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大学生如何写影评？2024粤港澳大湾区大学生电影周暨第20届广州大学生电影展于11月落下帷幕。“一种观点”影评征集活动共评出20部优秀大学生影评，在南方网、粤学习客户端展出。
由张艺谋执导的《第二十条》凭借其诙谐的喜剧手法弥补了影像艺术与生硬普法之间的裂隙。该影像文本在延续导演鲜明作者性的同时又以突破自我的影像风格坚守鲜明的人民立场，直击社会现实痛点。其中，“情与法双向奔赴”的价值呼唤使得该片在2024年春节档取得不俗的成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片中在人物塑造与编排方面所呈现的男性中心主义色彩还需影视从业者在男女平权的时下乃至未来创作中加以慎重考量。
喜剧外壳与严肃内核
作为一部杂糅多件真实案例的司法题材影片，《第二十条》以我国刑法关于“正当防卫”规定所处的条款数直接命名，开门见山地表明影像文本指向严肃的社会议题。影片如若面向主流社会群体与市场，其立意取向则必然落脚于敬法、普法等主流价值高度。影片使用类型化叙事的方式，以喜剧类型叙述严肃司法议题。
影片前15分钟以主人公韩明检察官为圆心，其工作家庭为半径，以现实主义的笔触凝练地交代了涉及“正当防卫”之名的三桩案件及其彼此间的关系，由此呈现出现代城市中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问题。在这两主一辅的三桩法律案件中，从上层话语到基层场域，从私人纠纷到公共空间，观众以检察官韩明的视角了解彼此独立又互有联系的案件，同时也能感受到“正当防卫”在日常生活中的常见性与严肃性。在叙事结构上互相交织的三重案件共同指向的“正当防卫”在司法实践中与百姓生命财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法律适用的正确与否能直接影响案件当事人今后的人生轨迹乃至后续类似案件的司法实践与涉案人员，影像文本涉及的社会议题严肃性也因此不言而喻。
影视艺术中喜剧的表达手法为冰冷刻板的法律条文能在银屏之上得以生动阐释提供了有益工具。喜剧特征能通过令人忍俊不禁的戏剧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中和司法议题的生硬刻板与案件背后的悲情痛感，形成寓教于乐、笑有所思的传播效果。在本片中，主演雷佳音与马丽基于自身过往丰富的喜剧表演经验，结合导演所给予的极大发挥空间，最大程度上保留了演员的喜剧创作自由。两人以片中角色的关系承担影像文本中绝大部分的喜剧功能，其中拌嘴式的家庭对话在营造笑料包袱的同时也流露出影片立足于烟火腾腾的现实基础。
创作者试图用喜剧类型手法消解司法案件的悲情以谋求在特定的现实节点取得更好的市场表现无可厚非，然而这种手法的运用在影像文本中似乎用力过猛以至于滞缓叙事节奏，与影片主体基调产生较为明显的撕裂感。这同样体现在韩明与李茂娟的对话中，就两人情感关系过于密集的争吵拌嘴与互相揶揄对叙事的推进作用微乎其微。部分对白似乎为了诙谐而诙谐，这种过犹不及在某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演员在兼顾喜剧与争吵效果时过于自由发挥所招致的副作用。但值得肯定的是，片中除人物对白等常规的喜剧技巧外，影像文本与导演过往创作的互文碰撞也带来了出其不意的喜剧效果。
张艺谋的“与众不同”
回溯导演过往的现实题材影片，不难发现从同为司法题材的《秋菊打官司》到时下的《第二十条》，尽管后者将环境由农村置换为城市，但张艺谋在其影像文本的人物塑造上仍有着一脉相承的作者性。区别于2023年扫黑题材作品《坚如磐石》，即使同样书写城市空间影像，《第二十条》选择远离明争暗斗纸醉金迷的上层阶层，以突破自身过往特点的影像风格贴近生活进行大众化的平民叙事。
女性角色塑造的阴霾
