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哲学哲学有什么用有人用“深奥”来形容，有人用“无用”来归纳，也有人以“故弄玄虚”来解说，说哲学就是故意把大家都懂的道理用大家都不懂的艰涩的话说出来。凡此种种，皆是人们对哲学的不解和偏见，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哲学的使命是什么，学习哲学有什么意义呢
哲学一词是philosophy的音译，由希腊词philo和sophia组成，philo是“爱”的意思，sophia是“智”的意思，因而philosophy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哲学是一种智慧，但单纯的智慧却不是哲学，哲学是一种对智慧的热爱、追求的过程，是人类探求真理的能力。哲学智慧是一种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变革的智慧，可以引导人们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自我反思和批判，促进社会观念更新，科技进步，实现人类的自我超越和发展。
罗素先生说，哲学是对迄今为止无法取得确定知识的事物的思考。章太炎先生说，所谓哲学，不外乎是对宇宙人生原理之所见而已。作为智慧之思，哲学源于惊诧和忧患，一方面是对宇宙、自然奥秘的探寻;另一方面是对社会、人生的关切。魏源在《默觚下·治篇二》里写道“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正是这种对宇宙、自然的好奇和追问，对人生、社会的现实关切才使人逐渐形成了对世界的认识和把握。
哲学虽然不能像具体科学一样给我们提供具体知识，也不能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答案，貌似哲学除了空谈理论，别无它用。但是哲学的功用又非其他具体科学所能比，哲学是大智慧，其内容涵盖宇宙、社会、人生等等，构筑了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的指导。哲学的批判性和反思性使其能看得到人们熟知而不知的东西，使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更加深远。正因为其蕴含范围之广，思索问题之深，因而需要不断地进行反思与超越。哲学具有一种追本溯源、穷根究底式的精神，对思维对象持彻底的批判态度，因而可以说哲学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哲学的反思以人类精神为对象，哲学批判的不仅是思维的对象，同时还包括思维本身，在批判中通过分析和整理，不断突破思维中的樊篱，获取真理性认识。
任何一种哲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前提和背景，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没有任何一种哲学普适古今一切社会，因而哲学始终“在路上”，不会止于某个历史时段，其价值观，思维方式始终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这也正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吸引着一代代哲人在这条路上不懈前行。
2、哲学有什么用——求真，明善，审美
“哲学有什么用”似乎是一个难以一下子说清楚的问题。如果这里所指的“有用”是用途、功利等用处，那么显然，哲学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哲学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不能让人马上升官发财，不能送飞船上天，不能缓解贸易逆差，也不能促进就业……总之，无论是个人的利益还是社会的发展，似乎都不能直接从哲学中得到什么。
有人说哲学只是不停地设问，但是从来没有确定答案，其是否具有功用值得怀疑，哲学活动总是由一个问题进入到另一个问题，由一个思想上的矛盾进入到另一思想矛盾，似乎永无终止，很难发现其真正价值在哪里。其实这种说法，是因为不了解哲学思维的特点。哲学需要具有不断质疑、否定、批判的态度，在不断思考中越来越临近真理。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通过不断融贯各种知识，使人们的哲学思想形成系统，逐步丰盈，因而学习哲学能大大提高一个人的思维能力。
从中西方哲学的比较来看，“求真”的功能在西方哲学中表现更为突出。从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关心的是“何为真”，“如何为真”。这种世界观的延续一方面表现在自然哲学上，“求真”的态度促成了科学精神的诞生，产生了一批伟大的科学家，形成了一批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巨大的科学发现，也促进了科学哲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形而上学的思维领域，从思维开始，针对命题的真伪展开论证研究，这里讨论的“真”不是主观反映和客观实在的完全同一，而是一个命题在体系内可否被证伪，此体系和他体系之间是否相容，思维领域的这种“求真”思想促使人们哲学领域的思想成果日益丰富，哲学流派日益增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哲学的“明善”功能在中国哲学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中国哲学以儒、道二家为主体，儒学以伦理为其主要要义，“仁”是其核心思想，主张舍生而取义，实现个人的价值;道家讲究清静修为，顺应自然，无为而治。探讨的都是如何至善的问题。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国哲人认为真理即是至善,求真乃即求善。真善非二,至真的道理即是至善的准则。”在中国哲人思想中，“真”与“善”二者是合一的,“真”即“善”，“善”即“真”,离开“善”而求“真”是不可能的。
“审美”一般包括几个不同方面：认识事物的属性、描述事物的内涵、判断事物的价值、评价事物的品格等。许多人认为“美”和“善”是不可分的，“美”以“善”为内容,“善”以“美”为形式,二者高度统一,方可成为完美的事物，甚至于有人认为美可直接等同于善。“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谓之“五美”。这里,美本身就是善或德性。“美”是“善”的外在形式，“仁”和“礼”的道德价值才是实质,才是根本,所以说“美”只是人们实现“善”的手段。哲学让人懂得何为“真”，何为“善”，何为“美”，在“求真”、“明善”、“审美”的过程中将知行合一，不断提升人的精神境界。
3、将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融入生活
哲学告诉我们仰望头顶的星空，也告诉我们要走好脚下的路。哲学让我们明白我们要保持对自然、社会、人生的好奇和惊异，不断质疑、探索、创新，更告诉我们要将哲学融入生活，增加自身的修养，精彩地活着当下。冯友兰先生说，“每个人都要学哲学，正像西方人都要进教堂。学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哲学需要通过对日常思维的批判,确立一些终极的生活原则,从而达到心灵的宁静与超脱，不为名利所动,保持自身的独立与自由。日常思维充满了偏见与谬误，囿于眼前，看不到深远的地方，在看待事物的时候总会以一种短浅的目光，以物质性的标准来衡量一切，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看不到事物发展的缘由和趋势，若蒙蔽于日常思维必无法提高自身思想境界。因而需要改变这种思维方式，需要以一种理性的眼光、平和的心态看待世界，以怀疑的态度，批判的精神，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
哲学具有终极意义的追求，追问世界的本原，追问生命的真谛，追问人生的价值，追问到生命的意义，睿智的哲人把哲学融入生活，以一种开放的、豁达的心态对待生活，不执著于当前所得、所失，以真、善、美为准则塑造自我，不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对当下的超越，最终获得心灵上的宁静与超脱，我觉得这才是将哲学融入生命的最高境界，是学习哲学的最高价值。哲学具有求真、向善、审美的特征，以真、善、美为原则，对我们的生活给予精神上的指导。
以一种哲学的态度生活，就是要懂得怀疑、批判，突破限定而追求自由。哲学思维的精神是自由的，只有思想自由的人才能真正做到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而是用独立的思想思考关于世界、人生的问题，达到精神上的超脱与宁静。比如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许多人追逐的是物质上获得的多少，薪水多少，房子大小，车子品牌等外在的东西，并把这些作为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成功”而心甘情愿地成为“房奴”、“车奴”，而完全忽视自己精神世界的建设。岂知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物质财富的增多，手中权力的扩大并不能完全满足人的需求，因为人不仅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除了有物质性的需求，还有更高层次上的需求,即精神需求。
以哲学的态度生活，要以出世的态度入世，淡看是非得失，以理性的态度生活，保持对事物的好奇之心，保持对生命的敬畏之心，将心灵超脱于物，不做财富、权力的奴隶，清醒地认识生活的意义，避免陷入世俗泥潭而不能自拔，这样才能保证生活具有生机。
[摘要]
