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启示
所谓政治体制，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政治体制相当于政体(FormofGovernment)或总体的政治制度(PoliticalSystem)，它是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得以实现其统治利益和意志的统治方式，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内各种政治关系的总体格局的制度化形式。如，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美国是总统制，英国是议会内阁制，法国是半总统半议会制，瑞士是委员会制等；狭义的政治体制(PoliticalRegime)小于政体或总体的政治制度这个概念，它是大的或曰整体的政治制度得以进入运行状态的各种具体制度和运行机制的总称，包括领导制度、组织制度、人事制度、决策机制、执行机制、监督机制等。这里我们讲的我国近现代政治体制中的政治体制既指广义的政治体制，也包含狭义的政治体制概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曾经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这一论断深刻地说明了一种社会制度在它的能量尚未被完全开发出来之前是不会消失的，新制度要取代旧制度，必须要有比旧制度更大的推进社会发展的能量。换句话说，从旧制度到新制度的制度转型是由制度内含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的向度和大小所支配的，而制度内含的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能量的向度和大小取决于制度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条件的复杂性程度和制度对所处的社会发展环境条件的反应和处置等适应能力之比。
自明末清初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以后，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进程。由于受到旧的封建生产关系的阻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发展需要自由资本和自由劳动力，即要求有一个自由市场，而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把社会中最大的社会资源：土地和劳动力(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不能自由流动。美国著名政治学和社会学学者摩尔认为，中国之所以资本主义萌芽了，但又不能大规模发展的主要原因，是受封建生产关系束缚，农业商品化程度低，所以，土地贵族阶级难以转变为资产阶级。[2]而旧的封建生产关系最大的支撑点和后台就是封建的上层建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其实，面对社会转型的西方和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都很两难。世界历史表明，愿意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度的旧制度实现了制度的转型和制度的重生，不愿意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转变为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度的旧制度最后都被推翻了。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最初不愿意转型，而且似乎也没有要迅速转型的迫切性。因为，中国的“这种行政制度到大约1800年为止，仍能完全满足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华帝国的需要”。[3]可是，半个世纪以后即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外在的巨大挑战和中国社会内部农民和流民起义接连不断，使清王朝不得不考虑制度转型或曰体制转型问题。然而，内部保守派与改良派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以至于耽误了体制自我转型的最佳时机，最后被革命派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了。之后封建君主专制时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往哪里走，并不确定，理论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斗争不断。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和人们对政治体制的认知、争议，伴随着血腥和暴力，特别艰难与曲折。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它给我们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留下怎样宝贵的历史启示呢？
一、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与特点
中国近现代的政治体制的转型和人们对政治体制转型的认知本身很复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和分析，见仁见智，我们选取了五个比较宏观的角度来分析这种转型：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内阁制到总统制、从多党制到一党制、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试图从纷繁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图像中概括出政治体制转型的基本特点及其生成的深层原因，从而，为人们更好地认知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规律，更深地发掘中国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理出一个清晰的线索和独特的视角。
(一)从君主专制制到君主立宪制
面对内外压力的中国社会有四种对君主专制制度的不同态度和做法。
第二种，以改良的方式促成旧体制的点滴改进，但并不想有根本变化：洋务运动。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90年代)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史称“同光新政”。一开始的目标是“求强”，开办近代军事工业，创建新式军队，购买国外新式武器。后来是“求富”，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开办近代工业、训练新军必须要有懂得西方先进技术的专业人才，于是，1872年清政府开始向海外派出留学生并引进西式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的思想开始摆脱蒙昧状态。洋务运动历经30余年，使得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中国一度有机会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但随着甲午战争，清廷面对来自朝野内外的责问不得不找出一个替罪羊来，于是，洋务派和洋务运动便成为甲午战败的罪魁祸首，打开的国门再次被重重地关上，从此，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战败以来一蹶不振至1949年。
