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症结恰恰在于其哲学思维和研究框架而非具体的分析工具：它嵌入在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从而就根本上看不到现实世界中的问题存在及其实质。也就是说，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其分析思维及其相应的方法论上，因为它极力维护的实质性东西都是其方法论上的具体立场。既然如此，现代主流经济学又是如何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的呢？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对人类认知和社会发展已经并且将会继续产生何种后果呢？确实，我们无法依凭单一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导就可以识得有关人类世界的真理，相反，它往往更依赖于人的长期内省和体悟；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将现实世界及其发展神秘化，相反，它往往依赖人类理性能力来理解和把握。进而，这就带来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人类的理性？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应该嵌入何种理性思维才会更趋合理？这又涉及对人类理性之根本特征的认识。
有鉴于此，本章尝试作这样几方面的探索：（1）源自西方社会的理性主义是如何孕育和演化的？（2）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性思维具有何种特性？（3）肯定性理性如何型塑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及其政策主张？对这些问题的深入剖析，将有助于突破现代经济学的认知论和知识论禁锢，进而有助于重新将经济学导向更为合理的发展方向。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两大传统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理性思维的起源，这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一般认为，理性思维源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流派，从而嵌入了深沉的自然主义因子。简要说明如下：（1）西方原初的求知动机是出于好奇心而对自然世界展开探索，在对自然结构和自然规律的探索中，自然哲学派学者把自然世界看成是一座以物质性的东西为建筑材料的巨型大厦，这奠定了古希腊人对科学和理性的最初理解；（2）随着希腊城邦生活的稳定和城邦制度的健全，自然哲学流派的思想就逐渐被一群智者运用到对生活世界和社会问题的思考中，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领域，把自然法视为本源且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
（一）多元而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
在西方，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对人类认知能力持有这样的基本看法：一方面，人具有发现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能力；另一方面，人的理性又不是全能的，尤其是，道德和政治问题难以像宇宙问题那样凭借理性加以鉴别。为此，古希腊哲学家往往专注于研究知识的性质、推理的方法（论理学）和推理的工具（演说术）。同时，在用推理方法对所有事物作潜心检验的过程中，古希腊哲学家逐渐养成了自主追索和相互讨论的学术精神，进而也塑造出自由交流和良性竞争的学术风气。纵观古希腊自然哲学家的著作，其中就充满了存在、非存在、运动、一和多、同一性以及矛盾等术语，所使用的方法也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5]随后，智者学派则进一步发扬了自由思辨和相互辩论的传统，如由苏格拉底派生出了后来的众多哲学流派。关于早期理性主义的基本特点，这里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可以追溯到“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学派。智者们主要是以在各地讲学为生，为了吸引听众当然也就会相互辩论；因此，这些智者不但发展了“辩论术”的知识，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出了以人自身存在为基础的思辨传统。事实上，赫拉克利特就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其学生克拉底鲁则进一步认为，“人连一次也不能踏入同一条河流。”显然，这否定了静态看待世界的思维，而强调了社会事物的变动性和发展性。进一步地，随着智者学派的兴起，整个古希腊都掀起了求知的欲望，承认知识的相对性和自身的不足也成为当时的基本风气。譬如，第一位把自己称为“智者派”的思想家普罗塔哥拉就以“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名句表达了认知的相对性，这把人在自然中的存在提高到从来没有的高度，由此凸显了认知的主体性意识，强调只有主观意识而无客观真理。
最后，就早期学术思维而言，可以集中体现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对知识的认知上。作为古希腊思想的中心人物，苏格拉底一再强调自己的“无知”，认为“承认无知乃是智慧之源”，并把“认识你自己”规定为哲学家的基本使命。为此，苏格拉底在教学时主要采取讨论的形式，并且一般都不会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而只是说明某种固定的意见是不可靠的而真理是很难决定的。同时，苏格拉底强调，对话开始之初，并不是由一个现成的结论预先摆在那里，由言说者凭借自己的机辩而自圆其说；相反，一切结论只有在对话的过程中产生，它是一个逼近和敞亮真理的过程，关于事物本身的规定性在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实际上，苏格拉底的知识大多是在大街上、市场里以及运动场里通过与不同人的谈话和讨论而获得的，特别是通过质疑和反驳智者学派的论点而逐渐成熟的。因此，海德格尔就认为，正是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身上，首先发现了一种把存在作为生长的而非形而上学的经验。当然，不同于智者学派强调只有相互对立的意见而没有真理的观点，苏格拉底强调，诚然思想有差异，但学者的任务就是要在对立的意见中找到一致的地方，从而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所同意的共同原则。