作为人类哲学思想的“蓄水池”，康德不仅以其批判哲学实现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变革，而且以其新哲学理念深刻影响现当代西方哲学的总体发展。康德的批判哲学开德国古典哲学之先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渊源，其贡献在于倡导并实践批判的精神，然而康德的批判是不彻底的。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高扬“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精神，“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由康德所奠定的那种高瞻远瞩的理性批判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珍惜和深思的。
[关键词]
康德;批判哲学;批判精神
一、引言
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自古希腊以来2000多年哲学发展的总汇，是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反封建哲学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有人把康德哲学比作西方哲学史上的“蓄水池”。在德国，第一次使用批判一词的人是康德。康德所说的批判不是形容词意义上的批判，而是名词意义上的批判，他通常把批判和先验作为等同意义上的名词来使用。康德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既超越于唯理论又超越于经验论的新的哲学概念，这就是所谓的批判哲学，如何使康德哲学成为现当代西方哲学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有益成分，使之在人类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体现出应有的文化精神价值，这是研究哲学的人都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二、康德的批判哲学及其影响
三、康德哲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应有之义
四、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与哲学理念的创新
(一)康德哲学的全面变革
(二)康德哲学理念的创新
正因为康德哲学所具有的这种全面的革命性和创造性，给西方现代哲学发展奠定强大的理论基础和不竭的思想源泉，可以说西方哲学的发展就是从康德走向现代的。康德以理性能力有限性的分析将科学与形而上学区分开来，把科学认知局限于经验现象范围内，视科学知识为一种关于有限的、相对的和有条件的事物的本质性知识等这一方面的思想就直接影响到了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康德区分科学与形而上学，他根本上是以此将人们引向一个不同于科学性质的形而上学领域，是要从实践理性上来确认作为理念存在的本体的价值和意义。只有建立起理论上的本体论、价值论、道德观才能为解释世界、社会、人生问题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也才会使人的生存、行为、意义获得理论上的依据和保证，人格的伟大与尊严也才能油然而生。实际上，这也是必然的，只要是一个有思维的人，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会有“终极关怀”性的思考。也就是说在现代人本主义看来，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还存在于人们的生存方式之中，不同的生活理念、不同的生存方式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的体现，因此，与其说康德是近代哲学的批判者和终结者，不如说他是现代哲学发展的开拓者和创新者。
五、哲学需要批判的精神
摘要:
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对中国实现现代化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经历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不断上升发展的过程。中国古代就有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马克思也从人的全面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多角度作了论述,为我们从理论到实践,真正实现和谐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我们提出了如何构建和谐社会的问题。
关键词:
和谐社会;哲学基础;理论创新
和谐社会首先是要社会和谐地发展,那么社会和谐的科学含义是什么和谐社会又有哪些特征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又要面临什么样的难题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对和谐思想的一种继承,也是对传统和谐思想的创新,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表现,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和谐理念的内涵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从东方到西方,从古代到现代都有不少哲学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不断对“和谐”进行探索,他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诠释并且试图实现和谐,从而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中丰富多彩的和谐观。和谐社会这一概念源自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它是人们对当时社会的一个理想价值目标。和谐社会,就是指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因素、各个环节之间处以有序协调的状态。
二、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并付诸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伟大的创新。马克思哲学从唯物观、主体观、价值观、辩证法和方法论上对和谐社会完整体系的形成做了充分的理论奠基,是这一思想的发展、完善的灵魂。
(一)唯物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中国的现状需要建设和谐的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现状是经济发展了,但相应的'贫富差距却没有消失反而加大,不稳定因素增加,这说明单纯依靠GDP的提高是不能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也无法促进和谐社会状态的形成。社会的和谐还需要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协调发展。
(二)主体观。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主体看,社会和谐的思想深化了党的治国理政和社会治理理念,逐步在社会实践中真正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人民群众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协调各种社会利益矛盾,促成社会的公正合理的环境和规则。对党和政府来说,就是要使人民群众意识到自己对国家和社会所应尽的义务、责任和权利,使政府、市场和群众三者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形成相应的利益均衡机制,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三)价值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生存斗争和弱肉强食还不能将人类在社会关系方面把自己从动物界中提升出来,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现今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追求目标,而人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二者辩证统一。一个发展的社会能够使更多的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升,众多得到全面发展的人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推动者。只有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使人的生存、生活得到改善,获得个性的解放和精神自由,使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加和谐。
