害行为，系正当防卫，只是防卫过当造成了被害人轻伤的后果，完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第二款“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该案系防卫过当引发的刑事案件，因此于某实施故意犯罪与其他故意伤害犯罪行为有所差异，其主观恶性也相对较小，具有刑法规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
其次，犯罪嫌疑人于某具有自首情节，可能被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宣告缓刑。犯罪嫌疑人于某在双方打斗结束，主动报警，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接处警到达事发现场后决定先让双方到医院治疗，并通知传讯时随叫随到，积极配合。于某根据办民警的安排，先对自己的伤情进行了治疗。事后，在办案民警传讯时，及时配合，没有任何逃避侦查的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法发〔2010〕60号）的规定，于某在事发现场，其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待，接受接处警民警现接受治疗并随传随到的要求和安排后，及时配合，在询问时能如实交代自己的行为，具有自动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三、对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于某无逮捕必要。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了逮捕的条件。具体到本案，于某归案后，在侦查阶段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态度端正，真诚悔罪。目前全案基本证据已得到搜集、固定，不需要再通过对于某采取羁押的方式进行调查取证。于某无任何前科劣迹，也未受过治安行政处罚，表现一贯良好，本案是因受害人首先动手、于某还手引发的互殴，并且在双方打斗被围观人员劝阻后，被害人二次追打于某，被害人有一定过错，于某属于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事发后，于某及其家属积极找被害人道歉、商量赔偿事宜，无奈被害人提出赔偿金额过高（61万元），并多次拒绝于某家属前期先赔付一部分（10万元）的请求。于某家属愿意随时先将10万元赔付给受害人，请贵院综合考虑于某犯罪性质、赔偿数额、赔礼道歉以及真诚悔罪等情况，综合对其进行羁押必要性的评估。综上，对犯罪嫌疑人于某不批准逮捕，采取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不会妨碍刑事诉讼过程的顺利进行。
四、对犯罪嫌疑人于某不批捕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
本案的发生，由于特定客观的条件加之可恕情节，于某的行为虽涉嫌犯罪，采取取保候审也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的取保候审条件。我认为，在本案中对于某变更强制措施，符合检察机关历来贯彻执行的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也更彰显该政策所突出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相统一的精神。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犯罪嫌疑人于某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主观故意有别于一般的故意伤害行为，其主观恶意小，且能深刻追悔，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139条至144条之规定，本案犯罪嫌疑人于某是否确无逮捕之必要，特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予逮捕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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