（二）一元而肯定的理性主义转化
经过人类学时期的过渡，古希腊思想逐渐从宇宙论时期发展到体系化时期，理性思维特质也开始了从批判性到肯定性的转化，不仅形成了对政治、法律的一整套观念，而且衍生出了建构理性主义思维。其原因在于：（1）古希腊的认知思维本身就起源于自然界，从而试图依据自然秩序来认识和构建社会秩序；（2）人类学时期的智者已经开始运用自然主义思维来思考法律的建立和施行问题，进而试图依据权力来解释和设计社会制度；（3）尤其是，体系化时期的哲人进一步运用理性来认识和阐述自然法（规律），其中，柏拉图设计理想国时就充分运用了理性思维，后来亚里士多德又以本体论的形式将理性加以升华。关于体系化时期的理性主义转变，这里也从三方面加以具体说明。
首先，就理性的基因而言，自然哲学流派本身带有强烈的归一论思维和自然主义发展观。（1）归一论思维强调，世界由物质构成的，同时社会又具有变动性。例如，赫拉克利特就把世界设想为一切事件或变化或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一切事物的综合，所谓“万物皆流，无物常驻”；而且，一切物质实体（无论是固体、液体还是气体）与其说是物体，不如说是过程，它们都是火的变形。（2）自然主义发展观强调，尽管自然世界是变动的，但变动本身依据一定的发展规律。例如，赫拉克利特就强调，世界上的每一个法则特别是“火”本身都依据一个明确的法则而发展，它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不可抵制的法则，这类似于现代的自然法观点或者现代历史主义的进化法则。
其次，就理性的运用而言，智者学派通过对自然法的诠释而在生活世界发展出“人为创造”和“强权即公理”的法律学说。（1）“人为创造说”将法律视为人为创造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不但为权宜和便利而制定，而且可以根据人的意志而更改。特别是，一旦立法之权或者司法之权被某一利益集团控制，那么，就没有其他手段来阻止这些掌权者借以打击其对手而维护自身的权力。（2）“强权即公理说”把“强者权利”上升为自然法的一部分而得到肯定，进而也就将法律视为强者为了增进其自身利益而制定的。事实上，按照自然法原理，生物界和人类社会根本上都存在等级秩序，这种等级秩序的基础就是强者拥有对弱者的先天优势。不过，自然法又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弱者总是占多数，因而人类法则往往就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进而也就使得法律总是试图促进人类平等。不对，对照现实世界可以发现，拥有强权的早已不再是人口占多数的弱者，而是人口占少数的帝王及其他统治者，为此，“强权即公理说”实际上也蜕变为统治者意志的体现。例如，当时的智者斯拉雪麦格(Thrasymachus)就强调，法律乃是握权在手的人们和群体为了增进他们自身的利益而制定的。
三、肯定性理性思维的特点和发展
从起源学上可以看出，古希腊开创出了两种理性主义传统：一是在宇宙论和人类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多元的和否定的理性；二是在体系化时期占主导地位的一元的和肯定的理性。事实上，作为人类学时期的核心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兼具两种理性思维：一方面，他往往采取讨论的形式而不倾向于形成某种定言的结论，这种批判传统为色诺芬所继承；另一方面，他又力图在对立的意见中寻找一致并形成大家所依据的共同基础和共同原则，这种演绎思维为柏拉图所强化。问题在于，根基于自然哲学流派的古希腊思维根本上将自然和社会都视为可被人的理性所认知的结构，相应地，肯定性理性思维就逐渐成为西方文化和学术的基本特质，进而也就偏离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性传统。
（一）两大理性思维的特性比较
一般地，否定性理性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承认人类理性存在不足，人类理性并非全能，从而也就难以完全洞察自然以及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2）承认现实世界的不合理性，理性就是对真理和谬误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作为一种潜能的“非存在”是对“存在”的一种威胁。[8]在否定性理性看来，现实存在的并非就是真理，由此就产生“tobe”与“shouldbe”之间的紧张；相应地，人类理性就是对实在的真理性进行识别的一种机能，从而体现为明显的批判主义思维。进而，理性的“否定性”还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否定性与多元性相通。否定性理性认为，本质的潜能意味着不同于既定行为领域中的诸多可能性，由此衍生出社会发展和理性认知的多元主义。（2）否定性与演化性相通。否定性理性注重事物演化并承认人性发展，由此就逐渐转化为演化主义。（3）否定性与经验性相通。否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来自人伦日用和社会互动，由此往往转化为经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否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矛盾的、辩证的和批判性的双向度思维模式。[9]
