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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向痛点发力，夯实乡村治理根基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日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
乡村有效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微观基础。促进乡村振兴，必须夯实乡村治理这个根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通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与2005年提出的新农村建设战略相比，乡村振兴战略将“生产发展”提升为“产业兴旺”，“村容整洁”提升为“生态宜居”，“管理民主”提升为“治理有效”。
2019年6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就其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做了部署。嗣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等6部门印发了《关于开展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六部委文件”），将在全国选择100个左右的县（市、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8个任务、议题赫然纳入试点内容：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机制；探索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探索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路径；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完善村级权力监管机制；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创新现代乡村治理手段。
领会并落实好中央顶层设计的精神，迫切需要对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一些痛点、难点和堵点，从理念、制度、组织、工具等层面予以辨析，进一步探索乡村有效治理之道。
创新乡村治理，既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兼顾，又需要基层因地制宜、自主创新。顶层设计与地方创新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的治理经验，但同时，也往往存在“一刀切”的政策到基层水土不服的痛点。顶层设计不是提供具体而微的执行方案，而是明确改革方向和边界，为地方自主创新提供操作空间和制度保障。以“六部委文件”为例，8个任务、议题不是约束性指标或终极目标，而是为改革提供必要元素和明确方向。基层应在此基础上，在既定边界内，因地制宜探索治理模式。
创新乡村治理，需要为基层赋权，配置相应的人财物，实现权力、责任和资源匹配。基层往往存在“多重悖论”：有限的权力和资源与繁重的工作任务不匹配，基层统筹协调与部门驻派机构“两张皮”问题普遍存在。在此意义上，分权并非越多越好。上级政府只宜将法律有规定的事项委托给地方，并配套相应经费，保障权力、责任和资源相匹配。
创新乡村治理，需要推进治理创新向后端移动，通过创新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六部委文件”特别强调创新村民议事协商的形式，激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内生动力。近年来，各地基层治理创新层出不穷，当前需要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向后端移动，不断发掘并回应群众新的需求。特别要适应农村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变化，为本地村民、外来居民、企业和社会组织等不同群体参与议事提供平台，拓宽议事协商范围。
创新乡村治理，在整理基层数字资源、强化“互联网+服务”的同时，须警惕它对社区社会资本的削弱。不可否认，现代信息技术应用在识别民众真实需求、实现基层便民化精细化治理上很有帮助。同时，信息技术与民主、治理之间存在张力。基层社会需要大力培育社区社会资本，构建高信任度社会。在此意义上，要警惕“互联网+治理”对社区社会资本的消减。
创新乡村治理，效果评价要从考核奖励过程性指标转向结果性指标。目前，乡村治理的创新推广、考核评价、绩效激励往往导致一些地方“为创新而创新”，甚至形成不计成本“抢注创新品牌”的恶性竞争。有些地方为了奖励创新，在考核体系中特别设置了“争先创优”类指标，基层和部门挖空心思为考核“特设”创新项目，不计成本投入人力、物力、财力推进项目，力求在短期内获得肯定。这一现象将导致手段与目的本末倒置。破解之道在于，减少创新的过程性考核指标，设定基层有效治理的结果性目标。只要实现目标的手段正当、途径合法，基层和部门都可以各显神通。
应当看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两者相辅相成，有了良好的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反之，提升治理能力，才能发挥治理体系的效能。中央文件已为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做好了顶层设计，当前需要扎实推进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良性互动，真正实现乡村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半月讲解
2新土地管理法：将农民土地权益“大写”
首次对征地的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取消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入市的限制、规定政府不能强迫农民退出宅基地……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决定。