三、构建和谐社会应思考的问题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过程。中国现阶段和谐社会的目标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和谐,但首先应解决构建和谐社会必然面临的利益、价值、认同等社会各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一)利益方面的和谐问题。在过去的20多年中,虽然市场经济的框架已然基本得以确立,但为市场经济不可少的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没转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整个国家追求GDP的高速增长的同时,单独个体和组织却表现了追求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而无视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冷漠态度,社会发展步入临界状态。因此,在这个社会发展的“临界点”,必须以“和谐社会”理念,回答在社会变革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协调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特别是解决强势群体和弱视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问题,化解现实中阻碍发展的各种矛盾,从而保持社会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二)价值方面的和谐问题。社会价值的多样化不仅表现为非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不断出现,更反映在公民的民主意识增强、理性思维活跃,平等意识、自主意识、参与意识和法治意识迅速上升,导致执政党“引路人”角色受到极大考验。执政党的价值取向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趋势,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这种主导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和范围。各种价值观念的冲突最终造成了部分人的价值迷茫、取向误导,甚至偏激的价值观,导致价值观上的不和谐。这种价值观上的不和谐往往通过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而弱化,通过稳定的社会阶层之间固有的矛盾而激化。价值观上的不和谐不仅仅是两种价值体系之间的对峙与对抗,更表现为价值体系内部的优劣对比。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必须实现价值观念的一致,才能够在价值认同方面保持一致,而宽容和理解是实现价值和谐的前提。
(三)认同方面的和谐问题。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必须尽快形成市民的社会认同感。这包括社会各阶层对政府及政府职能体系的认同、对政策和法律的认同、对整个社会价值观的认同,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最坚实的基础,而建立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社会认同感,源于社会广泛存在的民主。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取得广泛的社会共识,这也是“以人为本”的内涵。在现实社会中,强势和弱势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观念,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必然导致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生活方式。一旦弱势者认识到自身的状态,意识到这种边缘阶层的“相对剥离感”,必然要想办法改善,更希望得到“对方”的援助,甚至企盼双方能够“团结友爱”。而优势者往往由于自身阶级认同心理而对这种弱势者的希望视而不见,一旦矛盾由一个点突破,也必将打破对立双方这种相安无事的局面。因此,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这种团结友爱的互助,以达到社会稳定,最终和谐相处的局面。
总之,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使社会的各个群体能够实现良性互动,整个社会能够表现出一种和谐的状态,社会能够实现安全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战略的提出,贯穿着一种具有当代世界眼光的积极有为的创新思维。这一构想的提出,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和谐社会的哲学思考旨在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前提下,将构建和谐社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机结合起来,将和谐社会的思想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和谐社会。但理论是用来实践的,任何一种理论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作为一种理论,更要运用到实际中去进行检验,在实践中创新,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健康有序发展。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
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
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
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
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
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公共场合，最好不要东张西望-至少不要盯着美人死看。否则美人会问：“看什么看？”当然，京油子会卷起舌头反问：“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看你？”京油子是有点痞，但他这是在用哲学，用了哲学上的方法论。律师理屈时也会这样狡辩。还有，“当主要矛盾解决之后，次要矛盾便上升为主要矛盾”。都是讲哲学、用哲学，尽管是些雕虫小技。
一、体系
哲学的大问题是体系问题，大哲学家讲究完整的体系，不仅要解释过去，解释现在，还要解释未来，解释宇宙。
法律也一样，专业上国人喜欢划分体系。比如，民法又称“大民法”，将物权法、侵权法和婚姻法统统打在网内。所以，中国的法律学者比较喜欢当民法专家。如果你是民法专家，那世上万物，人间百态，尽在股掌之中。当然，德国的民法典确实不错，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德国有很好的民法典，那也不是偶然的，德国多哲学家，尼采、黑格尔、马克思，他们都是德国人或是德国的犹太人。
法律的专业划分是需要的。可惜，这种划分经常是出于争强地盘和巩固地盘的需要。大民法是个很头疼的问题，难免有“垄断”现象和“独裁”倾向。曾经有人想从中割出一块“经济法”的天地。当然，这有点另立山门的意思，任务很艰巨的。
讲究体系很好，但要命是，讲究体系重在包罗万象，一言以蔽之。一言以蔽之就很难容得下反对意见。德国法院的判决书原来都是一致意见，后来做了些改良，稍稍有些松动，德国法院的判决也有反对意见。但德国其他法院的判决书也还都是一致意见。据说这是为了避免歧义，以免减弱法律的权威性。美国人比较尊重不同意见，至少在美国国内是这样。美国联邦法官卡多索有句名言：“言论自由是一切权利之母”。美国上诉法院的'判决中常有不同意见（上诉法院是合议庭。一审法院多是独任法官，无所谓意见不同）。
法律来自日常生活，是为解决人们生活中的困惑和烦恼而制订的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应该贴近生活，是人民大众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法律还可以再往上提升，升到什么体系的角度。而体系的角度实际上也就是哲学的角度或是说高度。这样来看，法律便是介于法律哲学（也可以说是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之间。
在此三角关系中，德国人是尽量要将法律往体系和理论上升。德国人的法律也是这样，每部法律都有总则，统领所有细则，细则里没有谈到的具体问题，再回头去看总则。美国人不同，往往是选择一个突破点。人类是从自由王国走向必然王国，美国法官分析问题更喜欢走回头路。
美国法律不太注重体系，至少是一开始不讲什么体系。除路易斯安那州外，美国没有民法典（路易西安那州原来是法属殖民地，沿袭法国民法典至今）。美国的合同法、侵权法都是自成一体的大法，不是大法下的小山头。美国法律界人士有时也会说到商法，但这里的“商法”（commerciallaw）并不是自成一体的法律，而是各个法律中与商业有关的内容都汇总在一起。
沉默权（righttomaintainsilence）也是美国法中的一条重要规则。按这条规则，犯罪嫌疑人一旦落网，有权始终保持沉默，而且沉默不得被视为其有罪的表现。这实际上是举证责任的转移，要求控方在被告不认罪的情况下证明指控。这种点上的规则是小敲小打，但也有宇宙性的影响。比如，倘若沉默权早点在中国适用。
二、有逻辑不等于合理
