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写作是一种深度的自我表达。它要求我们深入探索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挖掘那些隐藏在内心深处的真相，好投稿为您带来了七篇道德权利范文，愿它们成为您写作过程中的灵感催化剂，助力您的创作。
什么是“义务”？《法学词典》中说：义务是“法律上关于义务主体应当作出或不作出一定行为的约束。表现为要求负有义务的人必须作出一定行为或被禁止作出一定行为，以维护国家利益或保证权利人（有权人）的权利得以实现。”这是从法律的角度来概括“义务”的含义，而奥地利学者凯尔森却认为“义务概念最初是一个道德上的特定概念，并表明道德规范与规范为之订立或禁止一定行为的那个人的关系。”《辞海》将义务界定如下：“法律用语。与‘权利’相对，指公民依法应尽的责任；道义上应尽的责任；不受酬。”从以上三个词义上看，义务不仅仅被认定为法律用语，还属于道德的范畴。
因此，权利与义务既是法律规范中一对重要的范畴，是法律关系的内容，也是道德规范中的一对重要的范畴。
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的关系
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是调节人类行为的最基本手段，是一种普遍的社会行为准则。规范也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标准、一种准则，最常见的规范就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在其形成之初，与图腾、禁忌、风俗、礼仪是混杂的，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道德规范则发展成为约束人们行为和内心的一种准则。
同样是规范，道德规范却不同于法律规范。从其形成方式来看，道德规范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法
律规范则是由专门的立法机构和立法人员，用专门的、系统的文字形式制定出来的，因此很少有自发的成分。越是完备、成熟的法律就越少有自发成分的痕迹。从其作用的手段来看，道德规范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个人良心来起作用，而法律规范则靠国家机关的强制力量来实施，无视个人的良心。所以道德规范具有非制度性和非强制性的特点。
道德规范之所以具有道德命令的成分，之所以具有约束他人的效用，是因为道德规范首先具有他律性。道德的他律性就是指道德主体赖以行动的道德标准或动机，表现为一种外在约束力，受外在的支配和节制。此外，道德规范还具有一种外在导向功能，即对道德主体的行为具有引导作用，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或能做什么。道德规范的约束性和导向性是统一的，约束性是从不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而导向性是从应当的角度来理解道德规范。
道德规范的他律性直接表现的就是道德义务。由于道德义务包含着最明白无误的道德命令，所以对人们具有无可置疑的外在约束力和外在导向性。道德义务是生活在某一社会中的人们所时常感受到的对社会、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可以表现为对国家的义务、对家庭的道德义务、对朋友的道德义务等。与法律义务不同的是，道德义务是无偿的。
许多人认为道德规范的内容中不包括权利，认为权利与义务的对应统一是法律规范的特点，而道德规范仅仅表现为道德义务或道德责任。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道德规范的内容中包含了权利，道德权利就是依据道德应该得到的东西，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在履行一定道德义务、作出具有无偿性动机的高尚行为后，也应该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如受到他人的尊敬和赞誉。从社会和他人而言，则应对这种奉献精神给予褒奖、肯定，使尽义务的人、奉献者得到社会和他人公正的评价、报答。从而，道德主体因其行为动机高尚和社会的公正评价而产生生命崇高感，产生被尊重的愉悦和满足感。因此道德义务的无偿性、道德行为的非功利动机性、自我牺牲精神，不应成为否认甚至剥夺道德权利的口实。
当然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有很大的不同点。首先道德权利涉及的范围要大于法律权利，在法律上受到保护的种种权利都是在道德上受到保护的对象，反之则不然。在法律规范所不能调整的范围，诸如爱情、友谊关系中，法律权利是无法介入的，而道德权利却可以。其次，救济途径不同，道德权利受到损害的救济途径只是通过舆论的力量和内心的自省，救济力度十分有限，对受害人的保护也很微弱。而法律权利受到侵害，通过法律手段惩治侵权人，可将权利受损的程度降到最低点。因此相对于法律权利，道德权利的存在比较容易被忽视。所以在现实中常
常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可能不会因为出于对道德的敬仰而尊重自己和他人的道德权利，但是人们却会因为出于对法律惩戒的惧怕而尽量避免对他人法律权利的肆意践踏。最后，与义务的关系不同。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不是严格对应的关系，二者是可以分离的，道德义务不以道德权利为前提，道德权利也不是道德义务的诱因。而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则是互相对应，互为条件的关系，法律主体在履行一定法律义务后，就可以享有相应的法律权利；反过来，法律主体要享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就必须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法律规范就是通过规定法律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来调整人们的行为的。
