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似乎一直混乱着。朋友圈里，义愤填膺的人们在呼唤着对人贩子直接判处死刑。人们愤愤不平的是，面对这样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法律刑罚为什么还不够重。而另外一起正在热烈讨论的事件中，一位丈夫因为砍死强奸犯被判处无期徒刑。法律怎么了，正义怎么了，坏人得不到严惩，好人总是那么艰难，世界还有救吗？
相对于拐卖儿童，砍死强奸犯是一个更为具体的事件，而且这样惩恶扬善的侠义行为似乎是更应表彰的壮举。相对于现实社会里的刑罚手段，犯罪分子似乎更应该被开除出人类的世界，对待他们怎么处理都不过分。尤其当可能属于正当防卫的时候，法院反而判决砍死犯罪分子的人无期徒刑，这完全不是惩恶扬善的套路。当法律似乎总是在保护坏人的时候，如何不能民怨沸腾。
如果世界就这样感性的沸腾下去，还可以有更多原始的正义让人血脉偾张，譬如回归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或者阉割这样的肉刑。当人类社会持续沉浸在这样快意恩仇的幻想中时，及时出现的理性思维虽然听起来非常的煞风景，但这一脚刹车时刻保持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稳定。
用法律的理性来看待具体案件的时候，首先和大众的看法彻底相左的不是法律系统，而是事实认定。所谓丈夫砍死强奸犯一案之中，多少读者首先就被媒体的信息先入为主了。基于报道，人们相信了这是一起正在进行的强奸，而丈夫在搏斗中打死了犯罪嫌疑人，从而坚信这位丈夫值得拥有更多的同情。
但媒体给出的信息并不足以让人做出进一步判断，而需要寻找更为坚实可靠的事实基础。即便现在无法重返法庭现场，也尚且无法拿到最全的卷宗资料，但这起案件的判决书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判决书不如媒体的报道那般生动，也不如原始卷宗那样详实冗杂，但简单的描述和可靠的用词，也能大体复原出了法庭确认了的事实。
在媒体的报道中，这位丈夫与强奸嫌疑人展开了搏斗，并最终下手过重，导致嫌疑人的死亡。在强大的道德感召之下，这对夫妻被当成了天然的受害者，而死者是加害者。可一个没有被提及的问题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在犯罪现场，直接经历者只有这对夫妻以及死者，死者已经不能发声，只能听到夫妻的说辞。
幸而，为了严谨地复原现实情况，做出判断之前，首先需要遵循证据原则，采集更多的客观证据与主观陈述，来判断现场究竟如何，犯罪是否已经中止还是依旧持续，而使用武力的限度是否必要。作为理性的法律人不能简单地将世界分为好人与坏人，而那个受害的好人就是弱者，从而成为某个受害者的同情者。现实中谁是真正的弱者可能很复杂，或许这是丈夫无意撞见了强奸案，但也许无意是撞见了通奸，或者是有意捉奸，又或者是故意设套敲诈。丈夫要动手的时候，或许是基于对强奸的愤怒，也可能是捉奸的愤懑，是为了敲诈的虚张声势，或者是希望掏钱私了案件，甚至是本身就有前嫌，只是借机发挥而已。现实有诸多的可能，而真相总是在主观的世界里扑朔迷离，如果不建立合理的证据链，就无法产生理性的思考和合理的判断。
从判决书内容来看，丈夫回家后看见死者从他妻子身上下来，之后双方发生了争吵，然后开始扭打，最后升级到杀人，直至以砍了二十多刀的方式结束了对方的生命。其中一个细节是，其他证人还听到死者喊饶命。不同于判决书的认定，当人们焦虑地指责法院判决时，脑补了不少感人的情景来支持砍死人行为的正当性。然而，没有这么多额外的信息支撑，正当防卫的前提就不存在。
