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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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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孙中山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南北统一，从此中国进入以北洋军事政治势力主导统治的时代，延续到1928年。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时段，习惯上谓之为北洋时期。总体而言，北洋时期的中国，新纪元已经开启，但旧传统仍在延续；既有西方因素的引入，也有本土资源的利用，可谓是新旧并存、中西互竞。这一特征也体现在北洋时期的政治、法律等政治制度与议会、政党等政治组织之中。约法、宪法、内阁制、总统制、政党政治等，纷纷亮相于民国的政治舞台上，对中国人而言，这些无不是新鲜东西。与此同时，独裁统治、派系斗争、军阀及军阀混战等其实中国古已有之的事物，也存在于北洋时期的中国。凡此种种，均显示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多元性、多样性与复杂性。
一制度与组织
关于北洋时期政治制度问题，民国时期即有学者进行研究。例如，政治学者鲍明钤在1923年就著有《中国民治论》一书，[※注]该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研究中国近代宪政历程及其诸多问题，探讨《临时约法》及其缺点，民国建立以来十余年宪政的教训，废督、制宪和救济危机等诸多问题；第二部分是从政治学、宪法学角度对内阁制与总统制，统一制与联邦制等民国初期政体方面的诸多问题进行理论上分析。如果说该书第一部分侧重于中国近代宪政的历史及经验教训等实践层面的话，那么，第二部分着力于第一部分的理论升华，力图对第一部分所提出的诸多严峻问题进行理论层次分析与解答。该书力求“不偏于理论及新试验之政制，而立于各国有长久历史的与中国近年来历史所表现的政治经验之上。”这点值得后人称道。钱端升等人所著的《民国政制史》，[※注]分为中央政府、省制、县制、市制四编，详细记述1911年至1936年民国政治制度的设置与沿革，资料翔实系统，既可以视为民国政治史研究中的一部资料集，也可以视为一部研究著作。毋庸置疑，该书对研究中华民国（尤其是北洋政府）时期政治制度与组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一）政治、法律制度
第二部，徐矛所著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注]该书作者认为，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可分为六个时期：一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1912年1月至1913年10月）；二是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1913年10月至1928年6月）；三是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军事专政下的政治制度（1917年8月至1922年6月）；四是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下的政治制度（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五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1927年4月至1948年5月）；六是国民党的“宪政”制度（1948年5月至1949年9月），各阶段又有部分交叉，是因为民国时期存在独特的“南北分治”现象。全书共十二章，其中第四章为北洋政府的政治制度，论述了北洋政府时期的议政机构（如约法会议、参政院、国会等），根本大法，行政与司法制度，以及四个特殊形式的军阀政府（临时执政府、安国军政府、护宪军政府、建国军政制置府）。此外，在该书第十一章还涉及北洋时期的地方制度。
上述三部论著，都是整体性的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论著，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均为其组成部分。毋庸讳言，囿于当时学术环境，三部论著中运用阶级话语均较为明显。
与其他研究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史论著稍有不同，王永祥著《戊戌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注]以1898年的戊戌年为上限，下限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在该书作者看来，戊戌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制度，基本是沿袭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戊戌变法开始，传统的政治制度根基已经动摇，引进西方代议制，实行宪政，民主政治成为时代潮流。无疑，以戊戌变法为起点，中国近现代政治制度开始了一场渐进式的变革，并最终导致政治制度的根本变化。由此着眼，该书的上限选定颇具新意。在该书中，论及北洋政府时期的诸多政治制度。按照作者理解，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包括政治组织、政治规范、权力关系和政治行为模式，相对而言，书中对政治组织、政治规范论述较多，而权力关系与政治行为模式着墨不多。