当然，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相分离的特点，并不意味着让履行义务的人丧失权利。道德关系中的道德主体，既对社会或他人负有道德责任，应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同时又享有一定的道德权利，例如道德主体的应有尊严、在一定道德关系中的受惠性（在夫妻关系中被爱、被关心体贴，在与子女的关系中被尊敬、被赡养照顾等）、履行道德义务及无私奉献行为得到他人和社会的公正评价等等。只有既强调道德义务，又承认其道德权利，这对一定的道德主体才是公平的。
道德权利的存在是有其社会基础的，是必然和正当的。道德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形式，它是由一定经济关系所决定，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着不同的道德关系。只有建立在一定权利和义务基础上，并以一定的道德规范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完整的全面的道德关系。诸如夫妻、父子、长幼、师生之间的道德关系，都包含有权利成分和义务成分两个方面。再如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邻里间的相互帮助等等，也体现了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每一种社会角色都应享有相应的道德权利，这种权利应该被一定道德体系所认可，为一定的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所支持，也是一个和谐社会应有的标准。
一、道德权利和法定权利的概念
道德权利就是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依据道德所应享有的道德自由、利益和对待。道德主体有权作为或不作为，作何种行为，要求他人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必要时借助于一定的道德评价形式（如社会舆论）协助实行一定的道德权益。法定权利是指按照法律规定而享有的包括民事、行政、诉讼等方面的权利。具体而言，就是由宪法和法律明文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道德权利在被法律明文规定之前，原则上是不具有强制效力的，并且不受法律保护。
二、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冲突的原因
（一）道德具有时代性、地域性。“不同的人可以在同样的位置看到同样的结果，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位置看到不同的结果。”这种位置客观性造成道德的时代性、地域性。例如在我国古代，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被认为是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如今的维吾尔族，尚保有近亲结婚的习俗，表兄妹之间结婚是不受限制的。显然，这是与我国当代法律相违背的。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现行《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第七条、第十条明确禁止近亲结婚，规定其组建的婚姻无效。立法规定的婚姻自由与古代婚姻道德相悖，禁止近亲结婚与少数民族“亲上加亲”的民俗存在差异。
（二）我国法律的不确定性。其一，不同位阶与同一层次的法律对权利的配置存在冲突。如在精神损害赔偿权利方面，公法和私法的保护力度不同。新《国家赔偿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在赔偿范围上较为狭窄。相比较而言，我国民法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范围较为广泛。其次，法律规定比较宏观、模糊，只是对权利的确认和基本原则的概括。法律要求稳定性，不可能列举尽所有具体情况下的权利，而法律规定的模糊又易导致司法擅断，造成同案异判等违背公平正义的结果。
三、道德权利与法定权利冲突的解决方案
（一）法律与道德推理基础上的综合实践推理
法律推理，是指以法律与事实两个已知的判断为前提，运用科学的方法和规则，为法律适用提供正当理由的一种逻辑思维活动。道德推理是以道德现象为研究起点，在现有的道德知识引导下，从“实然”衍生出“应然”的确证过程。法律推理在法律适用活动中，解决法定权利的冲突；道德推理解决道德领域的冲突。在同一案件中，法律推理和道德推理可能会给出不同的解答。
（二）道德权利的法律化
美国现代综合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道德权利的法定化，是对伦理道德的肯定，有利于个体善向群体善的转化，每一次转化都是一次道德的进步。具体途径如下：
1.完善立法，将道德规定为具体的法律规范，通过禁止性、义务性的法律规范直接反映特定的道德规范。如《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涉及到诸多对尊老爱幼道德义务和老有所养道德权利的规定。
关键词：道德绑架法律权利
这个案例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让不让座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道德绑架和法律权利的冲突。
首先老人女儿提出了一个很无理的要求，即让女生和老人挤在一起。老人得的什么病？在人群这么密集而且封闭的车厢里会不会传染别人？和女生挤在一起会不会直接传染给女生？然而老人及其女儿无视疾病传染的风险，把旅程劳累的风险直接转嫁给他人，把道德绑架直接强加给他人。