土生万物，地载万代。土地制度是国家的基础性制度，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国家长治久安。新的土地管理法亮点几何？又将带来哪些变化
“三块地”改革：处处保障农民土地收益最大化
新土地管理法的最大亮点，是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已在部分地区实行多年的“三块地”改革试点，有望从试点走向全国。
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不能随随便便征收了，而是要遵循公共利益的前提。比如，军事外交，政府组织实施的基础设施建设、公益事业、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以及成片开发建设等6种情况，就属于这个范围。在这些情况下，土地将按需征收。
土地被征收后，将不再按土地年产值一定倍数补偿，而是综合考虑未来发展增值空间、制订区片综合地价。这就大大保障和增加了被征地农民利益。
过去，集体建设用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流转。新土地管理法对此作了放宽，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集体建设用地可以出租、出让并可以转让、赠予、抵押使用权，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同权同价。这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扫除了制度性的障碍，是土地管理法一个重大制度创新，而土地供应格局也将因此改变。
在宅基地方面，新土地管理法允许已经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但地方政府不能强迫农民退出。
“人多地少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广大农民都对土地十分珍视，我们任何一项改革一项立法都要把农民土地权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法室副主任杨合庆的表态，彰显此次土地管理法修改格外重视保护农民利益。
三条控制线：基本农田保护2.0版
在新土地管理法里，“永久基本农田”取代了原来的“基本农田”，被称为中国基本农田保护2.0版。生态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的整体管控框架清晰起来。
民以食为天，食以地为本。耕地是我国最为宝贵的资源，需要像爱护大熊猫一样珍惜。从基本农田到永久基本农田，看上去只是简单的文字修改，深层次则是理念的重大转变。它体现了对基本农田永久保护的决心和恒心。
而保护永久基本农田的原则，可概括为“两个决不能”，即已经确定的耕地红线决不能突破，已经划定的城市周边永久基本农田决不能随便占用。
新土地管理法在第35条明确规定，永久基本农田经依法划定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改变用途，要求永久基本农田必须落实到地块，纳入数据库严格管理。
据悉，目前，2887个县级行政区域永久基本农田的划定工作已经完成。
从试点到法律：字字增删总关情
这次土地法律修改将中央关于土地制度改革要求和试点地区制度性成果经法定程序转化为法律，试点地区的做法经验将成为全国普遍实施和执行的法律制度。
从全国33个县级改革试点到新土地管理法修改、颁布，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得到了充分体现，并将使农民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益。
在新土地管理法中，土地公有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得到坚守，较好地平衡了改革与稳定、当前与长远的关系。
此次修法，令人鼓舞的还有一系列全新的法律用语入法：农村村民居住的权利，农村村民的住房财产权益，改善农村村民居住环境和条件，征地要先进行社会风险评估，多数被征地农民不同意征地补偿方案应当召开听证会等。这些法律用语写入中国土地法律，充分体现了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尊重和保护，体现了全面依法治国成果。
法律颁布之后，正确理解、执行尤为重要。为此，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学习培训、对广大农民的宣传普及，让广大农民真正了解国家法律赋予农民的土地权利。
半月调查
从环保威胁者变成菜篮子功臣？“有多少猪，猪贩子都收”
“有多少猪，猪贩子都收”
半月谈记者走访看到，在中央多部委密集出台政策支持养猪后，部分养殖户信心有所恢复。
半月谈记者近日在一家大型农贸市场看到，18个猪肉摊位中有两个空着。农贸市场负责人说，该市场建成30年来几乎没有过空铺现象，但近1个月来，因为猪肉价格太高，销售不佳。“原来每天能卖25头猪，现在一天只能卖10头左右。”
“不少养殖户的身份从‘环保威胁者’变成了‘菜篮子功臣’。”一名猪业协会负责人说，他投资的养猪场存栏规模近10万头，在看到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后，他已经开始周密部署，准备逐步扩大产能。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中小规模养殖户尤其是家庭农场被关闭取缔，复养可能性较小，大规模养殖场有一定的复养或扩群的积极性。
“只想吃肉不想养猪”？
自然资源部提出，养殖场可以利用一般耕地和林地，但一些地方养殖区域的周边几乎都是基本农田，可利用的土地十分有限。半月谈采访了解到，一个养猪企业延长了20多米的赶猪道，但因为占用的土地属于“禁养区”，至今办不下土地证，卖猪台也不得不停用。
由于缺少细则，一些利用现有土地，增加或改善基础设施的办法，也难以通过审批。如2017年底，一农牧公司为了在有限土地上扩大产能，在猪场内盖一栋5层楼建筑养猪，尚未封顶，预计增加产能3500头。该公司董事长告诉半月谈记者，尽管“高楼养猪”技术已经十分成熟，但用于养猪的高楼该适用农用地还是建设用地管理尚不明确，村委会认为这座养殖楼属于违法建筑并起诉企业，目前养殖楼尚未封顶也无法投入使用。
生态环境部要求，对符合环保要求的畜禽养殖建设项目，加快环评审批。但没有明确过去建成的，符合环保要求而尚未拿到审批的养殖场应如何处理。如一家养殖场实际存栏2万头，但按环评标准只允许养3000头，因为环评审批困难拿不到证。
期盼政策快落地、真落地
