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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日前在《国家行政学院学报》上撰文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形成，但在一些领域仍存在着立法滞后现象。
应将全面提升立法质量摆到依法治国首要位置，让国家立法机关承担起主导立法的责任，改变立法机关是“二线”机构的思维定势。
现状立法质量不高表现在四方面
现行法律体系的立法质量不高首先表现为立法空白多。
如作为七大法律部门之一的社会法部门，社会救助法、社会福利法、慈善事业法等关乎基本民生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法律都还未制定。社会救助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性制度安排，2014年才出台一部综合性的行政法规，即《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四是一些法律的规制过于宽松，使现实生活中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
此外，法律、法规、规章等重复制定现象普遍化，往往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出一部法律后，地方立法机关纷纷跟进，大多数地方性法规是国家立法的简单重复，有的地方法规甚至与国家立法相抵触。
建议
修法应坚持立、改、废、释并举
郑功成提出，应将全面提升立法质量摆到依法治国首要位置，要让国家立法机关切实承担起主导立法和确保所有立法质量得到全面提升的责任，彻底改变立法机关是“二线”机构的思维定势。
将立法事务从行政主导过渡到立法机关主导，摆脱部门立法局限，消除部门利益的痕迹，增进立法中的理性博弈，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同时，将可操作性、可执行力作为检验立法质量的重要指标。
将法律解释权收归全国人大
郑功成建议，通过修订《立法法》进一步明确国家立法机关的立法主导权及相应程序，包括法律草案的提出与起草、对法规与规章的审查及取缔等。
清晰界定中央政府立法权责边界与范围，在全面清理现行法规的条件下，尽可能减少行政法规数量，将行政法规中成熟的规定上升到法律层次，及时废止不合时宜的法规、规章，杜绝部门利益法定化。
清晰界定地方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责边界与范围，在全面清理地方法规的条件下，有效规制和避免重复立法现象，杜绝地方保护主义法律化，切实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
增设各领域立法专门委员会
目前国家立法机关仅设有9个专门委员会和法工委、预算工委等少数工作机构，编制控制与立法任务不能细分是制约立法质量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立法机关专门委员会要担起主导立法职责并监督法律实施，显然力不从心。
应适当增加国家立法机关的专门委员会与工作机构，如果专门委员会的数量达到12-15个左右，工作机构达到7-10个，立法力量不足的局面将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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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的立案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有诈骗的故意，即犯罪嫌疑人具有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手段骗取他人财物的主观意图。其二，实施了诈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欺骗他人作出错误的意思表示，或者隐瞒真相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等行为。其三，诈骗行为达到一定的数额标准，不同地区对于诈骗罪的数额标准有所差异，一般来说，达到数额较大的程度才会立案，例如在一些地区，诈骗公私财物价值三千元至一万元以上的，可能被认定为“数额较大”。其四，诈骗行为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益，对被害人造成了实际的财产损失。只有同时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公安机关才会予以立案侦查，以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侵犯公民信息罪的入罪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数量。一般来说，达到五十条以上的，可认定为犯罪。其二，违法所得数额较大。通常是指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其三，造成严重后果。例如，致使被害人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其四，曾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二年内受过行政处罚，又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对于上述标准，司法实践中会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进行具体认定，以确保对侵犯公民信息罪的准确界定和惩处。同时，不同地区可能会根据实际情况在具体数额等方面有所差异，但总体上都围绕这些关键要素来判断是否构成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