老人及其女儿买不到合适的坐票是客观困难，但是解决办法有很多。比如上车前买个马扎，找餐车加座，赔偿两三倍价格请人让座，租车，找专门运输病人的服务公司，求助于列车员，或者换个日期买到坐票再出行等。照顾老人应该首先由自己尽力做到，而不是责怪别人没有相帮。自己用点心思就能解决的事，可老人女儿偏偏等别人发善心。自己都没做自己该做的事，却要求他人来做。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很多种，老人的女儿却选择了最不好的一种。老人和其女儿明知道买的是站票，上车前心理应该有所准备即要站着到达目的地。但实际上老人及其女儿在上车前做好的是应该“有人让座”的心理期盼，而这种心理预期没有达到目的时就以道德的名义谴责他人甚至恶语相向。她们的“让座人”的目标事先并不确定，只是碰巧是这个“维权意识”很强的女孩，不仅不肯让座，还不肯和老人挤在一起，从而引起了这场是非之争。
社会呼唤美德，但一个人献出爱心是不以伤害自己太多利益为前提，正如捐款，不可能要求捐款人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去捐献。老人女儿实际上就是要求女生损己利人，来达到她们损人利己的心理预期。女生既然买了坐票，座位是她合法取得的，她就有“坐”的权利，女生可以选择放弃这份权利，把它让给他人，但是他人没有权利要求女生必须让出这份权利。老人女儿不应该将“女生让座给她母亲”这件事看成理所应当，而且还上升到道德角度，教训年轻人应该怎么怎么样。指望他人让座，就是变相损害他人的利益，就是损人利己，得了他人的让座还要回头讽刺不让座的人，老人女儿把自己对老人的照顾不周和对老人无座的心疼转嫁给了不让座的女生，体现了老人女儿为人刻薄！这也正是这个事件中很多人把矛头指向老人女儿的原因。让与不让应该是双方相互理解的行为，如果抱着一种别人必须怎么样的心态解决问题的话，问题肯定不会被很好地解决。
关键词：高校教育；贫困资助；制度；权利；义务
一、我国高校贫困资助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校贫困生资助体系以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减免学费、特殊困难补助和助学金为主要内容。从保障大学生受教育权而言，贫困生享有国家助学的权利，国家对贫困生有提供资助的义务，这在我国的法律法规中是很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37条规定，“国家、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少年、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9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和经济困难的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第54条规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第55条规定，“国家设立高等学校学生勤工助学基金和贷学金，并鼓励高等学校、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设立各种形式的助学金，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这些法律规定，为建立和完善中国模式高校贫困生群体的资助体系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和保障。
二、国家资助政策中的权利与义务辨析
康德认为，权利总是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权利，直接地包含着人们普遍的相互制约的可能性。[1]作为受教育主体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享有的权利，包括获得学金权，学金权是指大学生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生活补贴金的权利。它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获得物质帮助权在大学生身上的具体体现。这项权利能帮助家庭贫困的学生完成学业，而不致使他们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失去受教育的机会。获得学金权是学生的一项权利，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大学生都有权申请，学校和教师不得拒绝。
1.基于法理视角的权利义务观及现实困境
在法理层面思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性（对应性），是指享受权利必承担义务，即如果X对Y有一种权利，那么，Y对X就有一种义务。贫困大学生依法享有受教育权，享有获得国家资助顺利完成学业的权利，在接受国家和社会资助的同时，必须按照法律和制度规定履行相应义务，如通过助学贷款获取学费、住宿费和生活费，就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归还国家助学贷款；申请各类奖助学金，就必须诚实提供个人及家庭基本信息，不得编造；参加勤工助学，就必须按照协议要求完成学校委派的劳动等。
2.基于伦理视角的权利义务观及现实困境
为了限制人的私欲，在权利和义务之间，最需要提醒的是他的义务，而不是他的权利，因为对于权利，不论是什么权利，人总是会自觉地注意到的。
三、平衡权利与义务：高校资助政策效应改进的路径与对策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的难点是在学生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甚至过度膨胀的现实情境下，资助过程的复杂性与既定法律框架缺乏可操作性放大了资助申请和评审的随意性、主观性，在现实中演化为学生为获得资助而过度竞争，道德滑坡，导致资助功能异化、教育目标失准。因此，在当前的法律框架下，平衡学生资助中的权利与义务、改善高校资助政策效应须通过道德育化的强化和深化。
