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吏樊增祥（1846～1931年），字嘉父，号云门，别号樊山、樊樊山，湖北恩施人，历任陕西宜川、渭南等知县，擢陕西臬藩司、江宁藩司以至两江护理总督，一生经历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五朝以及民国新旧军阀政权更迭，见证了中国近代社会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其人生也随时代潮流而沉浮跌宕。
年少时，因父亲于左宗棠处受辱，又被罢官，他被迫穿上女装，闭门读书，“庭立时时小杖加”，在父亲畸形的严教威逼下踏上科举应试之路；踏上仕途后，他胸怀“一生心似秦时月，持作人间暗室灯”的理念，“为政无他，不过与民同好恶”，“总以对得住百姓为是”；政治生涯随时代洪流画上句号后，晚年聊以诗酒自遣，与“遗老”组建诗社，也曾为梅兰芳润色戏文。作为“审判专家”，他认为“息讼最要持平，不宜颟顸姑息“，“不少沉冤牢户底，爰书出入慎秋毫”，”法官应当“亦是公牍作家”；作为诗人，他师从张之洞、李慈铭，“生平以诗为茶饭，无日不作，无地不作”，“论诗以清新博丽为主，工于隶事，巧于裁对”。
只字片语难以尽述他丰富的一生，“樊增祥”这个名字，在今天也着实称不上耳熟能详，然而刘永章教授借由《当年谁人不识君——清代名吏樊增祥》这部著作告诉我们，这位清末名吏、著名诗人和公牍作家，值得被我们看见、研究。
刘永章教授｜作品
本书主要论述樊增祥的仕途生涯和法律思想，展现了樊增祥入官—升官—罢官—复官—去官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为官期间，他忧国恤民，奋力改革，政绩卓异，著述宏富，著有《樊山全集》《樊山政书》《樊山判牍》《樊樊山诗集》等。通过阅读本书可窥见彼时社会政治生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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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增祥是清末名吏、著名诗人和公牍作家，民国时期社会名流和文坛耆宿。
樊增祥少年时代受过严酷、畸形的传统家庭教育。青年时代，原是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系名士兼诗人李慈铭的得意门生。由于受其父亲（樊燮）的殷切寄托和其恩师张之洞的指点，樊增祥虽三次“登龙”考试“报罢”，但最终走过“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于近“不惑”之年踏上了仕途，并长期成为效忠清王朝的一名官吏。自称“初生便是寒梅树，历尽冰霜始著花”。
樊增祥中年步入仕途之后，长期蹀躞而行，沉浮跌宕，虽曾有过跨越，有过辉煌，然而晚年终归为诗坛一贫翁。86岁时，因贫病交加，带着历史的烙印和精神的伤痛辞世，留下了巨量的著述。他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卓异的才思，豪兴与哀愁，创意与保守，光耀与黯淡，精华与糟粕，以及时代政治风云变幻，都真实地反映在他的政法文书和诗歌里。其笔下的社会影像、时代风雷，似犹可闻见。
当年被誉为“政治家”“文书泰斗”和“文学家”的樊增祥，像许多历史名人一样，曾经是个备享荣耀而又饱受争议的人物。有评者说：“樊增祥当清之季世，由知县而官至藩司，乃文人学士之有幸运者。然生平行事，亦多为世诋毁。”比如，有人骂他是“酷吏”，甚至骂他“旧人新官，一钱不值”。这与樊增祥复杂的人生经历和鲜明的个性有直接关系。
