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杭州方林富炒货案开始，到榆林芹菜案，到云南葡萄酒案，到厦门出租车回扣案，“小过重罚”成了热词而且一直停留在公众视线内。
媒体、司法部门、法学专家、学者教授纷纷发声，各持己见，做出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却无法为自己辩护，默默的忍受各种非难和批评。
唐丁法官可以宣布不参与洞穴奇案的审理，但执法人员却不能放弃执法。
依然要面对成文法的缺陷，行走在法律和道德之间，如同一个走钢丝的杂耍演员。
然而，如果抛开表象，直击本质，我们会发现：“过”与“罚”的对应，本身就是一个悖论。
过罚相当，更是一个悖论。
所以“非理性批判”，只是为了图一时之快，并不能解决问题。
过与罚的悖论
“过”通常就是指过错，“罚”就是处罚。
有过错就应当受到处罚，这丝毫没有问题。
但“过”与“罚”如何匹配？我们应当基于什么样的考量对过错者实施处罚？
是基于保护社会集体利益而对违法者实施惩戒？还是从违法者的个体角度出发衡量处罚的正当性？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看一看两个著名法学派的争论。
实证法学派认为：社会具有优越于个人的利益，人们要服膺于社会的意志，简单的说，就是惩罚违法行为，不是根据行为人在道义上是否具有可谴责性，而是要从保护整个社会的角度进行评价，即使一个人完全无辜，也可以为了整个社会的需要牺牲个人。
自然法学派认为：法产生于契约，产生于理性（道德），所以人们应该自觉遵守自然法的价值，坚持法治，实现宪政，但是人们也拥有反抗权，对于不正义的法律，不应该遵守，恶法非法。
如果把榆林芹菜案采用这两个法学派的观点分析，争论的脉络是很清晰的：
实证法学派：食品安全是一个集体法益，当事人销售了含有毒死蜱的芹菜，是对不特定人群权益的侵犯，为了彰显对社会集体利益的保护，应当适用四个最严要求，予以重罚。
自然法学派：如果当事人已经尽到了自己所能尽到的法定义务，也无法防止出现自己销售的商品有毒有害的话，他就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自然不能承担与其过错不匹配的法律责任。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无主观过错不罚的法律原则，但保留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的条款。而事实上，大部分实体法的制定，均早于2021年行政处罚法的修订，致使无主观过错不罚的法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
所以，关于榆林芹菜案的争论，说到底还是过与罚的考量：如何定义“过”？该以何种的“罚”与之相对应？
“过”与“罚”的悖论就是：如果采用不同的法律理论和出发点，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
都有道理，但不可能有一个被所有人接受的标准。
“相当”的悖论
过与罚的悖论，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重要。
毕竟，在成文法的规范下，对法条的个人理解空间已经得到了限制。
并不像榆林芹菜案要面临着要不要罚、给予什么种类的处罚的争论，云南葡萄酒案和厦门出租车回扣案，基本上不存在是不是该罚的问题，而是面临着什么是“相当”的问题。
这也是个悖论。
什么是“相当”？法律规范并没有判断标准，完全依赖于裁判者的自由心证，那么就不存在一个能够为所有人接受的标准。
对于任何处罚，都可以基于批评者的自由心证对过罚不当来进行批判。
我们暂不考量云南葡萄酒案和厦门出租车回扣案，这些都还没有最终的结论，让我们将目光回溯到已经盖棺定论的杭州方林富炒货案中。
案情我们不再复述，而是回到法院的判决中：行政机关做出的20万的处罚有违过罚相当原则，法院酌情改判为罚款10万元。
执法者在法律限度内做出罚款20万元的处罚，属于自由心证。
法官认为10万元的处罚，符合过罚“相当”，也属于法官的自由心证。
谁的心证更符合法律原则和法律理论呢？到底多少标准的处罚才是真正的“相当”呢？
没有任何的理论加以支撑，唯一的理由是谁拥有更大的裁判权和话语权。
如果把方林富炒货案放到云南葡萄酒案中进行大胆假设：某检会不会再认为法院10万元的处罚依然是过罚不当呢？依然是小过重罚呢？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过罚相当之争就不再具有法律争论的属性，而单纯的成为话语权之争。
谁拥有更大的话语权，谁就说了算！
然而我们要解决的是法律问题，不是权力问题。
所以，如何做到“过罚相当”，并能够接受社会的一致评价，就是一个悖论，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
立法与执法的悖论
依据成文法的规则，一旦法律规范通过条文的形式加以固定，就产生了公定力和拘束力，不得随意突破。
除非特定的事实和理由，不得随意破坏既定规则。
这是成文法国家的基本法律适用原则。
判例法国家更注重的是对法律基本原则的阐述和运用，而成文法国家则更注重法律规范的稳定性和执行力。
然而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比社会的发展，法律永远是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的。
事实上，执法一出现问题，人们的目光就聚焦在执法者身上，常常以不能保护社会集体利益而批判执法者执法不力，从个案的个体权益出发批判执法者过罚不当。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忽略了在批评的背后，还有一个立法者的存在，只是这个问题常常被不自觉的忽略了。
而不是将二者之间的矛盾交由执法去解决。
成文法必须得到遵守，执法要与社会发展之间相适应，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立法与执法的悖论：执法总是不完美的！
执法者总是可以被批评的！
结语
存在悖论，就意味着没有结论，只有思考。
用罗翔教授的一句话做结语再合适不过了：
“所有的悖论都提醒我们：人类是有限的，理性是有瑕疵的，不要陷入理性的自负！
更不要用“最好”去拒绝“较好”；能够避免最坏，也可能就是一种最好的选择！”