1.充分发挥道德教育功能，增强学生道德责任感和义务感。
道德义务包括三个方面：一定社会关系中个人应该对社会或他人所承担的道德责任，一定社会或阶级、集团对人们行为的道德要求，个人在实践道德原则和规范时所产生的一种强烈的责任心。道德责任、道德要求及责任心构成道德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最主要的不同在于履行方式不一样。贫困大学生道德义务不能简单地通过法律和制度实行粗暴式的协议化，主要靠社会舆论的监督和约束，靠公众自觉的道德信念，约束道德义务需要采取他律与自律相结合的手段。法律义务依靠显在的强制执行力发生作用，违反或者拒绝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必然会受到法律追究和制裁。
2.细化道德责任，加强资助过程中道德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贫困大学生履行道德义务，体现了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原则，是实现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统一的重要保证。党和政府用法律手段保证贫困大学生公平公正地享受作为公民应有的、顺利完成学业的基本权利，使其个人诉求得以有效实现；贫困大学生的个人价值在保证实现的情况下，也必须通过相应的回报体现社会价值，达到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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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沃金法哲学思想属自然法学派还是非自然法学派，这在学界引起广泛争论。本文拟专门就此问题作一些探讨，以求教于前辈同仁。
总体而言，研究德沃金法哲学思想的人们大多数还是将德沃金界定为一自然法学者。
美国华盛顿大学哲学博士埃尼尔希曼在《当代美国自然法理论走势》一文中明确地将德沃金指称为自然法者。他通过分析德沃金对雷根诉埃尔默（RiggsV.Palmer）一案的阐述，认为，“在德沃金看来，一项先在权利的要求最终只能经由原则性证据加以证实。这样一来，司法判决必然认同权利要求，并且他们也最终建基于那些能为法律原则提供最佳辩护的道德原则的整体之上。……德沃金主张法官们必须按照先验的道德原则来解释实在法，……德沃金又主张道德原则无论是否经过正式公布都是一个社会法律的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观点似乎暗示着某些规则的必然有效性来自道德内容。”
国内学界认为德沃金属自然法学者的人当属主流和多数。张文显先生在其《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就将德沃金称之为复兴自然法的代表人物；香港石元康先生在其《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一书中亦有此说。此外，在朱景文主编的《对西方法律传统的挑战――美国批判法律研究运动》和《当代西方后现代法学》、曹刚著的《法律的道德批判》、李道军著的《法的应然和实然》等诸多著作中，均将德沃金的法哲学思想归为自然法学派或新自然法学派。但遗憾的是，人们在对德沃金法哲学思想作判断时，断语多，分析少，理据少，有点言犹未尽之感。职是之故，本人拟就此谈点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三、
在我看来，德沃金法哲学思想不同于其它新自然法学派的新颖之处，或其理论创新之处主要表征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德沃金的理论路径走的是由法律进道德，而非由道德进法律之路。传统自然法走的是由道德进法律之路，认为“道德主张”在某种意义上应视为检视和衡定法律的客观标准，法之所以为法，在于其背后有道德的支撑，满足了道德的要求。该种进路，可以称之为自然法的道德理论。德沃金反其道而行之。他并未预设法律之后有个道德的影子，也反对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理解为类似于两个实体之间的外部关系。德沃金主张，人们之间关于法律所引发的理论性争论“实际上是道德争论，而不是形而上学的争论。”（《法律帝国》前言Ⅲ）在德沃金这种理路下，不存在挖掘法律背后道德意蕴的必要，因为法律和道德已浑然为一整体。法律中的“道德要求”和“伦理应当”不应通过对特定道德问题采用观念投票的方式去实现，而是通过“法律是什么”这样的问题来获得。此种理论进路，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法的法律理论。
关键词：图书馆核心价值图书馆道德高校图书馆
OntheMoralStandardsintheCoreValuesofLibrary
LiLinan（LibraryofNanjingUniversityofChineseTraditionalMedicine，Nanjing，Jiangsu，210046）
Abstract：Thisarticleexploresthecorevaluesandmoralstandardsproclaimedbylibrariesandtheirorganizations.BasedonvariouscasestakenbothinChinaandabroad，itanalyzesanddiscussestherelationshipsbetweentheseelementsandintroducessometheoreticalreferencesthatmightcontributetotheconstructionofasystemoflegalregulationsinhigh-schoollibraries.
Keywords：librarycorevalue；librarycodeethics；universitylibrary
