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作为狭义的学院化知识传统，还是广义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不仅突破了既有的理论模式，而且挑战了流行的政治战略，以致于无法凝聚为有效的、普遍的共识而陷入相互竞争的局面。在理论上，加速主义表征了资本主义启蒙的元叙事困境；在立场上，加速主义堕入左与右的对立之中；在实践上，加速主义无法辨识资本主义本身的位置。加速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造成了极大挑战，它一方面试图保留马克思，另一方面却又取消马克思主义。因此，认真厘清加速主义思潮的悖论和困境，真正识别和把握其本质，重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意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尤为重要的任务。
在近十多年来，以激进思潮的面貌出现的加速主义盛行于西方理论界，对社会理论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一种在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诞生和传播的社会思潮，加速主义以其无比震撼的表达和异常激进的姿态产生了颇为独特的理论效应。然而，正如划破沉寂已久的黑夜一样，加速主义照亮的一瞬间之后带给人们的却是无尽的黑暗。究其缘由在于，加速主义思潮的悖论性质不仅导致了内部难以沟通的对立，而且在实质上溢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和边界。最终，作为激进理论的加速主义蜕变为话语的异常增殖，无疑在后果上表明了其理论悖反性质的征兆。面对西方激进思潮的侵蚀，马克思主义理论应当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不断提高自身应对其他思潮挑战的能力，更应该在这种应对中深化对自身的理解能力。因此，审思加速主义理论的悖论，努力澄清其困境，真正识别其本质，重申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意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至关重要的任务。
一、加速主义思潮的三重悖论：从理论、立场到实践
1.加速主义理论上的启蒙悖反：资本主义启蒙元叙事困境
尽管加速主义在表面上总是以其政治战略而广为人知，但这种战略无疑只是作为最终的结果得以呈现。透过这种政治维度，可以捕捉到加速主义在理论层面上的悖论，那就是加速主义在起点上就隐含了深刻的悖结。这种悖结就是，加速主义的左翼和右翼之分深刻体现了启蒙运动的正反两面，也表征了资本主义的元叙事要求。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宣称的那样，启蒙的根本意图在于“唤醒世界，祛除神话，并用知识替代幻想”。然而，在他们看来，启蒙最终不仅没有实现它的纲领，反而沦为资本主义新的神话。如果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论述了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统治性机制，那么加速主义则表征了20世纪后半叶和21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正如兰德所说：“加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才刚刚开始。”
首先，在内涵上，加速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产物。左翼加速主义和右翼加速主义是启蒙运动这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而这两面都书写了资本主义的元叙事。左翼加速主义表达了启蒙运动光明的一面，它试图超越资本主义，企图避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的20世纪启蒙运动的噩梦即极权主义；右翼加速主义反映了启蒙运动黑暗的一面，主张发挥资本主义的最大潜力，折射了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期望，此所谓兰德所主张的“黑暗启蒙”。
其次，在策略上，加速主义陷入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的二律背反之中。左翼加速主义企图超越并摆脱资本主义，借助启蒙运动的理性机制，倡导普罗米修斯主义,以走向新的后资本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而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本身作为最终的目的，认为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会使资本主义摆脱自身的困境从而走向新的阶段。
最后，在后果上，加速主义堕入了资本主义拜物教和启蒙神话的困境之中。无论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在选择加速资本主义或启蒙运动上存在着截然对立的差别，二者都陷入了资本主义的陷阱之中。因为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加速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而是彻底推翻它们。正如卢卡奇指认阶级意识“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就经济地位的无意识”,那么同样加速主义则是资本主义的无意识。在这一意义上，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始终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元叙事的范围。
2.加速主义立场上的左右之争：内部无法沟通的政治差异
尽管后来的加速主义者在建构加速主义理论的历史合法性的时候，总是反复引用尼采“加速这个进程”的表达，然而尼采的使用与后来加速主义的含义却有着较大的差别。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当代加速主义者对加速主义理论的阐释深深地打上了政治的烙印，而这尤其要归功于左翼加速主义者。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潮，加速主义在政治立场上的差异导致的相互竞争撕裂了原本就不稳定的理论基础，并打开了其边界。结果是，加速主义难以凝聚成有效性的共识，进而极大地弱化了其理论改变现实的能力。
首先，加速主义左右之间无法沟通并严重对立的政治差异，使得双方都无法对客观的历史变迁作出有力的分析，结果只能将重心让位于政治立场的竞争。右翼加速主义与新反动(neoreaction)汇合，极大地影响了美国的保守主义，最终走向了拥抱资本主义的立场。左翼加速主义试图扭转右翼加速主义的立场，从而使加速主义理论左翼化。因此，政治立场上对立的局面极度损害了加速主义理论原本的效力。由于为政治立场之争所累，加速主义一开始就未能实现理论本身对现实测度的能力，结果是在无法完善自身理论合法性和形成诊断现实的能力之前提下，跌入围绕政治立场对立的无尽的话语竞争之中。
其次，加速主义就资本主义和现代性之间存在严格对立达成共识，但在支持何者上无法形成一致意见。1980年哈贝马斯在领取阿多诺奖时发表了题为“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的演讲，表明了现代性仍是一项未竟之志。为此，加速主义亦反映了这一议题的要求。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都认为现代性和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分歧，因为资本主义未能真正实现如哈贝马斯所言的现代性规划。然而，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在最终的抉择上呈现出对立之势。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以支持并完成现代性的任务从而反对资本主义，而右翼加速主义试图加速主义主义本身的发展从而在后果上超越现代性的规划，进而实现真正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然而，无论如何，即使是现代性之未竟之事业仍然囿于资本主义范围之内，在其中进行二择一的角逐游戏并不能实现真正的超越。