法律和哲学都讲究推理，讲究逻辑。法律甚至更进一步，将其化为程序，说是程序的公正要高于实体的公正。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是为了避免错误。德国人很讲逻辑，连笔记薄纸上都是小方格，如同象棋的棋盘。瑞士说德语的那部分人也是一样。
但追求逻辑也可能铸成大错，也可能导致荒谬。希特勒从上台到独裁，走过了法律的每一个程序，可以说是合法的。等德国人走完整个步骤，等到他们发现误入歧途，惊呼上当，一切都太迟了。
美国已故大法官奥列佛。福尔摩斯在《普通法》一书中说过：“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法律的生命就是经历”。至少可以说，逻辑与经历两者是在相互影响。
三、抽象
法律与哲学有一个共性，就是两者都很抽象。抽象后问题就可以变幻无常，律师和法官就可以做手脚，就有了回旋余地。例如，货物买卖合同可以很简单，但德国人非要将其一分为二；销售合同有别于物权转让合同，而且两者分离，即便销售合同不成立，物权转让合同可以单独成立。这就是德国民法上的所谓分离原则。分离原则是立法者向大银行投降的结果。商界的大债主多是银行。银行总是希望把债务人捏在手里，能不解放他们就不解放他们，能晚一天解放他们就晚一天解放他们。银行有可能想将此担保用于彼债务。
【摘要】为您提供的科技哲学论文：探究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问题，解决您在写作中的难题。
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现状
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引导效应不力
科技核心期刊是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核心期刊”战略的实施应该结合我国科技计划重点方向、科技发展的学科优势和新生长点的实际格局，遴选一批国内领先和国内重点培育两个层次，进行重点支持。可是，在我们现行的“核心期刊”遴选指标体系中，没有这方面的指标要求，使其学术引导效应严重不力。
(二)“影响因子”对“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评价存在较大的局限性
(三)科技“核心期刊”缺乏人力资本质量评价
纵观4版《总览》中的“核心期刊”评价指标体系，期刊采编人员综合素质评判指标缺乏。期刊业是知识密集的智力型产业，采编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期刊出版质量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刊人员素质的高低。有的科技“核心期刊”编辑部只有1个固定编辑，为了节约出刊成本，其他采编人员都是聘用无业人员，他们没有学术专长，也不懂期刊行业知识，只是完成错别字校对等低级工作。所以，科技“核心期刊”缺乏采编人员素质考量，“核心期刊”的核心竞争力就会受到极大的质疑。
(四)科技“核心期刊”的行业分类不明确
科技“核心期刊”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核心期刊”应该起到行业风向标的作用。随着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广泛发展，人们对科技期刊多样化需求增大，综合科技期刊远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各种专业期刊应运而生。同一行业、同一研究领域可能出现多种刊名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如何提升其质量，行业内的.科技“核心期刊”的设立就显得尤为重要，它将为同行业科技期刊标准化、规范化、高学术水准起到排头兵的作用。
三、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的遴选原则与方法
(一)遴选原则
1.科技“核心期刊”实行三年动态管理：三年评定一次，一次评定三年有效。这对所有科技期刊都是一个动态激励机制。也给科技“核心期刊”管理和评定办法的进一步改进留有一定空间。
2.严格科技“核心期刊”学科领域总量指标限制：同一学科领域最多一两种“核心期刊”，宁缺勿滥，使评定出来的“核心期刊”真正起到该学科领域的风向标作用。
3.确保学术专家对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权威性：在期刊管理部门的组织下成立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某个学科领域的科技期刊的学术水平如何，一定要是科学学术专家说了算，不能由期刊管理部门独家评定。每次期刊评定，专家委员会人员应该有所调整，不能固定，以免走“后门”，以保证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质量。
(二)遴选办法
1.遴选范围。创刊5年以上的公开发行的科技期刊;按国家有关规定，期刊社必须满足采编人员数量和质量规定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我国优势学科和特色学科的科技期刊，优先考虑具备集约化发展趋势、由全国性学术社团或科研机构主办的优秀科技期刊。
(三)遴选程序
1.自愿申报。由期刊主办单位直接向当年的“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提出书面申请。
2.资格审查。由“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按照遴选原则、范围和评定指标的要求对报送的“核心期刊”评定材料进行严格审查，本着宁缺勿滥的责任精神严格资格审查。
3.评审。对于资格审查通过的申请材料，交送当年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进行集中评审，由申报单位简介报送材料，然后进行评委质疑答辩，最后，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择优选出不同学科领域的科技“核心期刊”。
4.公示。由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评审通过的被选“核心期刊”进行为期3个月的公示。公示期内，“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于有异议的材料进行调查、核实，并进行严格处理，还公正于民。
5.审定。公示期满后，根据公示反馈意见，由“核心期刊”评定办公室对反馈意见进行整理，上报当年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动态专家委员会进行审核，最后研究正式批准当年科技“核心期刊”，并向社会公布当年入选的期刊名单。
四、强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管理的措施建议
(一)强化科技“核心期刊”组织管理体制
我国现阶段，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工作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政出多头，管理分散，即新闻出版总署、科技部、中国科协、国家各个部委、部分大学图书馆、还有一些经济实体都可以进行“核心期刊”的评定工作，形成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各自为政的局面。这不仅给科技“核心期刊”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增加了难度，也给科技界科技评价和人才激励造成导向混乱，无所适从。因此，必须强化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统一管理和监督。笔者建议：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下设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委员会办公室，由该办公室牵头组织三年一度的科技“核心期刊”评定和监督工作。
(二)实施科技“核心期刊”的分类指导，个性化管理
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性质的期刊，有时缺乏可比性。要提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针对性的管理，应对不同类型的科技“科技期刊”实行分类管理，制定相应的管理政策和措施，克服“一刀切”管理带来的弊端，使科技期刊遵循不同性质、社会功能、社会需要而科学合理地发展。国家主管部门对其实施正确引导和宏观管理。
(三)强化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的风向标作用
目前，读者来阅读杂志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到图书馆查阅或自己订阅，另外一种办法就是到互联网上查看，而且到互联网上查询的比例越来越大，互联网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期刊编辑部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的扩散作用，提高期刊影响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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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戴龙基，张其苏.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M].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8]蒋菡，尹遵珊.核心期刊定义质疑[J].编辑学报，2002，14(5)：387.
