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权益百年路】革命圣地，妇女行使选举权
抗战时期，在陕甘宁边区流传着这样一首《乡选歌》：“男女都来到，会议开热闹，检讨工作真不少，全要转变好；边区要发展，选举要广泛，选举好人把事办，生活能改善……”
在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政府鼓励妇女参政议政，边区妇女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巨大改变。《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明确规定，无论男女都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回望历史：“投豆选举”值得铭记
陕甘宁边区选举活动中出现女性身影（延安市延安精神研究所供图）
“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放着几只碗。众人之中，一位妇女正在弯着腰，小心地将手中的豆子投在第二个碗中，后面的人手握着豆子似乎是在等待……”在延安革命纪念馆的展厅内，这幅老照片记录了陕甘宁边区“投豆选举”的历史瞬间。从1937年至1946年，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全民普选。众多女性的身影，出现在这三场无记名的选举活动中，它为新中国民主选举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实践财富。
那么，当时的女性是如何参与选举的？1937年7月，延安县及各区、乡先后成立选举工作委员会。从7月开始到当年年底，一场自下而上的选举之风，刮过这片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有知识的青年女性、在家里带娃的婆姨、年纪大的老奶奶……都可以去参加选举。可对于她们而言，“选举”是啥？对这一陌生的新鲜事物，她们毫无头绪。这时，选举工作委员会结合边区的风土人情，热闹地搞起了宣传。
选举工作委员会还将怎样选举改编进了秧歌、地方戏曲及农村小调中。如《选举小调》唱到：“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直白而又淳朴的民间小调教会了边区妇女们什么是选举，知道了自己也可以参与选举，有权决定边区事务。
当时陕甘宁边区的百姓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大多不识字，更不会在选票中写出选举人的名字。选举该如何进行呢？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为了能使选举公平公正公开，有人发明了“投豆子”的选举办法。用几个不同颜色的碗代表不同的候选人，投票人要选谁，就往谁的碗里投一粒豆子。豆子由选举委员会发，不准私自带。选举一结束，选举委员会就开始数豆子，把当选者的名单贴在墙上。选出了村长，村民们就会给他献上一朵红花，敲锣打鼓，抬着村长到街上游行一周，意味着当选者是头头了。
有婆姨抱着娃娃，兜揣馍馍参加选举的；有大闺女、新媳妇穿上新装，搭伙结对去参加选举的；许多地方的妇女为了选村长，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里路，赶到约定的开会地点。各个村庄几乎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
生动感人的选举故事，在边区俯拾皆是。安定县中区一位70多岁裹小脚的王阿婆，手拄拐杖，高高兴兴地走出山沟，要去参加选举。当时大风呼啸，飞沙扑面，人们劝她别去了，她执意不从。一边走还一边说：“活到70多岁，从没做过主，今天要咱做主，咱自然要去选个如意的。”
妇女解放，离不开妇女的参政议政。男女共同投入火热的抗日洪流，平等参政议政，才能真正实现政治上的平等。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成立。在中央妇委的指导下，1938年3月8日至11日，陕甘宁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
《中国妇女》1939年创刊号
1939年6月1日，《中国妇女》在延安创刊。在革命战争的烽火中，《中国妇女》是一支战斗的号角，对于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专家讲述：突破选举门槛，妇女要参政
谢晶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Q：从妇女解放的角度来看，《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中有哪一些亮点内容？
A：一是赋予了妇女与男子平等的选举资格，突破了妇女参与选举的门槛。1937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通过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4条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是加强妇女运动委员会在选举上的组织能力，巩固了女性群体参政议政的地位。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18条规定：“各抗日政党及职业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选举委员会不得加以干涉或组织。”这是1938年3月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后，从立法层面赋予妇女组织、群众组织参政议政的重要标志。
三是将少数民族的妇女也纳入了平等选举的范围内，扩大了选举的真实性、广泛性和有效性。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8条规定：“在选举区域内，如有少数民族，除了适用第五条之规定外，其人数不足各级参议会选举法定人数五分之一者，参加区域选举；有法定人数五分之一以上者，单独进行该民族居民之选举，得选出正式议员一人。”
Q：为保障妇女享有政治权利，边区政府还颁布了哪几部重要法律？
A：考虑到参政妇女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能力参差不齐，边区政府着力于提高妇女政治觉悟、构建群众组织。比如，1937年边区党委公布《关于边区妇女群众工作的新决定》，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妇女积极参加国防教育和识字运动，提高妇女的文化知识水平。
1938年3月边区第一次妇女代表大会通过了《陕甘宁边区妇女第一次代表宣言》和《陕甘宁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章》，规定妇女群众组织“实施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每个会员都有选举权”。
1939年边区第一届参议会通过了《提高妇女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案》，强调“鼓励妇女参政，各级参议会应有25%的女参议员，各机关应大量吸收妇女工作”，大批妇女干部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之中。
在法律层面，1939年4月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1941年5月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都明确指出，“实行男女平等，提高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的地位”。后来，为了矫正妇女地位低下的顽疾，提高政府对妇女的保护力度，1946年《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还提出“妇女除有男子平等权利外，还应照顾妇女之特殊利益”。
Q：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边区政府保障妇女参政议政的影响及历史意义是什么？
A：1943年，邓颖超在《略谈妇女与参政》一文中指出：“一个国家妇女参政的权利及机会之多少，男女平等实行程度的大小，亦可说明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广度与深度。”以《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代表的立法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在边区开展妇女解放运动的基本遵循，也是边区民主政治改革的突出成就。
妇女参政议政，是妇女解放的核心内涵，由此带动了妇女在经济就业、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及诸多社会活动地位的提高，促使妇女解放事业向多层次、多领域、多渠道迸发活力，为新中国成立后保障妇女政治权利、确保男女平等奠定了坚实基础。
通过梳理陕甘宁边区妇女参政议政史料，可以发现边区法律确定的男女享有平等选举权、成立中央妇委会、培养选拔妇女干部等，在今天都有所继承和发展。陕甘宁边区保障妇女参政议政的规定和实践，对今天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发展道路，仍具有重要的史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