基层干部和养殖户建议，应充分考虑基层各种特殊情况，出台更多政策细则和配套政策。如生态环境部已提出畜禽粪污全部还田猪场不需申领排污证，但达到什么标准才算全部还田，并没有明确；自然资源部虽然提出生猪养殖用地按农用地管理，但对养殖场建设的“高层养猪”建筑仍按建筑用地管理。
除了环评审批通过难之外，当前的环评标准也有值得改进的地方。比如根据现有政策，给一个养殖场耳标的数量，是根据环评报告允许的存栏数乘以1:1.8的生产系数得出的，如某养殖场环评允许存栏1万头，那么每年预计出栏18000头，可以拿到18000个耳标。实际上养殖场通过新技术、新设备和先进的管理办法，提高了生猪生产效率，虽然存栏量仍是1万头，但年出栏量可达2万头，比实际发放的耳标多2000头。这也就意味着每年有2000头猪拿不到“身份证”。
针对目前一些基层政府对养猪存在排斥心理的现状，应抓好属地责任制，可实行“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必要时可由当前的“市长负责制”升级为“书记市长双负责制”。
半月世界
4东盟国家“双向战略”发生变化了吗
今年是落实《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开局之年，刚于9月结束的第16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取得了丰硕成果，双方在经贸领域再擦火花；而在去年10月，中国首次与东盟10国开展的海上联合军演，也成为打造中国与东盟命运共同体、协力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新起点。
近年来，随着美中两国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此消彼长，不少东盟国家更与中国走近，似乎让人看到东盟国家至少持续10多年的“双向战略”，即安全上依从美国、经济上依靠中国的格局，开始发生微妙变化。事实上，这些变化虽然存在，但并不意味东盟国家战略思想主体已发生根本变化。
战略思想经历调整变化
大半个世纪以来，东盟国家的战略思想前后经历了重大的历史变化。特别是对美国的战略选择上，东盟国家从当初的“一边倒”到有限调整，再到努力实现“大国平衡”，基本遵循了“双聚焦”的战略原则，即安全防御上靠向美国，经济贸易上靠向中国。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美国一方面将中国视为潜在挑战者，另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可合作者，从克林顿执政时期开始，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加遏制”的政策。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成为东盟国家外交选择的重要参照，东盟国家与中国的接触与交往增多，特别在经贸领域。
在此形势下，新加坡提出了“大国平衡”战略的倡议，很快被其他主要东盟国家接受，进而成为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战略选择。该战略的初衷是为了获取东盟国家的整体利益，尤其是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这一时期，在经济方面，东盟国家仍然采取争取美国资金、技术和市场的战略，并尽量减少对美国依赖，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巨大市场潜力也为东盟国家带来机遇。
在安全领域，美国一直占据东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东盟国家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双方加强了反恐合作，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合作得到实质性的加强。
近几年来，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对东盟国家的影响仍然很大，日本、印度等地区大国外交政策变化也明显影响东盟各领域，中国对东南亚诸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东盟国家外交选择难点在于：如何适应中国的快速发展，以及如何在中美竞争和大国间进行合理选择。
新现实下仍延续战略平衡
长期以来，东盟国家的战略明显受到大国关系变动的深刻影响，作为小中国家的东盟成员国家，对大国普遍存“威胁认知”。为了在大国关系变化中谋取东盟国家自身的利益，东盟国家实际采取的是一种“大国平衡”战略，在对美国、中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关系上，既有利用，又有防范。这种战略将随着中美关系的变化以及国际关系的变动有所调整。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的一系列动作，让东盟国家有些迷惑不解：虽然美国宣称推行所谓“印太战略”，但东盟国家没有看到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动而积极的战略动作和部署。面对中美两国尚不稳定的经贸关系，以及美国国内出现的分裂现象、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东盟国家不得不暂时选择观望。而随着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一些东南亚国家认同和参与，东盟国家与中国全面战略合作越来越深入。
今后，东盟国家仍会采取有限制衡的战略，适应中国快速发展后的新形势，谨慎应对中美关系的波动，以维护自身利益，避免自身成为大国竞争的工具。这些都成为东盟国家延续“双向战略”的现实因素。
基层治理现代化
5乡村治理新范本在哪里？学学“象山模式”
今年6月，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工作会议在浙江宁波象山县召开。历经10年实践的象山“村民说事”制度把协商于民、协商为民落到实处，不断提高村级治理能力和水平，创造了被誉为基层治理典范的“象山模式”。
“村民说事”究竟说什么如何说说得管不管用“象山模式”为全国乡村治理实践提供了有益启示。
商建文旅活动中心：一场特殊的“中秋话家常”
鲍英钱告诉村民，活动中心的土地资格已经拿到，接下来的问题就只有两个：“是否建”与“如何建”。有村民提出，中心将来可以多层复合使用，一层、二层、三层可分别用作农家乐餐厅、休闲娱乐平台、办公会议室等，以提高利用率。而年轻一辈的村民认为，四合院的形式更能突出文旅特色，也便于明确中心的功能分区。