摘要：
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化的长期过程，要在国际学术领域增强话语权就必须坚持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底蕴。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坚持“三个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变化带来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新变化;突出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地域、民族特色，主动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
关键词：
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域特色;民族特色
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程度和水平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程度。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多年，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作为社科大省、教育重镇的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更是成绩卓著。新时期，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笔者作为地方高校的一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结合自身学科专业背景和学习过程提出了自己的四点思考，即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三个自信”、重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新变化和突出地域、民族特色，主动占领国际学术话语权高地。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一)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
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要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而不是放弃马克思主义话语权。2014年4月，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湖北省高校党建会议指出“高等教育的‘第一任务’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第一教育’是理想信念教育，‘第一学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一课程’是立德树人，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要正确认识高等教育‘第一任务’与‘第一教育’‘第一学科’‘第一课程’的关系，把重心和最后落脚点放在学生身上。”[1]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哲学社会科学的教育，首先要注重的是意识形态的导向问题，在新时代各种新变化的冲击下不能主动放弃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哲学社会科学、高等教育等领域的指导思想作用。
(二)在纷繁复杂国际环境中要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
二、坚持“三个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
(一)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
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对新时期哲学社会科学也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动力、新标准。作为高教大省的湖北省，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领队之一，湖北哲学社会科学首先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九十多年革命和建设经验的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是取得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经济建设巨大成功的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自封的、不是随便选择的，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历经千辛万苦，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取得的，是历史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者们是最尊重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最终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新时代继承人的我们首要的就是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刻肯定，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肯定，是对未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肯定，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胜利展望。
(二)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
(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
三、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变化带来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新变化
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际话语权要重视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新变化，把握国际学术话语权的主动权，敢于呈现中国话语、中国气派、中国精神。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成就是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包括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世纪之交直到今天的新变化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展现中国学术恢宏气派，体现新时代勃发的中国精神。
(一)科技力带来的新变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坚持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坚持中国话语特色
(二)全球化带来的新变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展现中国气派
21世纪，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显著，政治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等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层次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基本面貌，哲学社会科学也浸润着全球化带来的影响。毋庸讳言，整个全球化是在资本主义体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是随着资本主义殖民体系、工业体系、制度体系等扩张而散布至整个世界范围的，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占据了主流位置，把握着整个国际学术领域的话语权，推崇西方价值的一元化。面对着这样深刻严峻的现实，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秉承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展现中国气派就是必需的了。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全球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面临着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力，但是必须看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哲学社会科学要围绕这个指导思想展现出中国学术界的创新成果，中国学术界的中国气派。
