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书，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研究。
之后，我国学者对校园欺凌的研究走向深化与细化。周宗奎等将欺凌归类为攻击行为，并采用提名法多次研究小学生同伴间的欺凌与被欺凌问题。[13]李亚真运用赌博任务测查了不同攻击/受欺类别儿童的情感决策特点。[14]韩仁生等将欺凌归类为特殊的攻击行为，并从归因的视角对小学生和初中生的欺凌行为做了全新的研究。[15]其他学者均将欺凌归类为攻击行为，并探寻其与某种变量或多种变量间的关系或中介作用等，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另一些研究者则针对个别区域小学生、初中生，[16]以及特殊群体如留守儿童[17]和城市流动儿童[18]的欺凌状况进行小规模问卷调查，也有学者针对中小学校园欺凌的影响因素进行不分区域大样本调查，[19]并基于自己发现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等。
综上，18年来，研究者将欺凌归类为攻击行为或攻击行为的亚类，多视角多方式进行了多类型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对这些研究成果梳理时发现，这些研究中缺少对小学、初中和高中整个阶段进行身体、语言、关系欺凌等多类型的对比研究，也缺少年级间、乡村与城市学校间多类型欺凌行为的比较研究。故此，我们在张文新等三类欺凌行为分类基础上，再增加网络欺凌这一类型，对我国小学、初中和高中整个基础教育阶段进行调查，对当下儿童四类欺凌行为类型特点，及其可能存在的性别、年龄、城乡差异等进行探讨，以期为中小学校园欺凌研究与治理提供资料与依据。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以班级为单位，从山东省的两个副省级城市、两个地级市、两个县城和多个农村中小学中抽取3432名中小学生作为施测对象，其中小学生1439名，初中生1043名，高中生950名。样本的城乡、年级及性别分布如表1。
我们购买了挪威校园欺凌研究专家丹·奥维尤斯2007年版小学中学共用的一套调查问卷后，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将其涉及肤色、种族与宗教信仰部分内容删减，并增加了有关学校、家庭背景、学生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内容。经过小范围测试，使用SPSS20.0对数据进处理，通过CRONBACH的一致性系数(α系数)进行信度衡量，其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1，将其中CITC值小于0.30的三项删除后，整个量表信度达到0.925，信度较高。使用Amos19.0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本研究对四类被欺凌的10项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KMO值为0.908，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为χ2=9362.75，P<0.001；表明数据适合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运用方差最大旋转法进行，考虑量表中分四种类型，因此本研究提取公因子的个数固定为4，但碎石图显示提取三个因子时曲线就逐渐趋平。结果显示，该公因子的特征值为5.91，方差累积贡献率59.08%。各项目的因子负荷在0.58～0.79之间。对四类受欺凌分量表的单因素模型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χ2/df=2.95，SRMR=0.007，GFI=0.997，CFI=0.996，NFI=0.994，TLI=0.991，RSMEA=0.024，各项拟合指数均较理想。
注：县城的五年级与农村的高中没有学生参加施测。
对被欺凌者是否受某类欺凌与性别的独立性进行χ2检验发现，小学阶段男生受身体欺凌、社会关系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χ2=17.81，df=3，p<0.05；χ2=8.41，df=2，p<0.05)，受语言欺凌的比例极显著地高于女生(χ2=17.36，df=3，P<0.001)，受网络欺凌比例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χ2=3.24，df=1，P>0.05)(见图1)。在初中阶段，男生受身体欺凌和语言欺凌的比例均极显著地高于女生(χ2=14.36，df=2，P≤0.001；χ2=28.06，df=3，P<0.001)，在受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方面均不存在显著差异(χ2=3.12，df=2，P>0.05；χ2=2.27，df=1，P>0.05)(见图2)。在高中阶段，男生受身体欺凌、语言欺凌的比例均显著地高于女生(χ2=10.86，df=2，P<0.05；χ2=11.75，df=3，P<0.05)，受网络欺凌的比例极显著地高于女生(χ2=13.58，df=1，P<0.001)，受关系欺凌方面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χ2=0.42，df=1，P>0.05)(见图3)。
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各年级学生受四类欺凌行为的受欺凌人数及占比情况见表3。
小学与初中过渡期，我们将小学六年级与初中一年级之间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儿童受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比例存在显著性差异(身体欺凌：χ2=7.026，df=2，P<0.05；网络欺凌：χ2=9.665，df=1，P<0.05)，其他则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语言欺凌：χ2=2.742，df=3，P>0.05；关系欺凌：χ2=3.853，df=2，P>0.05)。
在初中阶段，学生受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两个类型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χ2=13.38，df=4，P<0.05；χ2=6.1，df=2，P<0.05)，在受关系欺凌类型上存在极显著年级差异(χ2=17.78，df=6，P<0.001)，在受语言欺凌类型上则不存在显著年级差异(χ2=2.43，df=6，P>0.05)。对学生在受某类型欺凌与所在年级的独立性两两年级间进行χ2检验发现，初一年级与初二年级学生在受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两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χ2=0.29，df=3，P>0.05；χ2=1.52，df=2，P>0.05)，在受网络欺凌类型上存在显著年级差异(χ2=5.65，df=1，P<0.05)，初一年级与初三年级之间，在受身体欺凌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χ2=9.41，df=3，P<0.05)，在受关系欺凌类型上存在极显著差异(χ2=16.65，df=2，P<0.001)，在受网络欺凌类型上则不存在显著年级差异(χ2=0.83，df=1，P>0.05)。初二年级与初三年级之间，学生在受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两个类型上存有显著差异(χ2=10.99，df=2，P<0.05；χ2=12.72，df=2，P<0.05)，在受网络欺凌类型上则不存在显著年级差异(χ2=2.41，df=1，P>0.05)。