“搞文旅中心是好事情，但咱们的账本究竟能不能算清楚”在谈到建设资金和管理规划时，一位年纪稍长的村民担心，目前中心对村集体增收作用还是个未知数，建设要在村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量力而行。
这场特殊的“中秋话家常”，是象山坚持了近10年的“村民说事”制度的缩影：没有“一言堂”，没有蛮横打断，没有违心附和，村民们心情愉悦、言无不尽。
象山地处东海之滨，农渔产业较为发达，辖区内有18个乡镇（街道）、490个行政村。2009年初，位于该县西部的西周镇因水库引水等项目积累了一批征地补偿、集中安置问题，村民上访纠纷不断，村镇两级干部疲于应付，叫苦不迭。
“村民要争的是理，想说的是事，只用文件上传下达的工作方式是群众不理解、不支持的症结所在。”时任西周镇党委副书记的史建立在反复权衡后认为，关键还是要让镇村干部走到群众中去，建立常态化的说事制度，说了之后村里及时商量、马上去办。
说事制度实施1年间，西周镇信访量下降53%。2010年3月，象山在总结西周镇经验基础上，正式将说事制度命名为“村民说事”，向全县推开。
“说议办评”相结合的闭环治理模式
“村民说事”，“说”是基础。象山的基层干部形成一个普遍共识：说事不仅意味着固定日子坐下来“集中说”，还要主动倾听“上门说”，更要创新方式“灵活说”，线上线下结合，充分调动村民参与说事的积极性。
“村干部不能待在办公室等着意见上门，你都不愿意迈开腿，村民又怎么愿意张开嘴呢”墩岙村村支部委员黄永新告诉半月谈记者，说事的内容上到村庄发展，下到家长里短，谁家的种苗生长不好，哪户的田块排水不畅，只要事关村民切身利益，都应该去认真倾听。
在“议”事方面，常事急事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召开村务会议商议，大事要事召开党员大会、村民代表会议商议。县乡两级建立社会治理综合智慧中心和综合指挥室，统一受理流转交办网格和各渠道上报的各类事件。西周镇等乡镇还成立了乡贤顾问团等组织，邀请各行业人才参与村庄发展重大事项。
在“办”事和“评”事方面，象山将“放管服”改革向农村延伸，加快基层便民服务点建设，村级事务管理多员合一、专职代办，实现常用事项和民生事项全域通办，目前282项事项已实现群众办事不出村、不出镇。在每件事项办结后对村民进行满意度测评，把“村民说事”与集体经济、村庄环境、社会稳定、干部廉洁“四张报表”考评相结合，比学赶超、争先创优。
象山各村发展情况既千差万别，又在许多领域相互联系。在西周镇党委组织委员郑波波眼里，“联合说事”与“信息共享”效果明显。“在涉及垃圾分类、集体经济规划思路等共性民生、发展话题时，我们将说事范围扩大到连片四五个村，让多村干部和村民一起讨论。”
西周镇还结合现有的政务数据平台资源，上传共享事件解决的具体案例。“同类事项甲村发生过了，乙村可参考甲村方法合理吸收解决，集思广益既提高了解决方案的科学度，也有助于打消村民的公平疑虑。”郑波波说。
“双向构建”下的三治融合尝试
象山县涂茨镇旭拱岙村党支部书记葛聪敏多年前在治村方面，曾有两桩“心病”，一桩是铺张浪费，一桩是赌博成风。葛聪敏回忆，象山一些农村有红白事大操大办的传统。“一次普通婚宴，前一天预热一场，‘正日子’午晚两场，次日‘请大辈’一场，每场席开五六十桌。”至于赌博，更是村里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
“村干部一遍遍抓，但老百姓和干部打起了游击，玩起了‘猫抓老鼠’，你管了这家，那家依旧我行我素。”思来想去，葛聪敏觉得乡风建设光靠干部“剃头挑子一头热”不行，必须依靠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力量。
葛聪敏和村干部决定，组织村民就乡风问题进行专门的说事活动。“我们要让村民们自己面对面交流，赌博和铺张浪费到底有怎样的危害我们的村庄民风建设出路在哪儿”
在象山，“村民说事”的议题与乡风文明建设关系密切。一些乡镇通过组建红白理事会、新乡贤参事会、道德评议会强化村规民约刚性约束，发布村风村训，推出乡风文明指数和农民诚信指数测评等举措，让婚丧新风、优良家风、和谐村风、最美民风成为村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县乡多部门统一推动下，象山建立了法律顾问全程参与“村民说事”制度，县政法委和县司法局安排政法干警、法律工作者担任全县各村（社区）的法律顾问。目前法律顾问解答法律咨询3700余次，直接化解纠纷3800余起。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仝志辉曾带领课题组在象山考察调研。在他看来，“村民说事”的生命力之一就是通过“双向构建”成功营造了自治、法治、德治合一的浓厚氛围。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推动下，“村民说事”平台逐步成长为三治融合的新乡村治理体系。
“‘村民说事’把法治理念融入全过程，说出了浓浓的人情味，唤回了乡土自信，夯实了基层治理的道德底蕴。”象山县委书记叶剑鸣对半月谈记者表示，“村民说事”构筑了村务管理、决策、治理、监督全闭环运行机制，走出了一条共商共信、共建共享的治村理事新路子。
“象山启示”：探路乡村治理新体系
一些受访专家表示，“村民说事”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充分尊重并保障了农村社区居民的根本利益，打通了村庄层面的“人心共同体”，增强了县乡农村工作体制的回应性和效能，推动了党的群众路线在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实现。
“新乡村治理体系构建的本质，是县乡农村工作体制的重构。”仝志辉认为，在基层说事体系逐步完善之后，下一步应思考如何让乡村治理体系贯通村乡县三级。“这种贯通并不是偶尔的体恤民情，而是涉及制度化调整和扁平化的治理。要深入梳理乡村治理可资利用的全方位资源，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
仝志辉建议，构建乡村治理新体系既要实现资源下沉，又要善于让各种治理机制发挥作用。在充分利用乡村善治特有的作用和机制时，不能盲目加压，层层加码，使其偏离本原、模糊主线。“要始终保持简约治理格局，避免各类形式主义的制度和组织叠床架屋。”
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夏学民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说议办评”全流程的核心还是村民关切。他建议，以“村民说事”制度为契机，可大力加强农村社区党建，积极培育教育、养老、科技等多种社区社会组织。在村党支部、村委会、村监委“三驾马车”基础上，广泛邀请社会组织代表、乡贤和科技特派员等村内外优秀人士共同组成“村经济委员会”“村民生委员会”“村文化委员会”“村安全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开拓乡村治理新天地。