樊增祥曾经受到皇亲贵族、实权派人物荣禄的赏识，进而得到清末最高统治者慈禧的青睐。例如，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他建言慈禧、光绪“西巡”西安，为之“驱驰”并多次代拟《罪已诏》等“诏书”；他曾被慈禧、光绪三次“召见”，四次“入对”，三次嘉奖，且官运飙升，由“亲民之官”擢任道、臬、藩司以至护理总督等外放大吏。可是，他当年的一身“荣耀”，后来都成为他的人生“污渍”。为官期间，他以“国士”自命，清正恤民，秉公审案，尽职勤政。特别是任陕西臬藩司时期，他胸怀“一生心似秦时月，持作人间暗室灯”的做人为官理念，不谋私利，不惧阻挠，大力推行新政。再如，兴办学堂，裁撤冗浮机构，惩办贪官污吏，派遣赴日本留学生，发展地方特色经济，筹建西潼铁路，取消私设关卡，保护文物等，创造了自己的人生辉煌。同时他因为“犯上”被罢官，曾经跌入人生低谷。正在他“东山再起”的时候，于江宁藩司任上目睹了清王朝的灭亡，他随之从旧政治舞台上摔了下来。民国初建，他曾经以“旧人新官”之身依附窃国的袁世凯，一度“回光返照”，但实际上他在政坛已经木偶化、边缘化。
樊增祥身跨两个时代，为官近三十年。樊增祥的人生轨迹，既反映了社会变动时期士人的普遍性，也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性。
樊增祥大幅升迁，诗文名噪当世，且性格直爽，对人对事习于直言臧否，又是个喜欢交游的“性情中人”，因而背负毁誉丛集。自称“生性质直，心不谓然者，必形诸口笔”。他坦言：文爱司马相如、苏东坡；诗爱白居易、杜牧、辛弃疾；政崇曾文正公而鄙刚毅；做人以介甫（王安石）为榜样；对公事“膏火自煎”，与私人处“滑稽慢世”。当他听到官场对自己的非议时，不免伤情，“容容（随众附和）多福史家评，奇骨（奇才刚骨）翻令举世轻。到老未除嗔与爱，一生赢得谤随名”。“本司一生，积劳而丛怨，为好而招尤者屡矣！……然我无内愧，仍热肠以济苍生”。但是，从总体来看，对樊增祥的赞誉多于非议。他生前有许多崇拜者，身后也不乏海内外的研究者。就其非议而言，在清末，主要是来自同僚的妒羡与恐惧；民国时期，既有来自“五四”新派人物（鲁迅、胡适等）的讪笑，也有来自顽固的“清朝遗民”（叶昌炽、沈曾植等）的嫉恨。
应当怎样看待对樊增祥的争议？
在封建社会，“朕即国家”，官吏“忠君”与“爱国”常常是相统一的，应当理解封建官吏“忠君”所包含的爱国思想成分。古代名吏屈原、苏武、岳飞哪个不“忠君”？古代著名文士司马相如、李白、杜甫哪个不希望得到皇帝的赏识？关键要看其为“君主”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就樊增祥而言，他除了给君主代拟“诏书”之外，还有为了使中国“驯致富强”，奋力兴办学堂、撤销冗浮机构等一系列“新政”举措，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历史进步的，但同时必然会“得罪”某些既得利益者。樊增祥老年时，在答谢齐白石赠其“双蝶图”扇面的一首诗中，批驳他人的污蔑之词说，“知我平生非‘酷吏’，故人相赠只清风……”当然，评价近代历史人物，远比评价古代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历史人物困难得多。
樊增祥作为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和身处时代中流的名人，曾经是衰败的晚清帝国的忠诚维护者，民国初年北洋政府的依附者，清皇室和清朝顽固遗老心目中的“叛逆者”，而在革命党人的视野里，他完全是个旧派人物。不过，樊增祥毕竟冲出了清朝“遗老”的怪圈，在民国时期，是不宜以顽固“遗老”视之的。政治因时而变，怀有“国士”之心追逐潮流者，难以成为道德完人，甚至难免道路坎坷。
樊增祥自觉肩负着时代赋予的担当。他政务活动的出发点是为了中国“驯致富强”，但是对政体和法律的改革，却持“国情论”掩盖下的保守态度。他对贪官庸吏嫉恨如仇，极尽抨击之词，却对慈禧献谀辞、唱颂歌。对历史人物樊增祥进行评价，应当坚持客观、全面观点。
研究历史人物，不是为了猎奇或娱乐，也不单纯是彰显其个人，而是为了通过再现历史，对现实和未来提供借鉴。研究樊增祥的目的，主要是重现樊增祥所处时代的历史风貌，揭示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探索历史人物成长、成败的经验教训。换句话说，今人在笑语欢歌中，如果听一听樊增祥为中国“驯致富强”的呐喊声，就会多一点优患意识。研究樊增祥这个历史人物，至少有三点意义。
（一）有助于了解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的社会风貌
