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与开放相伴而行，法治事关我国对外开放和外交工作大局。推进涉外法治工作必须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体化推进涉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服务，形成涉外法治工作大协同格局。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国际化的视野和目标下，涉外法律服务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引进来”，满足外资企业在中国的投融资、并购、诉讼和仲裁等法律服务需求；二是“走出去”，助力中国企业和公民走出去，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三是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与外国律师协同打造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深度交流和合作。从涉外法律服务的三个层面着手，涉外法律服务涉及律师、公证、仲裁、调解、司法鉴定、法律查明、法律援助等诸多领域。涉外法律服务业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国际经贸合作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何深度推进涉外法律服务持续性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对于“引进来”的外资企业而言，为其提供法律服务的核心是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的建设基础上，结合企业的实际法律需求搭建涉外法律服务平台。从涉外法律服务程序优化、平台搭建、方式创新等维度展开，运用前沿科技赋能，不断适应涉外法律服务需求的新变化，为企业提供精准法律服务。
针对涉外法律服务业专业化、国际化、规模化等发展趋势和要求，律师事务所和其他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模式可能需要转变，以适应不同客户对效率和价值的需求。就中外律所在国内的合作发展情况而言，北京、上海、广东等地从2017年以来开展国内律师事务所聘请外籍律师担任外国法律顾问试点工作，以提升国内律师事务所的跨境服务能力；上海、天津、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自2014年起陆续开展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互派律师担任法律顾问试点工作。此外，各地也在积极探索内地律所与港澳律所合伙联营试点，加大力度支持中国律师和法律服务机构“走出去”，支持国内律所、仲裁机构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
涉外法律服务“走出去”时，需注意不同司法管辖区内对外国律师的限制和监管，以更好地进行律所国际化布局。例如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本国律师同外国律师达成合伙形式虽无禁止，但存在诸多限制。英国律师监管局（SRA）要求任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执业的英国律师和外国律师所订立的合伙都必须成为“受认证机构”（arecognisedbody），即他们必须获得律师执照，必须符合与本地律所完全相同的条件，遵守当地执业行为准则、会计规则等。与此同时，外国律师也可以在不与英国律师合伙的情况下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设立机构，但将受到更为严格的执业限制。再如法国、马来西亚，对外国律师所持有的律所份额有比例上的限制，以确保律所在当地受到控制。
推出举措吸引人才的同时，也要不断培养人才。广东立足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格局，出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吸引和聚集涉外人才队伍，如通过与教育管理部门搭建粤港澳大湾区法学教育与人才培养联盟，与高校合作共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基地、设置涉外人才培养项目等；实施涉外律师人才培养“粤律工程”，积极争取省财政经费支持，对涉外律师分层分类实施精准培养；组织法律服务实务机构与高校联合实施涉外律师、国际仲裁研究生培养项目等。
通过涉外法律实践经验反哺理论创新，将实践经验与理论铺陈并轨而行。涉外法律人才作为跨学科的交叉复合型人才，需打破高校和社会之间的壁垒，将优质的实践教学资源引进高校，加强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之间的交流。在后备力量的培养上，国内院校也可以结合自身学科和区位优势，重点开设涉外法律教学和实践。在课程的设置上，选择开设中亚法、东盟法或欧盟法等区域性国别法课程，或根据我国在某些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特定具体需求，针对一些重点国家，专门开设一些重要的部门法课程供学生自由选择。在引导学生进行理论学习之外，组织学生参加各类国际模拟法庭竞争竞赛、涉外法律诊所等实践性教学活动。
涉外法律服务工作不仅是维护国家安全、主体的迫切需求，也是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性举措。律师和律师事务所作为涉外法律服务的主体、涉外法治建设的直接参与者和执行者，要更好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主动与国际需求接轨，破解涉外律师业务难题。通过打造互联互通、互学互鉴的国内和国际律师交流合作平台，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推动涉外法律服务“软联通”，促进国内和国际双循环。
在客户不断增长的法律服务需求和期望下，律师提供的涉外法律服务内容趋向于全面化和体系化，需要考量不同国家的商业风险、金融风险、进出口管制和合规风险等诸多风险。因此，除法律实务学习外，律师还需通过涉外法律服务机构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来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如建立律师、调解、仲裁、法律援助、法律查明等法律服务合作长效联系机制。通过学习、交流、培训等长效机制，聚焦当前的涉外法律服务发展与建设问题，一方面可以实现行业内部的群体交流与沟通，及时对涉外法律服务经验进行梳理和总结，提供更多的涉外法律服务理论和政策指导；另一方面，律师已经深度参与国内立法，如重大事项合法性审查、法治指标体系建设、立法调研和起草、立法后评估等，不同机构、人员的交流沟通和经验总结有利于推动涉外法律服务领域的立法更新与完善，推动立法工作科学化、规范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作为一个与世界各国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作为一个正在逐步迈向全球治理中心的大国，正在积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涉外法治建设更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根基，积极发展涉外法律服务是协同高效推进法治目标的应有之义。通过优化涉外法律服务程序、创新涉外法律服务模式、搭建国内国际交流合作平台等途径，擦亮涉外法律服务中国品牌，以高质量的涉外法律服务赋能高质量发展。未来期待进一步建设涉外法律服务机构、发展壮大涉外法律服务队伍、健全涉外法律服务方式、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质量、稳步推进法律服务业开放，为“引进来”“走出去”的企业和公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