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这一点上，韩昭侯坚持法治，值得后人学习；平原君知错能改，也是正面榜样。
法以信为本：商鞅立木的启示
商鞅帮助秦国变法，成效显著。作为一种历史经验，商鞅在变法活动中最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在哪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点出，是诚信。以诚信为立国之基，是整个商鞅变法中最值得后人借鉴的地方。
这一事件必然成为“头条新闻”在街头巷尾热传。对于一桩无厘头的搬木头指令，政府尚能言出必行，毫不食言，如约给赏钱，分文不差，那么对于正式发布的各项条令，必然严格执行，毫不懈怠。商鞅通过这件事达到了取信于民的目的。有了民众信任的基础，商鞅的新法令得到顺利推行。
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治国离我们太遥远，司马光说治家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我们就以家庭为例吧。一个人利用家人的亲情和信任，欺骗家人，出卖家人，虽然可能获得眼前的一点小利，但对最亲密的人断情绝义，难道自己不会受到伤害吗？对最亲的人都无信义可言，对谁还会有信义呢？反过来，谁还会跟这样的人讲信义呢？他在这个社会上，还能获得最基本的信任吗？他还有自立于这个社会的脸面和根基吗？抛弃一切情义和信誉，就为眼前那点利益，值得吗？这点利益够用来弥补你所失去的吗？这个道理非常浅显易懂，一般人都能明白。把它扩大到一个国家，不是一个道理吗？当以一个国家为单位来处理问题的时候，这个国家里的人不都是亲人关系吗？我们不是称国人为“同胞”吗？所以施政者必须对自己的百姓讲信义，就跟在家里必须和亲人讲信义是一个道理。
司马光最后还说：“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商鞅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法令严峻，人们动辄得罪。而且当时正处在列国纷争，攻伐不已的时代，列国间的竞争崇尚欺诈暴力。即便处在这样一个时代，商鞅对于自己国内的百姓，也还不敢忘了以信义来教养他们，更何况那些想让四海升平的统治者，怎能忘记一个“信”字呢？
其实战国时代的卫国，是一个非常弱小的诸侯国，历史地位并不重要。司马光之所以要在《资治通鉴》中讲述这个故事，是认为这个故事可圈可点：一开始，嗣君为了赎回逃犯，不得不以五十金或者一座城池这类可以用数据衡量的物质财富向魏国提出请求。但嗣君后来又指出，依法治国秩序的确立，是十座城池也换不来的，也就是说它是无价的——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闪光点。
礼法并治：对士大夫有更高要求
中国有句古话，叫“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人们据此认为，中国古代礼法具有强烈的不平等性，平民百姓不能受到“礼”的待遇，大夫等贵族人员在触犯法令后，则不用受到惩罚。这种观点很普遍。事实上，这是一种望文生义的曲解。这句话出自《礼记·曲礼》。关于“礼不下庶人”，古人注解得很清楚：“为其遽于事，且不能备物。”我们应该在承认古代社会经济不平等现实的基础上，考虑到“礼不下庶人”的合理性。普通平民没有太多闲暇去从事繁复冗长的礼仪祭祀活动，经济上也没有能力备齐祭祀用品。“礼不下庶人”虽然在社会阶层间拉开了一条鸿沟，但也考虑到了平民的经济实况，不向平民提出其能力范围外的要求。
那么如何理解“刑不上大夫”呢？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也就是说，“刑不上大夫”，是为了保护士的尊严，砥砺士的气节。但保护、砥砺的具体方式，并不是在他们触犯法令的时候，帮助他们逃脱刑罚。综观汉代历史，结合其他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砥砺士节的方式大体是指，当他们触犯法令的时候，允许他们有自裁的机会，而不必非让他们进监狱，面对狱吏的酷刑。在汉代，包括宰相在内的很多大臣，有政治或司法污点之后，的确是靠自裁解决，而非入狱接受审讯。皇帝不仅默认，有时甚至支持这种做法。不接受狱吏审讯，保存了大臣的体面。但另一方面，不管这些大臣所犯之罪至不至死，都必须自裁，这既是“刑不上大夫”的代价，也是士节的体现。不是不接受惩罚，而是以自裁这种更为严厉的自我惩罚方式来维护士大夫群体的体面，这才是“刑不上大夫”的确解。
