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宗(888-904年在位)时期,为犒赏彭城郡王钱镠(852-932年)平定叛唐称帝的董昌(约847-896年),赐予其金书铁券。原物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上为拓本,下为照片)
明天启七年(1627年)，崇祯帝朱由检(1611-1644年)铲除了权倾朝野的大太监魏忠贤(1568-1627年)，在其帝王之路上首战告捷。在明代的史书上，此举为崇祯皇帝写就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也得到了清初名士夏允彝“神明自运”的四字赞赏。在随后的清除余党过程中，不久前受赐“免死金牌”的魏忠贤之侄魏良卿(-1627年，封肃宁伯)被迅速斩杀，作为君主专制社会最高特权凭证的“免死金牌”瞬间化作空文。
金书铁券略考
俗称“免死金牌”的特权凭证，实则名为“丹书铁券”，始于汉高祖刘邦。司马迁在《史记·汉高帝本纪》中记载:“甲申，始剖符封诸功臣为通侯。”《周礼·秋官·司约》中也有“书于丹图”的记载，简而言之，就是帝王将丹砂书写的铁质契书，颁赐给功臣，使之享有世代继承的官爵、免罪特权，甚至免死特权。形式上将铁券一分为二，一半赐予功臣，一半存于内府，装进金匮石室。如该功臣或其后代犯罪，即取出铁券合二为一，根据上书文字“推念其功，予以赦减”。
隋朝以后，由于用金填字，“铁券”亦称“金券”“金书”或“金书铁券”。举凡动用铁券，皆事关身家性命，故臣民敬称其为“免死金牌”。明朝金书铁券分为七等，其中公爵分为二等，侯爵分为三等，伯爵分为二等，凭尺寸区分等级，与前朝相比，增加“谋逆不宥”规则，制度更为完善。明太祖朱元璋实现天下一统时，效仿古代帝王，表彰开国功臣殊勋，对他们“赐以铁券，以申河山带砺之誓”。明成祖朱棣即位时，同样赐予了帮助他夺取皇位的靖难功臣以金书铁券。但到崇祯帝时，似乎就不仅仅是出于嘉奖功臣、表彰忠义的目的了。
欲擒故纵的良策
从魏良卿声泪俱下的临终辩言来看，对其“免死金牌”的赏赐，自然不是因他功勋卓然，他说:“吾生长田舍，得负耒耜足矣，何知富贵今日称功，明日颂德，功德巍巍，自当封拜，吾不合为珰侄，遂以袍册加身，是称功颂德者，以富贵逼我，我何罪也!”魏良卿的意思是，这些皆因他是魏忠贤的侄子，加官进爵本非他所愿，而是因为有一位权臣长辈，因此得到朝臣的恭维，登高跌重，落得如此下场。此番辩词虽出自临终之人，却也不可全信，魏良卿在宦党之中地位较高，在魏忠贤的授意下，奸恶之事也没有少干，但是说到使“良卿”登至政治最高峰的金书铁券，却是崇祯帝麻痹忠贤、欲擒故纵的除宦良策。
当年不理朝政的天启皇帝朱由校猝然离世后，膝下无子，由其弟朱由检即位，时值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党羽。权倾朝野的魏忠贤对新帝处处暗加毒害，献上身怀“迷魂香”的美人，希望他成为傀儡皇帝。此举虽被识破，但崇祯帝为保安全只能不动声色，夜间佩剑防身，不敢吃宫中食物，只能吃藏于袖中的麦饼，面对朝局亦不敢轻举妄动。每当大臣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崇祯帝就假意信任，优诏答待。
阉党还特地派人去试探崇祯帝心意，上奏弹劾魏忠贤，崇祯帝非但没有治魏忠贤的罪，还特意赐给其侄魏良卿“免死金牌”。此举减轻了阉党的担忧，是一招很妙的缓兵之计，便于步步削弱魏氏羽翼，静待倒魏时机的成熟。阉党也有高招，丢车保帅，弹劾得力干将崔成秀，另一方面赞美魏忠贤，崇祯帝顺水推舟，将崔革职查办。敏锐的官员们察觉政局动向，纷纷揭发弹劾，最终坐实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使之再无翻身余地。魏忠贤自缢而亡后，党羽树倒猢狲散，魏良卿作为其中的重要一员，只得随魏而去。他从一介农夫高歌猛进升至宰相之位，又作为魏氏左膀右臂尽心尽力，一朝醒来，黄粱梦碎。
维护皇权的本质
从反面看，假借金牌之名的做法也有不少，给人天恩难测之感。当皇帝对“功高震主”“拥兵自重”的权臣将相心生猜忌时，往往将颁发丹书铁券作为防范试探之法。无独有偶，除本案外，还有一例可供参考:辽道宗耶律洪基(1032-1101年)即位后，权臣耶律重元手握重兵，又极具权威，野心勃勃。道宗虽察其心迹，却欲擒故纵，不断嘉奖之外，又册封其为皇太叔，授予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赐其丹书铁券。这使耶律重元更为骄傲跋扈，胆大妄为，最后被道宗坐实罪行，一举铲除。
就此意义而言，丹书铁券实在是皇帝心中忠义之士的功德簿，反叛之人的催命符。在漫长的君主专制社会中，皇权盛衰更迭不断。当皇权坚固时，铁券起笼络人心之效；当皇权衰弱时，铁券起安定抚慰之效；当需要铲除异己时，铁券又具备了迷惑之功效。它集笼络、收买、离间、麻痹等功能于一身，真可谓专制体制的一个奇妙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