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从反复试错到探索定型——近代中国转型的历史反思”，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如何在大历史中定位近代中国的转型；近代中国转型的本质、内容与特点；关于近代自觉探索定型的现代中国的思考。
一、在大历史中定位近代中国转型
看待中国近代转型，可以从宏观角度看，也可以从微观角度解剖。今天，我们主要尝试从历史的进度中看近代中国转型。
（一）定位近代中国转型的三个基本观念
在定位近代中国转型之前，有三个基本观念需要确立：
1.中国是一个具有世界胸怀的文化体
中国文明在起初阶段就是一个世界文明。我们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文明形态比较一下。比如，英国是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经济联合体，在强盛的时候可以是日不落帝国，在经济实力衰退的时候，就不断分裂。靠经济利益把文明、国家绑在一起，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从建国开始，就是一个军事同盟。所以，当军事实力衰退的时候，整个国家文明土崩瓦解。而中国是一个文化体，靠文明理念把国家凝聚在一起。“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近者说（悦），远者来”靠的是一套文明理念。中美两国都是靠一套价值理念形成的国家形态，相对来讲,我们是一个文化体，而美国是一个文化帝国，其区别用《论语》里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一个文化帝国，美国的主要特点就是把它的价值理念不断强有力地输出，而我们则是“近者说（悦），远者来”，差别就在这里。
2.中国是世界文明史的奇迹
当今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只有中国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另外半个是犹太文明。犹太文明在世界历史上流浪了1500年，但实际上，现在的希伯来文与古时的希伯来文之间是有断裂的。而一个文明是否灭亡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它的文字是否断裂。今天，中国人看两千年前的文字依然没有困难，这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奇迹。文明是不断延续、不断发展的过程。
3.中国近代转型之复杂与艰难前所未有、世所未见
中国文明历史之长、体量之大、人口之众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我们要对中国文明转型及其难度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二）中国文化体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与两次转型
如何从历史的视角来定位近代中国转型呢？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体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两次转型。
1.中国文化体经历的三个历史时期
（1）中原文化时期
中原文化时期的中国，大致以今天的河南为中心，包括今天的晋魏平原、山西中南部、山东以及湖北北部。中原文化时期，中国文明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爆发，就是黄帝部落统一整个中原。“仓颉造字”的传说，实质就是以黄帝部落为中心统一了中原的文字，这对统一文明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原文化时期的文明顶峰是在西周形成了“家天下”的体制。
（2）中华文明圈时期
（3）世界列国时代
1840年，中国进入下一个阶段，这个时期的中国遇到了与自己等量齐观，甚至在很多方面更加强大的西方文明的挑战。在短短数十年间，古老的中国一败涂地，中国进入了世界列国时代（或者叫全球时代）。今天的中国依然处在这个阶段。
2.中国文化体经历的两次转型
在这三大历史时期中，中国经历了两次转型。
（1）从中原文化转向中华文明圈时期
（2）从中华文明圈转向世界列国时期
与第一次转型相比，我国第二次转型也呈现出一些特点。1840年的转型是在外力压迫下被动、突然的转型，这个时候的中国文明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处在一个相对衰败的时期。所以，在西方文明强有力的挑战下，中国文明进入土崩瓦解的状态。第二次转型可以说是老年人重生为青年人、“返老还童”的状态。
在第二次转型初期，中国人就意识到此次转型与以往改朝换代完全不同的本质。李鸿章在1874年的《筹议海防折》中有这样一段话：“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数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边防在1840年之前主要的问题都在西北，而在1840年之后成东南。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世界之中国，不再是中华文明圈之宗主国。同一时期著名的改革派人士，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有一个著名的判断：“神州不过世界东南之一角。”这个判断与李鸿章的“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异曲同工之妙，都道出了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秩序里，而且必须在这个全新的世界里求生存。
（3）近代中国转型的本质
近代中国转型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对中华文化体在转型前后的变化进行归纳，从价值理念、文化方式、政治制度、产业模式、组织形式和国际关系六个角度来阐述。
①价值理念传统时期，中华文化体的价值理念是天理人伦。价值理念无非两端，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天理），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即人伦）。天理即敬畏天地，道法自然。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敬畏天地、道法自然的集中体现。我们的作息习惯都体现了与自然节奏合拍的基本理念。人伦可以细化为八个字——亲亲、贤贤、尊尊、长长。亲亲、贤贤、尊尊、长长体现了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基本规则，“亲亲”代表重视家庭，“贤贤”代表尊重有知识、有德行的人，“尊尊”代表尊敬有地位的人，“长长”代表敬畏、尊重长者。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文化变革，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中依然带有浓重的亲亲、贤贤、尊尊、长长的行为方式和规则。
