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是浩浩荡荡有增无减的信访大军，另一方面是相对门庭冷落的人民法院，“信访”而不“信法”是国人一景。作为一名基层律师，进出于法院如入家门，和上访者也接触频频，对“信访”和“信访”都有深刻体会，在笔者看来，“上访”和“维稳”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社会现实。所以，笔者，愿和大家共同探讨“信访”而不“信法”的深层次原因。
一、何为“信访”与“信法”？
在我看来，“信访”、“信法”两词是被通俗化了。
1、“信访”，简单地讲就是通过“告状”的行政手段解决问题
主要渠道有：向单位领导反映、向政府反映（信访局）、向人大反映、向监察部门反映、向政法机关反映。
2、“信法”是通过诉讼和仲裁的法律手段解决。
主要渠道有：民事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诉诉讼、刑事自诉、仲裁。
二、信访而不信法的成因
（一）、受传统文化和传统体制影响
1、受传统文化影响
首先，中国有上下五千的传统文化，形成是儒、释、道为一体的文化体系，然而儒、释、道三家无任何一派是主张“诉讼”和“打官司”，所以，中国人不喜欢诉讼，这一文化至今对中国公民仍有影响。
其次，中国人渴求和推崇的某个清官出现，而不是某个机构和组织。
古代中国人最推崇的是包公、海瑞等“青天大老爷”，而不是某个机构和组织。
再次，媒体的误导。
近几年的媒体也大肆渲染了想当于过去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的个人英雄。说某个个人解决了几年无法解决的上访难题，找某个人必然是通过上访的途径而不通过法院。
2、受传统体制影响
首先，中国古代许多朝代没有专门的“法院”，而是行政和司法不分，行政机关也是审判机关，到“衙门”也是通过“告状”和“上访”。至到清朝末期，才有严格意义上的法院，据今才一百多年的历史
其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司法机关不复存在，基本上行政权代替司法权。
再次，司法机关行政化。我们的司法机关受行政干涉非常严重，行政机关控制和领导着司法机关。
所以，中国公民对习惯于“告状”、“上访”而陌生于“诉讼”和“法院”。
（二）、“信访”成本偏低，“信法”成本偏高
1、信访无需文化和专业知识，诉讼则需要
对于上访告状之事恐怕无需文化，老人、小孩、妇女都能为之；诉讼却需要一定的文化和专业的法律知识，虽然我国的民事诉讼规定了可以口头起诉，但许多法院则把递交诉状作为必须。
2、信访投入较低，诉讼则投入较高
信访前期投入的一张为车票而已，有时甚至连火车票都不需要花。传说某年某月某人到了北京没有了回家路费，便去上访，省信访办来人接回省城，后市里领导又接回市里，乡接回乡里，该同志是专车接送。而诉讼则需要交纳诉讼费、律师费等。
3、信访程序比较简便，信法的程序却比较复杂
信访需要的最多是一张书面材料而已，人人都能为之，而诉讼则比较复杂，需要立案、受理、开庭、判决等程序，许多专业的术语、专业的知识、专业的程序是普通人不清楚的。一位八旬老太一审判决后，法官问她“上诉”吗？她说：“我老了，上不了‘树’了”，可见打官司的活儿不是一般人能玩儿得了的？而且严格的法律和程序也让一般人是摸不着头脑。
（三）、“信法”的路不通，只能走向信访
“立案难，难立案，案难立”是许多律师最大的感叹，也是目前民事诉讼存在最大的问题。
一是，法院怕麻烦，不想“惹事”，逼民上访
世界各国都遵循“司法最终解决”的救济途径，许多国家为了证明司法最终解决，就连被告是上帝的案子也受理。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依照这样的条件，所有的争议都可以顺利进入诉讼程序，立法初衷也是如此，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却制造种种理由向公民关起了大门。
法院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案例不胜枚举。
笔者记得有一次因拍卖土地和房屋引起的纠纷，起诉了三个被告：一个县里的村委会，一个是县里的农业银行，一个是省里的拍卖公司。下午二点半去了立案大厅，立案庭长请示经济庭长，经济庭长请示主管副院长，主管副院长请示院长，下午六点钟立案庭庭长告诉我：村委会不能诉，容易引起村民告状，农业银行为县里提供经济帮助，也不能诉，去掉两个被告，可以单独起诉拍卖公司，并且告诉我，前几天，县长因为立案的事把法院院长批了，笔者无语。
笔者经常听到一些法官抱怨道：麻烦的事都找到了法院。
那么，不让麻烦的案件进法院，最好的方法就是不立案。
二是，立案程序门槛多，极不规范，而且“一裁终局”
