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法律文件中，涉及儿童虐待的条文较少，目前没有专门的儿童虐待法律保护制度。
11月22日，小雪，北京城的夜间温度已达冰点，然而，比气温更寒冷的是红黄蓝幼儿园家长的心。
据幼儿家长反映，北京朝阳区红黄蓝幼儿园（新天地分园）的幼儿遭遇老师扎针、喂不明白色药片。幼儿园市场品牌部总监对此回应称，没有任何证据。目前，已有多名幼儿家长报案，朝阳区教委已成立工作组进驻幼儿园调查。
流传出的很多细节让人眼眶已经湿润了，在盒饭财经读者群中，一位读者甚至直接质问“这些人渣难道都没有孩子吗”。
11月23日是感恩节，但红黄蓝的很多家长和孩子不知该向谁感恩。
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真的要感谢一下这起事件，如果没有红黄蓝，他们可能已经忘了刚刚发生的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了。
对于这些受伤的孩子，在我们义愤填膺时，该如何保护他们呢？
对于学校、幼儿园老师或其他人虐待儿童的情况，因《未成年保护法》、《刑法》等对非家庭成员虐待儿童没有明确规定，大多是引导性条款，故在这种情况下，如判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一般以寻衅滋事罪定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除此之外，教师虐待幼儿本是违法行为，根据2015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教师虐待儿童将受到刑法的惩处。《刑法修正案》还强化了幼儿园、学校等教育机构的职责，“针对单位犯罪的，不仅要判处罚金，而且要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对于父母或家庭成员虐待儿童的情况，可以定虐待罪，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犯本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然而，对于以上的条文规定，仍存在一些问题，有研究分析称，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2.刑法制裁的局限性。刑法第260条规定的虐待罪有三个局限性：
首先，犯罪主体的局限性。本罪的犯罪主体为家庭成员，其他人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但在现实中很多虐待行为是由“其他人”实施的，例如红黄蓝幼儿园、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等，刑法上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罪名来惩罚。
其次，“告诉”的局限性。未成年人尤其是婴幼儿，由于缺乏行使告诉的行为能力，让其承担举证责任，根本无现实可能性；某些家庭其他成员基于我国“家丑不外扬”、“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也不会主动司法机关告诉。
再次，犯罪情节的局限性。该罪只有情节恶劣才制裁，制裁标准太高，不利于保护儿童免受伤害。
3.对受虐儿童保护的法律规定有所缺失。收养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了被收养的对象，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1）孤儿；（2）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3）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可以被收养。可见，收养的对象并不包括受虐儿童，即使受虐儿童还会受到虐待，也只能继续待在施虐家庭中受虐。
早在1912年，美国就创建了保护儿童利益的专门机构——美国儿童局。1974年通过《儿童虐待预防和处理法案》，为联邦各州规定了虐待与忽视的最低标准。
这里的最低标准包括：父母或照管人所实施的任何造成儿童死亡、严重肉体或精神伤害、性虐待或剥削的作为或不作为，或者可能给儿童造成严重伤害的任何危险，包括身体虐待和情感虐待。
这项标准通俗来讲包括四个方面，即肉体上的虐待，精神和情绪上的虐待，对儿童照顾的忽视，性骚扰和性侵害。
强制报告制度。1967年，美国各州都制定了受虐儿童举报法。早期，仅医务人员有报告责任，此后法律规定的报告义务人扩大到了学校工作人员、心理医生、社工、保姆等这些能经常接触儿童的人员。
一开始，这项制度只要求举报对儿童身体进行虐待的行为，如残暴殴打和身体伤害。后来范围越来越广，只要你“有理由相信”或者“有理由怀疑”一个儿童收到了虐待或忽视，就有报告的义务。
美国还对报告者本身行为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只要强制报告者没有尽到举报的义务，就可能受到处罚，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及罚金等。
此外，在接到虐童报告后，如果最终认定父母虐童，那么将根据儿童年龄，作出终止父母的抚养权的决定，将儿童安置在永久性收养家庭，或允许儿童独立生活。
美国法律还规定，不得让不满12岁的儿童脱离监护独处，否则“后果很严重”。一些年幼儿童的身上会安装GPS定位设备，如果儿童远离父母1米之外，设备便会自动报警引起家长注意。
据日本《朝日新闻》报道，从警方掌握的数据来看，2016年有5万4227名不满18岁的儿童受到虐待，较2015增加46.5%。
而受虐儿童的数字已经连续12年增加，并首次超过5万人。其中，用刀吓唬、关在房间里等心理虐待案例较上年增加5成以上，达到3万7183人，受到身体虐待的儿童达1万1165人，受到性虐待的为251人等。
日本政府还规定，在日本保育园：
每3名0岁儿童就要配备1名保育士；
每6名1岁或2岁儿童需配备6名保育士；
每20名3岁儿童需配备1名保育士；
每30名4岁或5岁儿童需配备1名保育士。
这些“保育士”必须通过日本的国家资格考试。并非所有保育士都有资质，有些保育园也会有“临时工”，但他们只能起辅助作用。
作为中国移民最青睐的国家之一，澳大利亚在1991年就宣布成立了国家儿童保护委员会，其职能就是防止对儿童的虐待和忽视。这个机构对澳洲儿童开启了三重防护措施：
第一重防护：广泛预防
这类措施主要是通过大众媒体的宣传教育进行。比如“全国儿童周”（而不仅仅是儿童节），由国家防止儿童虐待和忽视协会（NAPCAN）每年举办；《皮特和佩妮》节目，由医疗福利基金（MBF）创办；还有维州的“直面儿童性虐”、西澳的“一起成长”、昆州防虐待中心的反语言暴力项目、新州儿童保护委员会的宣传项目等。
第二重防护：特殊照顾
这类措施是针对容易受到虐待的儿童高危群体，比如青少年父母、单亲父母、家庭危机中的父母生养的孩子。另外，岛民和土著民家庭、残疾人家庭、英语非母语家庭的孩子在这方面也会有特殊需求。
第三重防护：防止再犯
这类措施是用来帮助已经遭受虐待的受害儿童，防止虐待的再次发生，包括对受害儿童的照顾和对施虐者的惩处。数据显示，1991-1992年南澳投入了9000万澳币用于服务受害儿童。
同时，澳洲还有很多保护儿童的组织机构，例如国家防止儿童虐待和忽视协会、澳洲童年基金会、勇敢的心、为孩子行动、儿童保护协会等非盈利机构。
澳洲还出台过针对虐待儿童和忽视儿童的强制举报制度，这与美国的规定有异曲同工之处。
那么，举报有什么标准和条件呢？只要他们有理由相信某个儿童有遭受严重伤害的风险，就必须向官方举报。
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信息，即为了保护这些举报人，官方不会泄露举报人的信息。
近年来，澳大利亚在少年司法制度方面全面贯彻儿童利益最大化、家庭社区参与、司法分流、非监禁刑等理念，形成了令世界各国瞩目的独特模式。以新南威尔士州为例，其制定的与少年司法有关的法律有《儿童法院法》、《青少年罪犯法》、《儿童(刑事诉讼)法》、《证据(儿童)法》、《儿童(社区服务令)法》和《儿童(感化中心)法》等，内容缜密、体系完备，构成了详尽而科学的少年司法制度框架。
小时候，我们都唱过一首歌叫做《七色光》，至今我家旁边的学校还时不时地会放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我们带着七彩梦，走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