②文化方式这套价值理念是以什么样的文化方式弥散到社会形态当中，并最终为人们所接受的呢？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礼制风俗。在封建社会中，士大夫主要靠既定的礼制，老百姓主要靠风俗。
③政治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的是君主郡县制度。君主郡县制度有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元首世袭。这一点非常重要。相比于世界其他文明体，中国很早就建立了庞大的帝国。秦汉时期，中国的国土面积约有400万平方公里，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没有比元首世袭更能维护政治体制稳定性的方式了。第二，中央集权。第三，文官遴选。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善的文官选拔制度，这对于国家摆脱血缘关系，进入比较合理的行政体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四，在基层治理上实现官绅共治。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由士绅来治理。
④产业模式在产业模式上实行的是农副经济。我们一般把中国传统时期的经济称为小农经济，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按照费孝通先生做的乡村调查，农业和副业在以往的普通家庭收入中各自占到一半。江浙一带，副业能到60%到70%，是比较富庶的地方。所以，单靠农业的产出不足以维持家庭的收支，当时的经济形态是农副经济。
⑤组织形式组织形式主要是家族村落。传统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主要由城镇、乡村、山林、江湖和市场组成。以北京为例，二环之内主要是城镇，二环之外主要是乡村，以潭柘寺为代表的寺庙、道观代表山林，各种各样的“市”“口”代表市场，前门等江湖艺人集中的地方代表江湖。可以说，中国历代的主要人口都集中在乡村中。
⑥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主要是册封朝贡，以中国为宗主国，其他国家为中国的属国。
以上六个要素是一个相互嵌套、相辅相成的关系。举个例子来讲，农副经济的形态要求人口聚居，因此形成家族村落。以亲亲为核心的人伦关系，必然对应以家族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没有家族的存在，这套人伦理念不太可能维持下去。今天社会上一度出现读古代经书的潮流。这对改进社会的道德风气有很大帮助，但是效果也不宜过度夸大。因为真正能够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并不是读经，而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是通过春风化雨的方式来完成的。所以，这套人伦理念对应的是家族体系。我们讲的官绅共治也一样，王权止于县政，县以下由士大夫和乡绅共同治理，这和家族体系也是并列在一起的。所以，这套体制的各个维度之间是相互匹配、相互嵌套、相辅相成的。
二、近代中国转型的本质、内容与特点
中华文化体在转型过程中呈现什么样的特点？这就要搞清楚这个转型要做什么，由谁来做，怎么做，以及做得怎么样。近代中国转型的基本特点主要就从这几个角度来讲。
（一）要做什么
1.关于“索我理想之中华”的三点阐述
（1）“索我理想之中华”是精英团体的共识
从晚清洋务运动直到今天，中国不同的精英团体、不同的社会团体，在“索我理想之中华”的问题上是没有异议的，每一个团体都要“索我理想之中华”。这是第一点。
（2）不同团体对“索我理想之中华”的理解有差异
在近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不同团体、派系对“索我理想之中华”的理解是有差异的，甚至有很多地方是针锋相对的，因为大家都不太清楚这个“理想之中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也没有人能事先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3）同一团体在不同时期对“理想之中华”的理解也会有不同
不论是北洋系、中国国民党，还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理想之中华”的理解也会有所不同。从党的二大、七大、八大、九大、十二大、十三大和十六大到十八大，我们可以看到对“理想之中华”在不同时期的表述是略有出入的，这也证明近代中国转型是非常困难的，转型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所以描述有出入是正常的。
2.“索我理想之中华”的两个任务
要“索我理想之中华”就要有可细化的任务，不然“理想之中华”就是空谈。“索我理想之中华”要完成哪两个任务？救亡和复兴。
（1）救亡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主要完成的是救亡任务。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题。救亡的主要目的就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或者说卸下来自帝国主义的压迫和重负，他主要由两项具体任务构成：一是抵抗来自日本和俄国的侵略，二是向欧美列强收回权益。
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可以说明中国到1949年就完成了救亡的任务。第一，废除不平等条约。到1949年，中国基本废除了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从北洋政府开始废约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正式访问苏联并最终于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基本废除了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第二，抗战胜利。1945年的抗战胜利是中国登上国际舞台最重要的标志。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牺牲了2000多万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使世界对中国的认可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我们也因此获得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可以说，到1949年，中国的救亡任务基本完成。