(三)软实力带来的新变化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展现中国精神
当今国家综合国力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军事、政治、经济等传统指标可以衡量的硬实力，软实力已经成为国际政治领域不可小觑的概念。软实力概念的提出主要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样的国际政治发达的国家，软实力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为后冷战时代西方大国实力逐渐式微而继续保持在全球统领地位而提出的，其目的是继续维持大国影响力。软实力概念提出后，西方国家在政治价值观、文化、外交、意识形态等领域都加大了渗透的力度，试图用不同于冷战的新方式来继续保持全球影响力，而软实力更多地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中。哲学社会科学要体现当前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进程中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即要体现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大潮中的改革创新精神是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体现出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中国精神，展示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方能在软实力的激烈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四、突出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地域、民族特色，主动占领国际学术话语权高地
(一)突出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的地域特色
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要突出湖北地域特色，展现湖北独特历史地理、政治人文风貌。在中国历史上，湖北这个区域从来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先秦时期楚地、楚国，就开创了与中原黄河文明不同的独具特色的楚文化，楚地人才辈出，号称“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呈现出自古及今的鲜明地域特色，方能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湖北历史上出现过老庄哲学、屈原离骚文学、青铜冶炼、漆器制作等地域特色浓厚的历史文化遗产，而流传至今的汉剧、楚剧、花鼓戏、黄梅戏等戏曲和董永等各种民间传说都是湖北独有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的哲学占据着重要地位，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屈原的《离骚》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时代的代称，是中国文学体裁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戏剧直到今天还不断传唱，透出勃发的生命力。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离不开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楚文化、湖北地域文化，离开了湖北的历史地理、政治人文去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是空洞无力的。越是体现湖北地域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越是在国际学术领域能有立锥之地，并不断获得发展，因为这样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活生生的历史与现实。
(二)突出湖北哲学社会科学的民族特色
综上所述，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是一项系统化的长期过程，要在国际学术领域增强话语权就必须坚持自身独特的核心价值和文化底蕴。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增强国际学术话语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坚持“三个自信”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服务;重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新变化带来的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新变化;突出湖北哲学社会科学地域、民族特色，主动占领国际学术话语权高地。
一、行动的哲学——生态哲学
生态哲学、环境哲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宣告诞生的新兴理论学科。它的产生显然与自然环境危机、生态危机有关，是出于忧患和关怀而产生。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描述种种环境危机现象，也不是为了对环境危机现状进行科学的解释。它是哲学的发展和继续。它意味着哲学历史使命的完成，同时也是哲学新的使命的开始。这种新的使命就是哲学转向对人的行动的思索。人应该如何生存人的行动如何影响自然环境也就是说，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就是哲学，是哲学本身，它不是哲学下面的一个分支学科。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基本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
二、生态哲学的涵义
生态哲学、环境哲学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但是它们毕竟不是相同的词语，肯定有着不同的意义。
从词源上讲，环境是环绕我们的东西。环境哲学这一概念涉及“环境”和“哲学”两个词。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环境哲学的性质属于哲学，然后我们再来分析“环境”这一词语的含义。“环”意指东南西北、上下，四面八方皆可是“环”的范围;“境”就是场景、空间范围。
这和英语里的environment含义相近，environment这个英语词汇里，vir这一词根有着环绕的含义，也包含着主体与周围环境的意蕴。从空间上说，个体可以被一切存在物所环绕。所以，环境这一概念隐含着一个主体因素，它被所有的环绕物所包围。这一主体因素可以是植物、动物和人。环境哲学包含着主体与周围环境的意蕴。那么，主体与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本质关系呢这种本质关系就是生态关系。生态哲学就是把生态学科学提升为哲学，以此来解读主体与周围环境是什么样的本质关系。或者可以说，环境哲学包含着主体与周围环境的意蕴，这个主体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生态关系。生态哲学就是解读主体与环境关系的，解读其生态本质关系。正因为如此，生态哲学与环境哲学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
“生态”与“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所谓“环境”是环绕某个中心的周围，对人来说，也就是环绕着人的自然界，即自然生态系统。它是人类一切活动所依赖的“场所”。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就开始承受来自环境场所的压力，他必须不断克服这些压力才能生存和发展。人类自从学会利用火开始，凭借着智慧和技术，有了定居生活、语言交往、制度规范、宗教信仰，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因此而获得某种程度的满足——这就是文化(culture)。拉丁语cultura的本义即耕作、培育，以后才衍生出教育、修养、文化之意(cult又是崇拜、景仰)。文化最初就是以农业(agriculture，即农耕，拉丁语ager=agri，即土地)的方式存在的。相比原始的采集、狩猎和捕捞活动，刀耕火种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是人类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生不息的进步。这是自然生态、人的生态、社会生态的展现。