菲勒斯中心主义指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机制，“意味着父权制的正面价值是衡量一切的标准”。作为一部在特定现实节点面向大众，尤其是肩负传递主流价值责任的商业电影，《第二十条》在女性角色塑造上带有的菲勒斯中心主义阴霾似乎在新时代的今天与其本身定位相悖。
该影像文本中占据一定叙事篇幅的女性角色有村妇郝秀萍、检察官吕玲玲与家庭主妇李茂娟，三位女性在片中的行为逻辑与行动走向或多或少蒙受某种男性叙事的阴霾。首先最为明显的是村妇郝秀萍常年遭受村霸刘文经的欺侮霸凌被其所物化。片中刘文经作歹后不加文饰的叫嚣与郝秀萍的聋人形象形成鲜明对照，郝秀萍的无力沉默虽是主演的灵光乍现与自我理解，但于具象的影像文本里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女性声音的缺席。
其次是检察官吕玲玲的人物走向。即使面临单位领导与恶霸刁民的双重困境，吕玲玲也以心中的正义之火力排众议，不断探寻公正之光。然而在办案过程的不慎失误使得原本与吕玲玲持相悖观点的韩明在前者的言语感化下急遽地接过正义的接力棒继续探寻正义曙光。于是在正义必胜的主流价值框架下，最终代表国家话语慷慨激昂地掀起影片高光的重任毫无意外地归属于“后来居上”的男性，而本应接受舞台聚光灯照射的、坚持初心未改的女检察官则黯然地退居台下默默鼓掌。
最后是韩明妻子——家庭主妇李茂娟。李茂娟在片中的行为逻辑动因始于牵扯儿子韩雨辰的“校园霸凌案”。从影像文本来看，李茂娟力图保儿周全的“校园霸凌案”与丈夫韩明作为检察官本职工作需处理的“村霸凌辱反杀案”在私人家庭空间相互交织碰撞。如果说“校园霸凌案”直接体现出李茂娟护儿心切的“母性”，那么其在私人家庭与“村霸凌辱反杀案”的交集中所体现的则是“妻性”，两者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以男性为中心的菲勒斯主义阴霾。就李茂娟流露的“母性”而言，其为韩雨辰一案“求爹告奶”般地四处求援，但最终解决之道仍在自己肩上：李茂娟在酒桌上一时激愤失手打伤张主任而被行政拘留，案件的公平正义通过女性挡下惩罚才得以实现。于李茂娟的“妻性”而言，或许出于影片的喜剧类型考量，片中多次安排李茂娟与韩明就丈夫同事兼初恋的吕玲玲揶揄拌嘴，以致险些耽误案件进程的戏码。这类刻板的市井妇女形象塑造在面向大众的春节档影片中或许有待进一步商榷与审慎处理。
情与法的双重价值呼唤
克拉考尔曾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希特勒时期之间兴起的德国影片进行分析，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电影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直接地“反映这个国家的心理”，《第二十条》以现实主义的笔触所指涉的严肃议题则映射出我国司法实践的运作机制及其时代进步性，彰显出我国现代社会内部的法治精神。作为一部司法题材影片，《第二十条》通过不同案件所阐释的“正当防卫”议题必然呼唤着“情与法双向奔赴”的主流价值，并在影片与现实的双重空间中都能得以实现。法理空间与情理空间中看似矛盾的裂隙在现实空间得以弥合，“情法两全”在影像文本内外有着双重意蕴。
无论是类型手法、影像视听抑或是人物塑造，影片的价值取向最终归结为“情法双全”的双重呼唤。一方面既是影像文本内部的情理空间与法理空间的矛盾得以消除，另一方面更是春节档影片的喜剧手法所营造的欢祥情感与影片意图达到的普法价值在现实空间得以水乳交融。正如检察官韩明在影片中反复出现的鸡啼铃声不无暗示“雄鸡一声天下白”的影片内核一般，法律从未休眠沉寂，公平正义在现代社会从未消失。即使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以一案推翻过往判例需面临无数艰难险阻，但心怀正义的检察官以其行动对鲁迅先生曾言的“向来如此便对吗”这一问题予以了完美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