与此不同，肯定性理性则具有这样两大基本内容：（1）相信人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不仅可以自我认识，进而可以将社会现实转化为一种可以依凭理性加以认识的结构；（2）肯定现实的合理性，它将真理和（现实的）存在等同起来，将真理视为这样一种价值准则：存在比非存在更为可取。在肯定性理性看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理性=真理=现实”公式下得到统一，从而就肯定了现实的合理性；[10]相应地，人类理性的作用也就在于揭示实在的真理性，从而具有明显的伦理自然主义思维。进而，理性的“肯定性”也派生出这样三大特征：（1）肯定性与一元性相通。通过形式逻辑和实证逻辑而将经验世界变成肯定性思考对象，从中就衍生出社会单向演进的一元主义。（2）肯定性与建构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对事物本质的认知和社会秩序的塑造，从中就逐渐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3）肯定性与先验性相通。肯定性理性强调理性是人生来俱有的，从而往往就会转化为先验主义。正因如此，基于肯定性理性就塑造出了没有否定性、批判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思维模式。
最后，就历史起源和发展来看，否定性理性相对于肯定性理性出现得更早，但西方社会的理性思维后来却呈现出从否定性到肯定性、从演化到建构的发展趋向。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西方理性主义思维根本上源自对自然事物的探索和理解，从而凸显出人的理性能力。进而，古希腊理性根本上就体现为这样四大原则：（1）只有经过彻底批判性考察的证据和推理才是可以接受的真理，而不应盲从信仰、偏见、习惯和其他任何非理性的信念；（2）现实呈现出一种可以依凭理性理解的结构而是可知的；（3）理性也昭示出自我认识的可能性和重要性；（4）理性还体现为合理选择手段和目的以指导自身行为的能力。尤其是，通过“体系化时期”的学术建构，否定性理性主义就逐渐式微，而肯定性理性主义则不断膨胀，最终取得了支配地位，进而也就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特质。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的扩张
在古希腊的体系化时期，西方理性开始了由否定性向肯定性的快速转变。这主要有这样几个过程：首先，柏拉图将理性意识从人类行为中分化出来而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并开创了一种先验的新“宗教”（理想国）；其次，亚里士多德以本体论方式强化了柏拉图的理性主义，把理性看作人类品格中的最高部分，科学、哲学、形而上学等成了理性的代名词，进而以逻辑强化了柏拉图的建构理性主义；最后，中世纪进一步复活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性逻辑，从而支配了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哲学和宗教。正是经过这种转变，西方思维日益呈现出唯理性的特质，并促使建构理性主义的蓬勃发展。
同时，古希腊之后的两千多年间，肯定性理性思维也一直在向基督教教义和西方社会进行渗透和扩散，从而也成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特质。其主要包括这样几个重要阶段：（1）4世纪奥古斯丁借助于希腊形而上学概念而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建立了接近于新柏拉图主义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2）12世纪的经院科学革命重新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挖掘出了理性思维，从而开启了经院科学革命；（3）13世纪中叶阿奎那将圣经、神父的教义和亚里士多德的注疏组合起来而使得亚里士多德的理性思想与基督教的信仰相一致，从而把理性先验化了，并把先验理性推向了新的高度；（4）15世纪的文艺复兴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使得西方社会重新复活了古希腊的理性主义传统，不仅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与教会思想相分离，并且使得源于古希腊的建构理性全面支配了西方的哲学和世界观。
最后，正是由于西方哲学思维在源头上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不仅支配了西方人的生活，而且还为个人主义夯实了基础，进而构成了现代经济学的哲学和方法论基础。正是受自然主义思维的影响，现代经济学思维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特征。事实上，嵌入在现代经济学思维中的自然主义和肯定性理性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还原论思维。各种形态的自然物体根本上都可以还原为原子、分子等基本粒子的作用；相应地，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化约为个体行为者的作用，而个人行为又可以进一步还原为动物性本能乃至基因的作用，这样，人类行为就与一般动物的本能反应等同起来。（2）个体主义和普遍主义思维。自然界中各自然物体都是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是普遍性的；相应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社会事物也应该被视为独立的，相互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具有普遍性，这样，人类社会秩序的分析也就广泛运用普遍主义和个体主义思维；（3）均衡主义思维；自然和谐是一种均衡状态，因而均衡也是经济学追求的理想状态；（4）伦理自然主义哲学观；自然界存在“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生物学规律，人类社会也存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类学规律，经济学就发展出似乎（asif）假说为现实的合理性进行辩护。
四、现代主流经济学思维的内在紧张