（2）复兴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时代主题就是复兴。我们应该从复兴的大的历史条件之下来看待习近平总书记今天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我们进入复兴时期以来的最高阶段。
（二）由谁来做
谁来“索我理想之中华”？谁来实现救亡和复兴的重要任务？在中国的近代转型中，出现了很多社会团体、党派，其中主要是三大精英团体：北洋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我们简单分析一下这三大精英团体各自的特点和属性，以及为什么历史会选择我们中国共产党。
1.北洋系
（1）纲领。北洋系这个团体总的来讲是没有纲领的，准确地说，其前期没有非常细致、明确的纲领。北洋系的口号有两个：强国与武力统一。在辛亥革命之前主要是强国，辛亥革命之后主要是武力统一。换句话说，在转型过程中，北洋系始终没有提出关于“理想之中华”的明确纲领。这是北洋系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短短16年之间就被历史所抛弃的最重要原因。
（2）组织性质。在组织性质上，北洋系是一个松散的旧式派系，按中国古代的说法，就是朋党。这种松散的旧式派系是主要依托师生关系、上下级关系、姻亲等传统社会关系所构成的派系联盟。
（3）领导层。北洋系的领导层就是以徐世昌（晚清翰林）为代表的旧式师生、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军校生，以及以张勋为代表的军吏行伍（就是所谓的职业军人）。在领导层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缺乏来自新时代的、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物或者新式知识分子，也没有来自广大农民和工人这样的社会团体，因此其领导层相对来讲比较狭隘，代表性不够。
（4）社会基础。北洋系的领导层就直接确定了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军队、商界和国外势力。
为什么北洋系没有提出一个针对中国的切实的纲领？因为其领导层不具备这样的现代化素质，这从袁世凯本人的经历就能看出来。在辛亥革命之前，袁世凯在旧体制当中是一个如鱼得水的超级官僚政客，但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为什么会称帝？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以他为首的北洋系团体并不知道民国应该怎么建。袁世凯在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之后，也曾一度尝试着想建立一个新的民国，但是经过几年的挫折之后，他对民国这套东西完全丧失了信心，所以又回头去走老路子。所以北洋系没有能力去应对来自新世界的挑战，这是他在历史当中衰败被淘汰的最重要的原因。
2.中国国民党
（1）纲领
总的来讲，国民党（包括前期的兴中会、同盟会）的基本纲领有两个变化：早期以“驱除鞑虏”（即救国）为主要目标，后期则更加全面地推行孙中山倡导的“三民主义”。
（2）组织性质
国民党的组织性质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第一，辛亥革命之前，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早期组织形式）是具有很强的旧式秘密会党性质的团体。第二，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改组国民党，使之吸纳了来自于社会各个团体的精英力量，形成了一个派系联盟。但这个派系联盟依然具有浓厚的旧式联盟特点，或者说跟朋党性质的北洋系依然有很强的相似性。第三，1922年，孙中山决定“联俄”后，国民党进行了现代化改造，成为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政党，具有了苏式政党的特点，但改造不太彻底，依然有旧式派系联盟的残余特色。例如，国民党并没有建立比较完备的组织体系，在南方八省中，国民党基本上党的系统能到县级，而北方基本上到省这一级就没有了。这是国民党在改造过程中的一大缺陷。
（3）领导层
国民党组织性质的不彻底性是由其领导层带来的。其领导层主要是旧式的士绅、军校生和留学生。
（4）社会基础
国民党的社会基础是知识界、江湖会党和商界。
3.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苏式政党；纲领非常明确；领导层也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包括本土知识分子、来自苏联的留学生、乡村精英和工人；所依赖的社会基础，主要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比较好地代表了中国各个阶层、领域的力量。这一点可以跟北洋系和国民党比较一下。北洋系的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北方，其领袖袁世凯一生都未踏足长江以南；国民党的主要活动范围在南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南方党；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就是一个全国性政党，党的领导层和社会基础也覆盖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能考虑到各个阶层的需求，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在转型过程中领导整个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关键要素。
（三）怎么做
北洋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这三大团体在领导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分别采取了什么样的路线？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归纳为“两条道路（六种选择）”。
1.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
北洋系的基本思路是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不论是早期的曾（国藩）、李（鸿章）变革，还是后期袁世凯的清末新政，也包括中期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虽然不是北洋系主导，但其主要的思路也是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都选择了传统主义（选择一）的道路。
