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壮丽检察官给军训中的高一新生讲授法治课。受访者供图
楼壮丽检察官在讲述法治课时就网络欺凌话题与学生互动。受访者供图
近期，国务院公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这标志着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治建设进入新阶段。
“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高度重视，引领各个部门、组织、社会成员肩负起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责任使命。”身为教师的陆欣，也更深刻地明确了自身职责：要在学科教学和德育工作中，加强对学生网络素养的培养，对学生网络行为进行教育、示范、引导和监督。“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还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撑起保护伞，‘e’起为守护‘少年的你’贡献力量。”
家长、学校、社会要共同对网络欺凌说不
13岁女孩小玲，因为一个暗指她与多人发生性关系的网络流言苦不堪言，同学们不明真相，有的在背后指指点点，有的甚至当面嘲讽，流言愈演愈烈，导致小玲不敢上学，陷入抑郁。后来小玲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检察机关介入，对小玲开展心理测评与疏导，小玲有所好转。但考虑到网络流言再次传播的可能性，父母最终将小玲转到了外地上学。
楼壮丽表示，随着网络信息化的发展，网络欺凌问题层出不穷，“家长、学校、社会要共同对网络欺凌说不，预防大于治理。”
网络欺凌正在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由于网络欺凌脱离了学校和家庭的视线，未成年人无论是欺凌他人，还是被他人欺凌，都会对他们的生活学习造成严重干扰，影响他们的健康成长。
陆欣也曾见过有孩子因和同学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误会或不愉快，借助网络进行指责谩骂。“这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状态，更会引发心理问题，对外界充满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作为班主任，她曾在班会上引导学生思考网络暴力的危害。在日常教学中，也会有意识地提高和培养学生的网络素养和网络安全意识。
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欺凌现象，《条例》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通过网络以文字、图片、音视频等形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侮辱、诽谤、威胁或者恶意损害形象等网络欺凌行为。
《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到1.91亿，38.3%的未成年网民在上网过程中遭遇过不良或消极负面信息，31.9%的未成年网民使用家长账号玩过游戏。从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增设网络保护专章，到今年《条例》的公布，规范了网络素养提升、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范等重大问题，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各项机制进入了规范化、流程化管理模式。
楼壮丽认为，《条例》在网络素养促进、网络信息内容规范、个人信息网络保护、网络沉迷防治这四个方面都作出细致的规定，这让她感觉到很振奋。因为她经常接触类似案件，之前总是没有具体规定进行参照，这次终于有了“定海神针”。
要为未成年人提供“无毒无害”的网络产品
家住山东的林女士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因为工作忙，对孩子疏于管教，孩子近期沉迷网络，经常在手机上打游戏，一打就是好几个小时。
“我发现孩子在用家长的手机玩游戏，青少年模式起不到什么作用。”更让林女士担心的是，她发现女儿玩的游戏中充斥着很多暴力元素，游戏平台还会诱导孩子充值购买皮肤和装备，“对这些游戏平台应该有更多的监管和约束。”
林女士的期待在《条例》中有了回应。《条例》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提出多点要求，例如“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应当加强对用户发布信息的管理”等。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青年组织研究所所长郭开元指出，对网络产品的提供者缺乏监管和约束，是目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突出问题之一。“只有把这个问题解决好，才算是在源头做好了工作，更大限度地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环境，保障未成年人网络合法权益。”
《条例》对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提出了约束和监管。那么，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如何积极作为，真正向未成年人提供“无毒无害”的网络产品？
郭开元认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要强化自我监管，提高社会责任感，通过正面引导和负面惩罚的方式，持续净化网络内容生态，构建优质网络环境。也应该鼓励用户创作优秀作品，丰富网络内容类型。
“调研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未成年人对于网络信息和资料的需求更加多元化。”他说，因此需要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进一步丰富内容和种类，提升文化产品质量，注重不同领域知识的引入和推荐，便于不同年龄段的未成年人查找和学习。
同时，鼓励未成年人积极参与创作优质作品，使未成年人由网络产品的消费者转变为网络产品的生产者，适应数字时代对未成年人素质提升的要求。
“现在网络产品的提供者，有很多只顾到自身利益，没有考虑到社会责任。”常州市金沙高级中学原校长张耀奇认为，网络产品的提供者必须有未成年人保护意识，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不能只顾商业利益。
楼壮丽表示，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坚持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避免为了追求企业利润等忽视儿童利益，落实好《条例》中提到的“设置未成年人模式”“建立健全网络欺凌信息特征库”等具体举措，提高技术与服务水平。
家庭和学校是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两道防火墙
在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和学校是他们学习和生活最多的地方，也是保护他们健康成长的最佳场所。《条例》第五条明确要求：学校、家庭应当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参加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科学、文明、安全、合理使用网络，预防和干预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如果把网络空间比作一座公园，那么这座公园应该是干净整洁的，让人赏心悦目，不能是损害身心的环境，更不能给人带来危险。”张耀奇认为，保护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有责任。学校和家庭是两道防火墙，这两道防火墙巩固了，未成年人的网络安全和身心健康才有保障。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张耀奇表示应该加强家校沟通，对于未成年人上网安全形成共识，采取具体可行的措施。“现在一些家长可能没有意识到网络安全问题，有些家长自己的网瘾也很大。学校和家长都应该重视，并且有良好的沟通。”
陆欣也有类似的看法，她认为学校要经常开展未成年人安全上网的宣传，家长要提高自身网络素养，规范自身的网络行为，为孩子做好榜样。同时，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这件事上，她认为家长要肩负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告诉孩子在遭受网络侵害时如何保护自己，如何采取适当的措施解决问题。
“监督和保护未成年人上网，家长是第一责任主体，学校是第二责任主体。”郭开元建议，家长要充分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成长规律和需求特点，加强家庭保护，预防未成年人受到网络伤害。学校也要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让学生学习如何健康上网，如何在网络中保护自己。
除了检察官的身份，楼壮丽也是一名家长。她认为，要想保护孩子不受网络侵害，家长要和孩子建立起稳固良好的亲子互动关系，履行好监护职责，防止孩子过于依赖网络世界；要教给孩子必要的安全防范知识，使孩子了解网络世界的运行规则，提升孩子的网络素养。同时，一旦孩子遭遇网络侵害，家长一定要重视孩子的利益，果断采取措施，必要时运用法律手段积极维权。
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群体的责任
“期望未成年人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能够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能提高社会责任感。”郭开元希望全社会树立未成年人权利主体的理念，充分保障未成年人的上网权利。
楼壮丽期待家长、学校、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智能终端的生产者和销售者等，都能将未成年人利益摆在首位，为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的网络环境，培育未成年人的网络技能、素养作出更多努力。“检察机关也会持续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履职，融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治理大格局。”
“《条例》出台后，关键是要执行。”张耀奇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法必依，执行到位，“这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才能够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