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中国法律及其语言的历史演进与近代转型

法律语言缘何相对稳定？作为法律思想及法律信息的物化载体，法律语言折射的力量具有强制性，差之毫厘则谬以千里，动辄关乎个人生死荣辱、财产安全乃至国家主权。正是这种权力表象，使得法言法语更显威严神秘，令人顶礼膜拜，也因此赋予法律语言两项最基本的特征——权威性和约束力，同时亦造就了法律语言倾向保守、抗拒变革的惯性。

可正如高鸿钧、贺卫方教授在《比较法学丛书》总序中所言，“法，作为习俗结晶、文化符号之一种，其演进标志人类族群进化之轨迹：由隔离而接触，由孤立而群合，由独行而协作，由排斥而共存”（2002：1）。语言随社会文化制度的变迁而逐步演化，同样是任何壕沟壁垒都无法抗拒的常态，尤其在天翻地覆的清末民初转型期，除却跃进更难以形容。

我国古代法制至迟在夏禹时期便已揭开序幕，“从殷周起经过春秋战国秦西汉新莽东汉魏蜀吴晋宋齐梁陈隋唐宋至明都是汉族一系相传，循序进展，中间虽屡有北方野蛮民族的侵入：如晋末的后赵前秦后秦南燕北朝的后魏北齐后周五代的后唐，宋以后的辽金元清各朝虽立国的久暂不同，但都是努力汉化，而编纂法典，传播法律知识诸事，尤有可值得赞美的成就，因此中国法律系延四千年线不至中断，在世界五大法系中——罗马法系、英国法系、印度法系、回回法系——能独立自成一统”（杨鸿烈，1984：1—2）。

潘庆云教授着眼法律语言沿革，将传统法制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主要阶段（2004：33）：滥觞阶段（夏、商至春秋后期）、形成阶段（秦、汉）、发展阶段（唐、宋）和完善阶段（明、清）。不过，潘先生论述阶段特征的焦点似乎在诉讼文书特别是判词风格的变化。仅就成文法而言，从已知最早的郑刑书、晋刑鼎及现存较系统完整的《法经》到集大成的《大清律例》，“中国古代法律具有十分明显的内在发展的联系和因袭性”（陈炯，1998：22）。自唐朝起，“中华法系”甚至还影响到日本、越南、朝鲜等一衣带水的属国邻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