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叶，冗官、冗兵、冗费等弊端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神宗重用以王安石为代表的革新派，变法图新。新法包括青苗、免役、农田水利、均输、市易，方田均税，保甲和保马等，合称富国强兵八法。元丰八年（1085年），神宗病故，保守派复辟，新法的命运前途未卜。
青苗法是新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它以常平仓和广惠仓的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利率借贷给农民和手工业者，试图缓解民间借贷和增加财政收入。熙宁年间，青苗法每年给北宋带来至少300万贯的收入。
青苗法的普及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地方官为炫耀政绩，强行摊派青苗法，而且利率由“二分”擅加到“六分”，几乎等同于民间高利贷的利率。青苗法由“生财”向“敛财”演变。“庆历新政”推动者之一的韩琦也认为：青苗法“与初时抑兼并、济贫乏之意绝相违决。”意在“富民强兵”的青苗法于元丰八年（1085年）废止。
“富民”的另一个措施是免役法。它改变应募方式，原本轮流充役的农民可以选择以钱代役，官府以钱募役。免役法的本意是“举天下之役，人人用募”，使“农时不夺而民力均矣”，并且免役范围扩大到寺观户、官户和品官户，改善了服役不均的状况，加快了公务人员的职业化。
理论和实践是有差距的。“农民之役不过出力，税不过谷帛。”手中缺钱的农民，为了凑够免役钱，不得不贱卖自己的农产品。朝廷又以免役宽剩钱的名义，攫取了大笔财富。在新法中，免役法和保甲法相互重合，农民陷入出钱又出力的僵局。司马光和苏辙对免役法进行了改良，实行差募兼行，使免役法得以延续。
熙宁二年(1069年)11月，神宗颁布了《农田水利约束》。这部新法对农田水利的组织审批、经费筹集、责任和权力分担、参与人员的奖惩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在新法的推动下，全国兴修农田水利设施10793处,灌溉民田3600多万亩,官田19多万亩。
元丰年间，受到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成员的反对，新法的普及遇到重重阻力。农田水利法流于形式，名存实亡。与其它新法不同，农田水利法促进了农业的生产，符合了民众生存的需要，并未遭到废除，对北宋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和农田水利法同年推出的还有均输法。这一新法旨在解决汴梁和东南6路（江南东西、淮南、两浙、荆湖南北、福建、广南）的供需矛盾。均输法分为两部分，一是灾害歉收地区的实物赋税折算成钱币，到丰收地区贱价收购供品，取得“徙贵就贱”的效果。二是当价格低廉时，就地采购，储存备用，达到“用近易远”的目的。
均输法减轻了百姓的额外负担，限制了富商大贾操纵市场和盘剥百姓的能力，排除了商业活动中的一些阻碍，顺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需要。不过，均输法侵占了官僚阶段的利益，在元丰年间形同虚设，徒有其名。
简单来说，市易法是以平价收购滞销商品，当商品出现短缺时再出售。制定市易法的初衷是调剂供需、平抑物价、打击奸商。熙宁五年（1072年），朝廷在汴梁设立市易司，标志着市易法登台亮相。市易法允许商人贷款或赊货，并按规定收取一定利息。
不过，政府通过市易法过度操控市场，导致市场丧失了配置资源的能力，物价无法反映供求关系，损害了商户的利益，市场管制成本大于利益，而且腐败丛生，效率低下。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说：“市易法行，取息滋多，而输官不时者有罚息，民至困穷。”元丰八年（1085年），市易法被逐步废除。
熙宁五年(1072年)8月末，针对田赋不均、隐田逃税的现象，王安石制定了方田均税法。在清查丈量各州县耕地状况之后，方田均税法以东南西北四边长各1000步为1方（相当于当时的1万亩），核定各户占有土地的数量，按照地势、土质等条件分级登籍造册，确定各个等级土地的单亩税额。
相较其他新法，方田均税法好似鸡肋。该新法的推行仅限于北方的河北东、河北西路、永兴军、秦凤及京东路部分州县，没有在全国普及。据《文献通考·田赋四》坦言:截止废除方田法前夕,“天下之田已方而见于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万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顷云”，这与全国登记在籍田地4616556顷，相去甚远。更何况方田均税推出伊始，便遭到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10月25日，受到重重阻力的方田均税法被废止。
熙宁三年（1070年），“强兵”举措之一的《畿县保甲条例颁行》出台。保甲法的主要内容是乡村每十家住户组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在住户中选择最富有者担任保长、大保长、都保长。保丁农闲时军训备战，夜间轮流巡差，维护治安。
保甲法表面上强化农民管理，实际上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农民“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烙其肌肤,以至于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出逃的保丁无家可归，衣食无着，反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上位后，率先罢除了保甲法。
在保甲法基础上，王安石建立了保马法。在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五路及开封府诸县“三等已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五等十户为一社，以待死病补偿者。保户马毙，即马主独偿之;杜社马毙，半使社人偿之。”参与保马法的保户可以免除赋税。
实行之初，保马法对北宋收复西夏河湟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保马法的深入推进，牧马于民的“良政”变成了“苛政”。“奉行之吏务为苛峻，于是，数之少者增之，期之宽者促之。”养马增加了下户的负担，许多保户为了赔偿马价倾家荡产。元丰八年（1085年），保马法戛然而止，打入冷宫。
新法的落幕，既有自身实施的因素，也有反对力量的干扰。以新法为核心，革新派和保守派相互倾轧，争权夺利。双方的交锋从变法观点的争论逐步演变为政治势力的党争，使孱弱不堪的北宋雪上加霜，为后来的王朝悲剧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