（一）肯定性理性思维高度推崇人的理性能力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柏拉图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或始基是离开感性事物而先天存在的，人类理性能够洞察出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和混乱不堪的日常世界背后的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2）在人类理性力量的支持下，高度理性的哲学王不仅可以以其推理能力设计出完美的秩序，而且还可以凭借道德意志来对抗历史命运的衰败法则，进而结束政治腐败和社会堕落而重新回归黄金时代。为此，柏拉图详尽地阐明一种刚性和静态的最优化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下，社会没有邪恶，因为它不衰败，也不变化，这就是他的理想国。同时，柏拉图反对任何对这种理想国的偏离，这也就是为波普尔极力批判的封闭社会。熊彼特就指出，柏拉图的目的完全不是分析，而是一种理想城邦的超经验的想象，是一种作为艺术创造的城邦。[11]
正是根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内涵，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抽象的理性模型视为最优状态，而将与这种模型偏离的社会现实视为不理想状态；相应地，它热衷于对激励机制和最优化理论的探究，热衷于对社会制度作整体的、激进的设计和改造，而不是去深入剖析现实世界中各种制度所暴露出来的缺陷及其成因，更不是针对这些原因来寻求“治本”的解决方案。于是，现代主流经济学家们基于最大化原则或理性选择模型来不断推出各种新的替代方案，尽管这些方案之间往往还是相互冲突的。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提出的很多政策主张都是如此，如为南美以及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设计的“休克疗法”，为全球化设计的“华盛顿共识”以及中国国企改革中的“私有化”主张，等等。根本上说，人类社会发展是渐进的，针对社会问题提出的方案也是改良，相应的理论认知也是演进的。既然如此，为何现代经济学却如此热衷于理性设计呢？根本上，这就暴露出了现代经济学的问题：它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演化学科的特质。之所以如此又在于，冠以“新古典”之名的现在主流经济学进入20世纪之后就已经被法国的唯理主义传统改造了。
事实上，数理经济学最早就是由法国的数学家和工程师创立的。不同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倾向于依据观察和经验来获取知识，法国人深受笛卡尔建构理性主义的影响，从而热衷于依赖人类大脑的智性思维来构造深邃的思想体系。哈耶克就说：“从笛卡尔那儿传给现代的理性主义，不但抛弃传统，甚至声称不需要任何这样的媒介，单纯的理性就可直接为我们的欲望效力，它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够建立一个新世界、一种新道德、新法律，甚至能建立一种全新的纯洁语言。”[12]究其原因，笛卡尔将怀疑作为正确开始认识的一种手段，但同时又强调怀疑要有条理性，而有条理的怀疑则依赖于确定的预设前提，这样，有条理的怀疑就成为一种清除一切无法成为演绎性哲学体系之前提的陈述的方法。也即，基于数学逻辑的演绎就成为笛卡尔获得确定性命题的基本方法。[13]
当然，究竟该将什么看作是真的，人们往往存在不同的意见。其中，欧洲大陆的唯理论者相信人类具有获得确定洞见的能力，洛克开启的英伦经验主义则持一种持久的怀疑和检验态度。进一步地，笛卡尔怀疑主义在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之所以产生出不同影响，又在于，古希腊的两大理性思潮在这两个地区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英伦三岛残留的演化理性主义痕迹更深，欧洲大陆则被建构理性主义塑造得更为成功。相应地，英国经济学具有更强的演化特性，无论是斯密的古典经济学还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都是如此。例如，新古典经济学之父马歇尔就坚信社会发展是演化而非突变的，从而持守“自然不会跳跃”的信念；进而，马歇尔认为人类思想也具有连续性，由此强调经济学的演化性而非构建性。与此不同，法国经济学却深深地根植于笛卡尔的唯理主义传统中，无论是魁奈的重农学说还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大多如此。
（二）肯定性理性思维倾向于合理化现状
这方面的理解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观念：（1）形式或本质存在于事物之中，而非先于或外在于事物；（2）一切运动或变化都意味着内在于事物本质中的潜能的实现，包含事物的一切潜能的本质就是某种类似于事物的变化或运动的内在源泉的东西。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发展中的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它发展的目标、目的或最终的状态是同一的，这种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以后西方社会的整个思维特质。例如，承袭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的理智直观理论，黑格尔就将本质和现象视为统一的：一方面，没有“纯形态”的本质，本质永远存在于客观世界的现象中；另一方面，也不存在自在的现象，现象永远都一定本质的表现。[14]进一步地，本质和现象的统一就构成了现实性，现实性不仅包含了被实现了的可能性，也是眼前存在的一切所具有的发展之真正的可能性。因此，现实性就具有区别直接存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这两大特征：（1）任何一种抽象的可能性在变化着的条件下都可能变成一种真正的可能性，都能进入现实性；（2）凡是真正可能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因而必然性也是现实性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通过将本质、现实性和必然性联系在一起，黑格尔强调，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