北洋时期地方政治制度处于新旧变革之中，巡阅使就是如此，古名新意相杂糅。刘迪香在《热察绥巡阅使与民国前期特区军政体制探析》一文中，[※注]对巡阅使制度和省议会制度做了个案剖析。该文考察了热察绥巡阅使的设废及其军政职能，认为其设置既是军阀政治顶峰时期的表征之一，也是直系军阀实现其军事寡头政治的典型途径与方法，但在民国初年俄国策动外蒙自治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独特的军政合一体制对强化热察绥边区内蒙古民族与中央政府的联系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毋庸置疑，北洋时期地方制度颇为混乱、复杂，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空间还很大。
李俊清著《现代文官制度在中国的创构》一书，[※注]重点论述民初十余年现代文官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该书从现代文官制度的逻辑构成，按照录用制度、任用与甄别制度、等级与俸禄制度、纪律与惩戒制度、保障制度、考核制度、交流制度、回避制度、管理结构等内容，分类叙述现代文官制度从法规建设到实际运作的具体情形。该书还从现代化进程中制度移植、政治权威与文官制度、过渡型社会的特点三个方面，分析中国现代文官制度早期生长发育的生态条件和基本特点。作者认为，任何类型的官制都是特定社会的产物，其内容、原则、实施状况及其特点必然受到当时各种特定社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鲁卫东在《制度设计与实践的背离——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官考试初探》一文中，[※注]通过对北洋时期文官考试的参加人数、录取比率以及任用等问题的探索，指出北洋政府时期文官考试制度设计与实际运行之间的严重背离，考试出身人员取而不用，通过地缘、学缘、血缘等非制度化的私人关系做官则比比皆是。
对官员的监察，也是政治制度的组成部分。孙学敏在《略论北洋军阀政府监察制度的反动本质》一文中，[※注]认为作为北洋军阀政府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监察制度，前后多变，情况复杂，每一阶段都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是以维护封建军阀、买办势力的统治为中心，监察权归根结底是最高统治者所拥有，虽有三权分立、民主共和之名，但监察权都不在人民手中，监察制度根本无任何效能可言，最终成为军阀统治的工具。但是，王晓天在《论清末民初的监察制度的嬗变》一文中，[※注]给予监察制度较为持平的评价。该文观察到清末民初时期出现了分工明确、职责分明的现代国家监督的三种基本形式，即国家立法机关的监察、国家司法机关的监察、国家行政机关的监察。刘永在《论民国初年的监察制度机制与效能》一文中，[※注]认为民国初年革命者主要是吸收了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原则，初步建立了议会监察体制的雏形。袁世凯掌控民国政权后，破坏了议会监察制度，重新建立了一套具有专制性质的监察体系。总的来看，由于社会混乱、政治不稳定和袁世凯集权制度的建立，使民国初年的监察制度运行效能低下，作用甚微。
在刑法、刑事诉讼法方面，也有成果问世。例如李春雷的《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研究》，[※注]在对中国传统刑事诉讼制度回溯与反思的基础上，该书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背景、路径及理念进行了探析。在中国近代，无罪推定、程序法定等新型法律原则开始输入，并在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得到一定发展。检察及律师制度亦开始引进，中国近代化审判制度的雏形显现。北洋时期大理院创制的判决和司法释例，不仅成为实现外来法律资源本土化的便捷途径，也成为各级司法机关非常重要的裁判根据。该书作者还分析了北洋时期《刑事诉讼条例》的颁布与实施情况。与此同时，刑事执行制度也开始趋向文明并与传统的行刑制度相区别。作者认为，近代中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具有连续性、进步性、协调中西等特性，但刑事诉讼制度只有在与政治、经济制度及法律文化同步发展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更大发展与进步。
（二）议会、政党与派系
1949年之后，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民国议会与政党问题均进行研究。台湾方面，李守孔的《民初的国会》，[※注]张玉法的《民国初年的政党》，[※注]均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论著。大陆方面的研究相对较晚，真正起步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夏良才的《试论民国初年的中国社会党》[※注]、曾业英的《民元前后的江亢虎和中国社会党》、[※注]查方奎的《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四年间的梁启超与进步党》等[※注]，对民国初年的社会党、进步党及政党人物做了初步探索。曾业英、徐辉琪合撰的《民初政党概述》系列论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党状况做一鸟瞰，在大陆的这一领域研究中开风气之先。
关于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价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学界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者居多，认为革命派政党演的是“闹剧”，立宪派政党演的是“滑稽剧”，袁世凯的御用政党演的是“丑剧”。到20世纪90年代，学界持肯定意见者逐渐增多，他们认为，民初政党政治对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打击袁世凯的反动复辟势力，传播西方近代民主政治理论，推动中国政治近代化进程起了积极的作用。杨德山在《90年代“民初政党政治研究”述评》一文中，[※注]就指出上述研究状况，并认为，民初政党政治所表现出的多党林立、分合无常等特色，除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外，还有中国人对政党功能认识上的误差；充当民初政党政治主角的不只是革命民主派的政党，还有立宪派的政党和买办官僚军阀的政党，这样才是完整意义的“民初政党”；民初政党政治有积极的意义，尤其是使中国民众初步了解了何为政党和政党政治等问题；民初政党政治失败是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进入21世纪之后，对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研究更趋具体、客观，评价也更为公允。
