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翟瑞民界面新闻编辑|刘海川
被称为“小宪法”的刑事诉讼法即将迎来第四次修改。
2023年9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进入2024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已多次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意见。
作为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部基本法律，刑事诉讼法担负着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大功能，其每一次修改和完善不仅能规范刑事诉讼程序，而且体现了我国基本法治理念的演进过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刑事诉讼法再修如何完善刑事案件办理基本程序，强化当事人权利保障，以及如何细化电子数据取证规则等，都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明确。
从工具法到保障法
刑事诉讼法是规定刑事诉讼程序，确保刑法公正、准确实施的一部程序性法律。新中国首部刑事诉讼法制定于1979年，此后分别于1996年、2012年、2018年历经三次修正，形成了目前这部基本法律规范，法条总数也扩充到308条。
“刑事诉讼法过去比较强调其工具主义的功能，也就是所谓的‘刀把子’功能，在规则和制度构建方面比较偏重于打击犯罪。”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魏晓娜告诉界面新闻，刑事诉讼法的历次修改过程体现了其从工具法到保障法的功能转型。
魏晓娜介绍，2004年宪法修正案写入尊重和保障人权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也增加了保障人权条款。实际上，近年来刑事诉讼法几次修正也秉持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几次修改非常注重公民诉讼权利，尤其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其功能定位正在发生转型。但是，这种转型目前还没有完成，法律本身仍然遗留了过去“刀把子”的一些痕迹，所以本轮修改应该留意这些条款的变化。
界面新闻注意到，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即启动了立法调研，去年以来先后赴各地及高校等研究机构开会座谈，听取修改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正分批分拨在不同高校和机构进行调研，现在主要是‘听’的阶段，各方都可以就刑事诉讼法如何修改充分发表各自的观点，但是立法机构目前还没有拿出具体方案来讨论。”有关专家表示。
以审判为中心
刑事诉讼法应该怎么改？法学界看法侧重点不一。
卫跃宁表示，关于刑事诉讼法修改，现在很难说已经在哪些关键领域形成共识，不过，像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诉法与监察法的衔接、证据（证人出庭、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以及轻罪治理、涉案企业合规等方面，各方都比较认可，有望在此次修改中作出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些年来，改革有什么效果，需不需要纳入刑事诉讼法中，需要思考和斟酌。”卫跃宁指出。
2014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此后，“两高三部”于2016年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形成了改革的基本共识，搭建了改革的框架基础。
人民法院报2023年9月报道称，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一项极为纷繁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目前，侦查中心主义的局面尚未根本扭转，检察中心主义的现象似有所显现，控辩失衡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庭审依然面临证人出庭率较低、庭后书面审理犹存、辩护律师作用有限、控辩对抗不足等限制性因素，审判程序的权威、高效和公正作用未能充分发挥。
“比如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如果证人不能出庭就不是以审判为中心，还是‘以卷宗为中心’‘以侦查为中心’。此外，关于鉴定人出庭、侦查人员（调查人员）出庭等问题，上一次立法希望能够解决，实际上效果并不明显，这次刑事诉讼法如何改革完善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卫跃宁说。
徐红亮介绍，电子数据证据在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现在刑事案件不涉及电子数据的已经很少，但是我国对电子数据的提取、质证、认定等都还处在比较初期的阶段，比如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中，法律规定非法获取的言辞证据可以排除，那么是否应把非法提取的电子数据排除在外呢？这个问题是存在争议的。
卫跃宁表示，电子数据应用近年来在司法实践中非常广泛，甚至被称为“证据之王”，同时，这也是科技性非常强的证据，收集、审查、运用有特殊的规律。刑事诉讼法自2012年首次将电子数据作为证据种类加以明确，却没有对于电子数据收集、审查、运用方面进行详细规定。尽管“两高一部”对于电子数据证据出台了联合司法解释，公安部也专门作出规定，但是这些也是停留在位阶比较低的状态，因此需要上升到立法层面加以明确。
修改趋向法典化？
刑事诉讼法在2018年修改时正式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2019年10月，“两高三部”共同发布《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权益保障等作出了具体规定。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重点是要确保犯罪嫌疑人自愿、真实表达意见以及作出选择，但是在司法实践中，这项制度执行中尚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部分案件中明显存在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挟裹当事人的意志，甚至个别案件存在变相“逼迫”当事人认罪认罚的情况，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徐红亮表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施过程中，存在检察权在一定程度上僭越审判权之嫌，法院审判权有虚化的倾向。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其实涵盖在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关于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实务中办案机关为了提高适用比例会强推这一程序，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就会受到质疑，这种问题应该在立法中加以改善。”卫跃宁表示。
魏晓娜表示，过去在工具主义思维之下，制度和规则的构建往往是从公权力机关方便行使权力的角度来考虑，而在保障人权方面考虑不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把过去留下的结构性缺憾予以弥补。
在她看来，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侵犯公民财产权、隐私权的措施，比如查封、扣押、冻结、搜查，甚至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等，目前在立法层面完全交给了公安机关自己决定。“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公民个人财富不多，所以没有产生大的问题，但是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转型以来，慢慢藏富于民，公民财产无论从数量还是形式上都变得更加复杂，而且数额巨大，所以，在刑事诉讼中加强对财产权和隐私权的保护应该及早提上日程。”魏晓娜说。
魏晓娜还指出，公安机关侦查案件作出搜查、查封、扣押、冻结等决定没有经过其他机关审查，而且权益受到影响的当事人也基本没有获得司法救济的机会，这甚至都不如行政处罚提供的保护程度，“事前没有司法审查，没有权力分工，事后没有司法救济，相当于权利“裸奔”，这是相当大的结构性缺憾。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比照逮捕程序，引入检察机关审查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近期公开发表《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前瞻》一文表示，此次修改模式上不宜再采取过去的修正案模式，而是应当选择法典化模式。
他认为，刑事诉讼法已具备法典化的有利条件。首先，法典化具有部门法综合性的特点，而非单一调整某一个方面的社会功能，刑事诉讼法符合法典的综合性特性。其次，刑事诉讼法作为我国最早一批的立法，多年以来又颁布了大量的司法解释，形成了配套的刑事诉讼规范体系。
对此，徐红亮认为，从司法实践角度来看，刑事诉讼法典化现在条件和时机可能还不成熟，首先，民法典之所以能形成法典，是因为它有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基础法律，涉及的面非常广，但是目前刑事诉讼法还缺乏这样的一系列法律作为支撑。其次，刑事诉讼实践中的庭审实质化、证人出庭制度、二审程序的纠错机制、当事人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电子数据认定等制度尚不成熟，所以刑事诉讼法典化还不宜操之过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