CLCnumber：G250.1Documentcode：AArticleID：1003-6938（2011）06-0121-03
1从权利角度解读图书馆核心价值
各国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表述中发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内容涵盖了图书馆权利，即：图书馆用户与社会都有自由获取知识信息的权利；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与观点的权利；图书馆用户有获得平等服务的权利；图书馆用户具有隐私权和机密权；图书馆用户有得到专业、优质服务的权利等，图书馆通过服务来实现和保障以上图书馆用户权利。［4］其中，亦认为图书馆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权利，集中体现了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理念、核心价值观以及图书馆精神的最高境界。
2图书馆核心价值中的道德问题
2.1图书馆道德概念及其内容
如前所述，关于图书馆核心价值的阐述含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可以将图书馆核心价值作为图书馆道德意识，同时以“图书馆权利”反映图书馆道德规范，而道德实践则集中体现于图书馆与用户的互动。图书馆道德还体现为图书馆员对维护和促进图书馆权利，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的承诺，是图书馆员处理日常工作的指南。其内容包括说明图书馆的功能、用户的权利、馆员的基本态度、馆藏、职责、职业发展等，以告知和指导其成员完成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属于指导性的权利政策。［6］如果说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道德具有比法律更广泛的内容和控制范围，法律维护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作为一种道德权利的图书馆权利是一种具有广泛内容的权利，那么图书馆道德规范则明确地表明了图书馆方对图书馆权利的态度。本文所研究的图书馆道德重点是研究图书馆道德规范。
图书馆道德规范作为实现图书馆核心价值、维护图书馆权利的手段，应是图书馆法律和法规之外的一种最重要的政策。对于图书馆道德规范的执行，最重要的是建立保障体制，该体制应当有别于其他法律系统，它应着重倡导图书馆的核心价值，承认并主动保证尊重图书馆范围内人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
2.2图书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的区别
图书馆权利的本质是以对图书馆用户进行主体保护的特定角度，维护其知识获取与利用的基本权利，该权利无疑也属于法律范畴的法律权利，其中一部分最终以能获得法律保护的方式予以确定，成为人们平等利用图书馆资源的法律保障。有学者认为，图书馆的信息服务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确保利用者的权利得到实现，不能对利用者作出不合理的限制，如入馆限制、区别服务、限制流通、超出合理范围的有偿服务等。同时，要为利用者保守隐私，保障利用者参与运营和服务的权利。［9］
3图书馆道德规范建设思考
3.1现状分析
3.2图书馆职员道德和职业规范愿景
回归本原，道德规范如同法律规范一样，以调整社会关系为己任。图书馆道德规范调整的“图书馆――图书馆用户”关系是图书馆领域的核心关系，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图书馆员要素加入，而形成“图书馆员――图书馆用户”和“图书馆――图书馆员”两个层面的次核心关系。“图书馆员――图书馆用户”之间形成服务与接受服务的关系，如果在现代服务的观念引领下，将接受服务者置于一个服务关系之首，能够凸现其中心地位。当然，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图书馆核心关系也完全可以称为“图书馆用户――图书馆”关系。
遵循图书馆核心价值、细致划分图书馆活动是建立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规范的入口，同时要尊重知识产权、维护公共利益。因此，结合图书馆核心价值，我们可以声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行为规范是图书馆员必须坚持的：努力提供信息传递，但对信息的具体运用所带来的结果不负责任。尽其所能履行对用户的承诺，如果公共利益或者图书馆专业声誉与用户的个人利益相冲突且无法调和时，首先考虑前者。尊重知识产权。参加专业培训，提高服务技能。个人信仰的差异不得干扰信息资源的收集或者信息资源利用途径的提供。不得以牺牲图书馆用户、同事或者图书馆利益为代价谋取私利。公平利用图书馆资源，不得出于个人研究目的而对图书馆信息加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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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首先，伦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较之于其他社会关系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其次，从深层的意义上说，伦理关系是一种贯穿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最后，伦理关系的实质和核心内容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