政学系是民国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派系，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和社会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政学系又分旧政学系和新政学系，旧政学系始于北洋时期，新政学系活跃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苏元的《政学系始末》一文，[※注]对北洋时期的政学系作了考察，论述了政学系的形成、活动及其归宿，并剖析了其性质及其对民初政治的影响。作者认为，政学系属国民党人右冀，“实际上已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相对立。它的出现是资产阶级无力领导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表征。”作为一个政治派系，政学系是怎样在旧中国这块政治土壤中产生的？其政治活动主要为哪些呢？孙彩霞所著《新旧政学系》对此做了探讨。[※注]该书认为，1916年国会重开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稳健派因在副总统选举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故另行组织“政学会”，时人称之政学系。政学会成立后，一方面反对段祺瑞的专权行为；另一方面因其成员身为段阁阁员，也拥护段的对德宣战方针。张勋复辟时，政学系很多成员劝说总统黎元洪勿“引狼入室”。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政学系不少成员积极响应孙中山号召，纷纷南下，召开非常会议，助成建立护法军政府。
如果说，上述论著侧重于政治党派的一些个案的话，那么，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学者也尝试借鉴西方政治学、制度变迁、现代化等理论工具，对民初政党政治的进行宏观考察与整体把握。在《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从政治发展角度的观察》一书中，[※注]政治学者彭怀恩试图借鉴西方政党政治理论，从现代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其运行特点，基本持较为肯定的态度，认为“清末民初是中国尝试以政党来从事政治参与的萌芽阶段，失败的结果，不能减损其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朱汉国所著《中国政党制度史》一书，[※注]从制度移植、近代大变革的视野下来讨论中国近代的政党制度变迁，其中很多涉及北洋时期的政党制度及其困境。刘伟、饶东辉的《中国近代政体发展史》，[※注]从制度史变迁的宏观视野对民国议会的选举、组成、设置等进行研究，作者对议会政治活动的简明叙述和中肯评议常为后来研究者所引用。
张永的《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注]以进步党为切入点，探讨了民国初年会议政党政治状况。该书在考证史实的基础上，借鉴西方会议发展史和政治学力量，较深入地分析了民国初年议会实际运作中的因果关系。作者认为，进步党活动的主要阵地是国会及省议会；次要阵地是报刊舆论；第三阵地是偶尔掌握的行政权力。因此，该书以进步党在国会的活动为中心，结合其在舆论界和内阁的活动，展示其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及与其他政治派别，包括革命派、北洋派、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试图揭示进步党和会议政党政治制度走向失败的深层次原因。作者认为，民初国会的组成与政治力量格局的相背离，主要表现在最强大的北洋派在国会中没有相应的比例代表，这也是民初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包括进步党在内的政党，本该成为议会制度中最活跃的主体，但这些政党组织松散，内部派别复杂，未能成为政治中心。清末民初新兴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还不足以支撑本质上需要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制度，这些均是民初议会政党制度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北洋军阀
相对于北洋政治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北洋军阀史可以说是研究较多、成果较著的一个领域。
（一）研究及史料概述