生态哲学、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基本上是在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这是因为环境哲学、生态哲学是从环境伦理学上发展起来的。美国戴斯·贾丁斯在其《环境伦理学》一书中曾说，环境问题提出了像我们该如何生活这样的基本问题。这类问题是哲学上和伦理学上的问题，它需要用哲学上较复杂的方式来解决。这就是被西方称之为的环境哲学，也是环境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把人的道德关怀扩展到生态环境。西方环境伦理学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研究伦理问题，主要有四大理论派别：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论和生态中心主义。它们都表示对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价值，一致认为人类道德对象的扩展是必要的，这是人类道德的完善。虽然依据不同的理论，它们提出不同的道德目标、道德原则和规范，有非常激烈的争斗，但它们一致认为，维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是符合人类利益的。
环境哲学也被称为生态哲学。有很多学者认为，“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是生态伦理学的哲学理论基础。生态伦理学则是生态哲学的价值论表达”。这种观点不完全正确。这涉及对环境哲学或生态哲学概念的准确理解，涉及对环境哲学性质的把握，还涉及如何理解环境哲学的构成。
三、生态哲学的构成及研究内容
在人类哲学思维的历史研究中，探讨哲学内在逻辑的演变历程也是生态哲学的研究任务。古希腊哲学是哲学的逻辑起点，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同时肯定了“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的本体论原则以及“认识必然可能”的认识论原则。从这两个自明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是普遍存在的”的关系原则和“世界是过程的”的过程原则，它们又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基础之上的。理性何以必然对理性必然性的探索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经过中世纪的宗教曲折，哲学从近代走向现代，理性存在之根据的探索肯定了有机性原则的逻辑必然性。本体论原则、认识论原则、理性原则可以推出关系性、过程性、有机性逻辑必然性。生态哲学提倡关系、过程，强调整体和有机。从哲学外在转向和哲学的内在逻辑来解析哲学的发展历程，分析思维整体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这是从认识论维度研究生态哲学思想。内在的逻辑演变和外在的转向的研究共同揭示生态哲学的产生就是哲学本身的走向。
生态本体论是生态哲学的第三个构成。科学——人类思维的创造极致经过400多年的蓬勃发展，沿着哲学所开启的视野，肩负着认识自然的使命。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转变为今天的科学家，科学把不断划分、不断解剖的自然揭示给我们，从分析的层面回答了哲学上关于世界是什么的悠久问题。哲学把认识世界的任务交付给了科学，那么生态哲学本体论的阐明就离不开认识世界的科学理论。正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创立离不开19世纪的自然科学成果。
一、京剧武打艺术与武术的技理渊源关系
戏曲武打艺术一直伴随着中华武术的发展与繁荣，武术以套路的特有的形式成熟于春秋战国时期，古代“武”、“舞”相通，三国时流行文舞与武舞，武舞士多手执斧盾，以勇猛刚毅的表演歌颂战功或祭祀。周武王时有乐名《武象》，汉唐时有角抵百戏，这些对后来的传统舞蹈、戏曲等技巧运动有深远影响。宋代瓦子勾栏出现，为各类表演艺术相互渗透创造了有利条件。《东京梦华录》战舞节目中“扑旗子”至今在戏曲武打中仍被运用，“蛮牌”、“抹跄变阵子”从身着讲究到队列、阵式，对打等为戏曲表现提供了艺术滋养。明代徽戏出现了专职的武生角色，明人张岱《陶庵梦忆》记叙了一次“目莲戏”的生动过程。这些记述过程包括有扑跌、翻桌、筋斗等武术杂技。其武功技巧的进步是与元明武术的发展相一致的，这和武术在民间表演卖艺杂耍中的娱乐与表演价值是相通的。近代以来，武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武术人介入各行各业，武术由民间习练成为镖师或进入梨园促进了戏曲武打艺术的发展。当过看家护院镖师的谭鑫培，在演《翠屏山》中的拚命三郎石秀时，以真刀实练的少林六合刀法被称赏“单刀小叫天”。
京剧武打艺术注重彰显动作的快速勇猛和真实表现。京剧北派武生的创始人俞菊笙、北派武生大家杨小楼、梅兰芳和程砚秋等都有深远的武术修行经历，俞菊笙沉重大铲头枪上演《挑滑车》赢得观众肯定。梅兰芳的虞姬舞剑就取材于他的形意拳和太极剑内容，程砚秋还成为我国在海外传授太极拳术的第一代武师。在今天的武打电影中，香港七小福中洪金宝、成龙、元彪、元华以及于荣光等优秀演员都有着深厚的武打技术，也都是学习戏剧和京剧武生出身，表现出硬实的武术功底。打是戏曲表现的一个重要载体形式，是艺术化和舞台化的传统武术，虽然是舞蹈化的艺术提升下的武术形式，但也要有扎实深厚的功夫技能，而且高于武术自我演练的技术规格与演练风格，是高境界的技术形式。
二、京剧武打艺术与武术相互影响
京剧和武术一样有着宽泛的`影响力，两者虽性质不同，却互相影响。京剧武打离不开武术，在武打设计和发展中处处离不开武术的滋补，武打体现在拳脚与器械艺术对抗，翻腾技巧等表演艺术所独有的形式。武术的实战搏斗场面的技术与思想、人文情景的再现为武打艺术提供了深刻的指导。京剧武打是舞台表演艺术，是武术与戏剧表演艺术融合的形式，是穿插于剧情中情节的程式化打斗，主要依据人物、故事内涵来设计的。武打的设计不仅要考虑技能的形象化，而且要掌握人物性格特点、历史时期与舞台合理利用，要处理好人物的武打风格、器械的使用技巧与特点、高难度翻腾动作的设计，特别是人物武打过程中的精神、节奏、快慢、虚实、刚柔、动静、轻重的掌握。现在武术的套路表演就有许多动作和内容是戏剧的影响结果，比如行步、旋子、踺子空翻等基本功动作。行步是拳术套路中的步法转换与前后动作的衔接技术，行步配合上肢的变化和戏剧中的武生的游场是一致的，另外，动作的节奏、摆头亮相、段落间的造型亮势都透出戏剧中的大量元素。
三、京剧武打艺术系统的武术哲学表现思维
武术中练拳就是以技术来体察修行拳理之道，无道无以阐拳。持之以恒修持的即是拳技千变万化的“理”，拳技以“理”推演出了拳技招式阴阳、动静、虚实、刚柔的技击辩证思想。京剧武打是以武术拳脚姿势、器械的素材为基础进行舞台艺术化的套子和表演形式，这种形式不仅以阴阳、动静、虚实、刚柔等武术理论最基本的辩证哲学思想为指导，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哲学思想的表现程度和手段，在舞台武打表现中和舞台艺术化的彰显中更夸大地呈现出武术诸多技法辩证思路，同时还围绕剧情、人物的心理与故事情节从武打技法中强化表露出来内在的人文情愫。
(一)京剧武打艺术系统的阴阳艺术表现思维
如武打艺术中的攻与守，二者是相互关联而又相互对立的两种不同的本能现象，其守性被动而封闭，攻性积极而开放，故守属阴，攻属阳。又如撇子武生的翻腾跳跃为阳，落地蓄劲为阴。武打艺术也强调以阴阳转化来处理和理解武打动作编排的技巧，阴阳消长、互为对立根据是打法的基本原理，依据此理论，武打动作练习或攻防运用时，都要注意身体肌肉力量的变化收缩(阳)与舒展(阴)的有序配合。将阴阳的认识观和技术思路协调一致，统筹于身体来完成技术动作的理念，才会周身灵便，才有有刚有柔，才能上达于意境之道。
(二)京剧武打虚实的哲学思维
虚、实呈现出事物在实际与思想观念中的状态，《吴子料敌》：“用兵必须审敌虚实而趋其危。”古代哲学文化对虚、实有更广泛的内容与意义，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孙子兵法虚实篇》)武打艺术中的攻防与军事思想有相通性。唐顺之《武编》中也论及“势”与“虚实”技理，“拳有定势，而用时则无定势。作势之时，有虚有实，所谓惊法者虚，所谓取法者实也。”其“惊虚”与“实取”的变化，正是手搏实战中重要的虚实思维法则了，有了虚、实的对立变化才有了武打艺术对战中巧妙与神化的意趣，从而确立了以“势法”论拳艺的学理要则。
(三)京剧武打的动静、刚柔的艺术辩证思维
京剧武打无论是势势相承的个人演练套路，还是舞台对打的艺术搏斗，都体现了攻防技击特点和动静、刚柔的艺术变化。、动静的艺术表现思维，不仅包括内在心志精神的内守动静和外在形体打法运行手段外象的动静，还要协调配合内外的动静平衡，主张外在四肢百骸与内在心灵整体的动静运势统一。内静是精神内守，外动是形体表演，动静以人物内心、故事情节、环境和敌我变化为手段，以表演者的身体和演艺功夫细节来体验动静变化并刻画出人物特点。