所以在中国古代的立法传统中，触犯法令应受到惩罚这一条，是没有例外的，并不存在凭借身份享受不同司法待遇这件事。当然，这仅是指立法原则。至于在具体的司法执行过程中，的确有人借助身份优势而逃脱惩罚，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例子，不能以此独责中国古代传统。下面我们举两个例子来阐明中国古人坚持“法无例外”的精神。
春秋过渡至战国的历史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特征，即世袭贵族开始衰弱，通过才干选拔人才的官僚政治逐步兴起。与这一社会现象相伴的，是“法治”观念的兴起，是各国间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战国七雄中的韩国，出现过一位优秀的领导人：韩昭侯。韩昭侯重用一个叫申不害的人治理国家。申不害非常有才干，而且擅长依法治国。申不害治理韩国十五年，法令严明，成效卓著，使得韩国“国治兵强”。仗着有这样的功劳，申不害就向韩昭侯提了个小小的要求，想为他一位堂兄谋求一官半职。申不害本以为这是件小事，韩昭侯肯定会答应。结果却出人意料，韩昭侯非常干脆地拒绝了他。申不害因此有些怨气。韩昭侯非常从容地反问申不害：“你曾经教我治国的方法，要重视人们的功劳，根据功劳的大小施行赏罚。这一整套治理国家的法令制度，是你亲手帮我制定的。你的这位堂兄，没为国家立过半分功劳，你却要求我给他官职。那么请问，我现在是应该废除这套法令，满足你自私的请求呢，还是应该驳回你自私的请求，遵守你所制定的法令？”这一问把申不害问得哑口无言，只得连连告罪。
以司马光的史学名著《资治通鉴》为例，要讲战国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可供选择的题材很多。司马光最重视的，仍然是依法治国这一类故事，而且特别强调当权者、在位者应该带头奉公守法，认为这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
战国后期赵国有位名将叫赵奢。在发达之前，赵奢曾是一名负责为国家收集田租的税吏。当时的赵国，有一位大贵族平原君，是赵国国君的弟弟。平原君的手下仗着权势，拒绝依法缴纳租税。对此，赵奢并没有因为平原君身份高贵而不闻不问，而是严查彻办，依法处决了平原君手下九名阻挠税收的家臣。这件事惹怒了平原君，气得想要杀了赵奢。赵奢对平原君说：“您作为赵国的贵公子，如果不带头奉公守法，那么底下人的就有借口跟着破坏法制。这样一来，这个国家就没有纲纪法度了，没有了纲纪法度，赵国的国力就会遭到削弱，赵国衰弱之后就会被诸侯吞并。如果赵国被吞并了，平原君还能保持贵族身份吗？还能这么富有吗？”赵奢的陈辞简洁明了，直入主题。依法治国，依法纳税，是国家的长治久安之道。唯有国家长治久安，才能保障平原君这些贵族们的长远利益。赵奢这番话讲得的确非常有道理，深深打动了平原君。平原君不仅没有为难赵奢，反而向赵国国君推荐他。于是赵奢被任命为管理赵国财政的大臣。
上面讲的这两个故事，都从不同侧面阐述了“法无例外”的理念。如果申不害的请求得以兑现，虽不能确定这是一起“权钱交易”事件，但至少是以特权破坏法制的典型案例。而平原君若没有被赵奢说服，继续支持门客抗拒国家赋税，则成了恶势力保护伞，同样是以特权破坏法制的典型。反腐败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应该划清权和法之间的界限，或者说要把权力关进法律的笼子。这一点上，韩昭侯坚持法治，值得后人学习；平原君知错能改，也是正面榜样。
对于人来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不要让自己成为无皮可附之毛，更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而去伤害自身赖以生存的那张皮。
国有常经：以“经”为准绳
“经”和“权”是古人常用的一对概念范畴。经指恒定不变之理，故古人又称恒星为经星。同时，最重要的典籍著作被称为“经”，即意指其中所记载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恒定不变的真理。权在这里则指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的灵活性。我们常用的词语中，有“权宜”、“权变”等，都是这个意思。