1949年以后，有关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陆续发表。1957年，来新夏所著《北洋军阀史略》出版发行，[※注]继而又有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于1957年至1959年陆续刊行。[※注]来著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形成、发展、更迭、派系混战及覆灭作了简明的勾画；陶著对1912年至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整个社会面貌做了比较全面的描述，该书虽名为“史话”，但对北洋时期政治的内幕，也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大体上可视为一部政治史论著。毋庸讳言，20世纪50—60年代，虽然有一些北洋军阀史论著发表，但进展较为缓慢。“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北洋军阀史几乎成为不能触碰的学术死角，仅有谢本书的《北洋军阀》[※注]等少数论著面世。在意识形态主导的年代里，军阀史成为革命史研究的陪衬，谈不上什么发展。据学者统计，1949年至1980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仅为130余篇，而1980年至1989年，有关北洋军阀史研究的论文约500篇。
（二）综论性研究
1949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影响下，近代史研究者一般都认识到，北洋军阀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能掌控中央政权长达16年之久的军事政治集团，其之产生、发展、鼎盛、衰落直至灭亡并非偶然，史学工作者的职责是必须探索其内在原因。
关于军阀特点问题的讨论自然牵涉到如何定义“军阀”问题。“军阀”一词中国古已有之，“军阀”的“阀”本意是官宦之家门前旌表其功绩的柱子，是指阀阅之家的“阀”，“军阀”意指有军功的军人世家，含有门庭显赫的意思，因此，大体是个褒义词。但到近代，“军阀”变成贬义词。1918年陈独秀就曾为军阀下过定义，认为：军阀是“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那弊端更是不消说的了”[※注]。在北伐战争中，“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更是响彻云霄，军阀毫无疑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深深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三）专题研究
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开始分裂，主要有皖、直、奉三大派系。皖系在北洋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到目前为止，研究成果也相对较多。单宝在《皖系军阀的兴衰和特点》一文中，[※注]简单介绍了皖系兴衰过程，并指出皖系军阀明显带有自己的特点：以封建宗法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军事政治集团；热衷于扩充军队和抢夺地盘；善于玩弄政治手腕；主要投靠日本帝国主义。黄征、陈长河、马烈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注]以段祺瑞为中心，叙述了皖系军阀兴衰历程。莫建来在《段祺瑞攫取统治权与皖系军阀的发展》《试论皖系军阀的形成》《皖系军阀的特点及其评价》等系列论文中，[※注]对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他从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段祺瑞的个人因素作用、清末民初各种势力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三个方面，对皖系军阀的形成问题作了论述，试图揭示皖系军阀的形成原因及其由胚胎脱胎成为军阀派系势力的形成过程。在多年研究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的基础上，莫建来所著《皖系军阀统治史稿》一书，[※注]较为系统深入讨论皖系军阀的兴起、皖系统治时的内政与外交、军事势力的扩展及其衰亡等问题。
胡晓在《论北洋皖系集团的形成、发展与衰亡》《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形成初探》《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等文中，[※注]也对皖系军阀的兴亡历程作了叙述，并着重讨论了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武力统一”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作者认为，武力统一政策不是段祺瑞上台后的“既定方针”和“基本国策”，而是在与国民党及南方阵营的诸多矛盾冲突中，在经历了一系列不满厌恶愤怒等心理刺激后，逐步形成的、明朗化的。武力统一政策的失败原因错综复杂，大体包括内因、外因两部分，内因指北方阵营内部，如皖系自身的问题，直系的干扰破坏，徐世昌的暗中作梗，奉系的阳奉阴违，研究系的反戈一击等；外因指南方阵营及国际方面，如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桂、滇系的联直倒皖，政学系的积极活动，海军的南下护法，非常国会的分庭抗礼，欧战风云的变幻，英、美等列强的干预，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等。同样是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胡晓编撰而成《段祺瑞年谱》一书，[※注]此书与1938年吴廷燮编撰的《合肥段执政年谱初稿》，[※注]均是研究段祺瑞及皖系军阀的重要书籍。
上述是关于军阀混战的论文，其实也有很多专书论及军阀混战问题。如郭剑林主编《民初北洋三大内战纪实》，[※注]就探讨了20世纪20年代发生在京津直隶地区的直皖、两次直奉战争，这三次军阀大战都波及到全国，战争的影响与后果非常严重。该书试图对北洋三大内战作较完整、系统、立体的叙述，并旁及北洋时期的社会、内政与外交互动下的政局变化、南北和战、战后北洋多元化政治格局等问题，使人们加深对北洋时期战争、政治与社会变迁的理解。
三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