在高中阶段，学生受四种欺凌的比例均不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χ2=12.46，df=6，p>0.05；χ2=3.2，df=4，p>0.05；χ2=4.56，df=4，P>0.05；χ2=2.07，df=2，P>0.05)。
男生受身体欺凌与语言欺凌的比例显著高于女生，与艾琳·惠特尼(Whitney,Irene)一致,和国内张文新等的身体欺凌结论一致，[30-31]与他们的语言欺凌“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不一致，与赵冬梅“男生的外部攻击水平(包括身体与语言攻击)显著高于女生”[32]结论趋同。这种不同与我们中小学近十多年来“以学生为本，张扬个性”为主的宽松教育环境有关，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儿童原本的好动与顽劣的天性也得到了释放，故现在的男生言语攻击性比十多年前有所增强应该在情理之中，但也不排除由测量工具的差异所造成，这一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验证。本研究的男生受关系欺凌的比例高于女生结论与国外惠特尼、里弗斯、欧文斯和克里克[33]也不一致，是因为在西方，“父母会奖励儿子们的语言和身体攻击，奖励他们女儿们的这种人际关系和社会技能”[34]，而在我国，绝大多数父母都不会对自己的儿子或女儿的攻击行为进行奖励，反而会对他们的这些行为进行批评教育，从这一角度而言，该结论验证并支持了张文新提出的“(结论不同)由不同文化环境中儿童行为方式和心理特点的不同造成的”[11]理论假设。
本研究还发现，小学三四年级学生的关系欺凌发生率低于五年级，与张文新的研究不一致，却符合“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会逐渐采用心理欺凌方式”[37]欺凌他人的理论推断。但六年级的这一发生率却回落到三四年级水平，这一结果似乎不太合乎以上的理论逻辑，其中原因尚不清楚，有待进一步查证。三年级的网络欺凌发生率高于四五年级，这其中原因可能与网络欺凌的成本低和他们能初步掌握手机与网络应用后的好奇和冲动而又没有多少“正事”可做有关。
本研究发现，小学阶段，分别处于副省级城市、地市级城市、县城与农村的儿童在受四类欺凌的发生率存有显著差异，尤其是所在县城里的儿童受欺凌发生率明显低于其他三类学校的，这一结论与我们的理论预设不一致。我们认为小学阶段的儿童在四类欺凌行为发生率在四类学校之间不应存在太大差异。这是由该阶段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所决定，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攻击性较强，而且其是非观、善恶观还没形成，并拥有无限的活力，然而其自控能力较差，几乎没有对其行为后果的预判能力，即使在教师的眼皮底下其攻击行为也不收敛。美、英及其他欧洲国家研究者的研究报告也证明了儿童欺凌行为普遍存着于小学生之中。本研究发现县城小学儿童欺凌发生率较低于其他类型学校的发生率结论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究其原因与我们所选样本有关，该部分样本不仅参与施测的人数不及其他类型学生数量的一半，而且缺失整个五年级儿童受欺数据，从而导致这一结果不能正确反映该类型学校儿童受欺凌的真实情况。
处于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和县城的高中阶段的儿童受四类欺凌行为的发生率与初中阶段的相似，也是省城的最低，地级城市的次之，县城最高，不再讨论。乡村高中的儿童没有参加施测，缺失这一类型学校的数据，这将成为本研究的一大缺憾，希望在后续的研究中能补上。
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语言欺凌的发生率最高，关系欺凌次之，身体欺凌的发生率位列第三，网络欺凌的发生率最低。
男生受欺凌比例高于女生。在小学阶段，男生受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和社会关系欺凌的比例高于女生；初中阶段，身体欺凌和语言欺凌的发生率显著高于女生，社会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无显著的性别差异；高中阶段，语言欺凌、身体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发生率都显著高于女生，社会关系欺凌则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四类欺凌行为发生率存在年级差异，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一初二最高，高中较低。小学阶段四类欺凌行为的发生率存在显著的年级差异，三年级儿童受身体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六年级，受网络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四年级。四年级儿童受关系欺凌的比例极显著地低于五年级。五年级儿童受身体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六年级。初中阶段儿童受身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的比例存在显著差异，而语言欺凌则不存在显著差异，初二年级儿童受网络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初一、初三年级儿童受身体欺凌的比例显著地低于初一初二，而初三年级儿童受关系欺凌的比例则显著地高于初二。高中阶段，儿童受四类欺凌的比例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城乡学校小学阶段的四类欺凌行为普遍存在，而中学阶段乡村学校的儿童受欺凌发生率比城市学校的高。小学阶段，副省级城市、地级城市与乡村学校儿童受身体欺凌、语言欺凌和关系欺凌的比例则不存在显著差异；乡村学校儿童受网络欺凌的比例显著地高于其他三类学校。初中阶段,副省级城市学校儿童受四类欺凌的比例最低，地级市学校次之，县城学校第三，乡村学校的比例最高；高中阶段,不同类型学校儿童受欺凌的比例与初中的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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