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是一种公共管理活动和公共管理过程,它包括必要的公共权威、管理规则、治理机制和治理方式。
善治(goodgovernance)的基本要素有以下10个:合法性(legitimacy)、法治(ruleoflaw)、透明性(transparency)、责任性(accountabil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有效性(effectiveness)、参与(civicparticipation)、稳定(stability)、廉洁(cleanness)、公正(justice)。
当人们将治理的分析框架应用于国际层面时,全球治理理论便应运而生。
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全球治理的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全球治理的主体或基本单元、全球治理的对象,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
全球治理的价值,就是全球治理的倡导者们在全球范围内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全球规制(globalregimes)就是维护国际社会正常的秩序、实现人类普世价值的规则体系。全球规制在全球治理中处于核心的地位,因为没有一套能够为全人类共同遵守、确实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规范,全球治理便无从说起。
全球治理的主体或者说基本单元,指的是制定和实施全球规制的组织机构。概括地说,全球治理的主体主要有三类:1)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2)正式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3)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
或区域性的武装冲突、核武器的生产与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生产和交易、非防卫性军事力量的兴起等;2)生态环境,包括资源的合理利用与开发、污染源的控制、稀有动植物的保护,如国际石油资源的开采、向大海倾倒废物、空气污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废料的国际运输、臭氧衰竭、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渔业捕捞、濒危动植物种、气候变化等等;3)国际经济,包括全球金融市场、贫富两极分化、全球经济安全、公平竞争、债务危机、跨国交通、国际汇率等等;4)跨国犯罪,例如走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贩卖人口、国际恐怖活动等等;5)基本人权,例如种族灭绝、对平民的屠杀、疾病的传染、饥饿与贫困以及国际社会的不公正,等等。
全球治理的绩效,集中体现为国际规制的有效性。有两类因素影响国际规制的绩效,一类是国际规制本身的制度安排,一类是实现这些制度安排的社会条件和其他环境条件。
治理、善治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在90年代的勃兴，是全球化进程的逻辑结果,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新的发展形态,是国际规制有效性的现实要求,是全球公民社会和世界民主潮流的产物。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的治理和全球治理理论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危险因素。首先,全球治理主体中的国际组织和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所左右,因此,全球治理的过程很难彻底摆脱发达国家的操纵。其次,全球治理的规制和机制大多由西方国家所制定和确立,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难免体现发达国家的意图和价值。最后,治理理论,尤其是全球治理理论,建立在政府的作用和国家的主权日益削弱、民族国家的疆界日益模糊不清这一前提之上,强调治理的跨国性和全球性。这里的危险就在于,过分弱化国家主权和主权政府在国内和国际治理中的作用,客观上有可能为强国和跨国公司干涉别国内政、推行国际霸权政策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有可能成为某些国家和跨国公司干预别国内政、谋求国际霸权的理论依据。
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pp.94-106
一、全球治理的概念与要义
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
在认识和把握全球治理的要义时,应注意以下特点和内容：其一,从政府转向非政府。其二,从国家转向社会。其三,从领土政治转向非领土政治。其四,从强制性、等级性管理转向平等性、协商性、自愿性和网络化管理。其五,全球治理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权威。
中国需要一种区别于西方主流全球治理理论的特殊理论视角,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它是指:1.把全球治理内化为本土的跨国合作;2.把全球治理锁定于全球问题的治理;3.把全球治理植根于本国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基层民主的建设。
最恰当的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对象,莫过于那些关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全球性问题。有些问题,如生态环境、资源、人口、艾滋病、毒品、贫困等问题的超意识形态性更强,从而共识性也更突出。有些问题则较为复杂和敏感,如人权、国际恐怖主义。它们虽然也有全球问题本身所共有的特点,从而导致在维护人权,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方面的全球治理,但由于与政府行为联系更为密切,所以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后一类问题,就不适于作为国内层面全球治理的对象。
中国正实践这种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并为世界提供着新鲜有益的经验与启示:1.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2.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3.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4.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
刘小林:《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观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第3期,pp.107-112
一、全球治理理论形态的价值多取向性
从目前全球治理的理论见解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类,即国家中心维持现状派、新自由制度改良派、全球市民社会变革现状派,三派相应的观点立场大体可归纳为下表所示内容。