中华民国肇建之初，包括革命派和北洋派在内的各政治派别，虽然存在许多矛盾，但政治运作基本上是在宪政体制的框架之中。在此过程中，也逐步暴露出宪政体制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羸弱，袁世凯屡次无视法律的举动，表明宪政体制在约束和规范袁世凯等军事强人方面的无能为力。1912年底1913年初，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接踵而至，导致革命派和北洋派矛盾激化，进一步冲击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宪政体制。此后，“二次革命”“护国战争”“府院之争”“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等战乱相循，中央和地方军阀混战更是不计其数。战争频仍、政治纷争所带来的是政局的混乱，北京政府内阁更换让人目不暇接，即是一个显证。北洋时期的中国政治，虽然还披着宪政法治的外衣，但实际上已经溢出宪政法治的框架，政潮迭起，给人以乱象丛生之感。
（一）宋案与“二次革命”
宋案发生后，革命阵营反应与对策如何，是学者们讨论二次革命的焦点问题之一。冯祖贻的《1913—1916年孙中山与黄兴关系的剖析》，[※注]认为1913年3月“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以武力对付袁世凯，孙的革命坚定性是“黄兴难以比拟的”。石彦陶对此提出商榷意见，他在《“宋案”后孙中山、黄兴政见新析——与冯祖贻同志商榷》一文中，[※注]认为宋案后最早提出“法律解决”的不是黄兴，而是孙中山。并且指出，黄兴是把宋案当作一个重大政治事件看待的，目标明确，力图通过多渠道和众多方式，把袁世凯的丑恶嘴脸日益深刻地暴露在革命党人和国人面前，从而唤醒国人，动员他们起来抗争，并且在国民党人内部，推动暗中做好武力讨袁准备。后来，石彦陶在《宋案后孙中山并非一贯主张武力倒袁》一文中，[※注]进一步对此申说，认为在如何处理宋案问题上，孙中山和黄兴开始并不是如许多论著所说的那样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后来也没有坚决主张武力讨袁。
（二）白朗起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近代史学界研究重心多元化，有关白朗起义的整理资料与研究成果并不多。目前所见，有马小泉、张朝凤整理的《白朗起义军在河南淅川境内活动情况调查报告》。[※注]2000年，张显明等人所撰的《白朗传》出版，[※注]该书作者是白朗的同乡，出于对同乡先人的兴趣，从事该课题研究多年。该书利用了不少有关白朗起义的档案、笔记、回忆录、调查报告、新闻报道，据作者所言，该书是一部纪实性文学作品，目的在为读者显示这一伟大历史事件的整体面貌。近年来，关于白朗起义的研究成果，已不多见。2006年，徐有威与贝思飞两位学者合撰《去伪存真：50年来中国史学家笔下变化着的白朗起义》一文，[※注]对半个世纪来的白朗研究做了回顾与综述，颇具学术史价值。
（三）洪宪帝制与护国运动
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与列强的关系问题，学界也有所论述。一般认为，日本对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政策，经历了从支持到干涉再到反对的演变过程。周彦的《日本与洪宪帝制》，[※注]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日本虽坚持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并在辛亥革命后希望中国复辟帝制，然而始终反对袁世凯称帝。因为，在日本看来，袁世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一大障碍，从袁世凯清末组阁到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大总统，乃至洪宪称帝过程中，日本一贯采取反袁和倒袁政策。该文还认为，日本的上述政策是导致袁世凯洪宪帝制破产的一个重要因素。邓亦武的《刍议列强对洪宪帝制的态度及影响》，[※注]认为袁世凯帝制初起时，西方列强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无暇东顾，对华政策大多以日本的意志为导向，为了争得对袁世凯政府的控制，列强争相怂恿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称帝呼之欲出、反对之声迭起时，日本乘中国国体变动之机扰乱中国以达其侵略之目的，联合西方列强出面干涉，劝告袁世凯延缓帝制，煽动中国内部叛乱，并对袁世凯施加经济压力。作者认为，以日本为代表的列强之出尔反尔是袁世凯政权走向灭亡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1949年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关于护国运动史的研究论著很少，较为代表的有，金冲及所撰《云南护国运动的真正发动者是谁？——兼论护国运动的社会背景与性质》一文；[※注]很多关于中国近代著作和教材，在关涉护国运动史时，也很简约，如在70余万字篇幅的《近代中国史稿》中，[※注]也只有几百字叙述这一事件。改革开放以后，这一状况有较大改观。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注]在“梁启超：从拥袁到反袁”标题下，对护国运动给给予一定篇幅的叙述，并做了初步评价。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第三卷，[※注]在“讨袁战争”的标题下，较为详细地介绍了护国战争的历程。这部著作关于护国运动的叙述，很大程度上开始扭转过去对护国运动否定过多的倾向，但也还未完全摆脱传统观点的影响。
（四）府院之争与张勋复辟
“府”指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院”指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大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因掌握军政大权，处于强势地位；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因缘际会，并没有实际力量为后盾，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不甘心当个空头总统。因此，双方关系日趋紧张，引发府院之争。