正是根基于这种内涵的肯定性理性，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具有强烈的庸俗性特质。具体表现为，它将没有人为干预的自然秩序视为上帝理性精神的体现，将竞争性市场中形成的自然价格视为上帝所设计的公正或正义价格；相应地，它热衷于从自然秩序中抽象出经济人假定，并认为个人利益可以自然而然地满足社会福利的需要，个人自发的努力足以实现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协调。这样，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将自由市场、自发秩序、自然规则以及社会正义等同起来。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信奉自然和谐一致观，承袭自然主义思维而形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理念，将自然世界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说直接拓展到人类社会中，基于伦理自然主义把存在就视为合理的，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和供求均衡分析对现状进行合理化解释；相应地，现代经济学人热衷于为现实社会制度辩护，为既得利益者利益和强势者行为辩护，从而具有强烈的保守主义倾向。
五、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统一
（一）两者“统一”于黑格尔学说中
本质上，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形式因”或“目的因”与柏拉图的“本性”或“灵魂”是同一的，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用乐观主义取代了柏拉图的悲观主义，将事物的本质与其可感知的现象联系起来，认为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不是衰败运动而是本质的呈现，从而也就不再诉求对理想国的构建。相应地，黑格尔为现实辩护的思想也是承袭了古希腊一元而肯定的理性思潮，承袭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有关本质在存在和变化中体现的思想，从而将事物的本质和现象统一起来，认为本质和现象的统一构成了现实性。两者结合的逻辑是：一方面，柏拉图将理念视为对事物本质和性质的认识，只有理念的东西才是实在的，而易死的东西都是非实在，从而得出了“理念=实在”等式；另一方面，黑格尔将理念视为某种心理的、精神的或理性的东西，是具有自我意识的理性，它指明了存在作为逻辑和理性的合理结构，理性则是对全部实在这种理念的确信，从而提出了“理念的=理性的”等式。进而，这两个公式相结合就产生出“实在=理性”等式。[17]由此就有：（1）真理不仅是思想的本质，也是发展中现实的本质；（2）历史既是理念的成果，也是理性的成果。
（二）两者“统一”于法国经济学中
肯定性理性是西方社会的基本思维，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就构成了西方社会的基本文化特质。例如，黑格尔的学说就与加尔文的“预定论”一脉相承：一方面，加尔文认为只有为上帝所特选的人才能获得救赎，这与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说相一致；另一方面，加尔文又认为世俗的成功是获得赦免的一种显著标志，这又与黑格尔的战争正义论相一致。[24]相应地，肯定性理性思维也渗透在西方经济学中，因而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西方经济学中也可以找到共同的思维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法国经济学的特质和演化中窥见一斑。相对于英国由苏格兰道德哲学家所阐明和承继的经验的和演化的理性主义传统，法国由笛卡尔和百科全书派学者所阐发的是一种先验和建构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建构理性主义传统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并渗透在法国经济学说、理论和政策之中。具体表现为：（1）法国经济学借助人的理性认识来思考整个宏观经济的均衡问题，并进而意图通过国家干预来构建更美好的社会秩序，这是对人类理性的肯定；（2）法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又根基于自然秩序观念并从自然秩序来认识社会秩序，并进而意图通过均衡和数理分析来解释事物之间的一般联系，这是对现实存在的肯定。
六、反思现代经济学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由于根植于肯定性理性思维之中，现代主流经济学就内含了思维的紧张和逻辑的断裂：一方面，它基于理性选择框架进行可理性策略分析和数理建模，并以此来设计和引导社会制度变革；另一方面，它将现实世界都预设为理性个体互动的结果，并基于伦理实证主义将现实存在合理化。相应地，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社会认知和政策主张往往也就呈现出两个极端的转换：一方面，随着诉诸自然的社会秩序陷入内卷和停滞之时，对人类理性的肯定就开始膨胀，从而就会滋生出激进的革命主义思潮；另一方面，随着诉诸人类能力的社会变革暴露出“理性的自负”之时，对现实世界的肯定就迅速抬头，从而就会转向对自然秩序和自由市场的盲从。那么，如何化解现代经济学思维上的矛盾和紧张呢？如何避免经济政策上的极端化取向呢？波普尔提出的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只有通过否定和批判才能促使理论的发展。相应地，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发展也是如此。显然，这就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和反思嵌入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的肯定性理性思维。
正是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就遭到了严重限制。一方面，它热衷于对社会现实的描述和解释，进而加以合理化而一味地遵循和服从。另一方面，随着肯定性理性进一步衍生出建构理性主义，它又热衷于构建一个均衡的、最优的未来。结果，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就嵌入了明显的思维紧张和逻辑断裂，进而导致政策主张也在两个极端间转换。那么，如何化解这种矛盾和悖论呢？西方社会的流行解释是，人的理性是上帝赋予的，尽管上帝只赋予人类以有限理性，而只有上帝才拥有完全理性；因此，人类并不能凭借理性认知所有的事物，而只能凭借理性认识世界知识中属于经验性的那部分，另一部分属于先验性的东西则只能依赖上帝的启示。这就是西方社会的二元认知观。二元认知观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中，但没有缓和反而强化了理论思维和政策主张之间的紧张和冲突：一方面，思维和学说上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特质，这种建构理性特质根源于西方社会的自然主义思维；另一方面，实践和政策上却崇尚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而“无形的手”原理根本上要诉诸先验的上帝。