二、全球市民社会价值选择的合理性
必须对单向度的国家中心维持现状的价值取向予以批判性解构。必须使人们充分认识到,首先,正是国家中心的国际体系造成了全球问题的形成,并使之越演越烈成为威胁地球存在与人类生存的灾难与危机;其次,在国家中心的国际体系条件下,全球问题不可能得到最终、彻底的解决。
它所主张的国家间合作的国际机制,尽管从根本上解决全球问题还存在着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但在现实的全球治理中确实正在发挥着重要的积极作用。国际机制理论与全球市民社会理论虽有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差异,但二者都主张以缓和的、非暴力的方式推动全球问题的解决。
对正在兴起的全球市民社会,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以解决全球问题为志向的市民的社会运动、组织形态和社会思潮,应当把这些力量视为彻底解决全球问题的根本动力,予以充分肯定。
三、全球治理理论的价值反思从解决全球问题的迫切性考虑,提高全人类整体的全球意识,维护地球与人类的公益(共善publicgood),摆脱以往国家中心全球社会存在的不合理的价值分配,以及由此而来的国家间为各自利益展开的竞争冲突,以全球共同利益为目标,实现从共恶(publicevil)向共善的转变,这显然是彻底解决全球问题的唯一出路。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人民责无旁贷地应当承担起与世界人民共同挽救地球与人类命运的重担。
作为全球意识组成部分的生态环境意识,它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公共意识,无论在地球的任何一个角落都应当得到高度重视。
那些在全球社会价值分配结构中占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全球化的长期受益者必须对全球问题的解决承担更大的责任。作为后起的发展中国家,绝不应当重走西方工业化的老路,绝不能牺牲人类的根本利益以换取民族国家的眼前利益。
从全球市民社会的构成要素考虑,国际非政府组织确实在今天的全球治理中发挥着一种首创、示范作用，国际关系民主化、全球政治民主化都离不开这些积极力量的存在和发展。
何增科:《全球民主治理与联合国改革》，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1期,pp.79-84
一、世界政府、新帝国主义和全球治理
“世界国家”论者认为政治全球化将导致世界国家的出现,国家主权已经过时、消亡或萎缩,应当限制乃至取消国家主权。“新帝国主义”论者认为,政治全球化的目标是维持帝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这种世界秩序的基础。“全球治理”论者认为,在政治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家依然是全球政治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治理主体,主权平等依然是全球治理机制合法性的基础,同时主权范畴需要进行必要的调整和变革。
赞成全球治理观点者对联合国改革持渐进主义观点。渐进改革论者主张在联合国基本结构和《联合国宪章》的框架内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提高联合国的效率,促进联合国的民主化,使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主张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坚持主权平等原则,主张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性质不能加以改变或动摇,同时加强联合国与非国家行为体的联系。因此,在关于政治全球化的目标或走向的各种观点中,中国的观点与“全球治理”论的基本观点有相同或相似之处。
二、全球民主治理和联合国改革
走向真正的、民主的全球治理,要求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体说来,中国关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设想,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1)新国家关系观:从旧的等级式国家关系结构走向新的主权平等的国家关系结构。(2)新安全观:从单极霸权稳定走向多极制度稳定。(3)新发展观:从中心—外围的依附式发展和贫富分化走向相互依存、辐射带动、共同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共赢式发展。(4)新文明观:从单一文明的优势地位走向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存。
三、中国与联合国改革
中国赞同联合国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的行政改革。中国支持加强联合国大会地位和作用的主张。中国支持对安理会进行适当的和必要的改革,并认为安理会改革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即安理会成员的扩大和改进安理会的工作方法。安理会成员的扩大应当遵循公平地域分配原则,优先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中国支持那些旨在加强联合国促进全球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能力的努力。
崔立如:《G20开启了探索“全球治理”新路径的机会之窗》，载《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pp.1-3
一、G20与国际体系转型
为什么会出现G20现象其必然性在于现存国际治理机制与国际现实极不协调,难以适应人类普遍的和平、安全与发展需求。目前的国际机制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其政治基础是美苏两超“主宰世界”及雅尔塔体制,其制度形态包括联合国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附属机构世界银行、IMF、WTO等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种种“潜规则”。冷战后因苏联解体、雅尔塔体制崩溃、全球化和国际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引起的国际力量格局调整以及各种全球性问题增生引出“全球治理”新思维及其困境,显示出半个多世纪前建立、缘起于着手收拾二战残局的旧国际体制已经落后于时代。扬弃旧机制,推出新机制,以适应新兴国家崛起引起的国际力量重组和以“全球治理”方式治理各种全球性问题的新要求,已经是大势所趋,或迟或早总会发生,不容回避。
始于2008年秋的国际金融危机,其影响范围之广、幅度之大、后果之严重,刷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之最”。受危机打击最深重的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而对此次大危机的发生负有主要责任的也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欧日等西方大国。正是由它们创立的那一整套经济、金融制度,包括滥用金融衍生品“生财”、滥用金融杠杆投机、金融监管制度混乱及根植于此、由此引起的世界经济不平衡等,导致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危机。这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和西方陷入困境，逼出了“G20覆盖G8”和“G8让位于G20”的局面。