杨西木在《黎元洪冬电真伪辨》一文中，[※注]根据新史料考辨了“冬电”真伪问题。1917年7月1日，张勋利用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发动复辟。事发后，黎元洪颇为后悔，鉴于在北京形势严峻，黎元洪决定以南京副总统冯国璋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起用段祺瑞。7月2日，黎元洪手拟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并令段兴师讨伐张勋。同日，张勋令黎元洪24小时内搬出总统府，黎意识到总统职权无法在北京行使，于是又拟致南京副总统冯国璋的“冬电”，请冯在南京代行总统职权。黎元洪把“冬电”和任段为国务总理的命令交人带到天津，任命令交段，致冯国璋“冬电”即在天津发出。问题是，张勋复辟之后，黎元洪左右为保黎的总统大位，做了一些手脚，其中重要的就是否认“冬电”为黎元洪所发，认为此系反黎元洪派伪造。反黎元洪派一口咬定“冬电”是黎所发。双方一直唇枪舌剑，争吵不休。该文作者在整理黎元洪的信札、电稿过程中，发现了三个原始稿件，并进行考辨，确认了黎元洪确实亲手拟过“冬电”，从而使这个长期以来存在的“冬电”真伪之谜得以解答。
（五）护法运动
多半是因为近代史研究中革命史观的淡化和历史研究的多元化，在进入21世纪以后，以西南军阀、护法运动为主题的学术著作明显减少。
（六）联省自治运动
（七）北京政变与段祺瑞执政府
四北洋人物研究
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对人物的研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北洋政治史研究中，人物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与比重。在民国时期，日本佐藤三郎编辑的《民国之精华》（北京写真通信社1916年版），编辑者在绪言中说：“以搜集民国现代之俊杰为主，然尤以参众两院议员诸君，为中华民国五族亿兆代表之英俊”，可以说，该书是参众两院议员的集体传记。陶菊隐所著的《六君子传》（中华书局1946年版）与《督军团传》（中华书局1948年版），可视为洪宪帝制过程中的筹安会六人和北洋时期督军代表人物的集体传记。
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北洋人物研究论著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后，对北洋人物的研究论著大量涌现。仅人物集体传记、论著方面，就有不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著《民国人物传》，从1978年出版第一卷以来，陆续出版了十二卷，[※注]该套人物传选取自1905年同盟会成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代表人物近千人，撰写人物小传。在民国人物传记中，此书颇具代表性。无疑，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北洋人物。此外，朱来常等编著《北洋军阀和民国将领》，[※注]辛培林编著《军阀列传》，[※注]刘建国等编撰《北洋政府总统总理生活轶事》，[※注]周军、周延柏主编《皖系北洋人物》，[※注]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六册，“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人物卷”），[※注]均为北洋人物的集体传记。当然，对北洋人物的个体研究的论著数量更多，涵盖人物也很多，在此不一一论列，本节仅以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等北洋重要人物为例，加以综述。
（一）袁世凯
对北洋军阀的创始人和首领袁世凯的研究非常丰富。1949年以前，对袁氏文稿、书牍就已进行一些整理和编辑工作，如《袁大总统书牍》《袁大总统书牍汇编》《袁大总统文牍类编》《袁氏家书》《养寿园奏议辑要》[※注]等，无疑，这些都是研究袁氏的重要原始文献资料。与此同时，对袁世凯也有一些初步研究，如黄毅编《袁氏盗国记》、野史氏著《袁世凯全传》、白蕉编著《袁世凯与中华民国》、陈伯达著《窃国大盗袁世凯》、黎乃涵（即黎澎）著《辛亥革命与袁世凯》[※注]等。其中，白蕉编著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史料较翔实，时至今日，仍常被人征引。陈伯达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虽非历史研究著作，但由于特殊的时代原因，该书对此后袁世凯研究影响很大，在1949年以后被多次重版印刷发行。黎乃涵的《辛亥革命与袁世凯》，重点并非袁世凯，但此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辛亥革命研究的开山之作之一，也对此后的袁世凯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改革开放之后，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注]史料丰富，书中称袁世凯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一个伪装维新的封建专制主义者”。此后，胡柏立著《袁世凯称帝及其灭亡》、[※注]侯宜杰的《袁世凯一生》[※注]和《袁世凯评传》两书，[※注]前书重史实考订，后书侧重理论评述。谢本书著《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注]值得提及的是，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把《养寿园奏议》整理，改名为《袁世凯奏议》出版发行。