同时，肯定性理性思维不仅渗透在现代主流经济学之中，而且也渗透在其他对立经济学派之中，甚至也渗透在几乎所有的西方学说之中，这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分支之间、经济学科的不同流派之间乃至同一学说内部的思维冲突和逻辑紧张。例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根基于肯定性理性思维，马克思的“等价交换”商品规律也是肯定性理性主义思维的重要体现；也正是由于将市场交换视为等价的，马克思不得不对剥削现象寻找其他的解释，最终引入了劳动力商品概念。究其原因，尽管人类理性本质上是否定性的，无论是自然哲学流派的理性基因还是体系化时期的改造都促进了肯定性理性主义的不断膨胀，从而最终形成了西方社会基本的认识特质和学术思维。同时，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这种肯定性理性思维，又促成亚里士多德发展出了二元知识体系，而阿奎那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希伯莱宗教精神与古希腊理性精神的结合起来，由此就奠定了西方社会的基督教和文化基础，进而确立了西方社会两极化的二元认知观。
七、结语
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看法，大致可以区分成两种思维和态度：（1）肯定性理性思维，包括了对现实世界的合理化和对人类能力的推崇两方面，进而就乐于交替地为自然之物和人类设计之物进行辩护；（2）否定性理性思维，它包括了对现实世界的合理化和对人类能力的反思两方面，进而也就倾向于对现实世界存在的各类事物展开审慎的审视和批判。实际上，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理性，能够从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进而有意识地改进缺陷；但同时，人类理性又是不断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理性都不足以认识到人类社会中的各种不确定性，无法由此构建一个完美的社会秩序。因此，无论是从起源学还是从本体论上看，人类理性根本上都是否定性的而非肯定性的，它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观察并由此发现嵌入其中的问题，进而通过“干中学”来不断解决这些问题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而，这种否定性理性嵌入在辩证法思维之中，而与流行的形式逻辑存在冲突。关于这一点，笔者紧接着在《辩证法思维用于经济分析的限度：兼论人类理性的否定性及其辩证法特质》一文中展开详尽的论证和阐述。
不幸的是，根基于自然主义思维，在西方社会中发展壮大的却主要是肯定性理性而非否定性理性。正是受肯定性理性的支配，西方社会就经常性地爆发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激进运动，而现代主流经济学所推出的经济政策也呈现出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的不断转换。究其根源，所有这些都源于肯定性理性思维所内含的矛盾：一方面是对自然秩序和社会现实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对人类理性和智慧的不信任，对人类所设定制度的不信任；另一方面是对人类理性和推理能力的肯定，这又意味着，承认自然世界存在不足，对自然选择的否定。例如，斯密之所以提出“无形的手”原理，就在于他认为，无法充分理解构成人类生存环境一部分的宇宙的运行，而只有上帝才具有这种能力；相应地，人类也无法弄清楚经验背后的因果结构，而至多只是从事物之间联系的观察中得出某种因果关系的思想。[35]
注释：
[1]朱富强：《从一元主义到多元主义：现代经济学学术态度的转向》，《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
[2]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3]田国强：《高级微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4]参见汪丁丁：《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1页。
[5]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页。
[6]波普尔：《开放的思想和社会：波普尔思想精粹》，米勒编，张之沧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7]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一个别事物（实体）都是由形式和资料构成，进而一切个别事物都混合了潜能和相似性，而一切事物都想使潜能变为现实，并倾向于以最好的方式实现自己的潜能；其中，每一事物的目的就是实现它的能力，而事物潜能的现实化就是目的。
[8]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9]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10]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13页。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9-90页。
[12]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3]笛卡尔并不是要确定怀疑什么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而是要确定什么是逻辑上可能怀疑的，致力于将逻辑上有可能怀疑的一切命题过滤掉，由此找到逻辑上无可怀疑的命题，进而这些命题就成为演绎体系的前提。
