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来说，沙俄意图从土耳其往西扩张，法国想从土耳其与埃及往东扩张，而英国必须“帮助”土耳其排斥来自法俄两国的势力介入。控制巴勒斯坦地区的背后势力奥斯曼土耳其，汇聚了英法俄三方的博弈力量。gaidiqu
外来势力的介入从来都是有帝国内部矛盾呼应的
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就曾联手马穆鲁克王朝共同抵抗法国的入侵，当拿破仑失败后，在中东地区留下了混乱的局面，此时穆罕默德·阿里已经成为了伊斯兰世界在埃及、苏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者。在法国的支持下，穆罕默德已经具备了挑战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能力。而沙俄则站在土耳其一方，并意图成为土耳其的保护国，进而控制达达尼尔海峡。此时的英国并不愿意看到在欧洲大陆和伊斯兰世界同时出现一个统一强大的势力集团，所以英国的策略是既不能让沙俄控制土耳其，也不能让法国在阿拉伯地区的势力得到扩张，更不能让土耳其的挑战者穆罕默德控制中东地区。furaode
随着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爆发，所展现出来的狂暴与残忍迅速地冲击了欧洲人的心灵，深刻地颠覆了英国人对于理性的认知，和对信仰的再度虔诚。这一时期，福音奋兴运动在英国流行开来，尤其是对上层贵族乃至有产阶级来说，理性主义在法国释放了人们心中的恶魔，“魔鬼控制人的理性，上帝在人心中。”
愚蠢的乌托邦式的期待
福音主义者的执着和努力
正是出于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所展现出残暴一面的恐惧，笃信对上帝信仰虔诚的基督徒可以获得救赎，基督必将再临，实现人类大同。在这个背景下，福音奋兴运动中出现了许多福音社团，其中就有英国社会中极具威望的贵族和传教士所组成的“伦敦犹太人基督教促进会”、“英国及海外圣经公会”、“圣教书会”、“传教士协会”等等。在这个时期，这些协会是散播福音主义热情的一颗颗种子，其中前边提到的第一个犹太人会，是最活跃、影响力最大的，也是第七代沙夫茨伯里伯爵推动犹太人改宗并返回家园，实现基督复临的首要工具。犹太会此后长期致力于劝化犹太人皈依基督教，以弥补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犹太人没能从传教中获得回报的罪孽。而且犹太人值得被拯救，因为这是基督再临，基督徒获救的关键。
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后，在耶路撒冷设立领事馆。他们接到的一项重要工作任务就是，向犹太人提供保护，病根据目前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状况信息及早上报。犹太人成了英国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是插入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楔子。法国与沙俄也在煽动反犹事件，所酿成的地区局势推动了以色列复国运动的兴起。
“鼓励散居在欧洲和非洲各国的犹太人去巴勒斯坦定居对土耳其苏丹极其有利，因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讲秩序和勤奋的习惯能极大地增加土耳其帝国的资源，推进那里的文明进步。”这是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对驻巴勒斯坦领事馆的指示。犹太人能够为即将倾覆的奥斯曼帝国所带去的资源，可以助力英国尽可能地维护这部老化衰弱的庞大机器，这符合英国的利益。因为如果欧洲大陆出现一个强国，那决不能让它再拥有巴勒斯坦。
19世纪的沃伯顿在其著作《新月和十字架》中有一段这样的表述：亚伯拉罕的足迹是通往印度的最短路径。很显然，在英国人的信仰内核对外展示为帝国意志的时候，锡安山远不如在印度殖民地用胡椒堆成的山。而且，英国国内劝犹太人改宗归化的思潮还在继续，但是包含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地区，犹太人争取公民权的努力也在继续。正当此时帝国外交开始产生“应该让犹太人做发起人”的观点时，国内的犹太人并没有多余的精力从公民权利斗争中分出来。叙利亚地区的犹太人受拉比的严格控制，也接触不到外部的意见，整个事情都由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个人在忙活。
17世纪至18世纪，西方理性主义与启蒙运动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在这一时期，同时也有德国的犹太人思想领袖——摩西·门德尔松发起的，非西方文化传统内的“启蒙运动”。
内部：开始转变，获得新的视野
经门德尔松这位犹太人权威的善意指点，西方的犹太人普遍开启了一个从未有过的视野，他们开始阅读伏尔泰、卢梭、歌德、康德的经典著作，开始抛弃就有的宗教仪式，试探着适应现代社会。自这一时期开始，获得公民权与自由权成为了犹太人的目标。拿破仑出于拉拢犹太人进而控制巴勒斯坦——叙利亚地区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实行给予犹太人公民权，但命令在拿破仑失败后被遗弃。这虽是短暂一瞬，但这启发了犹太人自己争取自由权与公民权的思想诉求。在内部思想解放与外部争取权力的两个世界斗争中，他们发现民族主义是可以满足正在进行中的“转变”的需要。
在犹太人进行思想转变的这个过程当中，诸如沙夫茨伯里伯爵等西方政界和思想界权威，所极力推动的劝说犹太人改宗复国行动，在犹太人群体中并没有获得热情的回应。
外部：依然在遭受来自统治者的惯用借口的迫害