[※注]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一卷，[※注]叙述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全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全面地研究袁世凯统治中国的著作。这些论著，为此后的袁世凯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关于袁世凯的论著层出不穷。张华腾的《袁世凯与近代名流》，[※注]对袁世凯与徐世昌、张謇、唐绍仪、段祺瑞、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岑春煊、蔡锷、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做了论述，这无论对深入了解袁世凯本人，还是对了解清末民初政局，均有所助益。有的学者尝试从心理学分析角度对袁世凯进行重新审视，如马勇在《袁世凯帝制自为的心路历程》一文中，[※注]就认为袁世凯加强个人独裁的做法，以及其内心深处的帝王意识，使他最终经不起帝王桂冠的诱惑，当各方面的压力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便放弃先前对民主共和的庄严承诺，走上了帝制自为的道路。对袁世凯研究的论文也很多，且居北洋人物研究之第一位。可以说，从袁世凯在朝鲜发迹、戊戌政变、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编练新军、辛亥革命、出任临时大总统，直至称帝自为，几乎每个阶段都有论文探讨。与此同时，坊间的关于袁世凯的传记、通俗读物等，数量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
通过召开以袁世凯为主题的学术会议，是推动袁世凯研究有效途径之一。由中国现代人物研究会、安阳师范学院、安阳市博物馆共同主办的“全国首届袁世凯与北洋人物研究学术讨论会”于2004年4月在河南安阳师范学院举行，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单位和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等20余所高校的专家学者五十余人参加会议，提交论文50多篇。经过与会学者的讨论，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与会学者一般认为，袁世凯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重要、复杂的人物，其给中国近代社会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研究近代中国社会，尤其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研究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研究辛亥革命等都离不开袁世凯。在对袁世凯的总体评价上，学者也有不少共识，多半承认袁世凯在中国军队近代化、清末新政、推翻清朝等方面的作用。会后，此次会议论文以《袁世凯与北洋军阀》为名结集出版，[※注]体现此次会议的主要成果。
袁世凯，主要因称帝而臭名昭著，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反面人物，作为历史工作者，应该根据历史本来面目给他以恰如其分的评价和分析。近二三十年来，对袁世凯研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史料的整理、出版与运用更多，也更科学，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更加广泛，研究方法更加多元化；论述对象由笼统的袁世凯一生，变为具体地研究袁世凯的某一个方面问题，或袁世凯与某一事件的关系等；对袁世凯的评价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之前是全面否定，80年代以来的评价趋于客观、公允。毋庸置疑，袁世凯研究还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最显著者，目前尚未有一部完整的袁氏史料集（据悉，有学者已经在从事此项工作了），袁氏史料很零散，不少还有待于鉴定，这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此外，关于袁世凯的研究成果，主要侧重政治现象的史实整理，而在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交通运输、行政制度等方面则相对缺乏探讨，新评价标准、新方法的运用尚显不够。
（二）段祺瑞
（三）黎元洪
进入21世纪之后，有些学者尝试从不同角度考察黎元洪，例如，刘丰祥试图从政治心理学与性格对人的政治行为影响的角度考察辛亥革命前后的黎元洪，在《性格与命运——辛亥革命前后黎元洪政治命运的性格因素》一文中[※注]，刘丰祥认为，黎元洪的性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为人谨厚；另一方面表现出明显的优柔、懦弱。该文指出，谨厚的性格帮助黎元洪在革命前的湖北军界及社会上获得了声誉，也是其在革命发生后能够平步青云的一个重要原因。懦弱的性格使黎元洪在行动上表现出消极被动和犹豫不决，因而在政治上误过不少事；而且性格懦弱使黎元洪在行动上易受别人的影响，在政治上容易被人利用，对其在政府中形成位尊权小的傀儡地位有很大影响。此外，侯杰、姜海龙合著《百年家族黎元洪》，[※注]这些书籍一般都记述黎元洪的一生，还涉及黎元洪的妻妾、子女等家族成员。
（四）冯国璋
（五）张作霖
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首领，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也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早在1922年，就有《张作霖全史》[※注]出版发行，这本书主要是记录张作霖的一些奇闻逸事，并非学术论著。民国时期有不少这样的张作霖读物。1949年以后，张作霖，完全作为反动的军阀人物，受到广泛的批判，学术研究无从谈起。
