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媒体问我：你常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这代表你的历史观吗？(注：见新京报6月9日书评周刊“品读历史”封面专题采访报道)我回答说，不能代表。这样一句话，怎么可能就代表了历史观呢？但历史确实可以酿酒。历史就是让人说的东西。说的过程就是发酵的过程。至于酿成什么，一看目的，二看手艺，三看运气。
媒体喜欢的是直截了当。所以这个问题也就只能这样回答。但他们也提醒了我，是得找机会谈谈历史观的问题。
为曹操辩并非“无罪辩护”
良心不是顾忌
这位先生提出来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应该回答的。就是我说了曹操是“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这句话，老牛先生不同意。他说，这个常常流行于礼崩乐坏、道理失范时代的判断，其实未必。伪君子至少还对某些社会规范怀有畏惧之心，廉耻之心尚存，所以行事多少还有些顾忌或底线。真小人呢，那就无所顾忌胡来了。
这话说得好，很有分量，而且不容回避。他提出了三个问题，三个概念，三个关键词。一个是顾忌，一个是底线，还有一个是社会规范。但问题是，我们不能抽象地讲要有顾忌、底线和社会规范。我们还要问：什么底线？什么顾忌？什么社会规范？这正是我和许多批评我的人意见分歧所在，也正是我要和老牛先生和大家讨论的问题。
底线是属于内心的。这个底线只能来自每个人自己的道德观和道德感。顾忌是外加的，是我害怕，害怕什么呢？恐怕是老牛先生说的“社会规范”。什么规范呢？老牛先生没有说。不过看他的意思，似乎也是道德。所谓“廉耻之心”，当然就是道德了。道德真能够使人有所顾忌吗？我的结论是不能。道德是和良心联系在一起的，而良心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东西，是属于每个人自己的。道德的底线也是别人监督不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良心不是顾忌。
道德不可能真正让人有所顾忌
有所顾忌总比无所顾忌好？也对也不对。因为要看是什么顾忌。“顾忌”二字与道德精神相悖，道德也不可能真正让人有所顾忌。它是一种“软控制”，其常规手段也就是“口诛笔伐”。一个人，在他还觉得“人言可畏”的时候，道德的谴责是会有约束作用，让他有所顾忌的。但是，一旦他成了某种人物，谁也说他不得时，那就恐怖了。
我们必须坚持对不道德的行为进行谴责，但不能天真地认为，那一定能使恶人顾忌。或许有人会说，我们说的“道德顾忌”，不是怕别人说，而是怕自己说。这是“良心”，不是“顾忌”；是“真善”，不是“伪善”；是“真君子”，不是“伪君子”。前面已经说过了，道德原本应该发自内心，不能是外在的监督。因此，一旦成为顾忌，就有作伪嫌疑；而一旦作伪，就突破了道德底线。道德的底线一旦突破，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期望的东西，恐怕就没有希望了。
“真小人”比“伪君子”更可爱
这样看来，“真小人”就比“伪君子”更可爱，也更可靠，因为至少他不装，不假，不作伪。两者在本质上都是恶。区别也就一个字：装。“伪君子”装(伪装)，“真小人”不装(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小人”反倒更接近于善。
这个观点，老牛先生(还有其他女士和先生们)可能会不同意。他们会说，不对。“伪君子”和“真小人”的区别，在于一个廉耻之心尚存，行事尚有顾忌，另一个则肆无忌惮无法无天，想怎么胡来就怎么胡来，所以后者更可怕。这话其实似是而非。首先，“廉耻之心尚存”就不是“伪君子”，至少也是“半君子”，或“半君子，半小人”。其次，“行事尚有顾忌”固然好，就怕他一旦没有顾忌便变本加厉，因为他的“善”原来就是装出来的。他付出了“装”的代价，自然要设法“赚”回去。不但要“扳本”，还得有“红利”。第三，肆无忌惮无法无天固然可怕，但在“真小人”，却是明着来，我们至少有所警惕，可以防范。
或许有人会问，那我们难道就不要顾忌了吗？要。但不是靠道德，或主要不靠道德。靠什么？法律。法律并不万能，法治也是会有问题的，相对而言，如果要让人心存畏惧心生顾忌，法律要可靠得多。看来，老牛先生“打包”提出来的问题，是要分析的。人，确实需要社会规范，但不能只有一种；人，也确实需要底线和顾忌，但不能都交给道德。社会规范应该有两种，一种是道德，一种是法律。它们也应该有所分工，那就是道德管底线，法律管顾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