6“有活往下压，有人往上抽”
半月谈记者走访多个城市社区了解到，一些地方的社区行政化倾向明显，工作负担沉重，特别是上级甩下来干不完的任务和死灰复燃的奇葩证明，让社区干部心力交瘁。他们反映，他们现在是“干最重的活、拿最少的钱、遇最奇葩的事”。
街道办成了“二传手”，“行政下移”让社区干部窝火
工作11年的社区干部王心（化名）说，2004年她结婚时，结婚证、准生证等在街道办办理，但2008年她到社区工作时，这些已经成为社区的分内工作了。同时，低保、残疾人工作等任务也落到社区工作人员身上，“社区负责干活，街道办反而成了信息传递的‘二传手’”。
活多人手少。一些社区干部每周或每月都要被抽调到街道办干活。一个社区的12名工作人员里有4人需要轮岗。一些地方的街道办形成“街道办主任派活—副主任安排—科员调人—社区干部干活”的状态。“别看办事大厅里人坐得满坑满谷，好多人是从社区抽调过去的。”王心说。
干着街道办的活，却没有享受行政人员的待遇。太原市社区的一些工作人员一个月到手只有2400元左右，吕梁等市的社区工作人员只有1600多元，相当于当地街道办干部的一半左右。
有些社区甚至欠了一屁股债。中部某市同一街道上的几个社区共欠了200多万元。一名社区干部说，居委会一年只有8万元活动费用，但一年下来办公室租金、水电暖等费用要十四五万元，“我们现在还欠着40多万元，与周边比是欠债最少的”。
14个人干近百项活
社区行政化，让社区干部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协助”任务，从经济普查到协管交通，从地方维稳到运动会宣传。“上面有多少部门，我们就有多少领导，就有多少种活。”一位社区主任说。
太原市某社区主任马主任介绍，社区14名工作人员承担了近百项工作，工作量和人员数量不成正比。随着上级职能部门分工越来越细、职能越来越完善，社区负担会越来越重。
马主任说，社区每天报表至少要填十几份，给不同部门重复报多次，甚至要求报门面房的经纬度，根本报不了。
奇葩证明死灰复燃
社区干部反映，由于社区行政化严重，前几年一度减少的奇葩证明，今年又有回潮的迹象。
太原市出台过规定，社区只需盖居住证明、死亡证明、社区矫正人员情况证明等8种证明，现实并非如此。社区干部反映，要盖的章一个也没少。
“孩子拿奖学金要社区开无偷盗记录证明、学生假期志愿者服务需要社区开证明、大学生入党政审等都要社区盖章。”太原市一名社区干部说，一些章要得特别急，来了就要盖，盖完就要走，不给盖就吵。
一位社区主任说，小区里民用房改商用房是政策不允许的，工商部门完全可以不给登记。但工商部门把矛盾转嫁到社区头上，让他们先盖章。“盖章违反政策，不盖章办事的人觉得卡他们。”
教育改革进行时
7消肿不了的大校额？小学一年级竟有二三十个班
有关人士认为，随着“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城镇化速度加快、随迁子女不断增多等多重因素叠加，教育资源供给面临巨大压力。对此，亟须以前瞻眼光深入研判趋势，早做谋划，仔细算清生源账、师资账。
生源暴涨：“好多学校都装不下了”，上一所小学要换3个校区
近年来，教育部明确要求清理大班额、大校额，但开学之后部分学校人满为患的现实仍很严峻。
今年暑假，东部某省会城市排行前三的名校在家长群中发布公告，因主校区生源爆满，办学条件受限，政府为六年级毕业班的同学安排了小巧雅致、功能齐全的新校区，恳请家长理解并配合搬迁。
据了解，距离该小学本部3公里外的原区少年宫，下个学期将成为该校六年级毕业班学习的地方。而此前，该校一年级已整体搬迁至另一个过渡校区。对此，家长们颇多怨言：“上个名校真不容易，小学6年要流浪3个校区。”
不仅是省会城市，地级市或县域的热点中小学也面临类似压力。据悉，江苏某地一所小学一年级今年共收了1100多个孩子，分了23个班。目前该校的在校生已经达到5000多人。
“好多学校都装不下了。”一位学校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说，不仅教室不够，操场和运动设施更是捉襟见肘。半月谈记者在开学期间走访了几家公办小学发现，有的学校开学典礼，只能每个班派几名学生代表参加，因为人实在太多了，没那么大的场地。还有的学校几个年级、四五十个班级共用一个实验室，美术教室也是在狭小的空间内硬搭起来的。
该校负责人对半月谈记者表示，一搬再搬实属无奈之举，也是目前条件下所能做出的最优选择。“家长的抱怨我们都听在心里，但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来说，一所学校几个校区又何尝不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东部某县级市外国语学校的一位老师说，她所在的学校光初一就有36个班，不谈教学质量、升学压力以及老师的职称晋升、上升通道，每天光是排查各类教育隐患就令人疲惫。“几千个孩子背后就是几千个家庭、几千个成年人，有时候光应付家长我就头皮发麻，每天都在满负荷战斗。”
大校额背后的“生源账”为何难算
部分热点学校的持续膨胀究竟因何而起？有关专家认为，这背后既有优质教育资源的虹吸效应，也有学区设置的规划问题，还有对学龄人口波动的动态研究和预判不足的原因。
从表面看，名校效应最为突出。在教育资源充分竞争的地区，好学校越来越挤，弱学校越来越空，这样的“马太效应”已显。教育部门近年来不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化，通过增加学位、推进名校办分校等举措，力图缓解大班额、大校额的问题。然而，这些改革举措在家长们“赢在起跑线上”的择校热情，不断加快的城镇化趋势，以及新建小区适龄生育人群大幅增加的现实面前，仍然压力不小。
南京一所小学曾用一场奥体的“万人运动会”认证了自己的超级小学身份。2018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校大概有5000多名学生，共105个班。新一年级人数从2013年的13个班650人，扩展到2018年22个班1144人。业内人士分析，该校膨胀源于双重因素叠加，一是双学区，同时拥有小学和初中的优质教育资源；二是位于新的人口聚集区，新小区多且学区房性价比高。
从深层次看，未能科学研究和预测人口流动趋势，对生源与教育资源供给能力研究不足，是造成局部过热的根源。
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9年8月教育部官网公布的各省小学学生数显示，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随迁子女生源增加，全国城乡各地小学入学的生源人数都在持续增加。按照“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和二孩出生的年龄来推算，二孩入学的峰值即将到来，未来压力还可能进一步增大。
二孩入学峰值陆续到来，如何应对