最后，加速主义左与右之间存在截然相反的差异的现实根源在于，二者都只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变迁在理论上的反映和表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政治上撒切尔的自由主义在英国强势崛起，不久后伴随着的是苏联社会主义解体，同时在科技上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技术革命开始广泛兴起和应用。在这种现实情况下，福山宣告“历史终结论”的口号助长了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将是未来目的的观点。然而，相反的是，左翼加速主义则看到了以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的控制论技术，尤其是在阿连德时期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ProjectCybersyn)的现实应用带来的无限可能性，同时亦效仿哈耶克的朝圣山学社的做法，最终试图以集体掌握的形式控制资本主义的技术发展，以此为左翼谋求新的可能性出路。
3.加速主义实践上的不切实际：无法辨识资本主义的位置
任何一种思想理论如果想要具有真正的影响力就必须切实地付诸实践，进而真正起到干预和改变现实的作用。然而，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理论亦存在着异常明显的悖论和困境。加速主义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合理位置这一问题上表现出模棱两可的情况，以致于不仅极大弱化了实践的效力，而且会导致无法彻底将其理论转变为有效的实践。
首先，加速主义在理论上无法真正识别和判断资本主义的合理位置。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加速主义，在具体的策略上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然而，加速的内在意图却是不一样的。右翼加速主义认为，能够寻求改变并带来解放力量的只是资本主义本身，因此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成为右翼加速主义的目的。相反，在左翼加速主义看来，当前的资本主义压抑或束缚了本应该成为解放力量的对象如技术，因此需要进一步加速其快速发展，进而彻底释放这种潜在的解放力量，最终通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后资本主义。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只是将资本主义当作相互竞争和博弈的对象，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其历史的合法性和现实状况作出科学有效的评估。正如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既合理地肯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同时也科学地揭示了其灭亡的命运。如果缺乏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客观阐释，那么就会像左翼和右翼加速主义那样要么把资本主义本身当成最终的目的，要么天真地借助资本主义的力量达到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目的。
其次，加速主义的实践效力高度受限，原因在于加速主义的真正对象并非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尽管加速主义试图以资本主义为对象加速其发展，然而一边是左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作为手段，另一边则是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作为目的。以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为首的左翼加速主义者无论是在《加速主义政治宣言》,还是在后来的《发明未来》中都提出了诸多具体的行动策略和具体措施。无论如何，他们的加速策略只能是加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速度，而非推动历史本身发展的速度。换言之，若非加速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发展和变革，那么左翼加速主义者所谓的后资本主义社会至多也只是资本主义的又一个新的形态，因为这并非是实现对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真正的、彻底的变革。
二、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
尽管今天的加速主义以其激进的姿态发挥着较大的影响，然而穿透其非同一般而又惊世骇俗的口号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理论思潮存在着诸多的悖论和困境。它不仅在理论上表征了资本主义和启蒙运动叙事的二律背反，而且在政治立场上堕入左右对立和竞争之中，更是在实践上难以兑现理论所主张的承诺。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发现更深层次的悖论在于：加速主义既试图保留马克思，又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由此，加速主义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间制造了严格对立。对于加速主义来说，马克思是当之无愧的先驱，他的观点就是加速主义的；对于马克思来说，他已经加速主义化了。从历史的合法性层面来看，加速主义把马克思打扮成自己的同路人；而在基本方法和立场层面，又假设时代超越了马克思而使其变得过时。因此，加速主义思潮的内在实质就在于，它走向了一种“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甚至是非马克思主义。
1.历史叙事的转向：以话语叙事替代历史唯物主义叙事
加速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首先体现在作为基础元理论的历史认识论层面，即加速主义以“超信”为核心的话语叙事替代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加速主义之左与右的区分，不仅是关乎政治立场的争论，而且涉及更深层次的历史认识论的基础。然而，因为政治立场的抵牾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又压抑了这一更为重要而又基础性的问题，所以使得对加速主义的探讨始终停留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我们认为，加速主义以“超信”为支点建构了其独特的元叙事，为这一思潮奠定了基本的历史认识论主张，然而这种历史认识论却又远远溢出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从而付出了沉重的理论代价。