樊增祥复杂的人生经历，紧密联系着中国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艰难转型的风雨历程，他是这一历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者。
樊增祥政治生涯最具活力的时期，即从中法战争开始，历经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日俄战争、清廷被迫实行新政，直至辛亥革命爆发，恰恰是中国由封建社会急剧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正如樊增祥所言，“一从注牒（注册）去（离开）承明（天子的正厅，喻天子），朝列多闻叹息声”！其间，帝国主义对我中华疯狂侵略，清政府日益腐败黑暗，“两座大山”压得人民生活痛苦不堪，变革与保守两种思想势力日益激烈冲撞；社会转型时期特有的各种争论声、呐喊声、怒斥声、哀号声、焦躁声、呻吟声、苦笑声等，都在樊增祥的公牍（政书）、判词、诗歌里交相喧腾呼应。樊增祥的公牍、判词、诗歌，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清末政治腐朽、军事孱弱、经济贫困、文化落后、人心思变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中国社会风貌的投影，使那段风云变色的历史触目鲜活真切。
樊增祥审理了大量案件，读樊增祥的判牍，“不只是了解古人的才华，同时也是认识历史社会的演变、古今法律的异同，因此而更透辟地了解历史”。了解过去，能够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现在，并有利于预知和创造未来。今天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必要条件之一是须记住前人的教训。如今阅读《樊山判牍》《樊山政书》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现在的某些人和事，“古已有之”，特别是《樊山判牍》，可谓是人性缺陷和真善美相冲突的记录。今人若把它“取来一翻”，将会避免或减少恶俗案件和人生悲剧的发生。
（二）有助于了解传统精英文人的时代担当精神
时代造就人物，人物影响时代发展。樊增祥的人生道路代表了封建教育制度下耐得“十年寒窗苦”的一般读书人向往、求索之路；樊增祥的政治生涯，体现了“登龙”的少数精英文人的基本归宿和自觉的担当精神。儒家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和目的之一，是培养士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精神。例如，倡导“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种人生导向，特别是其恩师张之洞以“国士”期许，深刻影响着樊增祥的所作所为。
樊增祥不同于只会高谈阔论、“百无一用”的腐儒，更不同于某些庸官、慵官。樊增祥在任“亲民之官”期间，快速清理积案，审判公开，“一秉大公”，惩办依势欺人的劣绅、不守“卧碑”的“子矜”，为受害人伸张天理人情；他曾经面对气势汹汹的法国传教士和卑躬屈膝的“通事（翻译）”，据理反驳，使之理屈词穷，维护了国家的尊严。特别是，他在任陕西臬藩司期间，积极推行新政改革措施，峻厉扫除官场腐败积习，大刀阔斧裁撤冗浮机构，惩处贪官污吏，严格为国家理财，取消私设关卡等。樊增祥的举措和行动，主观上是为“君父”，但在客观上是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是对中国社会发展起推动作用的。
今人了解樊增祥的时代担当精神，将会多一些家国情怀，少一些一己之念。
（三）有助于了解和借鉴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樊增祥深挚热爱中华文化，并且在多学科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为官时期，樊增祥写了大量深受民众喜爱的判词，至今仍虎虎有生气；他的审判艺术，堪比狄仁杰。