一切不再是按照一条直线发展，不断出现相互矛盾的倾向和派别，改革与正统的对立，民族主义与同化主义的对立，这两者与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对立，接踵而来的是反犹主义的号叫。
在犹太群体内部的思潮中，主张同化和正统派开始分别朝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思索，但是此时的时代大背景却再次将犹太人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沙俄、奥地利、普鲁士结成的神圣同盟妄图推行独裁政治，但被随后朦兴的各种主义思潮彻底分解，各国统治者为了平息社会撕裂和岌岌可危的政权，再次将人民的怒火引向犹太人。在海德堡，在法兰克福，在大马士革，还有《五月法案》和德雷福斯事件，以及后来的希特勒实行的纳粹主义，犹太人被当权者使用惯用的借口持续迫害。这也不断地增强了正统派走向民族主义和去巴勒斯坦定居的行动，另外也使得主张同化的犹太群体更加的相信需要耐心的等待。这两股思潮严重撕裂了犹太人群体。
与以沙夫茨伯里伯爵一众人等以劝犹太人改宗之名，行基督徒自己的救赎之实不同，主张民族主义和以色列复国的犹太人心中渐渐意识到了“犹太民族远未准备好，犹太民众仍然被犹太拉比锁在门内，他们必须自己破门而出才行。”但是，让犹太人做自己的弥赛亚的观念，已经在犹太人社团中弥散开了。
当福音主义的热情褪去，理性主义再次回归到英国人的生活中，相信理性主义的人开始批判《圣经》并认为它只是一部历史，并非神启。这引起了教会的担忧，特别是英国于1832年通过了关于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的法案，下议院中加入了中产阶级的势力，改变了议员出身仍以地主贵族为主的传统。普通自由人民对下议院的影响力上升了。这卫英国创造一个自由的环境而奠定了基础，所以教会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威胁，担心教会的权威会再一次被人民踩在脚下。为了在理性主义得势的环境下，呼唤民众对宗教启示的信仰，教会启动牛津运动，开始对理性主义反击。但这更加引起了在理性主义思潮下的普遍反思。
为取得自己的信念获得支持的证据，理性主义者纷纷涌入巴勒斯坦开展考古发掘、地理信息搜集在内的各种研究，此前还带有宗教狂热色彩，但在此后的调研中发现，学科专业与组织协调一致性十分必要。为此，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在陆军支持下成立，基金会运作的三个原则为：野外工作要按照科学原则进行；基金会要避免宗教争执；基金会不能按宗教社团方式运作。费用主要由英国上下社会各界资助。基金会的考察调研成果为巴勒斯坦的复兴打下科学理性的基础。
英国人对《圣经》的信仰，虽然在不同时期分别表现为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利的对抗、理性主义与不质疑信仰的对抗，但相对于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外交表现来说，内部精神认知的不断刷新和矛盾，总体可以用增强凝聚力，为对外战争提供动员力来定义。对内表现为宗教信仰，对外则展现出帝国武力的一面。
在侵占亚洲大陆板块东部的良港符拉迪奥斯托克（海参崴）后，为在西面寻找到出海口，沙俄从未停止过向西扩张。俄国的战略企图跟英国
也正是《塞浦路斯协定》让土耳其苏丹日益怀疑英国人“维护”土耳其领土的动机，来自沙俄的巨大压力和后起德国的介入，让土耳其多了一个盟友的选择。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铁路建设成了列强各国将霸权利益延伸的工具，英国在迪斯雷里时期买下了苏伊士运河的股权，这进一步巩固了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然而在一战前夕，土耳其苏丹选错了盟友，随着德国的战败，昔日的奥斯曼帝国覆灭了。土耳其苏丹的影响力也日趋式微，欧洲各国的势力开始纷纷插手巴勒斯坦的定居活动，但第一批定居者的尝试都失败了。
曾是一名维也纳记者的赫茨尔，在犹太人建国运动中，可以说是功勋卓著且影响力巨大。建立犹太人国家的强烈使命感，使得他组织召开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直到以色列真正建立之前，这个大会扮演了国家机构的角色长达50年之久。赫茨尔虽然仅为犹太人复国运动奋斗了八年就不幸离世，但他在犹太人中所建立的影响力和留下的遗产，是令所有犹太人都不能忘却的。
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者大会确立了四点原则，即“巴塞尔大纲”——“犹太复国的目标是给犹太民族在巴勒斯坦创造一个受公共法律保护的家园。”
赫茨尔仅凭借使命感辗转于土耳其苏丹与德国皇帝之间游说，但最终他将目光转向英国，寻求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帮助。此时的英国正面临涌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的就业压力，罗斯柴尔德家族认为如果可以推动殖民项目开展，就可以吸收难民，减轻伦敦的就业乃至社会压力。所以罗斯柴尔德勋爵把赫茨尔推荐给了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
扩张殖民地市场显然能够带来输出产品的好处。在张伯伦与赫茨尔的会谈中，基本把犹太人殖民地确定为西奈半岛，后来又转向东非，但遭到殖民抗议后就全都不了了之了。
1917年11月2日，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公布了后来被称作“贝尔福宣言”的政府宣言，宣言得到了美国国会和法国与意大利政府的拥护。这其实是在掩盖英国占领并殖民巴勒斯坦的真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