G20能否由应对危机的“临时机制”转化、升级为总揽“全球治理”的长效机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仅涉及G20的发展前景,也涉及“全球治理”。这要求西方国家、新兴国家以及未能参加G20的其他国家从“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大视角观察问题、寻求答案。
G20如要担当“全球治理”的重任,也有其不足。就代表性而言,G20虽然高于G8,却低于联合国,全世界仍然有90%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多达20多亿人(占世界总人口1/3)不在G20之内。G20另一个不足是机制化问题，目前它只是世界主要经济大国解决国际金融危机的应急性、临时性机构,以会议形式和“论坛”形式存在。
如要把G20升级为“全球治理”机构,尚需多方面努力,包括在G20功能定位问题上形成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建立G20长效机制、处理好代表性与效率的关系、以及G20与联合国和其它一些国际组织的关系等问题。
如要推进G20,推进“全球治理”,世界各国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着眼于以下三大层面的努力。第一,在国家层面,要着力解决世界发展的平衡性问题,努力推进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尤其要采取切实措施推进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发展。第二,在地区层面,要努力推进区域合作。通过地区层面合作的成功,可为全球层面的合作提供基础,打开通路。第三,在全球层面,要从国际治理(internationalgovernance)起步,通过国际治理达成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的总目标。与全球治理相比,国际治理在目标、手段上可以更灵活。不论是国际治理还是全球治理,都应先着眼于功能层面的议题治理,比如,先从最急迫、最能达成共识、最易采取共同行动的气候、能源、粮食安全、打击海盗、反恐、反毒、减灾防灾入手,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也能增大推进其它领域合作的信心和互信。
一、美国治理世界
现实的国际体系并非是“无政府状态”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处于世界秩序的中心,美国治理世界,而这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则受治于美国。
美国到底是如何支配世界的支配世界首要的和基础的是支配世界经济。在经济被金融化的情况下,世界大多数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更加受美国金融力量的摆布、操控。在美国金融力量全球过度扩张的时期,虚拟经济、投机经济、泡沫经济在世界各地繁荣和疯狂一时。除了金融力量,美国主宰世界的方式还有政府的作用。在美国政府的立法部分,美国的法律,从贸易到军事,不但管美国,而且管世界。在美国政府的行政部分,财政部在管理世界上的作用巨大。在金融危机下出于挽救美国经济的需要,天文数字的美国财政赤字继续呈现扩大的趋势,“债务帝国”更加庞大。
美国霸权的危机不是来自那些实际上并非独立的美国分析家声称的“外部”威胁,而正是来自其“内部”。20世纪70年代后,在里根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美国形成了高消费和低储蓄的借债生活方式,公私债务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全球经济最安全的美国经济吸引大量外部资金,于是,美国与世界形成了突出的借贷/债务关系。这种国际借贷关系刺激美国成为世界无匹的消费超级大国。如此巨大的美国市场是一系列“出口驱动”经济得以出现和维持的前提。而如此巨大的消费及其产生的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在环境和生态上也是绝对不可持续的,加剧了全球气候(生态)危机。
世界对美元和美国经济的信心下降令美国霸权的世界治理陷入危机。美国霸权危机的另一个根源，是过去半个多世纪世界的深刻政治变迁。出现了“全球政治觉醒”,支配世界的少数人不得不面对世界大多数人对帝国和西方的不满和抵制。
二、美国重建世界新秩序
无论是奥巴马代表的美国国家力量,还是华尔街代表的美国市场力量,其对外政策的改变余地似乎不大,局限明显。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美国不愿意也不会退出占据的“世界领导地位”。
三、真正的全球治理
因为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全球问题的根源在美国。美国是解决全球问题的关键。美国如何转变其国内治理显然将决定未来全球治理的面目。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是密切联系的,所以,中国必须更好地“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中国在国内治理上的成就也是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世界的未来决定中国的未来,中国的未来影响世界的未来。全球治理而非全球混乱,更多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参与民主的全球治理而非美国霸权,更符合中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国不必按照美国人的中国问题来定义自己的国际意图。中国必须以全球治理为核心重新构造外交政策。
1．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它促进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繁荣、技术进步、信息沟通、人员流动,增加了政府透明度。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降低了战争的危险,提高了政治冲突的门槛。但是,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近年来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伴随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的增加出现的是: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超高消耗、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财富的集中及贫富差距的扩大,以及资本与人力资源加速流通所带来的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气候变化、非法移民、跨境犯罪、恐怖活动、传染疾病、产品安全等诸多非传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世界政治的中心议题。
过去,中国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消除贫困方面所做的突出贡献有目共睹。新的挑战需要中国扮演新的全球角色,这就是走出一条基于国情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不仅要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火车头,还要为保护人类的共同资源做出更大贡献。
