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是赓续中华文脉，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也是汲取传统智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支撑。
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
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最为重要的“治国之具”就是礼与法（刑）。荀子提出“治之经，礼与刑”，这是就基本规范种类而言的；贾谊认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是就规范发挥的作用而言的。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表达了礼与法共生共存之义。
礼与法发挥的作用不同，地位亦有差异。古人对礼法关系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进行了概括，如在《唐律疏议》的“名例”序文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更多是人心由内而外发挥的“善”，而刑罚乃是为了“为善去恶”而生的必要的“恶”。道德的缺陷是难以形成统一的制度，法律则弥补了这一不足，保证了外在秩序的安定。以道德礼义为本，以法律政刑为用，凸显了传统法律文化对“治国之具”的准确定位。《唐律疏议》之所以名垂史册，乃至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其在立法精神和具体制度上“一准乎礼”，是重要原因之一。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
在民本成为治国理念前，天命和神权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史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但天命鬼神并不能保护延续商朝统治，殷商终究因为统治者奢侈无度、压榨百姓、穷兵黩武，而被小邦周推翻。这使得继起的西周统治者深切体认到“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于是明确提出“敬天保民”，宣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五子之歌》中，更是直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
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无讼”是儒家的理想目标，“以和为贵”是最理想的道德境界。人们相信，讼争的出现是不明道理、不遵教化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有耻且格，就不会存在讼争。作为治理者，苟能正人心、厚风俗，以德化民，就能达至天下无讼。
现实中，诉讼无可避免，甚至在某些时期和地区，“嚣讼”“健讼”之风不绝。但“无讼”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会减轻此风。在此理念下，治理者宣传教化，和息讼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理解并适用法律，实现“明刑弼教”之旨。古代司法官员经常会利用诉讼审判之机“寓教于判”，在审判中申明教化，讲述道理，劝双方息讼止讼。如东汉吴祐为胶东相时，遇到百姓前来诉讼，他首先闭门思过，自责德化不力，然后开始受理诉讼，在审判过程中，他“以道譬之。或身到闾里，重相和解”，经过摆事实讲道理，争取和解结案。其效果是，“自是之后，争隙省息，吏人怀而不欺”。“以和为贵”既是价值上的追求，也是达至“无讼”的方法，要求案件处理不能只停留在解决纠纷层面，还要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睦。
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
西周统治者明确提出“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的思想，从而定下了传统“德”（“礼”）与“刑”（“罚”）关系的基调。西汉借阴阳之学，对德主刑辅作了原理上的论证。董仲舒说，“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思想，要求治国者首先要注重提升整体社会道德，移风易俗，以德化民。为保障教化的推行和道德的实现，刑罚又不可或缺。古人很早就认识到德刑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德刑的运用上，主辅秩序俨然。
慎刑本就是民本思想的内在要求。古人始终坚信人命至重，故对死刑设置了严格的审理、复核和执行程序，同时，对疑罪的处理，“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尚书》中提到，“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传统审理的方式和过程同样凸显了“慎”的特点。早在西周审判中就总结出“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即通过观察诉讼当事人的辞令、脸色、气息、听觉、眼神，来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同时创设了“三刺”（讯群臣、群吏、万民）、“三宥”（宥不识、过失、遗忘）、“三赦”（赦幼弱、老耄、蠢愚），表明周人秉持理性精神，慎重对待司法。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局面，使得思想家普遍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艺文类聚》云：“治国无其法则乱。”商鞅云：“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法治”最为突出的要件就是“立法为公，一断于法”。东汉许慎在解释何为“法”时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平”“直”，意在强调法的公正和平等的特点。
实现公正、平等，要立有良法，且良法得到妥当施行、平等适用。晋朝尚书刘颂曾建言：“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其建议后成为晋律的内容。在晋律影响下，北魏、北周等王朝纷纷确立援法断罪的制度。至唐朝，《唐律疏议》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对于限制司法专横具有重要意义。在具引法典条文前提下，还强调罚当其罪，而非一味机械征引。例如，《大清律例》在“断罪引律令”条之下，专门规定一个条例要求“务须详核情罪”。“详核情罪”就是要求罪刑相适应。与此相应，古代判例判牍中反复出现的“情法两平”“情罪相允”等词语，都在提醒法司要注意罚当其罪：判罪既不可随意出入，量刑亦不可畸轻畸重，而是始终要贯彻“平等”之义。
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
以儒家文化为底色的中国传统法制，秉持矜老恤幼的人文特色。先秦时期的“三赦”“三宥”之法，就是恤刑原则的体现。《唐律疏议》中要求，凡年龄在七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者，犯流刑以下之罪，做收赎处理；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以及笃疾者，犯谋反、大逆、杀人应判死刑的，奏请皇帝处置，犯了盗罪及杀伤人罪的，也用赎法，其他犯罪都不论处；九十岁以上、七岁以下，即便有死罪，也不处刑。法律对于老幼病残情况的认定条件都相对宽泛，体现了人道主义色彩。《大明律》和《大清律例》“名例”篇都规定了优恤老幼病残的原则。对于妇女犯罪，同样有一系列矜恤措施。
总之，在中国传统法律发展史中，这些理念、思想、策略及其制度成果，在各个历史时期发挥了相应作用，为国家强盛、社会安定、民族团结作出过贡献。今天，我们应坚持从实际出发，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中汲取营养、择善而用。
（作者：宋玲，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