20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环境逐步宽松，张作霖的研究才真正起步。常城主编《张作霖》，[※注]是20世纪80年代第一部研究张作霖的专书。这部著作出版较早，基本观点仍保持“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观点，认为张作霖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祸国殃民的一生”，但这本书的出版具有拓荒意义。丁雍年在《对张作霖的评价亦应实事求是》一文中，[※注]指出评价既有分歧说明对历史人物张作霖还有深入研究之必要，认为对军阀的历史评价亦应实事求是。田胡甫的《张作霖传略》一文，[※注]对张作霖做了评价，指出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是评价历史人物的起码要求。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注]也叙述张作霖的一生及奉系军阀的兴衰。这一时期，有关张作霖论文也不少，徐玲的《从町野回忆录看张作霖之死》，[※注]通过町野回忆录说明，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不是因张对日实行了强硬路线，而是因为日本内部“武力占领”派与“经济侵略”派之争。陈崇桥、胡玉海的《张作霖与日本》，[※注]认为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二者之间既有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冲突，随着张作霖实力的发展变化，张日之间的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张作霖与奉系军阀的档案文献也开始整理出版，1990年，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辑的《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出版，[※注]该汇编采用影印原始档案的方式，收入1895年至1933年间奉系军阀从产生、形成、兴盛到衰亡全部过程的主要档案史料。从20世纪80年代起，辽宁、吉林、天津等省市政协文史委陆续编辑出版有关张作霖的资料。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辽宁文史资料》第6辑开始刊载张作霖的有关资料起，到1999年《辽宁文史资料精粹》编辑出版，辽宁各县市文史资料，收录张作霖的资料达百余篇，其中收入《辽宁文史资料精萃——张作霖·奉系军事集团》的就达60余篇。这些资料的整理和出版，大大地推动了关于张作霖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张作霖研究逐渐深化。陈崇桥、胡玉海、胡毓峥编著《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注]无论史料运用，还是观点的客观性，均有所推进。近十几年里，关于张作霖的论著、传记陆续出版，有徐立亭著《张作霖大传》，[※注]陈崇桥、耿丽华合著《张作霖真传》，[※注]华强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孙其明著《东北王张作霖》，[※注]张正忠著《东北王张作霖》，[※注]文斐编《我所知道的张作霖》，[※注]徐彻、徐悦合著《张作霖传》，[※注]这些传记，多半用通俗文笔叙述张作霖的一生，一般也指出，张作霖作为军阀首领，确实有野蛮、凶残、反动的一面；但也要看到，作为统治者、东北边疆大吏，张作霖对东北的社会经济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对文化教育，尤其是教育的重视与投入也是可圈可点，在对外关系上，张虽有投靠列强一面，但也存维护民族利益的另一面。
（六）曹锟
（七）吴佩孚
从1949年至20世纪70年代，吴佩孚被贴上“反动军阀头子”的标签，谈不上什么学术研究，所见也多半是一些文史资料上的忆述文字，例如《全国文史资料选辑》收录韩定山的《吴佩孚过陕见闻》、汤乡茗的《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张》、李炳之的《吴佩孚之再起与失败》、黄应乾的《吴佩孚流寓四川五年中的阴谋活动》、陶葊的《吴佩孚与日伪的勾结》等，从上述篇名可看出这一时期对吴佩孚基本持否定的态度。
（八）冯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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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制度与组织、北洋军阀、政治纷争与反北洋运动、人物研究等方面简要介绍了1949年至2009年的北洋政治研究概况，事实上，北洋政治还有其他内容，在此不能一一介绍了。如同近代史研究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北洋政治研究也深受时代学术大环境的影响。大体而言，20世纪80年代以前，热衷于讨论北洋政权性质、北洋军阀反动性等问题，缺乏具体、细致的史实考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不再热衷于讨论宏大的、带有政治定性的问题，逐渐走上了具体、实证研究之路。毋庸讳言，时至今日，关于北洋政治的学术研究，仍然薄弱，至少不能与其在民国政治史中的地位相匹配。当然，个中缘由很多，其中重要一点即史料原因，相对于其后的国民政府时期史料的丰富、多样、系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史料并不多、零散、不成系统。故此，欲推进北洋政治研究，不妨从搜集、整理、出版史料入手，从专题、具体研究切入，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由面到立体；同时，处理好北洋政治与此前的晚清政治（尤其是清末新政）、其后的国民政府政治的关联，借此，北洋政治史研究将会有较大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