《民事诉讼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该条对立案审查规定的很清楚，首先是“必须受理”，其次是“七日内作出裁定书”，再次是可以上诉。但现实是：大部分法院不受理的案件都是口头告知，没有任何书面裁定，成了一裁终局，连救济途径都断了，笔者的一位同行律师感叹到：我做了三十年的律师，从来没有见过法院不立案出裁定书的。
信法的路不通，自然而然只能走向信访之路。
（四）、司法腐败的存在，“信法”之后再“信访”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司法体制的全面恢复，法律法规逐步完善，公民的法律意识不断增强；以江泽民为首第三代中央领导，更是提出了“以法治国”的理念，中国的法治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后我国进入“和谐”时代，上访大军在维稳的“控制”和“反控制”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壮大，法治却处于停滞状态。
对于许多公民来说，他们抱着对法院的美好憧景，把法院想象成一个说理的地方，充满“公平、正义”的地方，但现实是：首先，一些法官的素质令人堪忧，与司法的进程不相适应；其次，所有的人都不否认中国目前还存在着司法腐败，当然不可避免的还存在冤假错案。
一些人但许多公民抱着“希望”而来，结果是“失望”甚至是“绝望”而去。本来是当事之间的矛盾，上升为与公、检、法的矛盾，开始告司法机关，为此，许多地方成立了“涉法、涉诉中心”，专门处理涉及诉讼的类似案件，上访人中，涉法、涉诉又占了相当一部分。
三、信访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职业和致富之路，起到榜样和示范作用
笔者没有统计过多少信访是“有理访”，有多少信访是“无理访”？
上访的原因各不相同，是但他们的做法是却是相同的，我的一条微博总结了上访者的行为：“身穿乞丐衣服但不是乞丐，手拿法律书籍但不讲法律，口说真理但不是为了真理，说是不为了钱但就是为了钱。”
在我个人看来，真正委屈的并不多，大部是“无理缠访”，但当人们看到：无论有理还是无理，上访者实实在在能给人们带来利益的时候，有谁又去不上访呢？
十年“和谐”，强大的“维稳”，最大的获利人群就是上访人。有的上访者短短几年就得到十几万，有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有的实现了从平房到楼房的跨越。
在我与她接触的五、六年中，她通过“诉讼”、“上访”等手段，获利超过百万，一个农村妇女，除了上访，从哪儿取得如此的巨额利润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传十，十传百，必然带动更多的上访者，因此，上访队伍象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
上访，之所以愈演愈烈，队伍愈来愈大，与一些官员怕丢乌纱帽毫无原则的“息事宁人”有关，哪个时代，上访和官员的政绩相联系，一些官员当然不管上访者有理还是无理，拿国家的钱摆平，美其名曰：“花钱买平安”，极大地助长了哪些无做人底线无理缠访者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损害的中国的伦理道德和法律秩序。
四、解决“信访”而不“信访”的途径
（一）、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
人心可以教化，加强教育引导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政府、媒体要进行积极教育，将信访引导到信法上。
（二）、法院敞开救济大门
司法最终解决，是世界各国通用救济途径，法院要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履行其职责，敞开立案大门，把信访者接纳到信法大门之中。
（三）、形成便捷的纠纷处理机制
各地的信访机关是专门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机关，应当建立快速、便捷的纠纷处理机制，解决小事变大事，小矛盾变成大矛盾的问题；当事人与司法机关的矛盾也应当建立快速通道，以我国的现行体制，各地的政法机关，应当担当此任。
（四）、对“有理访”支持、救助，对“无理访”坚决打击，两手都要硬
分清是非，正确引导，是最为重要的。让真正受了委屈的，要还之以清白，经济救助；无理缠访者破坏了法制、破坏了道德，干扰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挑战着国家公平正义的底线，对无理缠访者必须严历打击，解决过去“不访无利益，小访小利益，大方大利益”的不正常问题，一个“痞子”主宰的社会不没有任何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