第四种，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转型：辛亥革命。20世纪初，中国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已名存实亡，国家权力分散化，君主专制成为了革命的目标。现代化需要现代组织将总量有限且极为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高效使用，而当时的清朝中央政府已经权威不足，无力把国家权力和社会资源集中起来进行有效整合，这就使现代化建设的资源短缺情况十分严重。1895年甲午战争和1900年八国联军的入侵又使中国的部分主权丧失，清朝中央政府权力受到外国列强的进一步侵蚀，中央政府权能萎缩、威望陡降。传统政治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体制内动力严重不足，而体制外政治参与又超出清政府政治控制的能力，革命已经很难避免。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自身惰性使人们相信自古以来高度稳定和伦理公正的旧政治秩序无须过多的改革就可以应对现代化的冲击。这种来自于传统经验的自负在面对现代化危机时就显得苍白无力了。
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清王朝政治衰败的进程加快。为了延续其统治，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推行“预备立宪”即改变沿袭数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着手实行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决定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但又规定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说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为了巩固皇权，清政府迟迟不答应资产阶级立宪派提出的关于立即召开国会的要求，还镇压了立宪派的国会请愿运动，同时，却不断借改革之名强化中央集权、加固皇权。1911年5月，在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化而分崩离析。“预备立宪”不仅没有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政治危机。
可见，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搅和在一起是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第一个重要特点。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目的和任务有所不同。民族革命的任务，要么是推翻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或一些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不是推翻少数民族对多数民族的统治，也不是推翻多数民族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建构民族平等的政治统治形式或结构即现代民族国家；要么是从别的民族的不平等统治下把本民族解放出来，形成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政治革命的任务，是在一个政治体系或民族国家内，要么把一个统治阶级或集团从统治者的位置上赶下台，让一个新的阶级或集团从被统治的地位上升到统治阶级或集团的位置上；要么是推翻一个旧阶级或集团，建构一个民主平等的政治体系。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两种革命常常是先后的、分开进行的。可是，近现代的中国这两项任务几乎是同时进行的，使中国革命增加了复杂性、艰难性。清末民初推翻清政府，反对军阀统治，既是一场民族革命，也是一场政治革命。实际上，到1949年才真正完成了这两项任务。
(二)从君主制到共和制
清末从封建专制君主制向立宪君主制转变失败后，就剩下一种政治体制的选项了：从封建专制君主制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转变。于是，围绕君主制与共和制的选择问题，各派力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双方观点和主张都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如前所述，现代化需要现代组织，特别是现代国家组织、政府组织、政党组织将分散的社会资源集中起来加以高效使用，即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需要国家组织、政府组织、政党组织的权力集中，但世界的大势是共和民主制，这是一种适度分权、人民参与的体制。袁世凯、张勋复辟之所以能发动起来但又很快失败的原因就在这里，即虽然当时的中国客观上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适度集权，以更好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几千年的专制君主制也使很多人在失去“皇上”后，想念和留恋君主制下的昔日光荣与梦想，可是，他们没有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度”在政治体制形态上的表现，他们用旧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去集权就招致国内大部分拥护民主共和的民众的唾弃和国际上大部分民主共和国家的反对。
立宪派和革命派在否定专制政治，赞成宪政问题上基本没有区别，分歧在于实现宪政之手段和政体形式的选择。立宪派主张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君主立宪，革命派则主张以暴力革命手段走民主共和的道路。决定立宪派与革命派分歧的根本点是民族主义：对满族统治及满族占据的国家元首的态度。因此，是否主张民族主义——排除满族统治及满清皇帝，在当时是区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最重要标准。
辛亥革命的胜利标志封建君主制已经丧失人心。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此后的中国“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从内阁制到总统制
民国初年的“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表面上看是共和制内部的国家权力重心的不同选择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1911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采用的政体形式是总统制，国务院不设总理，各部部长直接对临时大总统负责，由临时大总统任免，临时大总统享有统率海陆军、任免国务员及外交专使、缔结国际条约等权限，这与美国宪法关于总统权限的规定几乎相同。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3月公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采用内阁制政体形式。1912年3月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但实际上他自己控制行政权力，6月唐绍仪无奈辞去国务总理一职。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解散国会、两院议员职务令。1914年5月1日，他又公布施行约法会议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废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代之以总统个人独裁。