这条道路在两次事件中受到了重创。第一，甲午战争。在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战败使大家意识到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就是在原有体制不动或者微调的情况下进行增量改革或者局部改革，所产生的改革红利容易被原有的体制稀释掉。关于中日甲午战争，梁启超曾经判断说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从这个判断就可以看出，北洋系改革产生的红利被旧体制所稀释，没有办法带领整个国家创造一个新局面。辛亥革命之后，这种于传统思想与体制中变革中国的思路就没有市场了。
2.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
民国建立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潮流是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但是，于西方秩序中再造中国，我们也经历了不同的“西方”选择，这个西方是打引号的，其内涵在于：到底哪个“西方”适合中国，我们也不太清楚。胡适曾经有一个讲法叫“充分西化”，但至于是充分哪个西化，他也没有讲清楚。按他的说法，是先把西方的东西都拿过来，然后再揉出个一二三四五来，但这个过程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顺利，而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
（1）以日为师（选择二）
辛亥革命之前，我们也开始西化，但那个时候并没有成为主流。我们最早西化的学习对象，就是已经西化的日本。为什么日本会成为中国在辛亥革命前后主要的学习对象？一是中日文化相近；二是中日国家体制比较相近；三是在北洋时期，特别是在清末袁世凯主政时期，中国先后向日本派遣了大约42000个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回来之后对于中国的改造，自然是按照日本的模式进行的。应该说，我们从日本那里吸收了不少东西，但是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后,我们对日本的学习基本中断了，因为国家的体制已经不可能再走到同一条道路上来了。
（2）英国的虚君制（选择三）
对于英国的虚君制，总的来讲，我们只停留在思想辩论层面上，其主体是以张謇为代表的地方立宪派，试图建立一个虚君的政治体制。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非常充分地考虑到中国的国情。中国2000多年来实行的基本体制是中央集权和元首世袭，实行的是强军制，实行的是“强国家－大社会”制。这种“强国家－大社会”制与英国的体制差距太大，没有哪个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转一个180°重起炉灶，这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社会并不是个人的意志就可以转移的，历史的延续性是非常强的。
（3）美国模式（选择四）
中华民国最初学习的对象就是美国，按宋教仁的说法就是“以美为师”。中华民国第一部具有宪法性质的文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就是以美国宪法为底本制定的。但是，美国这套体制后来也被放弃了。什么原因？从现实效果上来讲不成功。梁启超1920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推行联省自治，尝试着建立一个地方自治的联邦国家，全部失败。什么原因？跟英国制度没有被选择是同一个道理：经历数千年的中央集权，中国已经形成了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固定模式，尝试着在短短几年之内把这种关系打破是不客观的，带有很强的以理想来切割现实的特点。一个国家的建设，在主义、思想与现实之间并不能说纯粹以思想来切割现实，这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表现。
（4）德国模式（选择五）
（5）以俄为师（选择六）
第二，苏维埃政权展开了“动听”的政治宣传攻势。苏维埃政权一建立就表态，要废除沙俄时期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作为战胜国的权益没有得到保护。但是《巴黎和约》签订一个月后，苏维埃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卡拉汉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一个《卡拉汉宣言》，宣称俄国尊重各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权益，要把这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掉。1920年，卡拉汉进行了又一场宣布。所以苏俄的政治宣传赢得了当时中国精英阶层的普遍欢迎。这一点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对苏俄派来的共产国际使者的欢迎情况就能看出端倪。
（四）做得怎样
三大集团在转型过程中的基本状态是什么？回顾这170年来我们转型的历程，可以归纳出四种状态：
1.迫不及待
这种心态到今天我们依然还或多或少地存在。回顾一下，我们以往的五年规划，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那就是“快”。但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的“十三五”规划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快”的提法，转而注重健康发展，这是一个非常喜人的转折点。
因为迫不及待，所以才会求取捷径，因为迫不及待，我们就尝试着尽快找到复兴和救亡的办法，把中国带出灾难深重的状态。我们为什么会选择学习苏俄？就是因为我们亟需一剂猛药，好让中国迅速摆脱濒临灭亡的状态——实际上也成功了。但是，当我们回顾这个成功的时候，发现这种成功是有代价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对苏联模式的放弃，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代价的表现。
2.参差不齐