专家认为，学龄人口波动是一个正常现象，但对学龄人口波动所做出的应对之策，则考验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往那种在学龄人口大幅减少时大规模撤并学校，在学龄人口急剧增加时大规模兴建学校的做法，看似顺势而为，但其应急性却容易导致局部地区陷入教育资源不足与资源过剩的怪圈。
半月谈记者在南京采访时了解到，通过名校办分校等方式，当地教育部门正竭力促成弱校做优，促进生源回流。拉萨路小学分校方兴小学由原下关区5所薄弱小学合并而成。随着政府对滨江地区的大力开发，2016年学校在原址扩建，并于去年成为拉萨路小学直属分校，实行总校负责制，本部派出教师团队入驻学校。
“这个学校原本90%以上都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每年能有三五个学区生过来就不错了！”方兴小学负责人陈宁告诉半月谈记者，去年8月并入拉萨路小学后，两所学校资源全部打通，一年里本部过来交流的老师就有近20位。
专家认为，在二孩入学高峰到来前，提早谋划，算清生源、师资、校舍等资源账至关重要。一方面，要立足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生源剧增的实际，加强义务教育资源的预警预测和前瞻规划，积极实施布局调整，扩大资源供给。另一方面，还要切实解决教师结构性缺编问题，科学编制教师队伍建设专项规划，及时根据生源增长动态灵活调编，实施按岗位购买服务补充教师，新师资优先补充到农村偏远学校。
解码城市
8芜湖：悟透“有无”
“天上飞的（通用飞机），地下跑的（汽车等），水里游的（万吨轮），没有芜湖人不会做的。”芜湖人喜欢这样自诩。
如果城市是有性格的，那芜湖一定是敢想敢闯的。从傻子瓜子到奇瑞汽车，滨江而居的芜湖一再标注下中国改革创新的大印迹。芜湖，也因此被国家列入全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8个典型地区之一。
昔日的芜湖，无沿海沿边、毗邻特大型中心城市的地理优势，无能源、矿产的资源优势，无经济特区、保税区等的政策优势。如今的芜湖，拥有风光无限：核心技术加速引进、转移、外溢，新兴产业迭出不止，高端人才纷至沓来，“隐形冠军”不断涌现，前沿技术相继落地……
从无中生有到有中生有再到有中更有，芜湖，这个曾经跻身全国四大米市的繁华地，今日华丽转身为高新技术产品、业态层出不穷的创新热土。
无中生有：创新集群支撑发展基点
“芜湖是一个喜欢而且擅长无中生有的地方。”公司总经理洪雨宁表示。2013年，公司决定落户芜湖航空产业园时，这里还是一片空地，现在则形成了从航空发动机到复合材料的产业集聚。“签约时还在担心，芜湖作为一个三线城市，能否支撑起现代通用航空产业的发展。但事实表明，一个城市的产业边界与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成正比。”
20多年前，芜湖比照国家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政策，在没有任何特殊优势的条件下，勇于创新，无中生有地创办了奇瑞、海螺等大型企业，形成了汽车、家电、新型材料等产业集群。芜湖GDP在安徽的排名也一下从第十蹦到了第二。
此后，更多的产业集群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坐落于经济开发区的新型显示产业基地，信义光伏玻璃占据了全球20%的市场份额，是全球单一最大的光伏玻璃生产基地；其周边的长信科技则拥有12条ITO导电模组生产线，全球规模最大。
由汽车产业而拓展的交通装备产业，已裂解为通用飞机、造船、改装车、轨道交通等新的集群。在芜湖的郊区，中车浦镇庞巴迪悄然崛起，跨座式单轨及APM车辆接连斩获国际订单，生产计划已排到了2021年之后。
让人意外的是芜湖这个三线城市居然隐藏着一批堪称“隐形冠军”的互联网企业。2012年创业的三只松鼠，去年销售额达80多亿元。2011年，创业多年的凡臣优品电子商务公司迁至芜湖，2018年销售额近30亿元。在它们的身后，则是易酒批、共生物流、溜溜果园、同福碗粥等一批年销售收入超过10亿的“隐形冠军”和独角兽企业。
按照芜湖市常务副市长曹哨兵的说法，在芜湖市的超前布局下，芜湖有重点地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机器人及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航空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产业无中生有，快速集聚，开始显山露水了。和以往不同，芜湖显山露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是单个企业单打独斗，而是以产业集群形成合力；不再依赖单个品牌，而是布局全产业链。
曹哨兵说：“芜湖既无区位优势，也无资源禀赋的优势，能够依靠的就是敢于创新创业的基因。创新创业始终伴随着芜湖的发展，创新创业也深深地融入芜湖人的血脉中。”
有中生有：技术红利的聚变效应
金弋波说的技术红利是指奇瑞配置第三代发动机的新产品。去年下半年，奇瑞第三代发动机上市，燃烧效率达到甚至超过了合资品牌的主流产品水平，在A级车市场上初步改变了自主品牌汽车长期以来以小打大，以弱敌强，受制于人的局面。除发动机技术外，奇瑞也在底盘、自动变速箱、电子管理系统等核心技术的研发上取得一系列成果。
去年六关节工业机器人出货量居全国第一的埃夫特，七八年前还是奇瑞公司的一个设备采购部。当奇瑞决定自己开发机器人时，设备采购部变成了埃夫特，埃夫特带出一个产业园，产业园又引来了电机、减速机等核心零部件企业。就这样一生二，二生三，环环相扣，生生不息。
芜湖的技术扩散突破邻近的产业，溢出到更大范围。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机器人产业示范园区芜湖机器人产业园，目前已形成全产业链集聚。园区内108家各类机器人企业，有芜湖本土的，也有来自上海、哈尔滨、天津乃至意大利和日本的机器人企业。
由制造而“智造”，技术聚变把芜湖的产业调整推向新的高度。半月谈记者走进中航华东光电有限公司产品展厅，只见一款款微型显示器件和视觉成像组件，在灯光照射下熠熠生辉。该公司项目经理朱标拿起一款轻薄的双目智能眼镜说，它看似普通，却集成了无线通信、图像识别、语音控制、手势识别等多种功能模块，可以在城市反恐、公安巡查、电力巡检等多种场合使用。“产品广受欢迎，预计2020年可实现总产值15亿元。”
有中更有：政府“放管服”改革促企业自主创新
当年，芜湖多方聚集资源，由政府强力推进，创造了芜湖创新发展的模式。如今，政府不再运作具体项目，放手让企业与民众自主创新，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政府则着力进行制度转型和建设。