一、伦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
所谓伦理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由客观关系和主体意识构成、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为实质和核心内容的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这一定义首先表明，伦理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
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关系的内部，对伦理关系与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进行比较时就会发现，伦理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重要区别，伦理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具体地说，伦理关系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二，伦理关系是一种表达善的关系，因而比其他社会关系有着更高的价值地位。马克思认为，人类是通过“真”、“善”、“美”三种方式来把握世界的。其中，善主要研究世界应该怎样的问题，我们说伦理关系是存在于善的领域的关系，即是说伦理关系主要是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应该怎样”的问题。在柏拉图真善美统一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善的理念居于最高层次，善的本质，即善的理念，是高于一切真理和知识的最上层的理念：“善可以说不仅是一切被知的事物的知识的创作者，并且是这些事物的存在和本质的创作者。”［5］康德也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真善美统一的思想体系。从康德求真、求善、求美的三大《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伦理学也是高于哲学的，知识的价值取决于道德的价值，善具有更高的价值地位。伦理关系是一种表达善的关系，或者说它可以抽象到人类把握世界基本方式的高度，即善的方式和善的领域，这是伦理关系在最高抽象意义上的存在领域。而其他社会关系，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一般都不便作这样的抽象，否则就不成其为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或法律关系了。
第四，在调整的方式和手段上，伦理关系的调整也有着不同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明显特点。经济、政治以及法律等其他社会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和法律关系的调整都是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比如，法律关系的调整就是由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直接以法院、警察、监狱、军队等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严格按照法律规范和规定的程序进行。伦理关系的调整则不然，虽然它也要综合运用道德、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种手段，即伦理关系的调整手段是强制性和非强制性手段相结合，但它是以非强制性的道德调整为主的。道德作为调整伦理关系的主要手段，不以国家机器为后盾，而主要通过舆论褒贬、沟通疏导和教育感化等方式，培养人们的道德责任感和善恶判断能力，从而使主体能够自觉认识到自己在伦理关系中所应承担的职责和义务，按相应角色的要求自觉履行相应的义务，因而一般不具有国家强制性。同时，道德调整的主体是一切社会成员，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在调整的方式和程序上都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二、伦理关系是贯穿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抽象。在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中，个人、集体、社会都既是价值主体，同时又是价值客体。个人、集体和社会作为价值主体都有各自的需要；作为价值客体，它们又都能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他人、集体和社会的需要。这样，在个人、集体与社会之间就形成了个人价值、集体价值、社会价值与个人需要、集体需要、社会需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表现为：作为价值主体，不管是个人、集体还是社会都有权利获得其他个人、集体与社会的满足；作为价值客体，个人、集体、社会又应该满足其他个人、集体与社会的需要。这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中，不同的个人、集体、社会之间都存在需要与满足、奉献与索取等各种矛盾关系。从实质上看，这些矛盾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也体现着主体与主体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伦理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存在一种既相互需要、相互依赖又相互满足、彼此为用的关系，这种关系作为中介和纽带把主体与主体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主体与主体之间也存在着需要与满足、奉献与索取、权利与义务等各种矛盾，这正是伦理关系的特殊矛盾。这一特殊矛盾，也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中不同的个人、集体、社会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个意义上看，伦理关系无疑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一种价值关系。