樊增祥最突出的文化成就，是政书（含判牍、公牍）和诗歌，也是樊增祥一生最感欣慰的两种著作。樊增祥晚年借他人之口，称自己“政书屡翻枣梨版，诗卷流传天地间”，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其中，他所遗存的记录其政法活动的判读和公牍，以其深刻而独到的思想，犀利而生动的笔调，反映了清末社会的政治、法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民俗等状况，恰似勾勒了一幅幅画图，已成为海内外清史学者立论的重要依据。例如，我国清史专家郑泰的《清代审判制度研究》一书，日本现代法学家滋贺秀三的《清代诉讼制度之民事法源的概括性考察——情、理、法》一文，都曾引用《樊山判牍》《樊山政书》中的案例。
特别应指出的是，樊增祥与庸官俗吏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勤政实干，而且具有理论思维，他的所作所为，都有理论的引导或能够上升到理论，如他的恤民观、人才观、吏治观、司法观、判牍观、外事观、公文观、诗歌观等，都闪耀着智慧的火花。作为官吏，樊增祥在政法活动中，有许多不寻常的做法和独到的见解。例如，樊增祥创造性地进行“开放式”审案，表明其能力自信；主张判词是“与老百姓说话”，表现出“亲民”之情；他反对“救生不救死”之说，彰显其“一秉大公”的审判思想。樊增祥判词，在继承前人判词制作经验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另辟蹊径，说理透辟，语言清新活泼，“别具一格”，堪称集我国古代判词写作之大成。《樊山判牍》，今天已成为研究传统法律文书的重要资源，他的审案理念和判牍观，至今依然有一定借鉴意义。诚然，樊增祥政书中所表现的某些政法理念，有明显的时代烙印，甚至夹杂着糟粕，如主张肉刑、丑辱刑、旌表妇女节烈等，无疑是应当摒弃的。然而，不可因此无视其中洞烛是非的智慧之光，塞听其中的发聋振聩之声。
樊增祥勤政务实，善于思考、总结、概括，因此，他的政书和诗歌，多有饱含哲理的警句箴言。比如，抒发法律理念的：
“为政无他，不过与民同好恶”；“吾辈作官，总以对得住百姓为是”；“流亡未复疮痍在，最念天寒白屋贫”；“做官以耐烦为第一义”；“判牍如山须卜夜，未能回避是青灯”；“不少沉冤牢户底，爰书出入慎秋毫”；“民朴须知学，官清要近情”；“江路一条七千里，与君首尾共澄清”；“情理外无法律”；“老好人断不可做官”；“做牧令者，一事不断，作孽无穷”；“息讼最要持平，不宜颟顸姑息”。法官应当“亦是公牍作家”；“欲办新政，先除积习”；“移风易俗，任在良吏；戒烟断瘾，任在学堂”；“身强国始强”；“一生心似秦时月，持作人间暗室灯”。
樊增祥的上述话语，凝结着睿智和真诚，体现了樊增祥对于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继承和发展，至今依然有警策感和震撼力！
传统文化是民族传承的血脉。这血脉里或许会有杂质，需要改良，但是不可以断流。人无完人，书无尽善。作为名吏，樊增祥在政法活动中，既有清明者的睿智，也有“武夫”的偏执。对樊增祥的公牍、判牍认真进行梳理，吸取其思想精华，抛弃其思想糟粕，是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途径之一。
樊增祥是一位博学多才、社会经历复杂、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他任地方官时期，爱“中华”，恤“民瘼”，力图为中国“驯致富强”作贡献。然而，他足迹未逾国门，自明“仅能读‘四子’书”、仅知“吾中国圣人之言耳”，其意识保守、狭隘在所难免。
应强调的是，樊增祥的家国情怀和清末的社会矛盾，真实而生动地反映在《樊山政书》《樊山判牍》《樊樊山诗集》等著作中，可谓时代塑造了樊增祥，樊增祥描绘了时代！
拙著论述历史名人樊增祥的生平事迹，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既褒扬其有价值的东西，也批判其应予抛弃的东西，目的是借鉴。要了解清末的社会状况和时代精神，并为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注入“源头活水”，研究樊增祥这一历史文化名人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