孟子告诉我们一个道理，特殊情况下死守教条，未必能达到“善”的目的。这种情况下，要思考的是如何处理这样的情况才是真正的“善”。这就是考验人们权衡能力的地方。孟子说古代所有的圣人中，最伟大的是孔子，因为孔子是“圣之时者也”。这里的“时”，在意义上与“权”非常接近，就是能根据实际情况作出适时而恰当的调整。
《孟子》中的这个案例，讲的是礼这一方面的经和权。中国古代礼和法有很密切的关系，把这一思维运用到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法治精神上，同样适用。
关于法治问题上的“经”和“权”，我们还是以商鞅变法中的一个故事来说明其中的道理。我们在上一篇里介绍了商鞅“立木取信”的故事。通过这么一件事，商鞅认为该立的“信”，已经树立起来了，是时候颁布新法了。于是他把拟定的新法律向全国民众公布，并加以施行。孰料事情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商鞅遇到了不少麻烦。
首先，安于习俗是普通人的本性，所以新法在秦国刚颁布的时候，有数千人特意跑到国都来说新法不好。想想也是，秦国这么多人口，祖祖辈辈都是按原先的生活方式活着的。商鞅的法令不仅彻底变革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甚至要改变最基本的家庭组织方式。普通老百姓一下子哪适应得了这么剧烈的变化！其次，不能跟着新法令节奏走的，除了普通百姓外，还有高层人士。这些达官贵人们抗拒新法，除了适应问题外，还有利益关系在里面，更为棘手。恰在此时，连太子也触犯了新法令。商鞅试图抓住这个机会来立威。
但这事说说容易，真处置起来，将面临很多难题。商鞅那个时代的刑法，主要以肉刑为主。有所谓五刑，指的是墨（在脸上刺纹刺字，并用染料着色，也称“黥”）、劓（割鼻子）、剕（砍脚）、宫（阉割）、大辟（杀头）。这些肉刑的本质，就是让人体的某一部分离开身体。这和唐宋以后不以损毁活人肢体为目的的五刑——杖、笞、徒、流、死——有所不同，体现出早期刑法的残酷性。于是问题来了。太子是国君的储备人选，在位的国君去世后，他将继承国君的位置。如果现在依法处置太子，对之施以肉刑，哪怕是最轻的墨刑，也将有损国体。试想，曾被施以肉刑的太子，有朝一日成为国君，在接见外国使节的时候，其不雅的身形外貌岂不是要被外人取笑？这种情况如若发生，当然是很损国家体面的。
商鞅处理这件事，一来要树立法律的威严，二来要让人们明白法无例外，不存在选择性执法；同时又要顾全国体。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最终，商鞅找到了一个打开僵局的缺口。按照当时的制度，国家给太子配备过两位老师。老师的责任就是教导、规训太子的日常行为，使得太子的一举一动都能符合礼仪、法度。从这个角度说，太子犯法这件事，当然也可以被认为是太子的老师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如果这两位老师是时时刻刻按照国法规范教育太子，并取得效果，那么太子就不会有不当行为。
既要处理这个案件，又要顾全国体，不能损伤太子的容貌、肢体，那么向太子的老师问责，无疑是一个讲得通的手段。于是商鞅下令处罚了太子的这两位老师，一个叫公子虔，一个叫公孙贾。公子虔被劓鼻，公孙贾被黥面。黥面就是用刀在人脸上刺出图文，然后用墨染上色，让人一看这张脸就知道这是个犯过罪的人。我们今天常说坏人不会写在脸上，古时候还真能把“坏人”写在脸上，就是通过这种刑罚。
虽然太子没有受到刑罚，但太子的老师，身份亦是何等尊贵，而且都是秦国上等贵族。他们因为没有尽到教导太子的职责，而被商鞅当作囚徒处理，可以说是被树立为全秦国不奉公守法的头号反面典型，颜面扫地。公子虔被割了鼻子，尤其见不得人，于是杜门不出整整八年。商鞅则通过这件事树立了新法权威，让全国上下都看到了触犯法令的后果。这个教训，对普通人来说当然是深刻的。太子的老师，尚且严惩不贷，何况是普通人。于是，新法经过商鞅立信、立威双管齐下，在全国推广开来。秦国也逐渐成为强国。
在这个案例中，我们看到，商鞅非常巧妙地把握住了“经”和“权”的关系。法不容情、法无例外是“经”，而“权”不是对“经”的歪曲、背离，更不是破坏，而是对“经”的有效补充。商鞅从追问老师教导责任的角度，对太子进行处理，可以说是“经”“权”得宜的极佳案例。
大蠹亡国：伯嚭亡吴的教训
大蠹亡国的故事，古来就有。春秋时代，吴国太宰伯嚭收受越国贿赂，导致本国灭亡的故事，尤其广为人知。伯嚭的身份、经历，和伍子胥有些类似。原本都是楚国贵族，因在楚国受到迫害而逃亡到吴国，先后成为吴国大夫。然而两人在决定吴国命运的道路上，却发挥了完全相反的作用。