当然，说伦理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并不意味着所有价值关系都是伦理关系，而是只有那些体现和合乎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才是伦理关系。那么，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价值关系，贯穿其中的道德规定是什么呢？
如前所述，价值关系是主客体之间满足与被满足的关系，是对象、客体与主体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用关系。这种价值关系要体现和合乎道德规定，无非就是说，主体的需要与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要体现和合乎一定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伦理关系属于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在伦理关系中，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主体双方都有需要，同时主体双方都必须满足对方的需要。伦理关系作为贯穿着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需要与相互满足的关系，必须合乎相应的伦理精神和道德要求。
如果我们深入到伦理关系的内部，不难发现，它内在地包含着伦理关系主体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及价值观念。其中，一以贯之的是道德原则，对某一方面进行规定的是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而在家庭生活、职业生活以及社会公共生活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则相应地有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予以约束。在伦理关系中，主体需要的提出，主体对对方需要的满足，即主体权利的享有和义务的履行，都贯穿着这些道德规定。只有贯穿着这些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才是伦理关系。否则，就只是一般价值关系，而不是伦理价值关系。
在伦理关系中，道德规定与主体的关系呈现出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况。一方面，道德规定对主体有重要的制约作用，主体必须遵守一定道德规定的要求：任何一个主体需要的满足即伦理权利的实现，以及对对方需要的满足即对伦理义务的履行，都必须在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的指导下进行；另一方面，道德规定要有效地发挥作用，也必须得到主体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因为一定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是外在于主体的约束力量，如果仅仅停留在他律阶段，无论主体怎样遵守，它都还只是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因此，必须使主体把伦理规定内化为自己的“良心”，这个时候的伦理规定才是完全意义上的伦理规定。
伦理关系作为一种贯穿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是实然性价值关系与应然性价值关系的统一。一般地说，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包括实然的和应然的两个方面。其中，实然的价值关系表现的是价值关系的实际状态，是对现实价值关系的反映；应然的价值关系，标示着价值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人们提出的理想的价值关系要求。伦理关系作为一种体现和合乎道德规定的价值关系，与经济价值、政治价值等其他价值关系不同，更注重主体的人格和内在品质，因而包含现实的和理想的两个方面：作为一种实然性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首先是现实价值关系的反映，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价值关系的实际状态；作为一种应然性的价值关系，伦理关系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现实价值关系的反映，更是对未来价值关系的憧憬，不仅是对人与人之间价值关系实际状态的揭示，更是对理想价值关系的描述。
三、伦理关系是主体间的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
