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暴发导致武汉封城、湖北封省，全国多地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公共场所群体性活动一度停摆，整个社会付出了巨大代价。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2003年“非典”疫情。
显然，上述因素构成了疫情蔓延的直接原因。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突发原因不明疫情在历史上也多次暴发，为什么都没有达到这次疫情的严重程度呢？2003年暴发的“非典”疫情在流行早期，疾病控制机构对病毒的认知也很有限，但疫情发展远未达到这次的严峻局面。
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扩散使得社会过程和事件超出了传统自然共同体的“同时同地”范围，将不同的时空环境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由于时空环境的高度联系性，人们主要依赖于社会信息系统，特别是各类传播媒介、指标系统、符号系统和专家系统获得信息，在沟通中集聚共识，形成彼此协作的集体行为，从而维持社会合作和秩序状态，形成相互依赖的社会关系。
我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在经济社会活动中，市场秩序和自治秩序持续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发疫情防控的社会动员面临着新形势、新挑战，亟待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创新。
第一，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看，突发疫情社会控制面临着产权和法治秩序的挑战。市场化改革使得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持续提升，大量资源由各类市场主体所拥有或支配，国家控制的资源在社会资源总量中所占比重降低，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再是行政化的命令服从关系。以医疗卫生市场发展为例，近年来，医疗设备、药品的研发和流通市场快速发展，社会投资的医疗机构数量增多，对于非政府所有的医疗设施和卫生资源，政府不再拥有直接支配权，只能依法监管，不能任意干预和征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中，政府对市场主体拥有的资源的调动、使用和处置，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进行运作，对于缺少法律基础的行政命令或调控措施，则会遇到市场主体的抵制或抗争。
突发疫情的社会动员和应急处置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传染病疫情发生后，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措施，势必导致大量人口患病乃至死亡。反思本次疫情扩散的教训，做好突发传染病的疫情防控工作，最为根本的是构建更加快捷、透明的疫情信息披露机制。突发疫情预防的第一原则是快速传播信息、及时阻断传染源，信息传播得越快，社区、家庭和个人的防护措施就会越到位，这样就越有利于阻断传染源。对于不明疫情，由于认知尚不充分，信息预警也可能发生偏差，甚至在小范围内引起恐慌。在开放的信息传播环境下，出现虚假信息时，专家、媒体和政府机构很快就会跟进，虚假信息自然失去市场。可以说，信息公开是避免小疫情演化为重大疫情的重要保障。
不难看出，我国公共卫生管理体制上的缺憾正是助长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要害。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要研究和加强疫情防控工作，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和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举措，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水平。”这就为我国卫生防疫体系深化改革、逐步完善治理体系指明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