公元前6世纪后期，在前后几任吴王的努力下，吴国一度在列国争霸的舞台上风头很劲，屡胜强邻楚国。后来到了吴王阖闾时代，在伍子胥、孙武等名将的辅佐下，更是在公元前506年攻入楚国都城郢，迫使楚昭王外逃。其后，吴兵虽退，但楚昭王慑于吴国的威力，将国都迁至鄀。阖闾在之后的伐越战争中受伤去世，太子夫差继位。
夫差继任为国君后，任命伯嚭为太宰，命他训练军队以备再度伐越。太宰是官阶很高的职位，故之后史书中提到伯嚭，常称他为“太宰嚭”。两年以后，伯嚭训练的这支军队被用来伐越，并取得了胜利。越王勾践被打得只剩五千残兵。于是越国开始向伯嚭输送贿赂，希望伯嚭能说服吴王夫差停战和谈。伯嚭在接受贿赂之后，开始游说夫差。但与越国和谈的建议遭到伍子胥的反对，他认为越王勾践是能吃苦、有毅力的人，此时停战让越国得以喘息，他日必为吴国祸患。但吴王没有采纳伍子胥的建议，而是听从伯嚭与越国媾和。
此后夫差试图利用齐国内乱而北伐，伍子胥认为这个策略不正确。留着越国这样的心腹之患不解决，反而北上与强齐结仇，是不明智的选择。夫差没有听取伍子胥的意见，并在此后的伐齐战争中取得了胜利。骄傲自大的情绪使得夫差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也与伍子胥等人逐渐疏远。若干年后，夫差为争霸中原，再度伐齐。于是勾践再次以丰厚的财宝贿赂伯嚭，希望通过伯嚭向吴王致意，愿意派兵为吴王助阵，共同参与伐齐。伯嚭在收受越国贿赂后，替越国游说非常卖力。伍子胥再次劝谏夫差，伐齐非为急务，且不得实利，而近在眼前的越国才是真正的心腹之患。伯嚭为对得起越国的贿赂，便在吴王面前诋毁伍子胥，声称伍子胥是看到吴王上次伐齐成功，耻于自己劝谏之失策，故这次又来阻挠伐齐，试图沮丧士气，并乐于看到吴王的失败。
伍子胥因担心吴王夫差的伐齐战略将吴国带入灾难，便借出使齐国之便利，将儿子托付给齐国的友人，同时称病，不愿意参与伐齐战争。这两件事当然成为伯嚭攻击伍子胥极好的把柄。伯嚭对吴王说，伍子胥称病不出，又将儿子寄养在齐国，对内沮丧士气，对外结交诸侯。我们倾全国之力伐齐，伍子胥却在国内，这一点不可不防啊！夫差觉得伯嚭说得很有道理，又恼恨于伍子胥屡屡阻挠自己的计策，于是干脆下令将伍子胥赐死。
伍子胥死后，夫差开始伐齐。这次伐齐虽然没有取得辉煌的战果，但在随后几年里，夫差持续推动北进策略，取得了不少成绩，并在公元前482年，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召集了黄池之会。黄池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这次盟会，不仅有鲁国、卫国等传统重要诸侯国参与，连早期的中原霸主之一晋国国君也来参与了。这样的盟会，往往是各诸侯国对召集盟会者霸主地位的承认。通过这次盟会，夫差实现了以南方偏远之国称雄中原的梦想，但吴国的厄运也随之来临了。
就在夫差召集黄池之会的同时，越王勾践趁吴国国内空虚，领兵攻进了吴国，并杀死了吴国太子。夫差此番倾国北上，也是在消耗了很大实力之后才获得北方重要诸侯国的承认。他没有想到，当年的手下败将越国，经过这几年的蛰伏之后，忽然成了劲敌。伍子胥不祥的预言，似乎实现了。此时吴国军队因在中原争霸过程中消耗了过多实力，已无力再与越国这样的新锐军队作战。怎么办？吴王夫差只得派遣使者向越王勾践求和。勾践却不像夫差当年那样通融，在拒绝媾和之后，一举消灭了吴国。
有句古话，叫“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作为一根毛，伯嚭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赖以依附的皮在哪里。他在享受着越国送来的美女珍宝之时，哪会想到有这一天。而越王勾践却把这一点看得很清楚，伯嚭绝不是越国这张皮需要的毛。以伯嚭对待吴国的经验来看，若让他进入越国官僚的班子，可以预料他将来可能对越国造成的伤害。所以越王杀他的理由是贪图贿赂而不忠于国。这样没有立场、没有根本的人，怎么可以信任。
所以对于人来说，最最重要的，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不要让自己成为无皮可附之毛，更不要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而去伤害自身赖以生存的那张皮。而对于国家、组织来说，什么样的人才是真正需要的，通过这个故事，不是一目了然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姜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