虽然可以从马克思的文本中找到很多在表面上看似支持加速的语句，然而它并非如加速主义者所说的那样，原因在于二者完全基于不同的历史叙事。正如将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泛化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那样，这对马克思来说，“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那么这一表达同样适用于加速主义理论。第一，马克思与加速主义者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的焦点在于客观性，即从社会历史的客观状况出发，相反，加速主义者忽视了这一点，却从主体维度出发去影响未来社会的发展；第二，历史唯物主义也有主体向度，然而这种主体向度起作用必须首先基于客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而非超越客观的社会历史状况，相反，加速主义者则时时试图超越社会历史状况；第三，个人的实践和行动当然会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然而重要的在于，个人发挥作用需要社会历史的条件来予以保障，相反，加速主义者似乎忽视了这一点。因为即使强调加速，也不能忽视社会历史状况而随意地加速。因此，在这一点上，历史唯物主义叙事的核心就在于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性以及个人在社会历史环境中的条件性。
2.资本主义批判对象：以技术决定论替代生产关系批判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在左翼加速主义还是在右翼加速主义那里，技术都成为至关重要的焦点问题。抛开左翼和右翼的政治导向因素，面对加速主义思潮，首先触及的会是加速什么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左翼和右翼都赞成将技术作为加速的对象。无论是兰德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对以技术为核心的控制论的强调，突出了其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作用，还是以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为代表的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以集体掌握的形式扭转控制论的导向，进而摆脱资本的掌控，他们都将技术作为自己的焦点。然而在这一点上，加速主义不可避免地有走向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以致于A.奈格里(AntonioNegri)在回应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时批评它“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技术上都过于决定论了”。
翻开加速主义的前史就可以看到，尼采以权力意志为核心的未来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无数后来者，无论是意大利以F.马里内蒂(FilippoMarinetti)为代表的未来主义对速度和技术的赞美，还是德国E.荣格尔(ErnstJünger)以技术征服世界的野心或O.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宣称科学技术是神话的表达，都凸显了加速主义久远前史中对技术的推崇。对于以兰德为代表的右翼加速主义来说，拥护现代技术是其重要主张，以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走向奇点，然而他们却主张现代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少数人和专制的集权机构手中。与右翼加速主义将资本主义和现代技术牢牢捆绑在一起的策略相反，左翼加速主义试图使之导向左翼的目标，即认为资本主义恰恰限制了技术发展的潜力，使得技术一直处于被资本主义压制的状态，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加速技术的发展，充分释放其潜力，最终依托发达的技术转变社会形态，使资本主义过渡到后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摧毁技术发展的基础设施。
3.革命立场的退却：以后政治实践替代革命的阶级斗争
在斗争的策略上，加速的策略带有极大的乌托邦幻想。第一，加速策略在理论上的模棱两可。加速主义认为只要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就能在未来某一天达到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它既试图反对当前的资本主义以提供一个未来社会的出口，表明了对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承诺；另一方面，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可能性承诺却又是一个毫无保障的不断延宕的过程。第二，加速策略在实践上的不切实际性。在斯尔尼塞克和威廉姆斯看来，“在这个计划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他们的设想是美好的，但是缺失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前提和条件，即资本主义不会和平地将其成果拱手相让。正如马克思在考察资本的原始积累时说道：“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因此，将加速手段作为向后资本主义过渡的一项策略，加速主义者显然低估了其难度。
三、加速主义思潮的教训与启示：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科学理解
可以看到，当代加速主义与维希留的“速度政治学”和罗萨的“社会加速批判”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路径。不过，在气质上，右翼加速主义更接近维希留，表现出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绝望；左翼加速主义更接近罗萨，试图以极度乐观的姿态改变现状。不过最大的区别在于，加速主义在具体路径上是以资本主义整体为目标，只不过这种目标在于进一步加速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
可以说，加速主义无疑只是重新找回了曾经的进步的、激进的政治所拥有的雄心壮志和美好愿景。加速主义迫不及待地去干预世界，《加速主义政治宣言》就是其写照。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指明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加速主义来说，“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不在于解释世界”。于是，改变世界的重要性完全优先于解释世界。然而，在马克思那里，并非贬低解释世界的重要性，而是需要以服务于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科学理论，以此才能真正实现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理论与实践的彻底融合。加速主义者在缺失了解释世界的科学理论的指导的时候，他们是不能真正地去改变世界的，他们所提出的构想和规划是不能真正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面对激进思潮的时候，需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能识别它的本质，阐明它的缺陷。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本真内涵，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深化理论的自我理解能力，这是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忽视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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