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年有个说法，“一家公司开始强调打卡上班时，就说明它在走下坡路了”。这事儿当然不能一概而论，适用于此说法的一般是强调创意的行业，比如科技公司和媒体。
当然，到底是走下坡路才开始强调打卡上班，还是因为强调打卡上班而导致走下坡路，多少是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式的问题，不同的企业呈现着不同的面相。不过有一点可以确认，当公司管理层采用“打卡”乃至“扣钱”等手段去提振公司效率时，效果往往不如预期。
如果将视线放远一点，会发现警示和处罚的手段固然符合管理者的直觉，在许多领域也被视为管理，但无论企业抑或公园等公共空间，各种管理规定经常会失效甚至适得其反。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法律管不住的人类行为暗码》一书就分析了规则失效的问题，希望能让规则制定者看到自身的盲点，规则的被动接受者也可以更为顺应科学规律地趋利避害。它试图解答一系列问题：为何系安全带的法规执行良好，而限速规定屡遭突破？竖立“此处禁倒垃圾”标语牌后，此处垃圾为何反而变多？比起法规本身，签名位置更能影响填表人的诚信？机构的安全手册、合规条款和内部举报机制为何形同虚设？严刑峻法反而能鼓励犯罪？……怎样才能避免一厢情愿甚至事与愿违？
书中写道：
“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事实是，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并没有发现严刑峻法能阻止错误行为、违规或暴力犯罪。在大多数情况下，仅靠严厉惩罚的威胁是不够的。我们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表明长期监禁可以防止累犯，甚至没有看到重刑会威慑他人免于犯罪，无论那是三振法、死刑，还是对公司更严厉的制裁。”
所谓三振法，是美国加州于1994年所通过的法律，取棒球比赛专业术语“三振出局”之意，主旨是对惯犯加重处罚，但却并未减少一人多次犯罪的情况。
作者继而写道：
“顺着惩罚直觉，民众一直在呼吁采取更严厉的治安措施，延长监禁的刑期，甚至建新的监狱来关押这些罪犯。警方已经反复用过这些措施，但并没有阻止谋杀率的上升。……在我们自己的恐惧和政治家的煽风点火下，直觉告诉我们打击不良行为很简单：只要手段强硬并公之于众。……我们可以在全世界的主要古代传统中找到它们，从希腊的古典思想家到中国古代的法家，以及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书。我们到处发现的都是相同的观念：坏人不见棺材不掉泪，惩罚是施加痛苦、纠正不良行为的良方，而如果惩罚在公共场合执行，还能起到惩一儆百的效果。但是这种传统思维并没有得到当下经验科学的支持。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仅是重刑本身就能起到威慑作用。”
也就是说，仅仅依靠建立法律是显然不够的，它还需要执行各种处罚机制，但有了处罚仍然不够，它还需要各种宣传做配合。即使是这样，还是会有一些人无动于衷，需要汽车制造商的安全带提醒装置，用声音困扰司机。事实上，即使是发出噪音的安全带提醒装置，也有一些人选择钻空子，比如以前就有人兜售一种感应器，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个安全带的金属头，直接插在安全带口处，车子就不会再提醒了。对于这些人，就反过来需要更严格的处罚机制配合，比如交通摄像头的捕捉。
换言之，让绝大多数人早已习惯的安全带，也需要多管齐下，才能从法律层面走向约定俗成。
现代社会的个体，伴随着自己的成长，会有越来越多的规则加诸于身。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学校和单位的各种规章制度，都是规则约束，即使是一般意义的人情世故，也是“潜规则”。
规则的存在很容易理解。正如康德所说，人生来具有动物性，天然有反抗规则约束的一面，但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规则，每个人都肆意妄为，必然导致社会的混乱。规则也有大小之分，法律是底线，需要强制维护和实施，必须遵守，也有一些规则属于道德约束，比如公共场合不能大声喧哗。
但规则真的越多越好吗？尤其是法律，越严格就越能有效减少犯罪吗？《规则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提供各种历史和数据，告诉人们答案可能恰恰相反。有时过于严厉的惩罚，反而会让犯罪者铤而走险，干出更为恶性的行为。从经济成本来说，刑罚越重，监狱等社会机构的管理成本就越高，这部分资金如果转为加强治安，反而可以防患于未然。也就是说，投资警力比投资监狱更能威慑犯罪。
还有一些时候，一味严苛的惩罚还会制造社会问题。书中举了个例子，认为如果警力使用不当，用在错误情境下，又没有社区成员充分持续的投入和监督，结果可能很可怕：
“一个典型例子是纽约市的‘拦截搜身’执法。从2003年到2008年，纽约的拦截搜查激增了5倍，并在2011年达到顶峰，当年警察在纽约拦截超过68.5万人次。当时的想法是，这些大规模的警察干预措施将有助于更好地从街头发现及清除毒品和枪支。然而，拦截搜身政策过分地影响了穷人和少数族裔聚居区。尤其是在纽约，这些政策的执行带有强烈的种族偏见。拉美备被拦截的可能性是白人的3倍。在2016年，82%的被拦截者是黑人或拉美裔……更糟糕的是，这一政策可能削弱了民众对执法部门的信任乃至整个法律制度的正当性，这样就非但不能减少犯罪，反而会滋生更多犯罪。”
对于社会机构和企业来说同样如此，追究医疗事故责任是医疗体系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但如果追责过于严厉甚至苛刻，就会导致医生规避那些风险较高的手术，使得病人无法得到救治，或是在手术前让病人做过多不必要检查。企业如果以打卡等管理方式为至上原则，一味采用罚款甚至降职等手段来阻止员工偷懒和犯错，也有可能让员工破罐子破摔。尤其是那种平时张嘴就谈远景，把员工当骡子用，出事就拿员工顶锅，干什么都“雷厉风行”，只有发钱时特别磨叽的企业，管理越严格，离心力就越大。
《规则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就是既站在规则制定者的立场上看问题，又站在被规则约束者的立场上看问题。
被规则约束的人，为什么总是忍不住干坏事呢？作者引用了美国心理学家阿尔伯特·班杜拉的“道德推脱”观点，认为“借着道德推脱，人在做坏事时可以压抑自己的羞愧和内疚。例如，人可以为自己的不道德、不人道行为进行道德辩护：恐怖分子诉诸宗教，帮派成员诉诸组织的荣誉。可以将自己的错误行为与他人更恶劣的行为进行比较：在高速公路上超速行驶的人可能认为肇事逃逸者才是真正不道德的司机。人也可以否认自己的行为有伤害性后果：非法传播电视剧并没有真的伤害谁，反正那些公司和演员都赚得盆满钵满。
当然，如果矫枉过正，一味采用激励措施，同样会破坏人的内在动机。正如书中所言：“内在动机本来通常已经能使大多数人举止得体。增加了奖励，人们遵守规则的内在动机可能会被外部激励所‘排挤’，甚至可能出现‘过度理由效应’，即有些人本来已经决意从事某些行为，奖励反而画蛇添足……”
在惩罚和激励之间，规则制定者在不同情境下要面对不同的问题，作出不同的选择，而这个选择题，人类只能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