2．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二个特点,是全球范围的宗教势力和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正在复苏。
虽然宗教和民族主义都有某些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但也可能被引导到破坏和平、稳定、繁荣的方向上去,造成不同宗教、教派、民族之间的隔阂甚至仇恨。
中华文明本身就融合了不同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色,因此而丰富多彩。中国人提倡文明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不主张相互隔绝、仇视或民族分裂,更反对用暴力方式解决宗教、教派、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扮演的角色,是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间起到桥梁的作用,促进世界的和谐。
3．当前世界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权力中心、财富中心和发展驱动力正在发生转移。
世界权力、财富和驱动力的重心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过程,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一定会遇到风暴、阻力和陷阱。随着权力、财富、驱动力的转移,困难、麻烦和批评也会转移。
在世界权力和财富转移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十分客观冷静地估计自身实力,力戒虚浮之风,谨慎分析各种国际力量的消长;既坚持国际道义原则,又避免不必要地卷入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旋涡。第一,中国将坚持不结盟的政策,不搞大国集团政治;第二,中国将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政策与合作态势,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来决定国家关系的远近亲疏;第三,中国要创建出一个以自主创新和扩大内需为基点的、不过分依赖物质资源的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这样,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就能够成为一个可预测的稳定因素。
4．当前世界政治的第四个特点,也即核心的特点——国际规则和秩序正在经历重大变革。
无数事实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组织和现存的全球合作机制,远远地落后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全球治理的“赤字”越来越大,现存国际机制越来越难以应对新出现的全球问题,迫切需要改革或创新。否则,某些地区冲突、民族宗教矛盾就会失控,大国之间的合作就难以加深和持续,而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将遭受更为严重的破坏。
叶江:《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pp.8-14
在全球治理框架中，国家虽然依然是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但是却已不再为唯一的治理主体，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以及各种跨国的社会运动都逐渐地成为有效的治理主体，其中区域性和跨区域性合作机制的作用日益明显。亚欧会议作为后冷战时期形成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与全球治理有着明显的联系和相互作用关系。
一、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
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从理论的层面而言，全球治理的理念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分析架构。就实践层面而言，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当代国际体系中各行为体自觉或自发的互动过程。进一步将上述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相互结合起来考察全球治理，就能更为深入地把全球治理理解为一种通过制度安排来实现的治理结构。
二、亚欧会议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欧盟希望通过推动欧亚合作有效地促进欧洲所主张的在后冷战时期建立有效多边主义，而有效多边主义则是“全球治理”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亚洲相当部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也在介入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为应对一系列全球性的新问题而希望加强与欧盟进行多边主义的协调。1996年3月，首届亚欧首脑会议在泰国曼谷举行。来自亚欧两大洲的25个国家和欧盟委员会的领导人参加会议。
从亚欧会议的缘起、发展、壮大以及合作的重点领域可见，亚欧会议既是全球治理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环节，又是对全球治理的充实和加强。首先，亚欧会议缘起于后冷战时期的初期，本身就是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设定。其次，亚欧会议还通过亚欧人民论坛这样的非政府组织论坛将亚欧两大陆的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社会公民运动等相互联结起来，形成亚欧间的国家与跨国公民社会的互动。最后，亚欧会议作为一种国际合作的机制，不仅在政治、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通过亚欧之间的跨国合作和多元行为体多层次的互动来参与全球治理，而且其本身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全球治理网络的重要一环。
三、亚欧会议对中欧合作的影响
推进全球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协调行动，但首先要凝聚共识。我认为，无论是在事关全球治理的理念上还是行动上，均应遵循以下精神或原则:
一是同舟共济。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在全球性问题面前，任何国家既无法独善其身，更无力独自应对，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协调与合作是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的必由之路。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治理的目标、原则和框架机制进行全面、深入的讨论，要形成广泛共识，而不是由一两个国家说了算。