在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有几排很不起眼的老式楼房，里面集聚着一些诸如量子通讯、太赫兹芯片、太赫兹检测、氮化镓、空气能等国内顶尖的创业团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汪敏说：“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领域都是我们过去没有接触过的，就像从竞争激烈的高地一下子进入了荒芜的无人区，我们现在更多是服务好这些在无人区探索的创新者。”
2012年，在外创业多年的戴启龙决定将南京的公司卖掉，转型互联网云打印平台。在选择二次创业的地点时，他和团队一致同意入驻芜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戴启龙说：“在几个备选地中，芜湖给的优惠条件是最少的，既不给钱，也不给地，只提供几百平方米的办公用房。但这里提供保姆式服务，从知识产权申请、融资计划和安排乃至税务策划，方方面面一应俱全。企业入驻后，可以立即全身心投入技术开发和业务拓展，这是任何东西都换不来的。”
短短6年间，戴启龙团队开发的天斯努自助云打印平台已有用户300多万，成为世界规模最大互联网打印共享平台。
在芜湖市信息办，运用大数据技术打造的“易企网”平台总是吸引着众多创业者的目光。这个平台为近20万企业和个体户提供从设立到发展直至可能注销的全生存周期服务，并提供政策发布和解读、经营咨询和金融等个性化服务。
汪敏告诉半月谈记者，早在5年前，芜湖就从北京等地引进了高水平团队，专门从事初创企业的成长模型和信用评价系统的研究。经过反复摸索，团队研发出较成熟的评价模型，为政府科学、精准地服务企业提供了有效工具。
除此之外，芜湖还打造技术研发平台、人才支撑平台，推广应用平台等8个服务支撑平台，给予创业创新者以金融、信用、人才等方面的服务。
在戴启龙看来，芜湖最吸引他的是建立起了以创新者为中心、各类企业一律平等支持的创新激励机制。
自2014年以来，芜湖吸引344个高层次科技人才团队落户，集聚各类高端人才2000多人。仅2018年一年，芜湖对31个创新团队给付的奖励资金就达1.84亿元。
在芜湖，航模飞手可以打造自己的植保无人机帝国；普通工人可以研制开发航天用的特种电缆，打破了国外禁运；几个农民转型做起了3D打印产业园；几个年轻人建起跨境电商平台，去年销售收入已突破30多亿元。
芜湖市委书记潘朝晖表示，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规划中，芜湖被赋予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产创中心的明确定位。围绕这一目标，芜湖正努力破解一系列难题，拧住创新发展这条主线不放，力求在践行创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时政·财经
9智慧公安：九成命案一周侦破
219万个视频探头形成的“天网”覆盖荆楚大地，90%以上命案一周内侦破，办身份证、驾驶证考试等123类业务可以足不出户、网上申请……
在湖北省，公安机关坚持改革强警、科技强警“双轮驱动”，详细制订全省公安信息化业务构架、应用构架、数据构架、技术构架等总体设计标准，形成了全省公安信息化建设“一张图”、应用“一张网”、联动“一盘棋”的格局。
绘就“一张图”，打破壁垒统筹共建
来到湖北省公安厅大数据中心，全时段、可视化的应用系统，正实时将各地信息反映在大屏幕上。平均每天6.8亿条信息源源不断地传输到此，集成融合系统汇聚磅礴数据。
“以前，由于信息统筹不够、融合不够，破案效率欠佳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民警。”湖北省公安厅科信处有关负责人说。
如何破题按照顶层设计的大数据战略部署，湖北公安机关找到了答案——打破壁垒、统筹统建，全省一张蓝图绘到底。
在新一轮信息化建设中，湖北省公安厅统一制订全省基础信息化实施方案和“数据警务、智慧公安”战略，统一规划建设了“警综平台”和“湖北公安云”、警用地理信息系统、视频监控系统和数据标准化等全省性基础系统。
在此基础上，湖北省公安厅突破各警种、区域限制，将刑侦、治安、交警、督察等20多个警种信息接入基础系统，同时还与30多个省直部门、16个兄弟省市公安机关签订信息合作共享协议，整合各类数据，建成了省、市、县三级图像信息联网平台。
湖北公安警综平台完成执法办案、接处警、治安人口、电子笔录、全文检索、综合浏览等功能重构，与“湖北公安云”、人口信息、警用地理、110接处警、涉案财物管理、电子签章等系统对接，建成全省互联、互通的公安信息网。
如今，庞大的湖北公安信息系统汇聚3000余种3万亿余条信息，部分数据元标准被公安部采纳推广。
应用“一张网”，全警共用信息共享
制造了一起恶性刑事案件后，犯罪嫌疑人唐某逃往湖北恩施大山深处，隐匿不出。
面对山林绵延、沟壑纵横的抓捕环境，公安机关布下的60多个红外摄像头和预警系统立下大功。嫌疑人踪迹被系统发现并自动预警。唐某被抓获。
当前，湖北公安科技信息化成果的红利，正在发挥普惠作用。219万个视频探头，实现了城市、乡村重点部位、复杂场所全域覆盖、实时可视。
“湖北公安云”平台，开发58个面向全警的App软件，供全省6.3万民警办案使用;湖北省公安厅大力推广“利警便民”业务工作体系，开办“网上公安局”，办身份证、驾驶证考试等123类业务，可以网上申请。
智能执法终端，也在全省交警系统普遍投入使用。输入嫌疑车牌号，车辆违法信息、年检信息当场显示，实现了对隐性违法的精准打击。
发达的公安信息网，极大地震慑了犯罪分子，并助力破案。近3年，湖北省飞车抢劫、白日入室盗窃案逐年大幅下降，全省运用信息技术手段破案占比达到80%以上，90%以上命案一周内侦破。
联动“一盘棋”，指挥作战互联互通
今年5月，在襄阳市襄州区某彩票店盗窃手机的小偷余某没有想到，自己作案后一路西逃到几十公里外的樊城，赃物还没销赃，就被追踪而至的民警抓获。
当日12时左右，襄州公安接报手机被盗警情后，请求樊城分局支持。双方视频巡查员很快调取视频追踪锁定余某行踪，并通过移动警务终端通知路面巡逻民警、派出所民警抓捕。40分钟后，余某落网。
视频追踪，移动终端实时指挥，多警种跨区域快速破案，彰显了湖北公安高度集成、互联互通的公安信息网威力。
目前，湖北省公安厅大数据中心可以一键实时调度、跨区域调度全省警力，实现了“资源一网打尽、功能一屏展示、勤务一键调度、指挥一呼百应、联动一体作战”。
遇到重大事件、重要活动，各级科信部门深度参与、靠前支撑。借助信息化方式，近两年，湖北省公安厅已高效完成200多次大规模警力调度部署。
科技·文化
1032岁的易建联一旦退役，中国篮球怎么办？
中国体坛“运动寿命”有无延长术
平均年龄达到30岁的西班牙队2019篮球世界杯上夺冠，引发了体育界和广大网民对延长我国职业运动员“运动寿命”问题的热议。很多人担心32岁的易建联退役后，中国篮球将步入“黑暗时代”。