袁世凯下台后，黎元洪、冯国璋与段祺瑞总统与总理之间的“府院之争”(1916~1917年)是党派假借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之争的权力之争和利益之争。1927年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蒋介石与胡汉民的总统制与议会内阁制之争，蒋介石、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内阁制与总统制之争，实质上是集权与分权、专制与民主的斗争，是党派、阶级之间围绕国家权力的斗争。
(四)从多党制到一党制
民国时期的“多党制与一党制之争”表面上看是共和制内部政党政治体制的不同选择问题，实际上仍然是君主制与共和制之争的转型形态。
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举行的第一次多党制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议院、众议院两院中共获392席，占议席的45%，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议席总数只有223席。作为国民党的领袖，宋教仁满以为按照政党政治的规则可以由他这位国会多数党领袖出任内阁总理，国民党可以大有作为了。可是，心系独裁专制的袁世凯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是绝对不可能接受的，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将宋教仁暗杀于上海火车站。1913年10月，袁世凯迫使国会选举他自己为大总统。一年后，袁世凯甚至把他扶植起来的保皇党(公民党)以及支持他的进步党都一脚踢开，下令解散国会，彻底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及其产物的多党制议会，执意要当洪宪皇帝。[8]
多党制在近现代中国虽盛行一时，但不断遭人抨击、羞辱，最后夭折是必然的，原因有：第一，中国缺乏实行多党制的历史、文化条件；第二，现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不够强大，社会中主要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对立和对抗，没有多元分化的利益结构和社会结构，民主缺乏阶级、阶层力量均衡的社会基础；第三，没有自由平等、妥协合作的民主精神或民主传统及其衍生的大家认同的现实的民主规则或民主制度；第四，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不论谁当权)，总是倾其全力，扼杀多党制议会民主，民主是政客们玩弄权术的把戏，即使有民主的形式，也没有民主的真正内涵；第五，那时候，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资产阶级立宪派，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运作常识和活动规则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运用起来也很生硬，源于西方的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没有与中国当时的社会习惯和政治传统有机结合。这就充分表明，资产阶级多党制不适合20世纪的中国国情。
(五)从地方自治制到中央集权制
从秦统一到清王朝，中国传统的国家结构形式是中央集权的单一制，不存在地方自治问题，可是，近代以来，受到西方国家地方自治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和联邦制等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一些人，特别是某些知识分子和部分官员开始谈论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以平衡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目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想给地方发展提供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地方自治原本只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一种，可是，中国近现代理论争论和实践探索中的“地方自治”实际上是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自治和复合制国家结构形式中的地方分权的一种混合体。
武昌起义后，大多数省份相继宣告脱离与清政府的隶属关系而独立。孙中山在建国之初也曾主张地方自治，认为“于政治上万不宜于中央集权，倘用北美联邦制实最相宜”。[10]因此，联邦建国的主张一度盛行。1911年11月30日，独立各省派代表云集武汉讨论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该《大纲》规定：临时大总统、副总统由各省代表选举之，每省一票，以得票满投票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不论大小，各省一律平等。至于临时大总统权力的规定大多与美国的联邦宪法规定相仿。但是，地方分权、各自为政，造成财政分割，中央政府财政十分困难。“革命之后，县款不解于省，省款不解于中央。”1913年各省应解给中央的款项是3250万元，但据财政部的报告，从民国元年到二年12月，各省实际解给中央的款项是260万元。而军政费用，新旧内外债的偿还，均需大量款项，中央只得靠借钱度日。[11]同时，由于俄国和英国的操纵和鼓动，在蒙古、新疆和西藏地区出现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现实危险。这些都说明有加强中央集权的必要，于是，中国究竟应该继续实行中央集权还是强化地方自治(地方分权)的争论更趋激烈。
袁世凯在刚当临时大总统时，曾宣誓会遵守《临时约法》，承认议会的地位，也默认地方自治，但不久就改变主意，试图建立以他为核心的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行政制度。梁启超及民主党人支持袁世凯推行集权政策，要求“省”应从自治性政治实体回归到直属中央的行政机构。国民党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也倾向于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推进实业建设、社会建设，不过他们主张的中央集权是民主共和制下的有限中央集权，与袁世凯的专制君主制下的绝对中央集权有本质差异。
以上说明，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起伏和重大理论、实践上的争论，与国际舆论的介入和列强的干预的叠加是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第四个特点。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虽然，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共和民主制度的外壳，可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共和民主制度的内涵却很少见到。很多好的制度规范要么夭折，要么变形，无法真正起作用。国内各大势力之间合纵连横、分化组合不断，但单靠自己的力量都难于实现统一中国、恢复主权完整的目标，于是，国内各大势力纷纷求助于、借助于西方列强，西方列强也乘机要求延续或扩大其在华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内容。当然，20世纪的世界国际化程度也在不断提升，共和、民主理念和制度在不断扩展，形成一股世界潮流，尽管专制和独裁也在作最后的挣扎。因此，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中国际舆论的介入和列强的干预，一方面，是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在国际领域中延续或延伸，另一方面，也是西方列强试图延续或扩大其在华的势力和利益的反映，再一方面，也是世界范围内共和、民主与专制、独裁斗争的一种体现。