法律需要捍卫正义，需要保护弱者，更需要尽量地还原事实。分析这样一个案件，首先要判断强奸是否成立，是否能采集到实施了暴力的证据。如果强奸成立，那么当这位丈夫撞见以后，是否还存在暴力侵害的情形，需要及时制止。如果此时强奸已经中止了，那么就是一对受害者和一个嫌疑人相处的场景，此时嫌疑人可能还在继续使用暴力抗拒，从而需要受害者反抗，或者是受害者开始泄愤。而如果嫌疑人并没有足够的暴力侵害或者剧烈地反抗，这样的情形下杀人就完全不具备合理性。即便用激情杀人作为辩护，而法律是蒙着眼睛的正义女神，并不能因为一方占据了高地，就可以无限制地反击。犯了错误被拿住以后，侠客手起刀落取下人头，是武侠小说的情节，不是人类社会。
这对被认为受害的夫妻，在杀死嫌疑人以后就迅速地逃离了现场。这样对于强奸一说，就无法及时采集证据，最终只存在当事人的口供，以及第三方的佐证，不足以充分地还原事实。而殴打以及杀死嫌疑人的这个过程，从仅存的证据而言，死亡的嫌疑人是完全处于弱势的情形下被砍死的。或许，真实发生的故事确实对这对夫妻有利，但当他们逃离现场的时候，也就很遗憾地放弃了直面社会规则争取权利的过程，一个人被强奸的故事并不充分，而另一个人被暴力砍死的事实摆在眼前，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无法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借助神灵的指示或者情绪化的感情来创造性地判罚。
但论者没有耐心搜集这些能找到的信息，或者更精确地去翻阅更全的案卷资料，而仅仅跟随媒体报道就先入为主地假想出一个事实，天然地指定了其中一方就是弱者，这样认定的正当防卫很难立足。只有证据确凿，事实无争议的情形下，法律才能精确地平衡理性与情感，尊重理性的选择，理解人的冲动与血性，公平地惩罚每一个错误，保护每一个人，包括被认为是罪犯的人。我缺乏足够的条件去讨论这个案件的具体判罚，然而在已知的判决书里，和没发现证据瑕疵的情况下，就草率地用正当防卫去推翻故意杀人，站不住脚。
这个时候，问题又来了，面对贩卖儿童这样一种犯罪行为，证据确凿，对受害者家庭以及社会危害极大的情况下，为何又不能动用极刑来惩治犯罪呢？这个问题是个非常好的法律议题，可以从许许多多的角度来进行讨论。
但一个迷恋极刑的社会，一定是头脑简单的社会，人们还处在好人与坏人的二分法世界里，似乎只要杀光了全部的坏人，这个世界就一片清净了。就如同古代人所假想的那样，砍掉小偷的手，阉割强奸犯，剥皮贪污犯，世界就会好起来。
一个真实而复杂的社会里，总是会出现偏差和错误。而针对不同程度的犯罪，研究其社会危害性，并设定最适度的刑罚达到最佳的矫正效果，正是文明发展的过程。而至于作为极刑的死刑对社会究竟有多少用处，早被理性地从多个角度探讨过了，在此不再赘述和重现这些拗口的思辨过程。我倒想从最好理解的经济学分析，来探讨法律的实施。
英国工会活动家、政论家托马斯·约瑟夫·登宁说过，（资本）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人贩子是否会因为死刑收手，取决于利润到底是否值得。在自由市场之下，当靠子女养老成为底层唯一希望的时候，即便有残酷的死刑，总会有足够高额的利润，刺激人铤而走险，为拼死购买的家庭提供服务。而当购买儿童成为高风险行为的时候，所有的犯罪手段为了自保也将变得更为隐蔽和残暴，从而对抗法律的监管。最终，死刑没有解决社会问题，只是将一个现存的社会矛盾变得更为激化和残酷。对贩卖儿童的行为一律死刑，这绝对不是法律为调节社会矛盾所能想到的最好手段，而只是最不负责任的偷懒，并最终带来一个更为残酷的结果。
法律并不是软弱无能的设计，不是保护坏人的产品，而只是在一种科学的方法上维系社会运转的制度设计。法律是人类最大的理性，正因为有了法律，情感的宣泄有了合理的约束，并在经济体系、社会体制等制度设计下共同地服务于社会。
只要还尊重证据和程序，尊重社会发展规律，法律就平等地保护着每一个人，而不是那些以神和情感的名义单方面宣布的弱者。在没有上帝和佛祖显灵的时候，正义被法律延续，而人类社会告别了丛林，告别了动物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