二是各尽所能。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曾经说过：“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世界各国自然禀赋、发展水平不同，在全球治理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各异。应充分尊重主权国家的能力，合理分担全球治理的责任。改革现存国际体系，发挥好新老机制各自作用。引导和规范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为全球治理作出积极贡献。
三是公正平等。这主要是指应增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世界上将近200个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多数。能源资源安全、移民、贫困等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机构和制度安排中，应该确保发展中国家充分有效参与。
四是理解包容。许多全球性问题的背景复杂，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解决方案也必须根据各自国情逐步探索。发达国家应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难处，在应对气候变化等具体问题上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必要支持和协助，这样才能真正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性问题。
欧盟是全球治理的先行者和实践者。半个多世纪以前，欧盟一体化进程开创历史先河，引领了地区一体化和全球化潮流。中国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倡导建设和谐世界，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提出了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建设更美好世界的主张。面对当今世界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以及加强全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中欧完全可以在以下方面携手合作，为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作出重要贡献：
一是政治上倡导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中欧是国际舞台上世界观、秩序观最为接近的两支重要力量。双方均主张坚持多边主义，重视国际多边机制的作用，支持对现存国际体系不断加以改革和完善，以更好地应对21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全球性挑战。中国高度重视欧盟的重要国际地位和作用，愿与欧盟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双方可以通过紧密合作，在国际上共同提倡和贯彻民主精神，确保世界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国际社会共同致力于全球治理创造必要的政治环境和制度保障。
二是经济上倡导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建立突出有效性、兼顾代表性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欧盟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全球最大新兴经济体。中欧在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和广阔空间。当务之急应是加强双方在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内的合作。二十国集团已成为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加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平台。中欧之间应加强协调与合作，一方面推动二十国集团尽快由应急机制向全球经济治理机制过渡；另一方面，推动今年两次峰会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以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改革国际金融机构、加强金融监管、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方面取得务实成果。从更长远看，中欧可以在更广范围和更深领域内加强合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三是安全上倡导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和平而非战争、合作而非对抗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当前，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发生冷战结束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化，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人类和平与安宁面临严峻挑战。中欧在安全问题上休戚与共，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深化合作：一是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共同营造和谐稳定的国际和地区安全环境；二是加强在伊朗核、中东等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推动有关各方以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三是探讨和深化在气候变化、能源安全、跨国有组织犯罪、重大传染性疾病等新安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维护双方各自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四是文化上倡导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多样性是世界文明的基本特征。尊重文明文化多样性，强调不同文明文化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是实现全球治理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目标。中欧分别拥有世界上两大代表性的灿烂文明，双方同时也有着交流互鉴的悠久历史。新形势下，中欧双方领导人已决定将加强文明文化对话与青年交流作为今后双方合作的重要领域。在此基础上，中欧还应加强合作，在国际上广泛倡导各文明之间彼此平等，互相尊重；倡导各种文明之间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倡导以文明方式处理国际事务，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