二、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当代启示
马克思在谈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过程时曾经讲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2]了解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和特点，对于今日中国更好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价值。
(一)如何处理好现代民族建设与现代国家建设的关系
自秦统一中国始，中国已经是一个以单一民族为主体建构的传统民族国家，但由于农耕与游牧民族的争斗，中央集权不断受到冲击，又不断巩固和强化，传统民族国家也随之受到冲击，但几千年间民族国家的核心要素——主权从来都没有成问题过，然而，1840年以后主权成了问题。主权不完整，现代民族国家就无法真正建构起来。所以，近代以来的革命在反封建的同时，还要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不是反资本、反技术、反制度、反文明，而是，通过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以维护国家主权。
清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民族不自由、不平等、不民主的民族歧视政策，没有进行民族自然整合以建构起现代民族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及其政府才实行了民族自由、平等、民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政策，大大推进了中国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但至今这个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
(二)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政党建设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和政治家，在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演进和发展，进行现代国家建设时，不约而同地发现一个重要规律：现代国家建设需要国家或政府的适度集权，而牵制和平衡国家和政府集权的是强大的政党。因此，现代国家建设需要有现代政党建设相配套。
亨廷顿指出，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的第一个政治前提是具有强大而有效的集权的政府和政党，但是这个政党应该是一个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的政党，而非将政党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政党。[13]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说，直到18世纪中叶左右，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是靠王权推动的。[14]古德诺在《政治与行政》中认为，一个强大而集权的政府是现代化的必然产物，但政府越集权，就越需要政党分担政府职能，一个强大而有效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才能分担政府职能。一个党要强大而有力，必须要有一个卓越而有领导力的党魁，然而，集权的执政党组织和党魁需要党内民主和监督；否则，党就会腐败，而一个腐败的政党是无法领导好国家和社会的。[15]
孙中山在1916年护国战争之后对政党为一己私利而不断争斗的现实非常厌恶，他认为，对国家的未来发展要有一个整体蓝图，而一个执政党更加需要有一个治党、治国的总体规划。于是，他写了《建国方略》(包括《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但也痛感国民党的腐败无能，于是，他认为，要想治好国，应先治好党。1919年10月10日，他重建国民党，把它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从思想建设到组织建设都进行了种种努力。[16]可惜，孙中山先生去世太早，国民党的政党权力和中华民国的国家权力落到了蒋介石手里，使国民党逐渐偏离孙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忽视执政党自身的建设，致使国民党党内腐败泛滥，进而蔓延到国家和社会的腐烂，不仅国民党最终丧失国家政权，而且中国社会也无法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摆脱出来。这一历史教训是深刻的，发人深省的。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就十分重视党的建设，党建是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宝之一。从三湾改编开始，中国共产党就从思想(理论)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加强党自身的发展与整顿，始终使自己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战斗力，最后推翻了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也表明，当党重视自身的建设时，党和国家就能发展和进步，反之就落后和退步。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与时俱进地发展党的宗旨、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和手段：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
(三)如何处理好现代国家建设与现代社会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好政党组织与国家组织、人民群众三者的关系问题。从孙中山先生到蒋介石，党国一元化体制下国家控制社会有其历史必然性。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曾经进行过“乡村建设”和“新生活运动”，试图进行社会建设，发展乡村社会和都市社会，但因各种内外原因，民国时期的社会组织始终非常弱小，没有成长起来。而在一个没有强大的社会组织系统的国家中，国家的行为是不受任何牵制的，这当然容易导致国家的肆意妄为和专制独裁的生长。
如何解决上述两大问题？我们认为，关键在于：在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加大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力度，加快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社会建设的步伐。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或曰必须先行的问题是对社会组织的有效培育和发展。因为，只有先进行社会建设，社会有了强大的自治组织和自治能力，国家才能放心地把部分权能下放给社会并使社会管理既有序又高效，相反，如果国家盲目把权能下放给社会，社会没法有效地承担起管理社会的职能，社会管理就会失序和低效。
从图1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强大的相对独立自治的社会组织的中国社会系统无法承担起既连接又隔离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的职能，中国的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就直接联系在一起，这是目前中国社会财富分配不够公平，权钱交易屡禁不止，腐败有所蔓延的重要体制原因。21世纪初开始中国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步伐加快，但中国现有社会组织整体力量有限，社会组织内部和相互间关系非规则化，缺乏执政党和政府的强大支持和有效监督等问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去解决。