业内分析称，各级教练不科学的训练方法以及不合理的膳食，是导致我国高水平运动员“运动寿命”偏短的主要原因。要想延长职业运动员的巅峰期，就要进行一场运动员版养生革命。
别人家的老将闪耀篮球世界杯
9月15日，2019国际篮联（FIBA）篮球世界杯正式落下帷幕，平均年龄30岁的西班牙队在决赛中95:75击败了阿根廷队，问鼎冠军。西班牙阵中的鲁迪·费尔南德兹和马克·加索尔等老将，为西班牙队最终夺冠立下了汗马功劳。
相比之下，斯科拉的同龄人、NBA名人堂成员姚明在本届世界杯上只能坐在主席台或者教练席上，目睹中国男篮失去直接获得2020年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的机会。看到别人家的老将闪耀篮球世界杯，中国球迷们内心五味杂陈。
环顾世界体坛，老而弥坚的故事并不鲜见。乌兹别克斯坦44岁的选手丘索维金娜7次参加奥运会的传奇经历，以及为自己罹患白血病的儿子“复出”并通过参赛赚取医药费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人。像“丘妈”一样在自己项目中常年保持顶级水准的，还有意大利足球运动员布冯。布冯今年41岁，仍活跃在欧洲主流联赛赛场上。
训练和膳食不够科学致我国运动员“昙花一现”
首先是教练员、运动员对科学训练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一位曾为足球国奥队、女足国家队和皮划艇赛艇国家队等多支国字号球队提供过服务的专家告诉半月谈记者，过去的“三从一大”原则（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仍在某种程度上摧残着运动员的身体，导致运动员“早衰”。教练多按常年来师徒相授的老经验、老办法训练国家队运动员，不愿尝试新方案。
这名专家介绍，一些接受他建议安排训练计划的运动队和进行合理膳食的运动员，目前看来都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比如郑智、李玮峰这样的球员吃我们给配的营养药，在中国足坛也常年能保持良好竞技状态。”他说。
第二个原因是后勤管理水平还没有与时俱进。目前在国家队中，运动员伙食基本以自助餐为主，一般每餐配有8个肉菜，4到6个素菜。这和欧洲运动员中午凉拌菜、纯鸡肉以及主食各一份的菜谱有较大差异。“主食中的糖才是运动员主要消耗和需补充的物质，我们运动员主食吃得太少，副食吃得多，长此以往肯定影响竞技状态。”一位来自体育专业院校的运动营养学专家表示。
据悉，虽然很多欧洲俱乐部没有食堂，但科研教练会给每名运动员发菜谱，运动员回家会严格按照菜谱进餐。在我国，一些运动员训练完后会去喝酒、吃烧烤，不够自律。
延长高水平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并非没可能
首先是理顺机制体制，提高教练员对科学训练的认知水平。可以把地方体科所人员的收入与地方队伍的成绩相挂钩，推动地方体科所科技人员更多跟队训练，增加科技教练在球队的“存在感”和决策权；同时，对各级教练加强培训，提高教练任职门槛，用科学决策而非传统经验统领训练。
其次是提升后勤管理水平，增强运动员的自我约束能力。改善各运动队的伙食供给状况，每队邀请营养师根据各项目的特点设计菜单，减副食加主食，改变“我国运动员都是法拉利，但加的却都是柴油”这一情况，从自律和他律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促进运动员合理膳食。
此外，吸引科技资源和人才向体育领域集聚。专家表示，康复师、营养师的服务以及科研人员的产品贡献给竞技体育后，也能最终服务于全民健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民生·社会
1190后拉帮涉黑，“套路贷”远程逼债
2018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汾河公园某处河底发现一具年轻女尸。经过深挖细查，太原警方揪出一个“套路贷”涉黑犯罪集团，团伙集团几乎清一色都是90后。
面对逾期还款客户，他们采取“远程非接触式”催收套路，“量身定制”P图照片，针对女性受害人合成裸体招嫖照片，并将这些照片发送给被害人及其家人、朋友，对被害人进行身心摧残。
840元借款致花季女子投河自尽
2018年8月10日，27岁的小樊在手机APP平台乐帮商城借款1000元，实际放款700元，7天之后小樊通过支付宝还款1033元。
8月18日，小樊再次在乐帮商城借款1200元，实际放款840元，贷款期限为7天。
黑老大竟是90后
太原警方深入调查后发现，这起命案背后隐藏着一个“套路贷”涉黑集团。
在这个组织中，年龄最大的30岁，其他涉案人员均为90后。1991年出生、28岁的山东济宁人孔某麟是这个集团的组织者。
2018年6月，孔某麟看中“套路贷”商机，纠集吴某智、李某玲商议成立公司。为逃避监管，他们于当月14日，远赴广东东莞，成立东莞天启融资租赁公司，并先后租赁浙江省杭州市和海宁市的3处房屋作为“办公场所”。
公司成立后，先后组织开发了乐帮商城、51易下款和金帮主3款手机贷款APP网络借贷平台，不断推广并引诱受害人下载后进行网上借款。
随着“业务”不断增长，他们通过招募老乡以及网上招聘，将组织发展壮大。到2018年10月26日该涉黑组织被打掉时，已发展成员20多名。
据介绍，该组织采取公司化运营模式进行管理，通过制定考勤、财务报销、业绩奖惩、统一安排住宿等管理制度，强化对组织成员的控制。公司还专门设置了人事部、审核部、客服部、催收部。
设置剧本诱人上钩，“非接触方式”远程逼债
为引诱受害人下载APP并贷款，该公司先以免抵押物、零贷门槛为诱饵，仅要求贷款人将本人照片、半年通话记录、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交系统，由审核部进行后台审核即可放款。
通常受害人贷款额度为1000元到2000元。预扣30%到35%的手续费、7天未还款后收取30%的逾期费、每日3%利率的滞纳金等合同内容则事先隐瞒。
根据山西中强审计事务所出具的鉴定意见，该组织旗下的3个手机网贷APP自2018年6月15日上线至2018年10月26日，已合计向4118名受害人放款8860笔，金额700余万元，合计催收3705笔，金额650余万元。
该组织给公司成员传授P图催收方法，并以“老带新”的方式对新加入成员进行“套路贷”催债培训。对一线组织成员，制定了每天的最低任务为“催收5单”，对未完成业绩人员进行集中体罚。
除了小樊不堪受辱自杀之外，被害人小何因无法承受该组织的高额利息，被迫远赴菲律宾打工，断绝与家人、朋友的联系。被害人小高、小牛等人在家人、朋友收到威胁照片后，不敢通过正当途径举报，选择“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从其他网贷APP平台借款支付，陷入了更大的“套路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