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帝范·崇文第十二》）因此，撰写学术论文需要以高标准作为目标，即便不能至，仍可达到次优的结果。何谓“理想的法史学论文”，笔者以为至少有三个维度值得考虑，即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方法。
寻找新材料与新问题的路径
关于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文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我们可以借此进一步说，新材料蕴含着法史学的知识宝藏，新问题是通往知识宝藏之门。因此，寻找新材料，探索新问题，是一篇法史学论文创新性的关键所在。对此需要注意之处有三点：
首先，应辩证地认识新材料的价值意义。所谓“新”，只是材料尚未被发现和利用而已，新与旧仅仅是相对而言，从法史学角度看，本质上都是旧的过往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新材料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否提供新的学术增长点，否则更多只是产出同质化的研究成果。虽然这些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论文查重率，但学术意义不免要打个折扣。比如，近年来，法史学研究方面，关于司法档案的整理和研究是热点，虽然其价值不能抹杀，但是都集中在这里难免凸显出学术增长点不足的问题。
最后，处理好问题与材料之间的关系。对于胡适先生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萧公权先生的批判性反思颇有启发意义。萧公权先生认为，美国一般学者研究中国的历史或文化，往往首先设立“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对此萧先生并不认同。在他看来，假设与证据其实是个倒置关系，证据是“前因”，假设是“后果”。根据他研究中国乡村问题的经验，只要“放眼看书”辅以“小心选择”这些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不必去大胆假设，假设自然会在胸中出现；不必去小心求证，证据事先已在眼前罗列。（参见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漫忆》）法史学论文同样面临这种假设与证据的处理问题，如果我们在阅读一手材料之前，就带有过于强烈的问题意识和价值浅见，往往会在有意和无意之中，遮蔽或者曲解材料的内在逻辑和本身意涵，甚至会出现“买椟还珠”的问题。这样的写作，材料更多只是为作者先见或者意图背书，而论文也因为缺乏原创性而沦为他人观点/理论的注脚。
运用新方法需避免误区
关于第一点，学科属性的讨论自然有其价值，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学科的定位、功能、意义，但也要避免过犹不及，陷入自说自话的窠臼。从方法论角度看，无论史学考证，还是法学分析，皆是达到更加深刻理解事物的手段，无所谓优劣高下之分。学者因为出身学科训练的不同，各有所长，需要做的是不断学习、扬长补短，而绝不是固步自封、画地为牢。
关于第二点，在大数据时代，量化史学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法史学领域之内，已经有优秀的论著出版，让人耳目一新。但需要警醒的是：首先，目前的大数据样本仍然需要人工统计，统计者如果没有经过严格的培训，其素养是否能够保证得出比较精确的结果？其次，在特定时代语境之下，所处理的资料是否完整？例如对清代命案的统计分析过程中，1851年至1864年就不能只依据中央的刑科题本进行统计，因为这段时期经历了太平天国运动，地方督抚掌握了就地正法的权力，原有的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搁置，依据中央档案的统计容易出现较大偏差。最后，特定重要概念有专门的含义，不能望文生义，例如何炳棣先生发现，清初的“丁”并非指成年男子，而是赋税单位，不能根据丁数来推测全国人口数。（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因此，动辄以万计的大数据样本的定量研究貌似实证，实际上可能存在着不少陷阱，其分析的各种因果关系更有倒置的危险。
理想的法史学论文需要平衡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方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尽量避免带有过分强烈的“先见”去阅读一手材料，努力从材料中发现有价值的学术问题。学者不应该有学科门户之见，而是要与时俱进，学习新的研究方法，但要警惕本末倒置，新方法可以是“屠龙刀”，但要避免沦为“屠龙术”。
上述目标，笔者认为自己远未达到，撰写此小文的目的，与其说是作为一个曾担任过法学期刊编辑的人建议别人，毋宁说是反省自己。
原标题：《理想的法史学论文——兼谈法史学论文写作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