(四)如何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的关系
如前所述，洋务派领导人李鸿章认为，泰西各国是以工商致富，由富而强，认为“求富”是“求强”的先决条件。但随着甲午战争中中国被小国日本打败，原本和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而中国则自甲午以来一蹶不振直至1949年。“求强”与“求富”到底应该哪个为先成为人们重新思考的问题。
从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政府到蒋介石国民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合的政府，社会在进步，但后者解决不了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三大近代中国主要的时代任务。百年巨变告诉我们：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才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统一。
图1中国政治系统、社会系统、经济系统关系示意图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存在90年，而且还要再继续存在下去，根本的原因，她是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要实现“三个代表”的统一才能解决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三大任务的统一。其中，重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先进文化(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既有利于推动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属于“民族国家建设”的层面)，也有利于增进人民幸福(属于“经济建设”的层面)；重视最广大人民利益主要有利于推动人民幸福(属于“经济建设”的层面)。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初期和中期，先侧重于经济建设，先“求富”，为国家的强大奠定一定的物质基础，是正确的选择，到现代化的中后期，侧重于“求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求富”的成果，达成“求强”和“求富”的平衡，也是正确的。所以，处理好“三个代表”与三项任务的有机统一是处理好国家建设与经济建设，“求强”与“求富”关系的关键。
(五)如何处理好党、国家与军队的关系
如前所述，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使得君主专制体制开始出现松动，为君主专制体制的最后崩溃埋下了伏笔。首先，太平天国运动导致地方权力的崛起，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开始减弱。其次，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军队的私人化、地方化倾向，王朝对军队的控制开始松弛。民国时期，蒋介石把军队看成维护他自己独裁、专制的工具(蒋校长的军队)，维护四大家族特殊利益和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工具，把原本应该属于国家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私人化、利益集团化了，这导致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腐败和战斗力的急剧下降，最后丧失了国家政权。这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训。
(六)如何处理好执政党、国家与知识分子的关系
可以说，晚清君主专制的内部变动是现代化危机冲击的结果。革命源于科举制被取消后农村士绅毫无约束地盘剥农民，从而激化社会矛盾和冲突。雪上加霜的是，现代化危机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刻影响的同时，知识精英不断走向分裂，而这又反过来加剧现代化危机。
(七)如何处理好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关系
(八)如何处理好改革形式与改革内容、改革时机的关系
(九)如何处理好决策系统与咨询参谋系统的关系
(十)如何处理好政治体制之间的批判与借鉴的关系
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曾经说过，对文明地区的国家来说，代议制政府或许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但对尚未文明的地区来说，代议制政府未必是最好的政府形式，移植代议制政府后很有可能不是促进它的发展和进步，而是阻碍它的发展和进步。所以，世界上并没有一个普遍的最好的政府形式，相反，衡量是否是理想上最好的政府形式倒有一个普遍的标准：这个国家或地区如果没有这样的政府就无法得到很好的发展和进步。[21]
雷日科夫在《大国悲剧》中说，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之所以一蹶不振，最主要的原因是俄罗斯对西方文化已经丧失了批判精神，盲目推崇西方文化和制度，这是俄罗斯文化不自信的结果。[22]而最近几年俄罗斯的发展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普金号召俄罗斯人民对西方文化不再盲目推崇，试图重拾俄罗斯文化的自信是其重要原因。在当代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批判地吸收和借鉴西方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但绝对不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模式。不能否认，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资本主义民主政治是在反对封建专制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一种历史进步，其中包含了人类社会共同的文明成果。因此，它的某些观念、形式、方法和技术，有我们可以吸收借鉴的地方，但吸收和借鉴应是有分析、有批判、有改造的，不能简单模仿、全盘照搬。邓小平指出：“西方民主那一套我们不能照搬，中国的事情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办。”[23]如果我们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模式，就会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真正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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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英]J.S.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4、43页。
[22][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23][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9、2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