伦理关系的实质和核心内容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作为伦理关系的实质和核心内容，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社会生活中，每个人都是通过一定的角色和身份与他人进行交往而发生各种关系的。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社会对人的每一角色和身份都会有一定的规范和要求，由此构成人的职责和义务。具有一定角色和身份的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对于他人而言，都意味着权利的实现。伦理关系体现的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人的职责、义务以及权利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具有这些职责、义务和权利。其中，主体在伦理关系中所应该履行的职责和义务就是伦理义务；而主体在伦理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就是伦理权利。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关系就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
那么，伦理权利与义务关系区别于其他领域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内容、实现手段以及权利与义务的不同侧重等三个方面。从内容上看，各种社会关系存在的不同领域，决定了各种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具有不同的内容。不言而喻，一般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如经济关系中的经济权利与义务、政治关系中的政治权利与义务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法律权利与义务都是具体而明确的，而伦理关系中的伦理权利与义务是渗透在经济、政治、法律等权利与义务之中的，是从道德的角度对其他各种权利与义务的反思、评价和规定。从实现手段上看，伦理权利与义务和其他权利与义务也是明显不同的。我们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和法律权利与义务为例：众所周知，法律权利和义务是通过具有国家强制性的法律手段来实现的；而伦理权利与义务的实现虽然也会用到一些具有强制性的手段，但它是以非强制性的道德手段为主的。
我们仍以伦理权利与义务和法律权利与义务为例。虽然，不管是伦理权利与义务，还是法律权利与义务，关系双方都是既享有权利，又要履行义务，但它们在侧重点上是不一样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侧重的是确认和维护当事人应该享有的权利，换言之，双方当事人都会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要求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义务更多地具有手段功能，获得法律权利则是履行法律义务的目的。这表明法律权利的地位是先在于法律义务的”［7］(107)。而伦理权利与义务侧重的是主体应该按照自己的角色身份履行相应的职责与义务，换言之，主体应该尽力通过对自己义务的履行维护对方的权利。因此，伦理义务对于伦理权利，“具有其他义务不具有的对权利的先在的目的性”［7］(108)，伦理义务的履行不以他人对等履行义务为条件。
当然，我们强调伦理关系中义务相对于权利的先在性、非权利动机性以及本位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伦理关系中权利的存在，相反，主体在履行义务的同时，也可以而且应该享有一定的权利。虽然“道德权利不是道德义务的简单对应物，但从结果看，道德主体在履行了一定的道德义务之后，客观上理应得到相应的权利回报”［8］。这就是说，伦理关系中主体的伦理权利与伦理义务是统一的，主体在履行一定义务的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从一定意义上说，义务本身就意味着权利，权利本身也意味着义务。比如，我国古代的《尚书》记载了最早的伦理关系，包括父、母、兄、弟、子，要求“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这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伦理关系。在这种家庭伦理关系中，父、母、兄、弟、子每一主体都享有一定的伦理权利，同时都要履行一定的伦理义务；一方享有的权利就是另一方必须履行的义务，反之亦然。以父子伦理关系为例：在父子伦理关系中，父亲对子女的爱，就子女一方来说是伦理权利，而就父亲一方来说则是伦理义务；子女对父亲的孝，就子女一方来说是伦理义务，而就父亲一方来说则又是伦理权利。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在伦理关系中，主体对权利的享有是从伦理关系调整的另一过程和方面来说的，即当原来的“对方”作为主动方的时候，他同样必须履行自己相应的职责与义务，以尊重和实现另一方的权利。可见，伦理关系在本质上要求的并不是主体为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去履行义务，相反，主体履行义务的前提和出发点是为维护对方的权利。这是伦理关系中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本然。而在法律关系中，虽然也必须促使当事人履行相应的义务，以维护另一方的权利，但这是以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为前提和出发点的。因此，法律关系在本质上首先是维护双方当事人的权利，这是法律权利与义务的本然。（作者：朱海林昆明理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云南昆明65009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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