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
中国人很早就开始探索如何驾驭人类自身这个重大课题，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了自成体系的成文法典，汉唐时期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典。历史上，凡属盛世都是法治相对健全的时期。比如，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立木建信”，强调“法必明、令必行”，使秦国迅速跻身强国之列；唐太宗以奉法为治国之重，一部《贞观律》成就“贞观之治”，在此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唐律疏议》，进一步为大唐盛世奠定基石。
深入总结可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包括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它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中，源流清晰、思想深邃、特色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中华法制文明的深厚底蕴，在世界法治文明史上具有独树一帜的影响力。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内涵丰富，亲民思想更是源远流长。《礼记》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亲民，一说是“新民”，目的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弃恶扬善，即引导、教化人民。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已明确提出“明德慎罚”思想；汉朝在主张德刑并用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以德为主、以刑为辅的思想，即德主刑辅、“厚其德而简其刑”。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二者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文明延续需要薪火相传、推陈出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的深刻把握。
法治之成败在于合民情、顺民心、护民利。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平等、公正，重在通过法律等手段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保障弱势群体合法利益，尊重法律权威，要求权利与义务平等，形成依法维权和依法解决纠纷的习惯。
全面依法治国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是人民。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要求新期待，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树立辩证思维和全局观念，系统研究谋划和解决法治领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用法治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实现“国法”与“天理”“人情”的协调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增强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意识和能力，把体现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愿望、维护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落实到全面依法治国各领域全过程，社会公平正义保障更为坚实，法治中国建设开创新局面。
新时代新征程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新特征、新态势与新问题不断凸显。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寻找智慧、资源和力量，积极推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予中华法治文明新的时代内涵，激发起蓬勃生机。
比如，重视人命、人心、人力。中国古代思想家强调，天、地、人为“三才”。人在天地之中，兼具理性与道德，体现了古人的自信和对人的肯定，催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司法理念，包括反对专任刑杀，重视道德教化，尽量保全生命、劳动力和家庭，并形成相应的若干制度设计。
研究显示，在汉代，体恤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已经制度化；南北朝时期，州县死刑案件已不得自行轻易处决；唐代实行死刑复奏制度，地方死刑案件要三复奏；清代一般死刑监候案件都要经过秋审复审再予决断。
又如，发扬“讲读律令”的传统文化。在明代，城乡之间、官民之间十分重视讲读法律。为进一步劝善惩恶，要求设立申明亭，“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还要求设立旌善亭，以发挥扬善的宣讲功能，助推实现良善治理。
这对新时期广泛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持续提高公民法治素养，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不无借鉴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