静是体力上的放松与心理上的平衡，并非完全不动，静是艺术，动是目的，静可以明了和表现自身内心形势变化，从静中彰显动的表演理论。这和武术的静是战术，动是目的，静可以明了和查验敌我劲力快慢变化形势，从静中厘清思路指导技击方法进攻取胜、以静制动是一样的。京剧武打是表现性艺术，它的动静和武术的动静目的追求不一样，但是在身体和心里对打出的技法与形体的要求是同样的，京剧武打不仅靠动静的区分表现出武打的技术思路般升降起伏，同样依据刚柔这对辩证思维来指导艺术和表现。刚柔是事物表现出来的两种对立又统一的形态，刚柔是京剧武打表现手段的基本特性，包含打斗技法劲力的快慢与输出的大小以及劲力巧妙运用的方法与手段。
在对打的过程中，刚与弱的矛盾是可以相互转变的，刚是有利因素，抗衡劲力的饱满强劲，具有沉实的冲击;弱是不利的因素，抗衡劲力的渺小轻飘不达，常规情况下，是强胜弱败，如果内因与外因起了变化，不利于强的一面，而利于弱的一面，则弱的会变强，强的也会变弱。深层次上看，刚柔又综合地表现为阴阳有无的对立统一与相互转换，从而构成巧妙莫测的对打表演活动。如三岔口中任堂惠与店主刘利华在深夜黑暗中的打斗，黑夜摸索表现静与柔，器械的碰触与刺杀打斗瞬间表现出动与刚的激烈。武打搭手打斗中的快与慢、轻与重、迅与定、攻与防、进与退、屈与伸等等表现都是靠演员身体技法对阴阳、虚实、动静和刚柔的深刻把握，把握准确才能塑造好人物打斗表演特点和完成巧妙精彩的舞台艺术对阵。
四、结语
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武术的内容包含着军事、哲学思想、民俗生活、历史人物等等和京剧有诸多相交的共同文化基因。京剧作为戏剧的一种，本身就是以文艺表演和文化呈现的形式来抒发感情、继承历史、记述故事等，武打戏又是戏剧中重要的彰显形式，而武术这个在冷兵器作战时代对于安邦定国和国家稳固来说是极为关键的统治机器和手段，因此，武打的呈现便成为历史文化再现、故事记述和反映人物的重要内容与载体，京剧有以武打为题材的内容，其武打也必然以武术的表现特点为基础进一步强化表演艺术手段。
这种艺术手段主要体现在外化的对打与单练的表现形式上，而内在的关于武打的技理和器械的使用以及对打等等技击理路和武术是一致的。所以京剧武打的成熟和发展离不开武术，反过来京剧武打对武术的艺术美也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京剧武打的艺术化表现同样遵循于武术技法运动的表现思维，京剧武打的表现思维更具艺术系统的哲学表现。京剧武打系统的阴阳、虚实、动静、刚柔等武术哲学思想更表现出一种艺术思维和表演取向，这种思维和表演取向更进一步丰富了武术的演练节奏与艺术之美。
关键词：自由教育哲学关系
摘要：本文从自由和教育的关系出发，探讨了政府在教育内容和教育产出的环节上限制思想自由的表现，使得教育与自由站在对立面。笔者呼吁政府以宽容的心态还自由于教育。
一、自由的含义
在西方思想发展史上，思想家们从不同角度看待的“自由”有着不同的含义。柏拉图将自由看成是“个人对于社会的政治权力”，这种政治论意义上的自由意味着公民从事政治活动的权利和公民遵守法律的义务。黑格尔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他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指出“自由”与“理性”的关系，“自由是人类理性本质的内在要求和外在实现”。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则见于萨特等人的理解，他们认为“自由是一种绝对自由，是人之为人的前提条件”。
二、自由与教育的关系
自由与教育的关系是通过教育主体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教育主体在教育过程中的行为与思想状态可以用是否自由来衡量。教育使得受教育者认识更多的事物，学会分析事物本质，因此，一般认为，接受适当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们行使自由的能力，而且可以扩展他们自由的范围。由此看来，教育是可以明智，带给人们自由的。
但那只是“一般而言”，显示却告诉我们教育业也可以成为自由的绊脚石。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认为教育像是一个竞技场，各个集团为了达到或巩固他们的高地位阶层，都去争夺并控制教育，使教育成为达到他们目的的工具。当代教育制度就成了大多数人用来促进他们自己目的的一种方式。而政府轻而易举地将教育的主办权揽为己有，并将有利于巩固壮大自身权力的思想灌输给受教育者。
(一)教育内容选择上的.限制
教育促进还是阻碍自由，或者说教育与自由是和谐关系还是对立关系，首先看传授给受教育者什么样的教育内容。苏格拉底认为学习数学的抽象意义，因为它有助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善”(一种获取“正义”的方法)上，音乐和体育教育业成了理想国家中士兵学习的主要内容。在中国古代，情况也是相似的。
曾经有位名人说过，愚昧的君主通过暴力来控制民众的言行，使他们不敢做出违背国家意愿的举止;而聪明的君主则选择控制民众的思想来达到这个目的。显然选择控制教育的君主都是“聪明”的，因为他们知道这种方式是多么温和以致于被禁锢者带着镣铐时还能幻想跳舞，却不知他们已经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二)教育内容传递上的限制
(三)教育成果评价上的限制
三、高等教育的自由丧失
为了说明上述情况，笔者试着用通俗的语言表达人们高等教育丧失自由的现状。
“在书包里翻身”是一句朴实的励志语，人们模糊地感受到只有上层的人们才享有教育带给他们的自由，因此他们告诫自己的晚辈要通过高等教育来改变命运。但大学生的梦想被时代的脚步践踏得支离破碎，学习自由最终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如果不去考虑高等教育的其他形式，大多数人都会在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做出选择。照理说选择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应该是学生和家长的权利。但是社会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左右了人们的选择。在他们看来职业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对立常常表现在企业组织中“蓝领”和“白领”等级之间。换句话说，前者培养的人只是一般的打工者，而后者才是权力的继承者。所以有能力的人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普通高等教育机构，而只有那些被学校招生标准遗弃的学生才会进入职业教育，学生丧失了选择教育内容的自由。
在进入大学校园以后，当权者巧妙地利用文化屏障阻碍着下层阶级来的知识分子进入高层社会。所谓文化屏障是指不同文化身份、地位的群体，都有着不同的文化资本、文化品味、文化消费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人们在这种同质文化群体中，通过交往和行动，逐渐形成的一种共同的阶层文化保护和排斥意识，它使得其他阶层的人不能进入这个阶层，也使得自己阶层的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社会用人的标准更是无法保证学生抱以自由学习的心态。各类证书成了进入用人单位的敲门砖，受教育者纷纷在大学期间考取各类证书以保证自己不被淘汰。另外，社会权利的黑箱操作也使众多无辜的受教育者失去了自由竞争的机会。难怪玛丽·杜里会认为“就业现象的背后，起作用的正是一代人向另一代人传递社会身份的现象”。
现代社会下，对很多人来说高等教育让他们背负了太多枷锁，但是当权者宣称这些枷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时，人们也就甘愿继续背负了，殊不知他们背负的远不止这些，因为更多的枷锁的是无形的。
四、追求自由的努力
在很多学者看来，“自由是追求真理的前提条件”，而教育是发现并传播真理的最有效方式，因此自由也是教育的必然要求。
很多学者高度肯定自由的重要性，他们不信任学校，特别是官办学校。莫尔斯沃思认为“官办教育按照政治计划进行教学并制造思想统一”，这是各项自由事业发展的障碍。而施蒂纳则认为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限制思想自由的威胁。因此他们包括后来的学者都开始倡导一种新式教育——“自由学校”，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减少教育对受教育者自由的干涉。
虽然学者的主张在现代社会看起来有点极端，或者无法与现代社会的发展步伐相契合，但是我们无法否定他们在追求教育自由的进程中的努力和贡献。现代国家管理者也应该怀着宽容的心态认真考虑自己国家教育发展的方式。自由与教育始终是联合在一起的，与其让它们成为敌人，还不如让他们成为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友人。自由的教育理念才能让教育、国家和民族走地更远。
参考资料
[1]乔尔·斯普林格.脑中之轮--教育哲学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