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1976年，“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经过两年的反思与徘徊，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扫“文革”阴霾，作出伟大战略决策，提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点今后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6月18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隆重召开，会议审议并表决通过了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刑法、刑事诉讼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七部法律。

“文革”重创过后，中央高层开始反思中国的民主制度。“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王汉斌回忆，邓小平同志曾表示，要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那次全国人代会启动了我国“文革”后民主法制建设的恢复重建。

1982年12月4日，经过全民大讨论，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根本大法重新回归至高无上的法律地位。

1989年4月4日，行政诉讼法经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确立的“民告官”制度把公权力置于法治的约束之下。

一批护航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立法项目步入“快车道”，个人所得税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经济合同法、外资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等在全国人代会上相继通过。

民主思潮的破冰也在一个个细小的变化中逐步显现。

1980年9月，170多名北京团全国人大代表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大的“上海宝钢工程建设问题”向冶金部提出质询。这成为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起质询案。

“八二宪法”表决通过后，新华社首次报道了全国人代会历史上出现弃权票的现象。

有了这次先河，“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务委员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全国人代会还加快了对公开透明的探索。1987年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领导人举行多次记者会，电视播放实况，引起了强烈反响，民众好评如潮。1988年的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中央电视台开始直播总理记者会，总理答记者问的场景进入寻常百姓家。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议事规则也要法制化。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特别将全国人代会“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招待会”列入其中，除此之外，该规则还规定，全国人代会“公开举行”;大会全体会议设旁听席;选举或者表决结果，由会议主持人当场宣布，“候选人的得票数，应当公布”。全国人代会的工作程序日趋规范、科学、民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