转型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价值理念、文化方式、政治制度、产业模式、组织形态、国际关系各个维度的全面转型。但是，由于各精英集团对转型开出了不同的药方，同一个精英集团在不同时期的转型方案也有变化，所以就造成转型在各维度、领域参差不齐的现象，进度也参差不齐，有些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的国际先进水平，有些还依然停留在传统时期。比如说，今天中国的产权关系有些方面已经走到了比较先进的阶段，有些方面则有待明晰。
3.西洋崇拜
近代中国最基本的心态就是西洋崇拜。1934年8月24日的《大公报》有一篇社论讲：“最近二十年来，……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力既己荡然无存，不待外侮之来，国家固早已濒于精神幻灭之域。”这个判断放到今天可能稍微严重了一些，但也有一定的警醒意义。北京大学创立之初，任何老师的聘用都是要有国外文凭的，近乎唯国外马首是瞻。这是主导中国转型很重要的一条线索。
但是，在西洋崇拜的同时，也有一条反西洋崇拜的线索。这点我们要同时去理解。比如，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早期阶段，实际上是唯共产国际“马首是瞻”的，直到毛泽东同志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打破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状态，情况才得到切实好转。近来社会上有一股虚无主义的思潮，对延安整风运动颇有说辞，实际上他们都没有意识到，整风运动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与整个中国转向正确的转型道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整风运动最核心的目的，是打破对共产国际的崇拜，按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是打破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毛泽东思想），实际上都是整风运动最重要的产物。可以说，整风运动是近代中国转型历程中打破西洋崇拜的第一步，是中国精英团体对西洋崇拜的一个反思，我们今天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是反西洋崇拜的一个成果。
4.反复试错
在近代中国转型过程当中，由于没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刚性，准确来讲，也不可能有一个可以一以贯之的纲领，所以不同的精英团体在不同阶段就需要不断试验，看看在不同领域到底哪种制度适合，相互之间又怎么匹配。我们经常讲，要有配套改革，但不同维度、不同领域之间的配套改革并不容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这中间一定还会犯错误，还会出问题。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实际上是对反复试错非常通俗的表达。
这种反复试错的状态实际上是我们转型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今天我们依然有反复试错的特点。但随着全面改革的深入，这种反复试错的特点将逐渐消失，我们将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框架下进行调整。比如，我们农村的经济组织方式经历了七个阶段，从自耕农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再到人民公社，再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到村户双层经营体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现阶段的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我们不断探索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组织方式的历程，这中间经历了很多试验和挫折。这是大型文明完成转型必然经历的正常状态。
三、自觉探索定型的中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里面有这样一个表述：“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一点：“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取得重大进展。”我们一定要在这种转型的大视野当中来理解“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全面改革。全面改革的基本意涵，是说中国到了转型的拐点时期，需要对社会各领域、各要素、各阶层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和综合调整，使其进入到比较稳定、合理的关系中，我们的价值理念、政治制度、文化方式、产业模式、社会形态，以及国际关系，都要慢慢步入正轨，摆脱反复试错的状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常态，并不简单是说经济放缓或者经济结构调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维度而已。实际上，新常态代表的是一种态度：经过这170多年的艰辛探索，今天的中国已经走到了转型的关键期，一个走向定型的拐点期，这需要我们静心反思这一百多年的功过得失，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谨慎规划未来。关于转型的可能性和方向问题，我们需要在整个国家的范围内，通过充分的讨论，达成改革共识，我们需要从全局上思考前进的方向，理顺整个国家的体制。
对于中国未来的走向，大目标是实现走向世界文明大国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于今天社会上出现的极左或极右的思潮，我们都要予以正确的认识，未来的世界秩序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我们既不是要回到老路上去，也不是要照搬西方模式，而是必然寄希望于东西两大文明的合流。这不仅是说中国的问题要在世界框架中得到解决，也意味着世界新秩序要融合中国要素。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在全球时代，谁能够融中西文明的精华于一体，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文明，谁就能够占领未来世界格局的高峰。这一点，我们要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抱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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