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应该如何看待媒体及其发挥的作用工人应该如何利用媒体服务本阶级的利益
劳资纠纷中，工人通常处于被动地位。在没有阶级力量支撑的前提下，单个工人权益受到侵害后，自己又无力解决，于是只好寻求其他力量给老板施加压力，迫使后者尽快解决。其中被认为比较快捷、有效的办法之一，就是寻求媒体的帮助。工人的经验是，单个劳资矛盾被报导后，往往给老板造成压力，从而获得较快较好的解决。
工人寻求媒体帮助，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力量跟老板相比实在太弱。老板有一大帮“智囊”为他出谋划策，让工人干更多的活，拿更少的工资，并忠心耿耿、任劳任怨接受老板的剥削。在发生劳资冲突后，还有国家给老板善后。大多数工人则经常享受不到法律规定的最基本的权利。被侵权后，可以选择的维权途径并不多。
记者虽然很少直接干预纠纷，但报导本身能造成影响;同时记者如果介入事件，通常表现主动，而且给工人的印象是“义务帮忙”，而不像律师那样要“提成”，也不像职能部门那样惯于推诿。媒体看起来无论跟涉事的单个老板还是政府，都没有什么利益关系，所以常常被认为是“中立、客观”的。加之一些有“正义感”的记者为“探寻真相”，还会深入各种虎穴搞调查(如记者卧底富士康、与“新生代农民工”一起打工等)，因此很多人得出前述的印象。权衡之下，无组织的工人更倾向于寻求媒体的帮助。
媒体在这个社会中扮演什么角色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多地以貌似同情工人、帮助工人的口吻来报导劳资纠纷
我们先来看看媒体是如何“同情”和“帮助”工人的。首先，媒体对工人个体维权事件的报导，往往强调工人的苦痛、无奈，有时还会谴责无良资本家;同时，自己则扮演“打抱不平，呼吁劳资良性互动”的公道角色。这类调子背后的逻辑是，只要这个社会给予工人更多关爱(换句话说，多一些慈善家)，就好了。当然，也需要谴责无良老板，呼唤富人遵守“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明目张胆违反劳动法律的企业，往往都是那些规模小、利润低的企业，就算他们全部倒闭了，也基本不会影响媒体的主要赞助者——各种大财团。既不影响收入，又能迎合大众的需要，提高发行量(或增加点击量)，岂不名利双收
其次，对于工人罢工等影响老板生产的行为，近年来媒体日益摆出工人之友的姿态，而不再一味指责工人“不识大体”——他们批评“无良老板”，并提出罢工权立法、完善法制、加强基层工会等主张。然而，媒体的友善面目十分廉价。前几年，珠三角某工厂发生重大劳资纠纷，《今日说法》进行了报导，后来事情并没有解决，工人在老板和当地政府的严厉打压下，无奈进京上访。他们想到去找该节目当时采访他们的一位记者，但是节目组声称该记者到外地去了。接待的女职员听着工人们的倾诉，难过地跟着抹泪，最后表示：“媒体也有难处，你们回去，我向上面反映。”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即便是这样廉价的友善，对于工人来讲也是奢侈的。媒体在国家和老板的压力下一击即倒，往往不惜牺牲工人对媒体的信任。笔者了解到，2010年，深圳某工厂发生罢工，老板找来黑社会助阵，许多工人向媒体“报料”，出于盲目信任，告诉了对方自己的真实信息。最后，当厂方把爆料工人名字、爆料媒体名称一一点出来时，工人傻眼了。
媒体频繁报导劳资纠纷，并看似很为工人着想和打抱不平的背后，是自发工人运动的持续与扩散，统治阶级不得不有所变通，包括主动承认工人的苦况：生存状况差，维权艰难;同时提出一些无伤资本大局的改良措施，以疏导矛盾和稳固统治。私人资本以及自由派舆论阵地，则期望借此在工人中树立权威，获得群众基础，作为向上层要价的筹码。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造成了官僚迟钝冷漠，而自由派媒体成天嚷嚷着“维稳必先维权”的表象，但在核心利益上，私人资本及喉舌(从记者到律师)与国家是一致的——不稳定，如何保证资本的利益也就是说，他们总是努力掩盖而非揭示工人跟老板阶级的根本对立，他们总是诱导工人等待再等待，而非直接打击有产秩序。归根到底，在私人资本及传媒帮手的眼中，不管是单个的工人，还是有组织的工人，只是他们用以实现民间老板与执政集团之间权力再分配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