[14]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4页。
[15]谢泼德、狄雍：《产业组织理论先驱》，蒲艳、张志奇译，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16]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45页。
[17]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18]参见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徐长福等译，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19]黑格尔将主体与客体相沟通的境界称作“绝对”，“绝对”既非单纯客体（即不是感觉），也非单纯主体（即不是逻辑之工具），而只能是精神实体；相应地，理论上的理念和实践上的理念之统一就是“绝对理念”，它是宇宙的最高本体、世界的最终本原和灵魂，自然、人类和社会不过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是理性本质的一种展示。
[20]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2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2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53、254页。
[23]参见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24]很大程度上，黑格尔的这种肯定性思维也为马克思所承袭：一方面，马克思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另一方面又以阶级斗争取代黑格尔的国家战争，以无产阶级取代黑格尔的日耳曼民族作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
[25]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13-214页。
[26]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27]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28]希尔贝克、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页。
[29]罗素：《西方的智慧》，崔权醴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
[30]朱富强：《经济学科的价值取向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
[31]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0页。
[32]克莱因：《经济学：配置还是评价》，载图尔、塞缪尔斯主编：《作为一个权力体系的经济》，张荐华、邓铭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23、19页。
[33]朱富强：《“蟑螂性生存”还是“优胜劣汰”？基于现实收入分配之决定机制的思考》，《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12期。
[34]汪丁丁：《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页。
[35]谢拉.C.道：《经济学方法论》，杨培雷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36]由此，西方社会就形成了两大基本思潮：（1）激进自由主义及其派生的社会主义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主义，它们或者抽象出个人主义的自然权利而追求人人平等，或者倡导基于边沁功利主义的个人主义而追求社会幸福，两者都倾向于社会变革；（2）温和自由主义及其亲和的保守主义，它反对抽象而先验的个人权利，反对将权利与历史传统和社会实践相脱离，也反对将社会幸福作为检验和评估社会制度和政策的最高标准。保守主义认为，社会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但这种真理无法转化为基于人脑的抽象演绎而获得一组命题的形式，因为人们并不拥有这个世界变化的整体性知识；相反，人类世界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根基于人类时代相传的经验与实践智慧的积累，因而唯理主义者的盲目自信只会破坏这种自发秩序。为此，保守主义尊崇自然，相信经验，注重社群和传统，从而反对理性主义的社会改造。
[37]朱富强：《历史唯物论用于现实经济分析的局限：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互动为例》，《理论与改革》2018年第2期。
[38]希尔贝克、吉列尔：《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当下》，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版，第210页。
[39]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40]朱富强：《破除数量拜物教，提防主流化陷阱》，《改革》2016年第1期。
[41]朱富强：《谨防马克思经济学数理化过程中的庸俗化》，《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6期
[42]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63页。
[43]劳森：《重新定向经济学》，龚威译，中国书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273页。
本文载《肯定性理性思维与现代主流经济学困境：唯理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维悖论》，《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